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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旅游研究
Alan A. Lew
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以本科交换生的身份来到香港学习，那是我第一次到中国。然而，当时我能到的距离中国大陆最近的地方就是香港新界的罗湖火车站。直到1984年，完成了新加坡的博士论文调研后，我本打算回美国，后终下定决心要到中国走一遭。于是我走访了广州，还去了中山大学，尽管那个时候我在广州没有一个认识的人。30年后，我已多次到访中国，有时一年能来两次，不过都是为了参加会议或是访问大学。这些年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每次前往，呈现在我眼前的都是全新的面貌，在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尤其如此（Lew， 2007）。
30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尤其是旅游研究，也同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大学教育越来越普及，新的校园不断扩建，学生人数显著增加。20世纪90年代以前，自然科学占据主导地位，如今社会科学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与此同时，30年来旅游业已然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和景观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旅游学科也成为高等教育的一个核心专业（Lew， et al.， 2003）。然而，中国高校的制度文化和期望还没有产生相应的变化，这种情况在世界上多数国家的高校颇为常见。我认为，中国的旅游研究要在未来几年内扩大全球影响力，需要重点思考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应用VS理论驱动的研究
中国的旅游学教员们有很多机会给地方和区域政府提供应用咨询服务，他们可以由此获得酬金，作为自己相对低廉工资的补贴，也能为研究生开展研究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这也直接反映了中国政府对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大力投入。正因如此，中国的学术研究和出版主要体现了几乎耗尽旅游学者所有非教学时间的应用咨询工作。
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学者在学术会议上所做的汇报中体现出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些汇报已经有了很大提升，这也显示出中国学者越来越受到国际会议上汇报方式的影响以及外国访问学者的熏陶。然而，发表在这些会议上的论文仍然以描述性案例研究为主。这点也并非不同寻常，因为世界范围内多数旅游学术会议论文都趋向于描述性案例研究，很少交代理论背景，更多基于初步的结果和正在进行的研究。这是因为，很多的学者更擅长教学而不是做研究，并且社会科学的教学涉及更多应用案例和讲故事，而非理论发展。因此，虽然案例研究作为教学辅助有一定的需求和用武之地，但这种方法明显有其局限性（Lew， 2010）。
出版界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案例研究的数量远大于理论导向研究。很多投递到我主编的《旅游地理》（Tourism Geographies）的论文都是理论框架很弱的描述性案例研究。在《旅游地理》首次出版的时候，这些案例研究的论文完全可以接受。可是，现在该期刊已经成熟了，尤其投稿量越来越大，我们只能接受首先解决了重要理论或概念问题的文章，而案例研究将成为次要考虑因素。
目前，世界范围内约有250种与旅游相关的出版期刊（McKercher， 2013），其中，大多数完全乐意接受精心设计的案例研究论文。然而，大型学术出版社的经理一再告诉他们的期刊编辑，案例研究是他们刊物中读者最少、引用率最低的文章，因此，他们不主张期刊发表这些文章。一般而言，期刊的SSCI排名越高，投稿量越大，它能够接受的案例研究文章也越少。
出版界通常有两个级别的期刊。在旅游研究中，低级别的期刊主要指未被列入汤森路透科学网（Web of Science）的SSCI数据库中的刊物，当然也存在例外。多数低级别期刊投稿量少，因此能更开放地接受非理论基础的文章。SSCI排名越高的刊物每年会收到更多的投稿，由于版面有限，他们在选择发表哪些内容上会更挑剔一些。虽然案例研究将被接受，但它们必须建立在一个坚实的理论问题之上。
通常，期刊的排名，特别是Web of Science上的排名，是极具争议性的，因为排名结果具有主观性，较不科学（Jarwal， et al.， 2009）。比如影响因子，在不同的学科和专业领域相差巨大，主要基于由汤森路透碰巧在每个领域接受的期刊的数量， 以及不同学科间的普世出版文化。此外，任何一个期刊的影响因子多是基于被大量引用的极少数论文， 而不是所有发表的文章。这驱使编辑倾向于选用引用率高的文章，其中多为文献综述。实际上，与具有吸引力的综述文章相比，研究论文较不受欢迎。尽管学术出版评估优秀的方式有诸多缺点，但SSCI及其影响因子组成的系统仍被全球的大学管理者所接受，所以研究人员要学会玩这个游戏。
我认为，在中国，其大部分的旅游教育、研究和出版仍在努力理解并企求达到更高级别国际出版物的要求。当然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不管怎样，中国的旅游学者在国内主流的旅游及相关领域的期刊成功发表论文已经更为司空见惯了，但是当他们向我请教如何在国际刊物发表论文时，很明显，他们的研究只是很少会涉及社会科学理论中的全球论题。我所看到的来自中国的实力最强的论文，主要是发表在《旅游学刊》上的文章，倾向于固化的定量方法，包括GIS。虽然这是好事，但他们的概念基础仍时常略显浅薄。
要做高度基于概念和理论议题的研究非常困难。中国年轻一代的学者中很多都接受了高级教员的培训，而这些高级教员自身的研究成果大都基于应用咨询工作，因此，他们写出的文章多与之相关。此外，由于自然科学之前在中国高校中占主导地位，这也会对高校的研究产生强大影响，导致社会科学家比较倾向于定量和描述性方法。这些因素塑造了中国对高品质研究和写作的定义，一个完全被国内高等教育市场接受的定义。这似乎是中国政府想要的，而且也是中国政府资助学者这样做的目的。
另一方面，提高中国高校和学者的国际地位还面临着新的压力。要完成这一目标，需采用不同的标准来衡量什么是优秀。国际旅游研究界需要的是这样的思想、框架和理解：既要能够扩大国际讨论范围，还要具有国际适用性，而不只是符合中国的特殊情况。中国旅游学者不仅要试图满足国内学术项目的应用研究需求，同时还需兼顾国际期刊和研究人员更加纯粹的研究兴趣，因此他们深陷困境。 担任亚利桑那大学地理、规划与游憩系研究生课程协调员期间，我常常给那些面临类似困境的学生以下建议：虽然学校开设了以GIS和城市规划为主的应用性较强的研究生课程，但我常告诫学生们要将研究放在某一理论背景下开展。首先，不必对要研究的案例地做任何考虑，而应该专注于寻找自己的研究问题，做好文献综述。概念框架和研究课题应具有普遍性，即任何人都能将研究成果应用于任何地方。一旦他们找到了精确的研究框架，且有合适的文献予以支持，那么接下来他们需要告诉我，如何将该理论框架应用到某个地区以及他们所选择的案例研究上。最后，他们需要解释，将此理论应用于该案例研究中将如何推动研究问题的理论发展。（另外，作为《旅游地理》的主编，这也是我在拟发表的文章中所看重的一些共性特征。）
要确定和发展出研究项目的概念框架有一定困难，但某些人更为擅长此事。虽然大多数博士曾接受过这样的思维训练，但随着他们教学工作的增加和纯粹研究活动的减少，他们似乎忘记如何做到这一点了。因此，世界各地大多数高校教师都不擅长将研究的问题概念化，而更擅长如何展示案例研究，因为他们教书时做得更多的是后者。我还发现，社会学者普遍比自然科学家更擅长理论框架的构建，而自然科学家更擅长定量分析。那些善于将研究理论化和概念化的学者应该被调到各自国家的顶尖研究型高校里，因为他们将在国际社会上获得最高的钦佩和尊重。
二、走向国际化
为了解读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的研究类型，中国学者不仅要有国际经历，还要了解其他国家的高等教育。唯一的方式就是增加国际互动，这样才能推动中国旅游研究的发展。增加国际互动的方式有很多，包括（1）在中国举行国际会议，（2）邀请国际学者对中国高校进行短期或长期访问，（3）中国学者访问国外高校，以及（4）中外学者开展合作，共同进行研究和论文撰写项目。
自2001起，我一直与中山大学保持合作关系，帮助该校组织两年一度的中国国际旅游大会（例如2011年的ICTC）。我们不遗余力地为中外与会者创造见面机会，对他们来说，这些会议大有裨益。遗憾的是，语言通常给交流带来障碍。英语是学术界的国际语言，随着中国年轻一代学者和学生英语水平的提高，语言所带来的挑战越来越少。尽管如此，由于这些国际会议持续的时间太短，不足以达成重要的合作关系，知识的传播和跨文化交流也往往流于表面无法深入，因此会议的影响是有限的。
我认为，通过沉浸在中国的文化氛围中，外国与会者从这些跨文化交流中所得到的收获要多过中国参会人员。也就是说，中国学者需要多参加境外会议。即使是在中国香港、新加坡或韩国召开的会议，中国大陆与会者也能从中获得大量的有关国际学术规范和期望的信息。
聘请外国学者来中国高校执教，并和中国的师生一起工作，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国际的另一个途径。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就是这么做的。通常，我会对中国的一些高校进行短期访问，最长不超过3周的时间（我曾在广州暨南大学停留了3周）。访问期间，我会给研究生或本科生开讲座。如果这些学生英语足够好的话，他们或许能从我的讲座中获益，我也希望自己的讲座能够对中国正在崛起的一代学者和专家们产生影响。如果我能和学生们有更直接的接触，比如进行公开讨论，或者一对一地和他们一起解决研究中的问题，我想我会给他们带来更深远的影响。我知道，有些外国学者在中国高校待的时间比较长（一学期或一年），他们或许有机会同中国新一代的学者进行更直接的接触。我确信，这些影响将会促进中国高等研究和学术的逐渐成熟和国际化进程。
还有一种项目我十分看好，即把中国大陆学者送到国外进行为期一学期或一年的研修，以使他们更加了解其他国家的高校体系。北亚利桑那大学每年一般会有10到20名中国访问学者（NAU， 2013）。那些访问时间只有一学期的人会觉得时间过得飞快，而那些持续一年的学者离开后，会将在NAU访学的日子珍藏起来回味一生。他们来美国的目的包括提高英语、了解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开展研究和写作。北亚利桑那大学会为访问学者召开专题研讨会，为他们介绍美国高校的结构、教学、科研环境和期望，供大家进行讨论。访问学者还可以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如美国地理学家协会的年会。访问学者还可以游览美国的主要旅游胜地。此外，北亚利桑那大学还会为他们组织地方实地考察活动。
中国的访问学者常跟我说，他们从国外高校访问中获得了大量的知识，尤其是有关美国的文化和中美高校差异的知识。如果他们和我一起工作，也会对中美的研究差异有所了解。然而，我感觉，这些访问学者回到中国后，并不打算改变他们本校的大学文化和期望，因为不论他们生活在哪个国家，要做出这种改变对任何个人来说都是极其困难的。不过，我仍然希望他们能够深刻意识到，任何话题或问题都需要有多样化的观点，对于教学和科研来说尤其如此。
中国高校与美国或欧洲高校的一个较大差异在于前者习惯录用自己本校的毕业生。据我所见，在中国，一个学生在同一所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是很常见的，最终他们会被自己所读的高校录用为讲师。而在美国和欧洲，情况恰恰相反。我们不建议学生在同一所学校读本科、研究生以及博士学位，而且美国和欧洲的高校通常更愿意聘用从其他学校毕业的博士生，以鼓励思维的多样性，提高学校各院系的创造力和创新水平。如果院系的所有人员都来自同一所大学，可能会导致思维封闭，无法推动学科发展。考虑到中国现今的高等教育培训和发展体系，我担心这里的高校会出现此类问题。
中国政府和高校愿意资助学者出国访问，这种相对开放的方式至少能够在较小的程度上促进人们接触多元化思想。与此同时，中国高校还能保持其传统的社会结构：教职工和学生之间有着高度密切的工作关系和相互联系，这在美国高校体系中是相对薄弱的。
三、改革高校体系
改革高校体系并非易事。由于存在大量的既得利益，世界各地的高校都倾向于抗拒改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好事，因为只有经过慎重考虑后采取的重大改革措施才能保证教育质量的一致性。如果社会变化（通常为经济和人口变化）要求高校做出迅速调整，或者高校领导过于专制，未充分咨询教职工意见就强制实施改革措施，便会带来问题。过去10年来，经济越来越不稳定，全球竞争日趋激烈，欧洲、美国和其他地方的高校都面临着这些严峻的问题（Nguyen， 2010）。 北亚利桑那大学原本是一所师范大学，如今教育学院招生人数仍占鳌头。不过在过去50年里，我们一直试图从一所师范大学向研究型大学转型。在自然学科上改革取得了斐然成果，但在社会人文学科上成绩平平。我认为，中国有很多高校也在进行类似的转型。高校教职工因此面临压力：学校在偏远地区建设新校区，学生人数不断增加，自己需要提供更多的研究成果以提高学校的排名和地位。管理高层下达的种种任务落在高校教职工的肩上，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这些教师因欠缺充分的培训而无法妥善应对。最终，随着研究压力的增大，其教学质量或许会受到影响。
考虑到中国社会正处于快速转型期，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趋势将持续下去，我希望中国高校在近几年内继续开展重大改革。要完成这一目标，一个不可或缺的途径是提高研究的国际化，对于那些期望提高中国学术成果的全球影响力的学者来说尤其如此。国外有一些流行的社交网，能够帮助学者和学生保持网络联系，很可惜中国学者无法加入这些网络。不过除此以外，通过在国际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参加更多的国际交流活动，或者和外国同事合作等方式，中国学者迈向国际的步伐会越来越快。这是个好兆头，虽然对有些人来说，这一国际化的趋势还太缓慢，但考虑到中国是一个大国，要全面转型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
有这样一种新趋势：一些大陆人在国外拿到学位后，选择回国求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高校获得的资源越来越多，国际地位也日趋重要，这种势头还将持续下去。那些曾在国外攻读博士学位、全力投身于现代国际高校文化中的大陆学者将充当起中国同外国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桥梁，扮演着无比重要的角色。他们会进一步将中国高校融合到国际体系中，这也意味着，中国的研究人员将能更好地理解如何为国际读者精心设计他们的研究。当然，不必要求中国的每位学者都做到这一点，即使在美国，也只有小部分的人员参与研究，并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但据我所知，中国造诣高深的旅游学者很多，而积极投身国际旅游学者团体的人却寥寥无几，差距甚大。不过我相信，该差距将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得以缩小。至于何时实现这一点，还取决于中国的旅游学者是否愿意付出努力去应对成为国际学者的挑战。
（作者系该校教授，博士，注册规划师，Tourism Geographies主编；杨昀译；收稿日期：2013-11-14）
一个旅行学者眼中的中国旅游研究
Geoffrey Wall
一、前言
评价或检验一个论断是否准确，通常是通过检验或驳斥该论断的理论或事实依据来进行。但由于我不懂普通话，我并不能得到评判中国旅游研究的证据。虽然我读了很多中文论文的英文摘要，但这些摘要的翻译技巧还尚不成熟，并没有让我真正增进更多的了解。我曾和许多经验丰富且胸怀大志的中国研究者一起工作过，并阅读了许多在中国旅游学领域快速传播的学术著作的英文译本，其中有些是由中国学者独立或合作完成的。我也和许多中国研究生一起工作过，并对他们的研究准备工作和研究方向进行评估。我个人在中国的研究多以和本土学者合作而进行，我深深得益于众多年轻学者的努力勤奋以及他们优秀的学术能力和洞察力。我还参加了一些规划项目，这样的经历使我能够观察到一些学术研究是如何实施和应用到实践中去的。尽管如此，我很清楚自己知识的局限性，因此，我对中国旅游研究的评价的某些观点也许是肤浅的，甚至是错误的。在阅读接下来的内容时，恳请各位记得这些话。
由于旅游业的迅猛发展，旅游研究视角各异，良莠不齐，以爆炸之势覆盖中国乃至全球。与此同时，国家的本土研究视角越来越多地被西方研究视角所取代，越来越多的研究学者投身于西方主流学术的研究中去。然而这种人员流动是不对等的，中国学者凭借语言的优势可以有机会在西方进行长期学习访问，而西方学者却很少有机会用同样的方式在中国进行学习和研究。在中国，费用问题抑制了西方文献的迅速推广，西方学者也很少能阅读中国文献，如此一来，中西两方的文献和成果便仅剩有限的交互部分。通晓中英文的中国年轻学者及一小部分资深的西方学者正在填补这道鸿沟，对于前者来说有些不幸，他们不得不花费大部分时间来理解和消化西方文献，并把中文文献融入他们在西方学术界进行的工作中；而对于后者，他们经常充当有名望的海外读者来帮助中国学者在英文刊物上发表文章。然而这些文章更多地注重编撰而非实质上的内容，作者没有把精力放在研究设计及数据的获取和分析上，一些人甚至从未去过他们所研究的地方。但幸运的是，很多完成学业返回祖国的中国学者和那些选择留下的人仍然保持着联系，如此便能加强信息互换，从而助力于填补两者间的裂隙。
二、研究重点
研究重点这一章下设两个副标题，“方法”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解释”指的是对研究问题的阐释。
方法。在我的印象里，中国大部分旅游学术期刊上的文章都是概念性的，也就是说，他们讨论概念、概念间的关系以及可变因素，并在资料数据极其有限的基础上得出结论。那些应用于文中的资料和数据，常常不是由研究者根据其需要研究的具体问题而收集的，而是使用与当前问题仅有部分联系的二手资料（常见的官方资料——比如时下流行的面板数据），结果造成了研究分析的粗糙完成，缺乏深层次的理解，并掩盖了某些特定情况的特殊性。
在西方学者逐步评估定性研究方法的价值、同时更多地使用混合研究方法的时候，中国的很多年轻学者却常常使用定量研究方法，并没有思考这种方法是否是研究他们手头问题最好的途径。这是一种科学主义，力求引人关注而非启发灵感，结果却常常因为得出一些并不是有理有据的观点而使研究者感到困惑。虽然这种观点是通过无需复杂甚至有时是不合时宜的统计学方法得出的，但很多时候使用非常复杂的方法分析质量极差的数据资料，只能得到精确的错误结论。由此得到的教训是，重点应放在资料的质量及信息的针对性上，并以此为基础得出研究结论。
资料的可用性也影响着研究问题的性质。比如说，有大量讨论概念的中国著作，如环境的影响力、承载量及可持续性，但几乎没有中国旅游研究学者真正地涉足该领域，考量环境制约因素，例如空气质量和水质量，植物类型及其分布，或是野生物种的分布等。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在特定领域对于经济影响力的细节研究。这一现象限制了观点的深度，也约束了超越概念性研究的学术活动。 解释。对研究结果的意义和内涵的解释常常难以表达。读者常被告知研究工作具有实践和理论意义，却总是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我把该问题部分归咎于等级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年轻学者被植入的思想是被动地吸收和学习，而非质疑。年轻学者若驳斥这种思想，表达自己的见解，是有悖常理的行为，还会挫伤年长学者的自尊心。从学术角度来说，在理解当下著作困难的情况下（如前文所述），是很难取得成果并使概念成形的。
当然，以上的观点是可以广泛应用的，并不仅是针对中国的旅游研究学者，但我想他们在本文中尤为突出。我主张的建议有以下几点：（1）重点应更多地放在以观察或实验为基础的研究上，并开展精心计划的实地考察工作。（2）用更加开明的态度接受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以保证方法适用于所研究的问题，而不能假定所有研究都必须有定量研究的优势。（3）研究结果的阐述和说明方面更需要齐心合力。“那又如何？”常被视为一个不礼貌的问题，但却是一个有针对性和深入性的问题。研究结果的重要之处在于习得的经验教训，而不仅仅在于统计测验的重要性，而且许多论文的撰写都需要它。与之相关的，我常对那些以局限条件为支撑的案例研究，而没有贡献意义的结论的论文失望。在我看来，局限条件更适合作为方法讨论的一部分，并且在条件合适的情况下能在论文的结尾处重申，并为今后的研究提供机会。
三、学术和规划实践
虽然我与大学的高级官员进行过讨论，我们的聚焦点在相似的话题上，尤其是在关于公共资金的重要性和依赖性的财政问题方面，但是在学校和政府部门的关系上，中西方在各个方面都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在西方，研究者的独立性是受到高度赞许的。尽管一些人会作为顾问参与到实践项目中，但这不是必须的，有些人甚至因此遭到同事的冷眼。此外，他们批评的言论自由是受到广泛保护的。在旅游实践项目中，研究生（他们在运作过程中着实做了不少研究工作）应该寻找他们自己的研究题目，其实践意义可以较少考虑，尤其是在初始阶段。
相对地，在中国，成功的研究者往往高度参与合作性研究，并受到政府部门不同程度的赞助支持。大部分的研究工作实际上是由研究生来完成的，虽然他们本身只是研究工作的助理。他们的论题研究或许是他们在规划实践过程中的一项成果。
矛盾的是，以大学为基础的研究团队间的紧密连结，在互通研究信息的旅游规划中却很难实现，于是出现了一道理论和实践间的鸿沟。那些教授研究方法的人，很少把这些方法严格运用于实践中去。我在中国参加的规划实践中，并未收集到新的资料，而且他们也没为当地居民发挥有意义的作用。他们更愿意高度依赖于耗时耗资的景区游览，根据地域的大小花费一周或一个月，并与当地官员召开临时会议。其狭隘的聚焦点仅在于旅游产品上，而判断根据也许只是对一个潜在市场的简要概括。其肤浅的评估仅仅是基于某种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的影响。这种现象在发生变化，但进展缓慢。大多数规划并不是公开的，并且大多利益相关者毫不知情，甚至无法查明真相，规划的贯彻实施也就难以保证，监督工作也未必能实现。
如此看来，虽然形式和原因不同，但西方学术界研究和实践间的鸿沟在中国也是存在的。
四、结论
与中国学者的交流使我获益匪浅。我比我的同胞还有合作伙伴更多地游历了这片幅员辽阔而且丰富多彩的土地，新的环境和思考方式使我对于国内外的旅游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而且我还从许多中国学者的努力工作及我们之间的友谊中收获颇丰，我们的通力合作为旅游做出了一些学术贡献。我曾在别的地方提过我不指导研究生，而是我和他们共同研究，如今我依然坚持这一点，尤其是当研究工作在另一个国家和另一种文化氛围内开展的时候。不过，正如我早期在印度尼西亚的工作，我的目标不仅仅是增进对中国旅游的理解，而是通过运用中国的范例，来提供更加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见解。
中国旅游历经了25年的巨大成功，但我并不认为这是拜旅游学研究所赐。正如我所说的，国际旅游正在呈下滑趋势：一方面，也许是受经济危机的影响，或是日益恶化的环境质量的影响，亦或是因为旅游消费价格的竞争趋势的影响，而一大部分日本游客的减少是受政治走向的影响。另一方面，国内旅游要忍受中国传统节假日的交通拥堵问题，日渐严重的空气污染不再局限于城市而是覆盖了大面积的农村。这些迫在眉睫的旅游问题需要研究工作来提供解决方法。然而，这不仅仅是旅游带来的问题，学者们应该把这些问题同其他问题联系起来。如此说来，在中国或其他地方，未来的旅游研究将不仅依靠于旅游研究学者如何成功地使其他研究者或一大部分利益相关者受益，更要在某种程度上关注那些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而旅游问题也许是其中的一部分，同时也是解决方案中要考虑的因素之一。
（作者系该院教授，博士；孟凯译；收稿日期：2013-10-08）
中国旅游研究的“视野”与“视角”
黄松山
首先进行概念辨析与界定。研究视野为研究者群体或个体研究问题的关注面与覆盖面， 而研究视角为研究者群体或个体在研究问题时所采取的立场及由此所导致的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角度。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研究视野和研究视角均受研究者所处社会文化环境、制度要求，研究者受教育背景、所接受的既有学术训练、社会价值观，研究者个人价值观、学术研究传统、范式及方法论等多重因素影响，但不能将两个概念等同视之或混淆使用。
将“视野”与“视角”这两个概念应用于讨论中国旅游研究现状及进展，有其现实意义。涉及议题包括：中国旅游研究目前的视野是什么？需要什么样的视野？我们应如何看待与评价研究者在中国旅游研究中所持的不同视角，特别是本土文化视角？在探讨这些议题之前，还需对中国旅游研究做一概念界定。目前，中国旅游研究不仅涵盖中国国内旅游学者的研究，还包括众多国际学者对中国旅游发展问题的研究。最近笔者（Ryan & Huang， 2013， chapter 19）对中国旅游研究在英文语义环境下进行了必要的概念界定。广义的中国旅游研究应该包括位于中国内外的研究者对关系到中国及中国人（华人）的所有旅游现象及问题的研究。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很大，不仅将中国旅游研究的地域范围全球化，还将参与中国旅游研究的学者群体全球化。但对于中国大陆众多的旅游学者来说，中国旅游研究的概念可能是偏于狭义的，即中国内地旅游学者对中国内地发生的旅游现象及与中国内地居民相关联的旅游现象（如中国公民出境游）和问题的研究。为便于讨论，本文采用中国旅游研究的狭义概念。 在笔者看来，中国大陆的旅游学者天然地形成了一个研究中国旅游问题的研究者群体，这一研究群体在研究视野和视角上与在中国大陆之外学术机构工作并研究中国旅游问题的学者群体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有必要对中国大陆旅游学者的研究视野及视角，在与国际旅游学界所呈现的研究视野与视角的对比中进行讨论。
从学术研究发展和变迁的角度看，中外旅游研究发展总体上决定于不同环境中的旅游产业/行业发展的知识需要。21世纪初以来，随着中国出境旅游的迅速发展，中国旅游全面融入全球旅游大格局并成为发展的领军力量。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中国旅游发展中的问题，自然引起全球范围内旅游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对中国旅游研究的全球关注与参与，将是大势所趋。这一趋势可以从主要国际旅游学术期刊上越来越多地出现研究中国旅游的文章中得以验证。我相信这一发展趋势将会加速度地改变中国内地旅游学者群的研究视野。
在这样一个大趋势下，我们仍需紧密关注中国内地旅游学者群的研究视野问题。我重点谈三个方面：一是研究视野的国际化，二是研究视野的制度约束，三是研究视野的知识导向。研究视野的国际化指中国旅游研究必须纳入国际旅游研究的公共平台。中国国内的旅游学者必须意识到，旅游研究的公共知识平台正在加速全球化和一体化。即使是中国本土化的旅游研究问题，也要放在全球化公共知识平台上进行研究，否则研究的贡献和知识价值将会大打折扣。如果中国内地的旅游学者在研究中忽略国际旅游学界的相关研究，其研究的知识基础是残缺的。因为只将研究立足于中文文献或中国国内旅游学界的研究进展，可能错失较为丰富的国际旅游学界的文献，甚至重复研究已有成熟答案、不是研究问题的问题，造成研究资源、人力、物力的浪费。笔者发现，大多数的中文旅游学术文章对所探讨问题的国际学界文献掌握不够，视野过于局限于国内学者群的文献。这一格局需要中国内地旅游学界去努力改变。但必须指出，少数内地旅游学者，包括一些新生代年轻学者，已经在研究中非常注意全面关注中英文文献，而不是只关注中文文献，这是非常可喜可贺的事。这些学者将自己的研究置于一个国际化的知识平台，这样一个视野决定了研究的起点和价值。这些学者中不乏将自己的优秀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有国内学者曾指出，中国大陆旅游学者群对国际旅游学界的贡献不足，难以与中国台湾和韩国的旅游学者群毗比。我想，部分的原因是中国大陆的旅游学者群的国际视野不够，研究视野过于内敛，不够外展，而大多数中国台湾和韩国的旅游学者的研究视野是较为开阔的。
比较中国内地和中国台湾、韩国旅游学者群的研究视野及国际学术贡献，让我们不得不反思一个国家的学术制度对学者群体的视野与学术行为的影响。不可否认，国家学术制度是影响学者行为的一项重要变量。 在国际学界，不少文章指出国家的研究评估体系和标准（如英国的RAE和澳大利亚的ERA）直接对学者的研究行为产生影响，并导致对不同学科学术发展的影响。相比之下，在国内旅游学界，除极少数学者在文章中间接涉及学术研究的制度约束外，鲜有这方面的探讨。这可能部分地决定于中国的国情和政治制度，学者的学术思想发挥有一定的边界。中国内地学术制度的改革和发展，也将影响到国内旅游学者群的研究视野，进而改变中国旅游研究的版图面貌。笔者观察到，中国内地一些高校对学术人员在国际SSCI期刊发表文章的奖励制度已开始对中国国内旅游研究成果走向国际学术平台产生直接的推动。这是一个学术制度对研究正面推动的例子。制度对研究的约束体现在多个方面，其中包括对学者视野的制约。建议国内同行对此多一些内省。
我认为，研究视野的制度约束可能涉及一个研究的价值导向问题。从理论意义上讲，学术工作是知识创新活动，其终极目标是“求真”。但在现实中，学术活动作为人类高级智力活动，不可能完全做到价值中立、完全求真，不可避免地要服务于一些人的价值观，而排斥另一些人的价值观。也就是说，学术活动不可能完全中立于人类社会价值和政治体系之外。即便如此，认识学术工作“求真”（truth seeking）的价值导向意义重大。西方国家自文艺复兴之后的学术传统，基本上是建立在这一价值导向基础上的。相比之下，中国国内的制度环境，可能形成对学术活动知识导向的众多干扰因素。如有学者指出，国内旅游学者在研究选题上更多地跟随和诠释政府政策，从知识创新的角度选题的意识不够。
以上是对研究视野的讨论，总结来说，国内旅游学界的研究视野需要进一步外展和开阔，伴随研究视野有许多问题值得内省和反思。关于研究中的视角，我的观点是中国内地的学者无需因视野开阔的要求而放弃自己的文化视角。相反，他们应该进一步认同自己的文化视角并敢于采取一种不同的研究角度。我的观点基于我对国际旅游学界的观察。国际旅游研究界的已有理论和知识模型基本上是在西方文明的价值观体系和科学研究范式框架下建立起来的。这些理论和知识模型，不经过中国这样的东方文明价值观体系和文化制度环境的验证或反证，很难说是人类普适的知识体系。中国目前旅游业空前发展所带来的纷繁复杂的行业现象，加之中国经济、文化、社会制度不断变迁这一时代背景，使中国成为旅游研究的一个重要场景（context）。中国旅游业对世界旅游业的关联带动，特别是中国出境游的发展在众多西方目的地国家中所形成的完全扭曲的旅游主客关系，将为国际旅游学界提出更多的围绕“中国”的旅游研究问题。从多个角度分析，未来的中国旅游研究将不仅仅是中国国内旅游学界的自然关注和使命，还将是国际旅游学界的重要任务。这一时代发展的趋势要求中国本土旅游学者更多地在国际学术平台上从事学术创新活动。因为中国的旅游问题和现象发生在中国特定的文化和社会制度环境中，从东方文化视角对这些问题和现象的研究和诠释可以更有效地补充我们对一般意义上旅游发展的知识。如果中国本土旅游学者能够有更为开阔的研究视野，并保持自己的研究视角，他们将拥有东西方两个学术传统和知识体系，并成为未来旅游知识创新的主力军。
（作者系该院高级讲师；收稿日期：2013-10-23） 顶天立地：关于旅游研究的思考
魏小安
中国旅游研究35年，经历了从翻译引进到消化吸收再到自主创新的过程，目前已经形成了较大的研究队伍，产生了丰富的成果。其中主流是两支，一是以院校专家为主体的研究团队，写论文、出书、教书；二是官员研究队伍，写文件、写报告。也可以说，初步形成了世界旅游研究的中国学派。其特点一是在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下宏观视野开阔，二是大量规划与管理案例积累形成实感。其问题一是体制性的依附，二是有世界眼光、缺世界意识，三是学理的创新性严重不足。
一、基础
为什么30多年的努力没有形成学科建设和发展的良好基础？其中的主要原因，一是旅游研究开始是以翻译引进为主，生吞活剥。把国际上的一些结论直接搬过来解释中国实际，而忽略了发展阶段的不同。二是急于立学，强行跨越。自然科学起始，是从实验开端；社会科学的起始，是从描述开始，二者异曲同工。而我们基础未牢，就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迅速产生了一大批某某旅游学，涉及各个方面。先是大概念、大名词满天飞，之后是新概念、新名词满天飞。三是忙于眼前，无暇深入。30多年来，中国旅游产业发展迅速，现实中不断提出各种新需求，政府需求、产业需求、企业需求、国际需求纷至沓来，给学者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也使我们很难潜心开展基础研究。四是学术规范，形成局限。学术规范的核心，是避免重复劳动，既避免作者的重复劳动，也避免读者的重复劳动，如此才能够提高学术水平，也提高研究效率。学术规范的本质，是保护知识产权，无此则无制度来保障和推动创新。制造业的时代是规模时代，现代社会则是创新时代，由此充分体现学术规范的重要意义。国际学术规范的引进，是好事，但是在中国迅速形成了“洋八股”。以文献引证文献，以观点论证观点，学术变成了小圈子内部的游戏。重要的不是观点创新，而是能否进入圈子，而进入的敲门砖就是“洋八股”。以上四个原因，又和我们这些年教育和科研制度的僵化紧密联系在一起，不赶快出成果，学者的生存就有问题；没有专著，教授资格也有问题；没有课题，发展又有问题。商业社会，商业稀释了一切，学术亦然。官本位统治，政府压倒了一切，学界也不能例外。急功近利的社会要求，功利化的目标，工具性的人才，形成了中国旅游研究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状况。
旅游学科首先是实证性的，要求经济学的功底和对现实的实感。尤其是基层的实感，非常重要。不干这些事，就缺乏最基础的东西。其次是人文性，这是未来的方向，要求有人文素养。再次是家国情怀，家国情怀是建立在人文素养基础上的。老一代的文化人，都有家国情怀，所以多少艰难困苦都能过来，这一点对于他们是一种支撑。第四是要有丰富的知识储备。读书多、读书宽泛，从干旅游的角度来说，没有无用之书，关键在于怎么用。简而言之，旅游资源无限制，旅游产品无框架，旅游产业无边界，旅游体验无止境，旅游消费无穷尽。一个好处就是让我们的思维发散，可以把一切现象都当作研究对象。
二、内容
第一，用旅游语言描述状况，这一点很难。按说我们搞旅游研究30多年了，成就了无数的老师，也出了无数的教材，但是用旅游语言来描述状况，不大容易。比如用经济学语言来描述旅游，有时候觉得可以描述得更准确；用社会学的语言来描述旅游，也照样可以，因为那些学科都是比较成熟的。但如果做研究，对于一个领域，没有基本的准确的描述，那显然就不对，这不是简单的现象的描述，是用旅游语言来描述，这个问题到现在仍然没有完成。第二，用理论思维来解释问题。现在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分析了很多，就有一个感觉，写一篇大东西，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是什么就是描述，为什么就是解释，怎么办是对策建议。往往第一部分最难写，就是要把一个事情是什么说清楚特别难，说清楚了，再分析为什么，相对来说，解释起来反而简单一些。第三，用综合眼光分析结构。结构问题是最复杂的问题，很多地方还在谈总量不足，谋求大力发展。总量足与不足实际上是供求结构的问题，也是大结构的问题，中国旅游发展最深层次的问题就是结构问题，这是一个核心判断。第四，用科学态度探索规律。科学的本质就是规律，我们就是要探索规律、研究规律、发现规律，做事情要符合规律，规律才是根本。这四个层面，既是共时态的存在，也是历时态的过程，但是从学科的建设角度来说，应该是一步一步的。所以，没有科学就没有学科，根本在于规律。
三、“八股”
现在有三种“八股”：
第一是“官八股”，就是现在的官场语言，也是主旋律，这一套东西往往演变为套话、空话、大话。但要是不懂这套官场语言，和地方官员就没法对接，跟不上他们的思路和语言，那能行吗？干活不由东，累死也无功。第二是“洋八股”。这就是西方过来的一套，出发点是维护知识产权，但是演变为烦琐，妨碍创新。现在美其名曰专业主义，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第三是“土八股”。写文章有一套范本，做规划有一套范本，按照范本，中规中矩，可以过关。这完全是功利主义的思路，研究过程、创新思维都不足。
这三种“八股”都需要用，但是不能迷信，把握一个度就行了。说到底，想清楚的事一定能说明白，往往我们觉得说不明白的时候，是因为没有想清楚，无非是表述方式。所以，好的文字需要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简洁生动。
四、思维
思维方式是根本，否则无法超越。
第一，学问要有思想，上升到哲学层面，形成核心价值。经营要有理念，也需要管理哲学，形成核心竞争力。这样就需要三维思考，一是高度，顶天立地；二是宽度，左顾右盼；三是长度，瞻前顾后。如果对一个事物的思考，长宽高都有了，就是一个立体的思考过程，也是思想的一个深化过程。同样，要把一个事这么透彻地想起来了，这个事就不难了。第二，宏观思路，五湖四海。我们很习惯研究一个题目先看看国际上有什么，这就是五湖四海，然后国内有什么，其他人有什么。第三，高屋建瓴。再小的题目都可以把它扯大，扯大了，就发现题目并不小，反而容易做深，但要是扯不大，就不灵。第四，厚积厚发。传统的话叫做“厚积薄发”，这样不行，要厚发，尤其要锤炼出一些一语惊天下的文字来，实际上，一是经验的积累，二是在这方面用心思。第五，举一反三。碰到任何一个事情多想几个参照系，这就在于积累，碰到任何一个事举一反三，而且得脱口而出。第六，技术方法。一是数据分析，二是逆向推导，三是比较鉴别，四是拆词解句。 五、超越
一是超越前辈，前辈就是老师，“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就是一种超越。二是超越官员，这就是到地方去跑，一定要超越他，不能为官员马首是瞻。三是超越老板，这就涉及项目，没有超越性最终也弄不下来。四是超越淘宝，淘宝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商业模式，下一步淘宝会改变中国的旅游模式，但是现在需要研究的是怎么超越淘宝。五是超越80后，老师要超越学生，跟上社会潮流。六是超越现实，不能不讲功利，不能只讲功利。
一个伟大的事业需要哲学，一个追求前景的产业也必须追求哲学，所以哲学涵盖一切。旅游发展首先需要研究市场，其次要研究市场与产品的关系，建设一流的产品，再次需要上升到文化层面，有文采则行之久远。但说到根本，需要提升到哲学层面。这是价值观，是精神追求，是探索终极。
旅游的发展，第一叫做旅游元哲学，要契合人性，要从人性的深度，来探讨旅游的元哲学。旅游的元理论，要符合常识。违背常识、违背人性的事是走不下去的。现在提出这个命题，应该是时候了，毕竟已经发展了35年，应该有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精神追求。
中国人太不会玩了，即使玩，层次也很低，这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状态。同样，做学问也可以当作一种玩，要是上来就是先摆出一个架势，我要做学问了，我要写文章了，就弄得自己累得一塌糊涂。上来就累，反而做不好。在这个过程之中体会到愉快，学问就能够做好。今天要摆脱弱国心态，以人为本不仅是治国理念，也是终极目标。为了幸福而工作，在工作中感受幸福。说下来，要把研究当作玩，把困难当作有趣。比如爬山，爬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干嘛还要爬，因为觉得好玩。工作也是，碰到困难把它当作玩，就转换了，写了一篇好文章挺愉快，把困难一个一个克服了，最后把事办成了，这多好。可是在工作里有很多个人考虑，困难就把你压倒了，不能自己用一堆负担把自己压住，最后把自己压垮。
一个社会，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学问回归常识，生活回归普通，历史回归正常。这样的话，研究也可以做好，日子也可以过好，生活快快乐乐。
（作者系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全国休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收稿日期：2013-11-14）
理论的贫困：旅游学术研究的“规范”与“创新”
张凌云
中国旅游研究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是随着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应运而生。虽然中国旅游业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行业，但中国旅游业的发展路径与大多数发达国家迥然不同，中国是在短缺经济的环境中优先发展入境旅游的。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由双轨制逐渐并轨成单轨制，旅游市场由入境旅游为主转变成国民旅游（国内旅游和出境旅游）。这意味着在与国外旅游研究比较中，存在着“历时态”和“共时态”两个维度。由于我国旅游业发展一直是受政府主导，所以我国的旅游学术研究带有鲜明的问题导向，对于当时的旅游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但这一时期的旅游研究普遍缺少学术规范，从学术研究的视角看，有些问题其实不属于学术问题或科学问题，有的充其量只能算做科普和科学常识。有学者认为，我国旅游学术研究仍然处于库恩所说的“前范式”阶段（保继刚，1995）。
自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学者开始系统地综述和梳理国外旅游研究历程和现状（申葆嘉，1996），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日趋频繁和一批青年学者国外学成归来，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工具和研究范式开始大量地引入旅游学术研究中。诸如层次分析法（AHP）、结构方程模型（SEM）、神经网络（NN）、面板数据（Panel Data）、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德尔菲法（Delphi Method）、统计分析软件（SPSS）、地理信息系统软件（ArcGIS）、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等等之类的概念和工具大量应用在学术论文中。这或许可以看作是在我国旅游学术研究中对于引入“范式”的一种尝试。一般认为，范式及其变革对学科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托马斯·库恩（Kuhn， 1970）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对范式的定义是：学术共同体奉为标准的一系列普遍性规则、方法、概念及理论。目前，在旅游学科中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实质理论范式，但已经初步形成了经验研究，特别是定量研究的普遍性方法论范式，所谓方法论范式指学术界通用的连接理论与经验的基本规则和方法。鉴于此，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大行其道，而且越来越程式化、格式化。一般来说，西方规范的旅游经验研究和定量研究范式可以分为问题、文献（理论）、假设、数据、测量、方法、发现和结论八大部分，这也是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由此，不由得让人联想到中国古代科举考试的八股文（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有学者据此将西方的这一定量研究范式称之为“洋八股”（彭玉生，2010），但大部分定性个案研究只有问题、理论和假设等三股。从学术规范上看，西方旅游经验研究和定量研究范式确实具有严谨性和逻辑自洽，应用数理模型也较之简单的质性描述更为精准；从方法论上看，洋八股以演绎逻辑为主，归纳逻辑为辅，推崇波普尔（Popper， 1959，2002）演绎逻辑是科学理论唯一正确的逻辑观。与演绎逻辑不同，归纳逻辑是提出问题、搜集资料、分析资料和解释变量、用理论解释检验发现、概括新理论等。这反映了假设的产生过程，而不是假设验证过程，这是从个别到一般的过程。但套用洋八股的研究范式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前提条件，就是第四股、第五股的数据和测量。目前，大多数旅游学术论文采用的是问卷调查（questionnaire）来获得第一手数据，有的问卷中对于某些指标的测量工作也一并由问卷对象来完成。但这些数据对于所研究的命题而言，其真实性、可靠性、代表性和典型性究竟如何，也就是数据效度和信度，却鲜有做深入评估和研究。有的学术论文甚至将此部分内容一笔带过，语焉不详，并往往在文末结论中专门提及的本研究不足之处就是数据的“四性”问题。有的只是机械地以量取胜，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在线问卷和在线调查成为了一种“多快好省”获取数据的捷径，但同样无法回避上述的“四性”问题。此外，旅游研究表征某一现象和问题需要进行概念化的抽象提炼，也就所谓的“操作化”，将命题和概念转换成可以依据一定的效度和信度进行经验观察的假设和指标的过程，这是将概念层次和经验层次联系起来的认识论过程。而目前的一些旅游学术论文对于问卷的设计过于随意，没有在给出操作定义的基础上制定出相应的测量指标，问卷人群的抽样不科学，愿意配合答卷者主观意愿不强，人数寥寥，即使同意答题也往往敷衍了事，很少会认真如实填写。总之，借用西方问卷调查的方法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冲突（杨晶晶，2012）。正如西谚所云：“垃圾进去， 垃圾出来”（garbage in，garbage out）。布莱洛克（Blalock， 1979）认为，概念不清晰、定义不精确、测量不严格是社会学理论发展的主要障碍。对于旅游学科也同样适用。如果研究数据本身存在上述问题的话，洋八股后面的方法、发现和结论都显得没有学术意义和研究价值。从目前我国旅游学术研究现状看，对于洋八股存在着简单套用、滥用、甚至是误用的情况，中国学者，尤其是受到过良好西方教育的青年学者，只对于洋八股中的第六股方法（或工具）非常热衷和熟练，一些学术论文沦为单纯介绍方法（工具）的应用和验证方法本身，并没有应用方法（工具）来研究现象和问题本身，或者说对于研究问题本身并无多大的帮助，唯工具论和泛工具论的倾向使得许多旅游学术论文研究的是伪命题，验证的是一些科学常识，没有新的发现和理论创新。此外，一些西方理论根本不适用中国旅游业实际，而不适用的理论就会衍生出不恰当的问题。所有这些都是造成目前旅游学术研究理论贫困的原因，由于数据在“四性”方面的不确定性，使得经验研究得出的结论缺乏普适性，也无法得出具有较一般的规律性，对现象和问题的解释力不强，许多假设并没有通过研究上升到理论或准理论。总之，目前我国绝大数旅游学术研究对于旅游理论体系的构建和知识的贡献没有太多的增加和积累，由于数据的原因，许多中国的研究只是简单地报告了观点或观察，没有理论依据或经验支持。 中国（乃至全球）旅游学术的理论创新需要研究范式的创新，形成新的规范。科技革命为创新提供了机会和可能，这就是大数据（big data）技术。如上所述， 洋八股范式的核心是数据，归纳推理法的短板也是数据。在数学上，归纳法分为不完全归纳法和完全归纳法。完全归纳法中的数学归纳法，就是当n=1时命题正确，假设n=k时命题正确，可推导得出n=k+1时命题也正确。因此，大数据的全样本思维与完全归纳法是不谋而合的。大数据技术产生的背景是高速发展的信息技术与日益普及的互联网用户，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用户。
据估测，2013年腾讯微信的用户可能会突破5亿人，百度作为国内最大的搜索网站覆盖率已经达到了95%，每天在百度发出搜索请求的达60亿人次；2012年我国互联网普及率已达42.1%，手机上网人数4.2亿，新浪微博的注册数达到5亿人次。2012年中国在线旅游市场交易规模为1729.7亿元。著名风险投资公司合伙人约翰·杜尔（John Doerr，2011）指出，互联网未来的发展趋势是SoLoMo（社交化、本地化和移动化）。在Web2.0技术环境下，用户生产内容（UGC）成为了一种利用互联网的新方式（如YouTube网站等）。社交媒体、自媒体、维基众包模式的流行不仅使得互联网上的数据发生几何级数般的大爆炸，而且是用户诉求和意见的个性化表达。此外，利用LBS数据、搜索数据、web浏览数据等对用户习惯行为痕迹的分析得出的数据，都较之问卷调查更为客观真实。互联网不再是虚拟空间，已经成为我们现实生活的一部分了。维克多·迈尔-舍恩伯格（Viktor Mayer＼|Schnberger，2013）认为，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大数据的起始计量单位至少是P（约1000个T）、E（约100万个T）或Z（约10亿个T），而目前如百度、新浪、腾讯、去哪儿和携程等网站上的旅游数据已经达到大数据的量级。大数据所带来的三个重大的思维转变：1.不是随机样本，而是全体数据。样本=总体。2.不是精确性，而是混杂性。大数据的简单算法比小数据的复杂算法更有效。3. 不是因果关系，而是相关关系。预测的关键“是什么”，不是“为什么”。虽然也有的学者不认同其中的第三点（周涛，2013），但大数据的思维对于旅游学术研究来说是具有颠覆性的，可以彻底改变传统的统计调查方法及评测模式，摒弃以往原始的发放问卷、抽样调查的方式，大大提高了数据的效度和信度，实现数据的全覆盖，还可以便捷地进行各种市场细分。通过对游客微博的言论，对酒店、景区的评论和投诉，做语音和语义分析，提取关键词，建立模型与规则，自动识别游客反映的需求或问题，甚至对于游客进行行为逻辑分析，通过处理海量的结构性和非结构性数据发现潜在的问题，从而提取有研究价值的数据。大数据技术的战略意义不在于一味追求掌握庞大的数据信息，而在于对这些含有意义的数据进行“专业化”和“学术化”处理，在数据获取的方法（多源性和混杂性）、数据处理的方法（可视化和挖掘算法）等多方面替代传统的问卷调查，从而最大程度保证数据的“四性”特征。也就是说，可以将数据挖掘技术与上述的操作化结合起来，将大数据方法嵌入其中，以大数据来解构洋八股的研究范式，实现我国旅游学术研究范式的创新。
（作者为该院副院长、教授，《旅游学刊》执行主编；收稿日期：2013-12-09）
国际旅游研究的转向与中国青年旅游学者的使命和责任
张朝枝
一、中国旅游研究的阶段演变
现代意义的中国旅游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以陈传康、申葆嘉、吴楚材等为代表
主要根据发表成果年代以及后续团队的影响力来划分。
的老一辈学者分别从地理学、经济学、林学等学科领域开启了旅游地理学、旅游经济学和森林旅游学的研究。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旅游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从实践中提出问题阶段。这个阶段，老一辈学者根据现实发展的需要，提出了旅游研究的问题。如陈传康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旅游地美学问题、区域旅游开发问题，还主张把旅游地理学建立在人文地理学、自然地理学、心理学和美学基础上（王守春，1992；吴必虎，2001）。20世纪90年代初期，申葆嘉（1992）、刘振礼（1992）等教授提出了旅游地社会影响问题，区域旅游发展规划问题（申葆嘉，1995）。特别是申葆嘉教授（1996），在系统介绍国外旅游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提出了旅游概念与内涵等基础研究的相关议题。同一时期，吴楚材教授提出了森林旅游的发展方向、森林旅游接待容量问题、森林游憩效益问题以及森林旅游与生态环境因素相结合的问题（吴楚材等，1992， 1994）。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下一代旅游学者的研究领域。
从其他学科或者国外引入相关理论，丰富与完善旅游研究框架阶段。这阶段以60后学者为主体，他们来自不同的学科背景，以旅游相关研究问题获得学位，他们的个人成长恰逢中国旅游产业与旅游教育高速发展期。面对快速发展的旅游需求，他们不断引进其他学科，或一些西方旅游发展理论指导中国旅游开发实践，这些理论很快成为旅游研究的热点问题，如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保继刚，1992；谢彦君，1995；陆林，1997），真实性/原真性理论（王宁，1999），旅游地形象理论（李蕾蕾，1999），旅游承载力理论（崔凤军等，1998），利益相关者理论（保继刚，2001）等。这些理论的引入，一方面丰富了中国旅游研究的议题，对实践起到了指导作用，另一方面，这些学者带领的团队在旅游规划实践中开始对一些理论进行质疑，在理论—实践的互动中，这一代学者培养了一大批旅游研究的硕士、博士，而这一群体正逐渐成为新一代旅游研究的主力军。
丰富旅游研究的技术手段，重视实证研究的弱理论阶段。这阶段以70后、80后的年轻人为主体，他们大多是第二代学者的学生，拥有旅游管理的博士或硕士学位。他们缺失了传统学科的系统教育，却遇上了论文发表竞争最激烈的时期，于是不断向国外学习，对学术规范性的认识不断提高，开始强调研究方法，但却往往将研究方法等同于数据与资料分析的技术手段，一些数据分析工具与技术特别是计量技术被神圣化。如旅游研究中广泛应用SPSS、GIS、SEM工具软件，内容分析软件，各种信息技术手段等，这些技术与工具的使用，一方面使一些研究形式上显得更加“科学化”，学术的竞争沦为技术与工具的竞争；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新理论，对研究问题变量之间的关系依赖于复杂的技术手段来测量，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往往是一种“弱关系”，其研究理论也往往是“弱理论”。 正如社会学家亨利（1986，1993）所言，20世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出现之前，核心与边缘国家文化变迁的形态大致相似，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资本主义以“市场理性”和科学性生产活动的“工具理性/技术理性”取代了神话、仪式的理性，核心国家的文化变迁的主导形态是“形式性与科学性的理性化过程”，而边缘国家的文化变迁则是一种“结构性与象征性的过程”，主要是将外来霸权文化的正当化。在旅游研究领域，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其旅游研究的历程也像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一样，从核心社会向边缘社会转移，总是以黄光国（2006）所说的“三来一补”的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模式开始。中国旅游研究30年的历程经历了理论引进、技术手段模仿阶段，但这种“狭窄的实证研究”盛行的代价往往就是理论构建与概念思辨的缺失（Goeldner，2005）。
二、国际旅游研究的转向
在我们紧跟国际旅游研究进行理论引进与实证研究的同时，西方科学哲学的主流已经由实证主义转向实在论，进而发展为建构实在论，很少有人严肃地思考，这样的转向和发展对于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理论建构具有什么含义（黄光国，2004）。实际上，国际旅游研究正在以下方面出现新转向：
世界经济社会现象日益多元化，本体论发生变化，学术研究向“表演性范式” （performative paradigm）转向。在世界经济多元化的今天，长期以来我们认为是“非主流的”的经济现象被严重低估，如个体经济、非正式就业在社会经济中的比重被低估，地下交易市场、公共产品的交易、家庭日常用品的流通等在自由贸易市场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在劳动力市场中，自我就业、家政服务、志愿者服务等“非主流”就业与薪酬模式在就业市场中越来越重要；在企业群体中，绿色资本家、非营利企业、社会责任感企业等“非主流”企业群体快速增长。因此，去挖掘边缘化、隐蔽性和替代性的经济活动会使研究变得更加真实和可信，对政策也更具指导意义。多样化的经济体研究必须建立在不同的学术实践主体，有必要重构实践本体论、寻求差异性的重新阅读和培养创造力的思想，学术研究必须向“表演性范式”转型（Gibson＼|Graham，2008）。
全球的时间与空间感关系快速变化，社会流动性增强与人类的身份迷失，人类的认识论发生变化，传统的理论适用性受到挑战，学界呼吁新旅游（new tourism）（Tribe，2005）、希望旅游（hopeful tourism）（Pritchard， Morgan & Ateljevic，2011）。以往的旅游研究过多地强调旅游是“商业生意”（business）的一部分（Airey， 2008），这种认识使旅游研究过于碎片化，旅游研究的知识贡献不足，使其难以成为真正的学科（Tribe，2010）。同时，时空变化使相对性、想象性超越了稳定性和客观性，人们开始意识到所谓的西方知识精英并不是优越的、传统的主流知识，旅游研究需要重新反思认识论与本体论，更关注真、善、美，更关注社会公平（Pritchard， 2004）。与之相似，学界呼吁批判旅游（critical tourism）（Tribe，2007）转型和道德转向（moral turn）（Kellee Caton，2012），希望旅游更多地关注道德与伦理责任，将其作为研究的本质价值导向。
三、中国青年旅游学者的使命与责任
在中国旅游业界大谈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学界也开始反思旅游研究的转型升级。经过几代旅游学者的努力，旅游研究经历了从实践提出问题、寻找理论解释问题到用实践检验理论三个阶段，随着旅游现象的日益丰富与多元，老一辈旅游学者的逐渐退出，新一代的旅游学者，即以旅游管理专业为背景的学者（国际上所谓T Generation），他们肩负着揣博所说的新旅游的使命与责任，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范式与方法论的反思。范式是解释世界的工具，而科学家只能依据范式作出适合于范式要求的解释。不同的科学学术共同体可能采用不同的范式，对于事物的解释也必然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的发展事实上是范式更替的过程。当社会科学对以往的研究进行更深入的反思与批评时，建构主义范式越来越被认可（马凌，2011）。与之相应，我们长期以来将技术方法、工具技巧等同于研究方法的现象也要开始被重新反思，要更多地从方法论的角度来学习与掌握研究方法，而不仅仅是数据与资料处理的技术方法。
方法与技术的进一步规范与严谨。在新旅游研究与理论构建时代，应该以更加严格、谨慎的态度对待研究中的因果关系、归纳与演绎关系，对研究的效度与信度有更多的考量，对数据与资料的收集与分析以更苛刻的要求。更重要的是，新一代青年学者的使命不是“使技术与方法更复杂化”，而是“使技术与方法回答学术问题的逻辑更严密”。
针对中国变量提出新的研究问题。在中国旅游学术界，有不少关于旅游研究本土化的呼声，但问题在于我们的旅游研究尚未真正的国际化，又何来本土化？经常听到学者讨论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但对这种特殊性的讨论却又往往基于对国外相关理论的片面理解，过分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忽略了一些现象的本质共性。或许，一些与旅游现象本质相关的中国变量，如可自由支配时间，文化、制度与出游方式，地理空间尺度等，可能是更值得我们关注并产生新理论的地方。
更多地利用历时研究（longitudinal research）、过程研究（process research）和元分析（meta analysis）的方法进行研究反思与理论构建。为了更好地基于中国情境构建更多更好的理论，一些通过长时间观察与总结的历时研究或过程研究显得非常必要，这些研究需要较少时间的研究累积，需要从现象中归纳，往往是建构理论的好办法。同时，多对以往已经发表的成果进行再分析与反思（即元分析），也是提出新的理论与问题的一种有效方法。
（作者系该院教授，博导；收稿日期：2013-11-24）
[本期本栏责任编辑：吴巧红；特邀责任编辑：保继刚，张朝枝；责任校对：魏云洁]
Alan A. Lew
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以本科交换生的身份来到香港学习，那是我第一次到中国。然而，当时我能到的距离中国大陆最近的地方就是香港新界的罗湖火车站。直到1984年，完成了新加坡的博士论文调研后，我本打算回美国，后终下定决心要到中国走一遭。于是我走访了广州，还去了中山大学，尽管那个时候我在广州没有一个认识的人。30年后，我已多次到访中国，有时一年能来两次，不过都是为了参加会议或是访问大学。这些年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每次前往，呈现在我眼前的都是全新的面貌，在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尤其如此（Lew， 2007）。
30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尤其是旅游研究，也同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大学教育越来越普及，新的校园不断扩建，学生人数显著增加。20世纪90年代以前，自然科学占据主导地位，如今社会科学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与此同时，30年来旅游业已然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和景观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旅游学科也成为高等教育的一个核心专业（Lew， et al.， 2003）。然而，中国高校的制度文化和期望还没有产生相应的变化，这种情况在世界上多数国家的高校颇为常见。我认为，中国的旅游研究要在未来几年内扩大全球影响力，需要重点思考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应用VS理论驱动的研究
中国的旅游学教员们有很多机会给地方和区域政府提供应用咨询服务，他们可以由此获得酬金，作为自己相对低廉工资的补贴，也能为研究生开展研究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这也直接反映了中国政府对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大力投入。正因如此，中国的学术研究和出版主要体现了几乎耗尽旅游学者所有非教学时间的应用咨询工作。
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学者在学术会议上所做的汇报中体现出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些汇报已经有了很大提升，这也显示出中国学者越来越受到国际会议上汇报方式的影响以及外国访问学者的熏陶。然而，发表在这些会议上的论文仍然以描述性案例研究为主。这点也并非不同寻常，因为世界范围内多数旅游学术会议论文都趋向于描述性案例研究，很少交代理论背景，更多基于初步的结果和正在进行的研究。这是因为，很多的学者更擅长教学而不是做研究，并且社会科学的教学涉及更多应用案例和讲故事，而非理论发展。因此，虽然案例研究作为教学辅助有一定的需求和用武之地，但这种方法明显有其局限性（Lew， 2010）。
出版界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案例研究的数量远大于理论导向研究。很多投递到我主编的《旅游地理》（Tourism Geographies）的论文都是理论框架很弱的描述性案例研究。在《旅游地理》首次出版的时候，这些案例研究的论文完全可以接受。可是，现在该期刊已经成熟了，尤其投稿量越来越大，我们只能接受首先解决了重要理论或概念问题的文章，而案例研究将成为次要考虑因素。
目前，世界范围内约有250种与旅游相关的出版期刊（McKercher， 2013），其中，大多数完全乐意接受精心设计的案例研究论文。然而，大型学术出版社的经理一再告诉他们的期刊编辑，案例研究是他们刊物中读者最少、引用率最低的文章，因此，他们不主张期刊发表这些文章。一般而言，期刊的SSCI排名越高，投稿量越大，它能够接受的案例研究文章也越少。
出版界通常有两个级别的期刊。在旅游研究中，低级别的期刊主要指未被列入汤森路透科学网（Web of Science）的SSCI数据库中的刊物，当然也存在例外。多数低级别期刊投稿量少，因此能更开放地接受非理论基础的文章。SSCI排名越高的刊物每年会收到更多的投稿，由于版面有限，他们在选择发表哪些内容上会更挑剔一些。虽然案例研究将被接受，但它们必须建立在一个坚实的理论问题之上。
通常，期刊的排名，特别是Web of Science上的排名，是极具争议性的，因为排名结果具有主观性，较不科学（Jarwal， et al.， 2009）。比如影响因子，在不同的学科和专业领域相差巨大，主要基于由汤森路透碰巧在每个领域接受的期刊的数量， 以及不同学科间的普世出版文化。此外，任何一个期刊的影响因子多是基于被大量引用的极少数论文， 而不是所有发表的文章。这驱使编辑倾向于选用引用率高的文章，其中多为文献综述。实际上，与具有吸引力的综述文章相比，研究论文较不受欢迎。尽管学术出版评估优秀的方式有诸多缺点，但SSCI及其影响因子组成的系统仍被全球的大学管理者所接受，所以研究人员要学会玩这个游戏。
我认为，在中国，其大部分的旅游教育、研究和出版仍在努力理解并企求达到更高级别国际出版物的要求。当然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不管怎样，中国的旅游学者在国内主流的旅游及相关领域的期刊成功发表论文已经更为司空见惯了，但是当他们向我请教如何在国际刊物发表论文时，很明显，他们的研究只是很少会涉及社会科学理论中的全球论题。我所看到的来自中国的实力最强的论文，主要是发表在《旅游学刊》上的文章，倾向于固化的定量方法，包括GIS。虽然这是好事，但他们的概念基础仍时常略显浅薄。
要做高度基于概念和理论议题的研究非常困难。中国年轻一代的学者中很多都接受了高级教员的培训，而这些高级教员自身的研究成果大都基于应用咨询工作，因此，他们写出的文章多与之相关。此外，由于自然科学之前在中国高校中占主导地位，这也会对高校的研究产生强大影响，导致社会科学家比较倾向于定量和描述性方法。这些因素塑造了中国对高品质研究和写作的定义，一个完全被国内高等教育市场接受的定义。这似乎是中国政府想要的，而且也是中国政府资助学者这样做的目的。
另一方面，提高中国高校和学者的国际地位还面临着新的压力。要完成这一目标，需采用不同的标准来衡量什么是优秀。国际旅游研究界需要的是这样的思想、框架和理解：既要能够扩大国际讨论范围，还要具有国际适用性，而不只是符合中国的特殊情况。中国旅游学者不仅要试图满足国内学术项目的应用研究需求，同时还需兼顾国际期刊和研究人员更加纯粹的研究兴趣，因此他们深陷困境。 担任亚利桑那大学地理、规划与游憩系研究生课程协调员期间，我常常给那些面临类似困境的学生以下建议：虽然学校开设了以GIS和城市规划为主的应用性较强的研究生课程，但我常告诫学生们要将研究放在某一理论背景下开展。首先，不必对要研究的案例地做任何考虑，而应该专注于寻找自己的研究问题，做好文献综述。概念框架和研究课题应具有普遍性，即任何人都能将研究成果应用于任何地方。一旦他们找到了精确的研究框架，且有合适的文献予以支持，那么接下来他们需要告诉我，如何将该理论框架应用到某个地区以及他们所选择的案例研究上。最后，他们需要解释，将此理论应用于该案例研究中将如何推动研究问题的理论发展。（另外，作为《旅游地理》的主编，这也是我在拟发表的文章中所看重的一些共性特征。）
要确定和发展出研究项目的概念框架有一定困难，但某些人更为擅长此事。虽然大多数博士曾接受过这样的思维训练，但随着他们教学工作的增加和纯粹研究活动的减少，他们似乎忘记如何做到这一点了。因此，世界各地大多数高校教师都不擅长将研究的问题概念化，而更擅长如何展示案例研究，因为他们教书时做得更多的是后者。我还发现，社会学者普遍比自然科学家更擅长理论框架的构建，而自然科学家更擅长定量分析。那些善于将研究理论化和概念化的学者应该被调到各自国家的顶尖研究型高校里，因为他们将在国际社会上获得最高的钦佩和尊重。
二、走向国际化
为了解读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的研究类型，中国学者不仅要有国际经历，还要了解其他国家的高等教育。唯一的方式就是增加国际互动，这样才能推动中国旅游研究的发展。增加国际互动的方式有很多，包括（1）在中国举行国际会议，（2）邀请国际学者对中国高校进行短期或长期访问，（3）中国学者访问国外高校，以及（4）中外学者开展合作，共同进行研究和论文撰写项目。
自2001起，我一直与中山大学保持合作关系，帮助该校组织两年一度的中国国际旅游大会（例如2011年的ICTC）。我们不遗余力地为中外与会者创造见面机会，对他们来说，这些会议大有裨益。遗憾的是，语言通常给交流带来障碍。英语是学术界的国际语言，随着中国年轻一代学者和学生英语水平的提高，语言所带来的挑战越来越少。尽管如此，由于这些国际会议持续的时间太短，不足以达成重要的合作关系，知识的传播和跨文化交流也往往流于表面无法深入，因此会议的影响是有限的。
我认为，通过沉浸在中国的文化氛围中，外国与会者从这些跨文化交流中所得到的收获要多过中国参会人员。也就是说，中国学者需要多参加境外会议。即使是在中国香港、新加坡或韩国召开的会议，中国大陆与会者也能从中获得大量的有关国际学术规范和期望的信息。
聘请外国学者来中国高校执教，并和中国的师生一起工作，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国际的另一个途径。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就是这么做的。通常，我会对中国的一些高校进行短期访问，最长不超过3周的时间（我曾在广州暨南大学停留了3周）。访问期间，我会给研究生或本科生开讲座。如果这些学生英语足够好的话，他们或许能从我的讲座中获益，我也希望自己的讲座能够对中国正在崛起的一代学者和专家们产生影响。如果我能和学生们有更直接的接触，比如进行公开讨论，或者一对一地和他们一起解决研究中的问题，我想我会给他们带来更深远的影响。我知道，有些外国学者在中国高校待的时间比较长（一学期或一年），他们或许有机会同中国新一代的学者进行更直接的接触。我确信，这些影响将会促进中国高等研究和学术的逐渐成熟和国际化进程。
还有一种项目我十分看好，即把中国大陆学者送到国外进行为期一学期或一年的研修，以使他们更加了解其他国家的高校体系。北亚利桑那大学每年一般会有10到20名中国访问学者（NAU， 2013）。那些访问时间只有一学期的人会觉得时间过得飞快，而那些持续一年的学者离开后，会将在NAU访学的日子珍藏起来回味一生。他们来美国的目的包括提高英语、了解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开展研究和写作。北亚利桑那大学会为访问学者召开专题研讨会，为他们介绍美国高校的结构、教学、科研环境和期望，供大家进行讨论。访问学者还可以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如美国地理学家协会的年会。访问学者还可以游览美国的主要旅游胜地。此外，北亚利桑那大学还会为他们组织地方实地考察活动。
中国的访问学者常跟我说，他们从国外高校访问中获得了大量的知识，尤其是有关美国的文化和中美高校差异的知识。如果他们和我一起工作，也会对中美的研究差异有所了解。然而，我感觉，这些访问学者回到中国后，并不打算改变他们本校的大学文化和期望，因为不论他们生活在哪个国家，要做出这种改变对任何个人来说都是极其困难的。不过，我仍然希望他们能够深刻意识到，任何话题或问题都需要有多样化的观点，对于教学和科研来说尤其如此。
中国高校与美国或欧洲高校的一个较大差异在于前者习惯录用自己本校的毕业生。据我所见，在中国，一个学生在同一所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是很常见的，最终他们会被自己所读的高校录用为讲师。而在美国和欧洲，情况恰恰相反。我们不建议学生在同一所学校读本科、研究生以及博士学位，而且美国和欧洲的高校通常更愿意聘用从其他学校毕业的博士生，以鼓励思维的多样性，提高学校各院系的创造力和创新水平。如果院系的所有人员都来自同一所大学，可能会导致思维封闭，无法推动学科发展。考虑到中国现今的高等教育培训和发展体系，我担心这里的高校会出现此类问题。
中国政府和高校愿意资助学者出国访问，这种相对开放的方式至少能够在较小的程度上促进人们接触多元化思想。与此同时，中国高校还能保持其传统的社会结构：教职工和学生之间有着高度密切的工作关系和相互联系，这在美国高校体系中是相对薄弱的。
三、改革高校体系
改革高校体系并非易事。由于存在大量的既得利益，世界各地的高校都倾向于抗拒改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好事，因为只有经过慎重考虑后采取的重大改革措施才能保证教育质量的一致性。如果社会变化（通常为经济和人口变化）要求高校做出迅速调整，或者高校领导过于专制，未充分咨询教职工意见就强制实施改革措施，便会带来问题。过去10年来，经济越来越不稳定，全球竞争日趋激烈，欧洲、美国和其他地方的高校都面临着这些严峻的问题（Nguyen， 2010）。 北亚利桑那大学原本是一所师范大学，如今教育学院招生人数仍占鳌头。不过在过去50年里，我们一直试图从一所师范大学向研究型大学转型。在自然学科上改革取得了斐然成果，但在社会人文学科上成绩平平。我认为，中国有很多高校也在进行类似的转型。高校教职工因此面临压力：学校在偏远地区建设新校区，学生人数不断增加，自己需要提供更多的研究成果以提高学校的排名和地位。管理高层下达的种种任务落在高校教职工的肩上，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这些教师因欠缺充分的培训而无法妥善应对。最终，随着研究压力的增大，其教学质量或许会受到影响。
考虑到中国社会正处于快速转型期，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趋势将持续下去，我希望中国高校在近几年内继续开展重大改革。要完成这一目标，一个不可或缺的途径是提高研究的国际化，对于那些期望提高中国学术成果的全球影响力的学者来说尤其如此。国外有一些流行的社交网，能够帮助学者和学生保持网络联系，很可惜中国学者无法加入这些网络。不过除此以外，通过在国际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参加更多的国际交流活动，或者和外国同事合作等方式，中国学者迈向国际的步伐会越来越快。这是个好兆头，虽然对有些人来说，这一国际化的趋势还太缓慢，但考虑到中国是一个大国，要全面转型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
有这样一种新趋势：一些大陆人在国外拿到学位后，选择回国求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高校获得的资源越来越多，国际地位也日趋重要，这种势头还将持续下去。那些曾在国外攻读博士学位、全力投身于现代国际高校文化中的大陆学者将充当起中国同外国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桥梁，扮演着无比重要的角色。他们会进一步将中国高校融合到国际体系中，这也意味着，中国的研究人员将能更好地理解如何为国际读者精心设计他们的研究。当然，不必要求中国的每位学者都做到这一点，即使在美国，也只有小部分的人员参与研究，并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但据我所知，中国造诣高深的旅游学者很多，而积极投身国际旅游学者团体的人却寥寥无几，差距甚大。不过我相信，该差距将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得以缩小。至于何时实现这一点，还取决于中国的旅游学者是否愿意付出努力去应对成为国际学者的挑战。
（作者系该校教授，博士，注册规划师，Tourism Geographies主编；杨昀译；收稿日期：2013-11-14）
一个旅行学者眼中的中国旅游研究
Geoffrey Wall
一、前言
评价或检验一个论断是否准确，通常是通过检验或驳斥该论断的理论或事实依据来进行。但由于我不懂普通话，我并不能得到评判中国旅游研究的证据。虽然我读了很多中文论文的英文摘要，但这些摘要的翻译技巧还尚不成熟，并没有让我真正增进更多的了解。我曾和许多经验丰富且胸怀大志的中国研究者一起工作过，并阅读了许多在中国旅游学领域快速传播的学术著作的英文译本，其中有些是由中国学者独立或合作完成的。我也和许多中国研究生一起工作过，并对他们的研究准备工作和研究方向进行评估。我个人在中国的研究多以和本土学者合作而进行，我深深得益于众多年轻学者的努力勤奋以及他们优秀的学术能力和洞察力。我还参加了一些规划项目，这样的经历使我能够观察到一些学术研究是如何实施和应用到实践中去的。尽管如此，我很清楚自己知识的局限性，因此，我对中国旅游研究的评价的某些观点也许是肤浅的，甚至是错误的。在阅读接下来的内容时，恳请各位记得这些话。
由于旅游业的迅猛发展，旅游研究视角各异，良莠不齐，以爆炸之势覆盖中国乃至全球。与此同时，国家的本土研究视角越来越多地被西方研究视角所取代，越来越多的研究学者投身于西方主流学术的研究中去。然而这种人员流动是不对等的，中国学者凭借语言的优势可以有机会在西方进行长期学习访问，而西方学者却很少有机会用同样的方式在中国进行学习和研究。在中国，费用问题抑制了西方文献的迅速推广，西方学者也很少能阅读中国文献，如此一来，中西两方的文献和成果便仅剩有限的交互部分。通晓中英文的中国年轻学者及一小部分资深的西方学者正在填补这道鸿沟，对于前者来说有些不幸，他们不得不花费大部分时间来理解和消化西方文献，并把中文文献融入他们在西方学术界进行的工作中；而对于后者，他们经常充当有名望的海外读者来帮助中国学者在英文刊物上发表文章。然而这些文章更多地注重编撰而非实质上的内容，作者没有把精力放在研究设计及数据的获取和分析上，一些人甚至从未去过他们所研究的地方。但幸运的是，很多完成学业返回祖国的中国学者和那些选择留下的人仍然保持着联系，如此便能加强信息互换，从而助力于填补两者间的裂隙。
二、研究重点
研究重点这一章下设两个副标题，“方法”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解释”指的是对研究问题的阐释。
方法。在我的印象里，中国大部分旅游学术期刊上的文章都是概念性的，也就是说，他们讨论概念、概念间的关系以及可变因素，并在资料数据极其有限的基础上得出结论。那些应用于文中的资料和数据，常常不是由研究者根据其需要研究的具体问题而收集的，而是使用与当前问题仅有部分联系的二手资料（常见的官方资料——比如时下流行的面板数据），结果造成了研究分析的粗糙完成，缺乏深层次的理解，并掩盖了某些特定情况的特殊性。
在西方学者逐步评估定性研究方法的价值、同时更多地使用混合研究方法的时候，中国的很多年轻学者却常常使用定量研究方法，并没有思考这种方法是否是研究他们手头问题最好的途径。这是一种科学主义，力求引人关注而非启发灵感，结果却常常因为得出一些并不是有理有据的观点而使研究者感到困惑。虽然这种观点是通过无需复杂甚至有时是不合时宜的统计学方法得出的，但很多时候使用非常复杂的方法分析质量极差的数据资料，只能得到精确的错误结论。由此得到的教训是，重点应放在资料的质量及信息的针对性上，并以此为基础得出研究结论。
资料的可用性也影响着研究问题的性质。比如说，有大量讨论概念的中国著作，如环境的影响力、承载量及可持续性，但几乎没有中国旅游研究学者真正地涉足该领域，考量环境制约因素，例如空气质量和水质量，植物类型及其分布，或是野生物种的分布等。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在特定领域对于经济影响力的细节研究。这一现象限制了观点的深度，也约束了超越概念性研究的学术活动。 解释。对研究结果的意义和内涵的解释常常难以表达。读者常被告知研究工作具有实践和理论意义，却总是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我把该问题部分归咎于等级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年轻学者被植入的思想是被动地吸收和学习，而非质疑。年轻学者若驳斥这种思想，表达自己的见解，是有悖常理的行为，还会挫伤年长学者的自尊心。从学术角度来说，在理解当下著作困难的情况下（如前文所述），是很难取得成果并使概念成形的。
当然，以上的观点是可以广泛应用的，并不仅是针对中国的旅游研究学者，但我想他们在本文中尤为突出。我主张的建议有以下几点：（1）重点应更多地放在以观察或实验为基础的研究上，并开展精心计划的实地考察工作。（2）用更加开明的态度接受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以保证方法适用于所研究的问题，而不能假定所有研究都必须有定量研究的优势。（3）研究结果的阐述和说明方面更需要齐心合力。“那又如何？”常被视为一个不礼貌的问题，但却是一个有针对性和深入性的问题。研究结果的重要之处在于习得的经验教训，而不仅仅在于统计测验的重要性，而且许多论文的撰写都需要它。与之相关的，我常对那些以局限条件为支撑的案例研究，而没有贡献意义的结论的论文失望。在我看来，局限条件更适合作为方法讨论的一部分，并且在条件合适的情况下能在论文的结尾处重申，并为今后的研究提供机会。
三、学术和规划实践
虽然我与大学的高级官员进行过讨论，我们的聚焦点在相似的话题上，尤其是在关于公共资金的重要性和依赖性的财政问题方面，但是在学校和政府部门的关系上，中西方在各个方面都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在西方，研究者的独立性是受到高度赞许的。尽管一些人会作为顾问参与到实践项目中，但这不是必须的，有些人甚至因此遭到同事的冷眼。此外，他们批评的言论自由是受到广泛保护的。在旅游实践项目中，研究生（他们在运作过程中着实做了不少研究工作）应该寻找他们自己的研究题目，其实践意义可以较少考虑，尤其是在初始阶段。
相对地，在中国，成功的研究者往往高度参与合作性研究，并受到政府部门不同程度的赞助支持。大部分的研究工作实际上是由研究生来完成的，虽然他们本身只是研究工作的助理。他们的论题研究或许是他们在规划实践过程中的一项成果。
矛盾的是，以大学为基础的研究团队间的紧密连结，在互通研究信息的旅游规划中却很难实现，于是出现了一道理论和实践间的鸿沟。那些教授研究方法的人，很少把这些方法严格运用于实践中去。我在中国参加的规划实践中，并未收集到新的资料，而且他们也没为当地居民发挥有意义的作用。他们更愿意高度依赖于耗时耗资的景区游览，根据地域的大小花费一周或一个月，并与当地官员召开临时会议。其狭隘的聚焦点仅在于旅游产品上，而判断根据也许只是对一个潜在市场的简要概括。其肤浅的评估仅仅是基于某种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的影响。这种现象在发生变化，但进展缓慢。大多数规划并不是公开的，并且大多利益相关者毫不知情，甚至无法查明真相，规划的贯彻实施也就难以保证，监督工作也未必能实现。
如此看来，虽然形式和原因不同，但西方学术界研究和实践间的鸿沟在中国也是存在的。
四、结论
与中国学者的交流使我获益匪浅。我比我的同胞还有合作伙伴更多地游历了这片幅员辽阔而且丰富多彩的土地，新的环境和思考方式使我对于国内外的旅游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而且我还从许多中国学者的努力工作及我们之间的友谊中收获颇丰，我们的通力合作为旅游做出了一些学术贡献。我曾在别的地方提过我不指导研究生，而是我和他们共同研究，如今我依然坚持这一点，尤其是当研究工作在另一个国家和另一种文化氛围内开展的时候。不过，正如我早期在印度尼西亚的工作，我的目标不仅仅是增进对中国旅游的理解，而是通过运用中国的范例，来提供更加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见解。
中国旅游历经了25年的巨大成功，但我并不认为这是拜旅游学研究所赐。正如我所说的，国际旅游正在呈下滑趋势：一方面，也许是受经济危机的影响，或是日益恶化的环境质量的影响，亦或是因为旅游消费价格的竞争趋势的影响，而一大部分日本游客的减少是受政治走向的影响。另一方面，国内旅游要忍受中国传统节假日的交通拥堵问题，日渐严重的空气污染不再局限于城市而是覆盖了大面积的农村。这些迫在眉睫的旅游问题需要研究工作来提供解决方法。然而，这不仅仅是旅游带来的问题，学者们应该把这些问题同其他问题联系起来。如此说来，在中国或其他地方，未来的旅游研究将不仅依靠于旅游研究学者如何成功地使其他研究者或一大部分利益相关者受益，更要在某种程度上关注那些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而旅游问题也许是其中的一部分，同时也是解决方案中要考虑的因素之一。
（作者系该院教授，博士；孟凯译；收稿日期：2013-10-08）
中国旅游研究的“视野”与“视角”
黄松山
首先进行概念辨析与界定。研究视野为研究者群体或个体研究问题的关注面与覆盖面， 而研究视角为研究者群体或个体在研究问题时所采取的立场及由此所导致的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角度。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研究视野和研究视角均受研究者所处社会文化环境、制度要求，研究者受教育背景、所接受的既有学术训练、社会价值观，研究者个人价值观、学术研究传统、范式及方法论等多重因素影响，但不能将两个概念等同视之或混淆使用。
将“视野”与“视角”这两个概念应用于讨论中国旅游研究现状及进展，有其现实意义。涉及议题包括：中国旅游研究目前的视野是什么？需要什么样的视野？我们应如何看待与评价研究者在中国旅游研究中所持的不同视角，特别是本土文化视角？在探讨这些议题之前，还需对中国旅游研究做一概念界定。目前，中国旅游研究不仅涵盖中国国内旅游学者的研究，还包括众多国际学者对中国旅游发展问题的研究。最近笔者（Ryan & Huang， 2013， chapter 19）对中国旅游研究在英文语义环境下进行了必要的概念界定。广义的中国旅游研究应该包括位于中国内外的研究者对关系到中国及中国人（华人）的所有旅游现象及问题的研究。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很大，不仅将中国旅游研究的地域范围全球化，还将参与中国旅游研究的学者群体全球化。但对于中国大陆众多的旅游学者来说，中国旅游研究的概念可能是偏于狭义的，即中国内地旅游学者对中国内地发生的旅游现象及与中国内地居民相关联的旅游现象（如中国公民出境游）和问题的研究。为便于讨论，本文采用中国旅游研究的狭义概念。 在笔者看来，中国大陆的旅游学者天然地形成了一个研究中国旅游问题的研究者群体，这一研究群体在研究视野和视角上与在中国大陆之外学术机构工作并研究中国旅游问题的学者群体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有必要对中国大陆旅游学者的研究视野及视角，在与国际旅游学界所呈现的研究视野与视角的对比中进行讨论。
从学术研究发展和变迁的角度看，中外旅游研究发展总体上决定于不同环境中的旅游产业/行业发展的知识需要。21世纪初以来，随着中国出境旅游的迅速发展，中国旅游全面融入全球旅游大格局并成为发展的领军力量。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中国旅游发展中的问题，自然引起全球范围内旅游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对中国旅游研究的全球关注与参与，将是大势所趋。这一趋势可以从主要国际旅游学术期刊上越来越多地出现研究中国旅游的文章中得以验证。我相信这一发展趋势将会加速度地改变中国内地旅游学者群的研究视野。
在这样一个大趋势下，我们仍需紧密关注中国内地旅游学者群的研究视野问题。我重点谈三个方面：一是研究视野的国际化，二是研究视野的制度约束，三是研究视野的知识导向。研究视野的国际化指中国旅游研究必须纳入国际旅游研究的公共平台。中国国内的旅游学者必须意识到，旅游研究的公共知识平台正在加速全球化和一体化。即使是中国本土化的旅游研究问题，也要放在全球化公共知识平台上进行研究，否则研究的贡献和知识价值将会大打折扣。如果中国内地的旅游学者在研究中忽略国际旅游学界的相关研究，其研究的知识基础是残缺的。因为只将研究立足于中文文献或中国国内旅游学界的研究进展，可能错失较为丰富的国际旅游学界的文献，甚至重复研究已有成熟答案、不是研究问题的问题，造成研究资源、人力、物力的浪费。笔者发现，大多数的中文旅游学术文章对所探讨问题的国际学界文献掌握不够，视野过于局限于国内学者群的文献。这一格局需要中国内地旅游学界去努力改变。但必须指出，少数内地旅游学者，包括一些新生代年轻学者，已经在研究中非常注意全面关注中英文文献，而不是只关注中文文献，这是非常可喜可贺的事。这些学者将自己的研究置于一个国际化的知识平台，这样一个视野决定了研究的起点和价值。这些学者中不乏将自己的优秀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有国内学者曾指出，中国大陆旅游学者群对国际旅游学界的贡献不足，难以与中国台湾和韩国的旅游学者群毗比。我想，部分的原因是中国大陆的旅游学者群的国际视野不够，研究视野过于内敛，不够外展，而大多数中国台湾和韩国的旅游学者的研究视野是较为开阔的。
比较中国内地和中国台湾、韩国旅游学者群的研究视野及国际学术贡献，让我们不得不反思一个国家的学术制度对学者群体的视野与学术行为的影响。不可否认，国家学术制度是影响学者行为的一项重要变量。 在国际学界，不少文章指出国家的研究评估体系和标准（如英国的RAE和澳大利亚的ERA）直接对学者的研究行为产生影响，并导致对不同学科学术发展的影响。相比之下，在国内旅游学界，除极少数学者在文章中间接涉及学术研究的制度约束外，鲜有这方面的探讨。这可能部分地决定于中国的国情和政治制度，学者的学术思想发挥有一定的边界。中国内地学术制度的改革和发展，也将影响到国内旅游学者群的研究视野，进而改变中国旅游研究的版图面貌。笔者观察到，中国内地一些高校对学术人员在国际SSCI期刊发表文章的奖励制度已开始对中国国内旅游研究成果走向国际学术平台产生直接的推动。这是一个学术制度对研究正面推动的例子。制度对研究的约束体现在多个方面，其中包括对学者视野的制约。建议国内同行对此多一些内省。
我认为，研究视野的制度约束可能涉及一个研究的价值导向问题。从理论意义上讲，学术工作是知识创新活动，其终极目标是“求真”。但在现实中，学术活动作为人类高级智力活动，不可能完全做到价值中立、完全求真，不可避免地要服务于一些人的价值观，而排斥另一些人的价值观。也就是说，学术活动不可能完全中立于人类社会价值和政治体系之外。即便如此，认识学术工作“求真”（truth seeking）的价值导向意义重大。西方国家自文艺复兴之后的学术传统，基本上是建立在这一价值导向基础上的。相比之下，中国国内的制度环境，可能形成对学术活动知识导向的众多干扰因素。如有学者指出，国内旅游学者在研究选题上更多地跟随和诠释政府政策，从知识创新的角度选题的意识不够。
以上是对研究视野的讨论，总结来说，国内旅游学界的研究视野需要进一步外展和开阔，伴随研究视野有许多问题值得内省和反思。关于研究中的视角，我的观点是中国内地的学者无需因视野开阔的要求而放弃自己的文化视角。相反，他们应该进一步认同自己的文化视角并敢于采取一种不同的研究角度。我的观点基于我对国际旅游学界的观察。国际旅游研究界的已有理论和知识模型基本上是在西方文明的价值观体系和科学研究范式框架下建立起来的。这些理论和知识模型，不经过中国这样的东方文明价值观体系和文化制度环境的验证或反证，很难说是人类普适的知识体系。中国目前旅游业空前发展所带来的纷繁复杂的行业现象，加之中国经济、文化、社会制度不断变迁这一时代背景，使中国成为旅游研究的一个重要场景（context）。中国旅游业对世界旅游业的关联带动，特别是中国出境游的发展在众多西方目的地国家中所形成的完全扭曲的旅游主客关系，将为国际旅游学界提出更多的围绕“中国”的旅游研究问题。从多个角度分析，未来的中国旅游研究将不仅仅是中国国内旅游学界的自然关注和使命，还将是国际旅游学界的重要任务。这一时代发展的趋势要求中国本土旅游学者更多地在国际学术平台上从事学术创新活动。因为中国的旅游问题和现象发生在中国特定的文化和社会制度环境中，从东方文化视角对这些问题和现象的研究和诠释可以更有效地补充我们对一般意义上旅游发展的知识。如果中国本土旅游学者能够有更为开阔的研究视野，并保持自己的研究视角，他们将拥有东西方两个学术传统和知识体系，并成为未来旅游知识创新的主力军。
（作者系该院高级讲师；收稿日期：2013-10-23） 顶天立地：关于旅游研究的思考
魏小安
中国旅游研究35年，经历了从翻译引进到消化吸收再到自主创新的过程，目前已经形成了较大的研究队伍，产生了丰富的成果。其中主流是两支，一是以院校专家为主体的研究团队，写论文、出书、教书；二是官员研究队伍，写文件、写报告。也可以说，初步形成了世界旅游研究的中国学派。其特点一是在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下宏观视野开阔，二是大量规划与管理案例积累形成实感。其问题一是体制性的依附，二是有世界眼光、缺世界意识，三是学理的创新性严重不足。
一、基础
为什么30多年的努力没有形成学科建设和发展的良好基础？其中的主要原因，一是旅游研究开始是以翻译引进为主，生吞活剥。把国际上的一些结论直接搬过来解释中国实际，而忽略了发展阶段的不同。二是急于立学，强行跨越。自然科学起始，是从实验开端；社会科学的起始，是从描述开始，二者异曲同工。而我们基础未牢，就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迅速产生了一大批某某旅游学，涉及各个方面。先是大概念、大名词满天飞，之后是新概念、新名词满天飞。三是忙于眼前，无暇深入。30多年来，中国旅游产业发展迅速，现实中不断提出各种新需求，政府需求、产业需求、企业需求、国际需求纷至沓来，给学者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也使我们很难潜心开展基础研究。四是学术规范，形成局限。学术规范的核心，是避免重复劳动，既避免作者的重复劳动，也避免读者的重复劳动，如此才能够提高学术水平，也提高研究效率。学术规范的本质，是保护知识产权，无此则无制度来保障和推动创新。制造业的时代是规模时代，现代社会则是创新时代，由此充分体现学术规范的重要意义。国际学术规范的引进，是好事，但是在中国迅速形成了“洋八股”。以文献引证文献，以观点论证观点，学术变成了小圈子内部的游戏。重要的不是观点创新，而是能否进入圈子，而进入的敲门砖就是“洋八股”。以上四个原因，又和我们这些年教育和科研制度的僵化紧密联系在一起，不赶快出成果，学者的生存就有问题；没有专著，教授资格也有问题；没有课题，发展又有问题。商业社会，商业稀释了一切，学术亦然。官本位统治，政府压倒了一切，学界也不能例外。急功近利的社会要求，功利化的目标，工具性的人才，形成了中国旅游研究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状况。
旅游学科首先是实证性的，要求经济学的功底和对现实的实感。尤其是基层的实感，非常重要。不干这些事，就缺乏最基础的东西。其次是人文性，这是未来的方向，要求有人文素养。再次是家国情怀，家国情怀是建立在人文素养基础上的。老一代的文化人，都有家国情怀，所以多少艰难困苦都能过来，这一点对于他们是一种支撑。第四是要有丰富的知识储备。读书多、读书宽泛，从干旅游的角度来说，没有无用之书，关键在于怎么用。简而言之，旅游资源无限制，旅游产品无框架，旅游产业无边界，旅游体验无止境，旅游消费无穷尽。一个好处就是让我们的思维发散，可以把一切现象都当作研究对象。
二、内容
第一，用旅游语言描述状况，这一点很难。按说我们搞旅游研究30多年了，成就了无数的老师，也出了无数的教材，但是用旅游语言来描述状况，不大容易。比如用经济学语言来描述旅游，有时候觉得可以描述得更准确；用社会学的语言来描述旅游，也照样可以，因为那些学科都是比较成熟的。但如果做研究，对于一个领域，没有基本的准确的描述，那显然就不对，这不是简单的现象的描述，是用旅游语言来描述，这个问题到现在仍然没有完成。第二，用理论思维来解释问题。现在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分析了很多，就有一个感觉，写一篇大东西，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是什么就是描述，为什么就是解释，怎么办是对策建议。往往第一部分最难写，就是要把一个事情是什么说清楚特别难，说清楚了，再分析为什么，相对来说，解释起来反而简单一些。第三，用综合眼光分析结构。结构问题是最复杂的问题，很多地方还在谈总量不足，谋求大力发展。总量足与不足实际上是供求结构的问题，也是大结构的问题，中国旅游发展最深层次的问题就是结构问题，这是一个核心判断。第四，用科学态度探索规律。科学的本质就是规律，我们就是要探索规律、研究规律、发现规律，做事情要符合规律，规律才是根本。这四个层面，既是共时态的存在，也是历时态的过程，但是从学科的建设角度来说，应该是一步一步的。所以，没有科学就没有学科，根本在于规律。
三、“八股”
现在有三种“八股”：
第一是“官八股”，就是现在的官场语言，也是主旋律，这一套东西往往演变为套话、空话、大话。但要是不懂这套官场语言，和地方官员就没法对接，跟不上他们的思路和语言，那能行吗？干活不由东，累死也无功。第二是“洋八股”。这就是西方过来的一套，出发点是维护知识产权，但是演变为烦琐，妨碍创新。现在美其名曰专业主义，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第三是“土八股”。写文章有一套范本，做规划有一套范本，按照范本，中规中矩，可以过关。这完全是功利主义的思路，研究过程、创新思维都不足。
这三种“八股”都需要用，但是不能迷信，把握一个度就行了。说到底，想清楚的事一定能说明白，往往我们觉得说不明白的时候，是因为没有想清楚，无非是表述方式。所以，好的文字需要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简洁生动。
四、思维
思维方式是根本，否则无法超越。
第一，学问要有思想，上升到哲学层面，形成核心价值。经营要有理念，也需要管理哲学，形成核心竞争力。这样就需要三维思考，一是高度，顶天立地；二是宽度，左顾右盼；三是长度，瞻前顾后。如果对一个事物的思考，长宽高都有了，就是一个立体的思考过程，也是思想的一个深化过程。同样，要把一个事这么透彻地想起来了，这个事就不难了。第二，宏观思路，五湖四海。我们很习惯研究一个题目先看看国际上有什么，这就是五湖四海，然后国内有什么，其他人有什么。第三，高屋建瓴。再小的题目都可以把它扯大，扯大了，就发现题目并不小，反而容易做深，但要是扯不大，就不灵。第四，厚积厚发。传统的话叫做“厚积薄发”，这样不行，要厚发，尤其要锤炼出一些一语惊天下的文字来，实际上，一是经验的积累，二是在这方面用心思。第五，举一反三。碰到任何一个事情多想几个参照系，这就在于积累，碰到任何一个事举一反三，而且得脱口而出。第六，技术方法。一是数据分析，二是逆向推导，三是比较鉴别，四是拆词解句。 五、超越
一是超越前辈，前辈就是老师，“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就是一种超越。二是超越官员，这就是到地方去跑，一定要超越他，不能为官员马首是瞻。三是超越老板，这就涉及项目，没有超越性最终也弄不下来。四是超越淘宝，淘宝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商业模式，下一步淘宝会改变中国的旅游模式，但是现在需要研究的是怎么超越淘宝。五是超越80后，老师要超越学生，跟上社会潮流。六是超越现实，不能不讲功利，不能只讲功利。
一个伟大的事业需要哲学，一个追求前景的产业也必须追求哲学，所以哲学涵盖一切。旅游发展首先需要研究市场，其次要研究市场与产品的关系，建设一流的产品，再次需要上升到文化层面，有文采则行之久远。但说到根本，需要提升到哲学层面。这是价值观，是精神追求，是探索终极。
旅游的发展，第一叫做旅游元哲学，要契合人性，要从人性的深度，来探讨旅游的元哲学。旅游的元理论，要符合常识。违背常识、违背人性的事是走不下去的。现在提出这个命题，应该是时候了，毕竟已经发展了35年，应该有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精神追求。
中国人太不会玩了，即使玩，层次也很低，这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状态。同样，做学问也可以当作一种玩，要是上来就是先摆出一个架势，我要做学问了，我要写文章了，就弄得自己累得一塌糊涂。上来就累，反而做不好。在这个过程之中体会到愉快，学问就能够做好。今天要摆脱弱国心态，以人为本不仅是治国理念，也是终极目标。为了幸福而工作，在工作中感受幸福。说下来，要把研究当作玩，把困难当作有趣。比如爬山，爬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干嘛还要爬，因为觉得好玩。工作也是，碰到困难把它当作玩，就转换了，写了一篇好文章挺愉快，把困难一个一个克服了，最后把事办成了，这多好。可是在工作里有很多个人考虑，困难就把你压倒了，不能自己用一堆负担把自己压住，最后把自己压垮。
一个社会，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学问回归常识，生活回归普通，历史回归正常。这样的话，研究也可以做好，日子也可以过好，生活快快乐乐。
（作者系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全国休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收稿日期：2013-11-14）
理论的贫困：旅游学术研究的“规范”与“创新”
张凌云
中国旅游研究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是随着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应运而生。虽然中国旅游业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行业，但中国旅游业的发展路径与大多数发达国家迥然不同，中国是在短缺经济的环境中优先发展入境旅游的。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由双轨制逐渐并轨成单轨制，旅游市场由入境旅游为主转变成国民旅游（国内旅游和出境旅游）。这意味着在与国外旅游研究比较中，存在着“历时态”和“共时态”两个维度。由于我国旅游业发展一直是受政府主导，所以我国的旅游学术研究带有鲜明的问题导向，对于当时的旅游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但这一时期的旅游研究普遍缺少学术规范，从学术研究的视角看，有些问题其实不属于学术问题或科学问题，有的充其量只能算做科普和科学常识。有学者认为，我国旅游学术研究仍然处于库恩所说的“前范式”阶段（保继刚，1995）。
自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学者开始系统地综述和梳理国外旅游研究历程和现状（申葆嘉，1996），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日趋频繁和一批青年学者国外学成归来，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工具和研究范式开始大量地引入旅游学术研究中。诸如层次分析法（AHP）、结构方程模型（SEM）、神经网络（NN）、面板数据（Panel Data）、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德尔菲法（Delphi Method）、统计分析软件（SPSS）、地理信息系统软件（ArcGIS）、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等等之类的概念和工具大量应用在学术论文中。这或许可以看作是在我国旅游学术研究中对于引入“范式”的一种尝试。一般认为，范式及其变革对学科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托马斯·库恩（Kuhn， 1970）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对范式的定义是：学术共同体奉为标准的一系列普遍性规则、方法、概念及理论。目前，在旅游学科中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实质理论范式，但已经初步形成了经验研究，特别是定量研究的普遍性方法论范式，所谓方法论范式指学术界通用的连接理论与经验的基本规则和方法。鉴于此，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大行其道，而且越来越程式化、格式化。一般来说，西方规范的旅游经验研究和定量研究范式可以分为问题、文献（理论）、假设、数据、测量、方法、发现和结论八大部分，这也是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由此，不由得让人联想到中国古代科举考试的八股文（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有学者据此将西方的这一定量研究范式称之为“洋八股”（彭玉生，2010），但大部分定性个案研究只有问题、理论和假设等三股。从学术规范上看，西方旅游经验研究和定量研究范式确实具有严谨性和逻辑自洽，应用数理模型也较之简单的质性描述更为精准；从方法论上看，洋八股以演绎逻辑为主，归纳逻辑为辅，推崇波普尔（Popper， 1959，2002）演绎逻辑是科学理论唯一正确的逻辑观。与演绎逻辑不同，归纳逻辑是提出问题、搜集资料、分析资料和解释变量、用理论解释检验发现、概括新理论等。这反映了假设的产生过程，而不是假设验证过程，这是从个别到一般的过程。但套用洋八股的研究范式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前提条件，就是第四股、第五股的数据和测量。目前，大多数旅游学术论文采用的是问卷调查（questionnaire）来获得第一手数据，有的问卷中对于某些指标的测量工作也一并由问卷对象来完成。但这些数据对于所研究的命题而言，其真实性、可靠性、代表性和典型性究竟如何，也就是数据效度和信度，却鲜有做深入评估和研究。有的学术论文甚至将此部分内容一笔带过，语焉不详，并往往在文末结论中专门提及的本研究不足之处就是数据的“四性”问题。有的只是机械地以量取胜，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在线问卷和在线调查成为了一种“多快好省”获取数据的捷径，但同样无法回避上述的“四性”问题。此外，旅游研究表征某一现象和问题需要进行概念化的抽象提炼，也就所谓的“操作化”，将命题和概念转换成可以依据一定的效度和信度进行经验观察的假设和指标的过程，这是将概念层次和经验层次联系起来的认识论过程。而目前的一些旅游学术论文对于问卷的设计过于随意，没有在给出操作定义的基础上制定出相应的测量指标，问卷人群的抽样不科学，愿意配合答卷者主观意愿不强，人数寥寥，即使同意答题也往往敷衍了事，很少会认真如实填写。总之，借用西方问卷调查的方法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冲突（杨晶晶，2012）。正如西谚所云：“垃圾进去， 垃圾出来”（garbage in，garbage out）。布莱洛克（Blalock， 1979）认为，概念不清晰、定义不精确、测量不严格是社会学理论发展的主要障碍。对于旅游学科也同样适用。如果研究数据本身存在上述问题的话，洋八股后面的方法、发现和结论都显得没有学术意义和研究价值。从目前我国旅游学术研究现状看，对于洋八股存在着简单套用、滥用、甚至是误用的情况，中国学者，尤其是受到过良好西方教育的青年学者，只对于洋八股中的第六股方法（或工具）非常热衷和熟练，一些学术论文沦为单纯介绍方法（工具）的应用和验证方法本身，并没有应用方法（工具）来研究现象和问题本身，或者说对于研究问题本身并无多大的帮助，唯工具论和泛工具论的倾向使得许多旅游学术论文研究的是伪命题，验证的是一些科学常识，没有新的发现和理论创新。此外，一些西方理论根本不适用中国旅游业实际，而不适用的理论就会衍生出不恰当的问题。所有这些都是造成目前旅游学术研究理论贫困的原因，由于数据在“四性”方面的不确定性，使得经验研究得出的结论缺乏普适性，也无法得出具有较一般的规律性，对现象和问题的解释力不强，许多假设并没有通过研究上升到理论或准理论。总之，目前我国绝大数旅游学术研究对于旅游理论体系的构建和知识的贡献没有太多的增加和积累，由于数据的原因，许多中国的研究只是简单地报告了观点或观察，没有理论依据或经验支持。 中国（乃至全球）旅游学术的理论创新需要研究范式的创新，形成新的规范。科技革命为创新提供了机会和可能，这就是大数据（big data）技术。如上所述， 洋八股范式的核心是数据，归纳推理法的短板也是数据。在数学上，归纳法分为不完全归纳法和完全归纳法。完全归纳法中的数学归纳法，就是当n=1时命题正确，假设n=k时命题正确，可推导得出n=k+1时命题也正确。因此，大数据的全样本思维与完全归纳法是不谋而合的。大数据技术产生的背景是高速发展的信息技术与日益普及的互联网用户，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用户。
据估测，2013年腾讯微信的用户可能会突破5亿人，百度作为国内最大的搜索网站覆盖率已经达到了95%，每天在百度发出搜索请求的达60亿人次；2012年我国互联网普及率已达42.1%，手机上网人数4.2亿，新浪微博的注册数达到5亿人次。2012年中国在线旅游市场交易规模为1729.7亿元。著名风险投资公司合伙人约翰·杜尔（John Doerr，2011）指出，互联网未来的发展趋势是SoLoMo（社交化、本地化和移动化）。在Web2.0技术环境下，用户生产内容（UGC）成为了一种利用互联网的新方式（如YouTube网站等）。社交媒体、自媒体、维基众包模式的流行不仅使得互联网上的数据发生几何级数般的大爆炸，而且是用户诉求和意见的个性化表达。此外，利用LBS数据、搜索数据、web浏览数据等对用户习惯行为痕迹的分析得出的数据，都较之问卷调查更为客观真实。互联网不再是虚拟空间，已经成为我们现实生活的一部分了。维克多·迈尔-舍恩伯格（Viktor Mayer＼|Schnberger，2013）认为，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大数据的起始计量单位至少是P（约1000个T）、E（约100万个T）或Z（约10亿个T），而目前如百度、新浪、腾讯、去哪儿和携程等网站上的旅游数据已经达到大数据的量级。大数据所带来的三个重大的思维转变：1.不是随机样本，而是全体数据。样本=总体。2.不是精确性，而是混杂性。大数据的简单算法比小数据的复杂算法更有效。3. 不是因果关系，而是相关关系。预测的关键“是什么”，不是“为什么”。虽然也有的学者不认同其中的第三点（周涛，2013），但大数据的思维对于旅游学术研究来说是具有颠覆性的，可以彻底改变传统的统计调查方法及评测模式，摒弃以往原始的发放问卷、抽样调查的方式，大大提高了数据的效度和信度，实现数据的全覆盖，还可以便捷地进行各种市场细分。通过对游客微博的言论，对酒店、景区的评论和投诉，做语音和语义分析，提取关键词，建立模型与规则，自动识别游客反映的需求或问题，甚至对于游客进行行为逻辑分析，通过处理海量的结构性和非结构性数据发现潜在的问题，从而提取有研究价值的数据。大数据技术的战略意义不在于一味追求掌握庞大的数据信息，而在于对这些含有意义的数据进行“专业化”和“学术化”处理，在数据获取的方法（多源性和混杂性）、数据处理的方法（可视化和挖掘算法）等多方面替代传统的问卷调查，从而最大程度保证数据的“四性”特征。也就是说，可以将数据挖掘技术与上述的操作化结合起来，将大数据方法嵌入其中，以大数据来解构洋八股的研究范式，实现我国旅游学术研究范式的创新。
（作者为该院副院长、教授，《旅游学刊》执行主编；收稿日期：2013-12-09）
国际旅游研究的转向与中国青年旅游学者的使命和责任
张朝枝
一、中国旅游研究的阶段演变
现代意义的中国旅游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以陈传康、申葆嘉、吴楚材等为代表
主要根据发表成果年代以及后续团队的影响力来划分。
的老一辈学者分别从地理学、经济学、林学等学科领域开启了旅游地理学、旅游经济学和森林旅游学的研究。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旅游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从实践中提出问题阶段。这个阶段，老一辈学者根据现实发展的需要，提出了旅游研究的问题。如陈传康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旅游地美学问题、区域旅游开发问题，还主张把旅游地理学建立在人文地理学、自然地理学、心理学和美学基础上（王守春，1992；吴必虎，2001）。20世纪90年代初期，申葆嘉（1992）、刘振礼（1992）等教授提出了旅游地社会影响问题，区域旅游发展规划问题（申葆嘉，1995）。特别是申葆嘉教授（1996），在系统介绍国外旅游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提出了旅游概念与内涵等基础研究的相关议题。同一时期，吴楚材教授提出了森林旅游的发展方向、森林旅游接待容量问题、森林游憩效益问题以及森林旅游与生态环境因素相结合的问题（吴楚材等，1992， 1994）。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下一代旅游学者的研究领域。
从其他学科或者国外引入相关理论，丰富与完善旅游研究框架阶段。这阶段以60后学者为主体，他们来自不同的学科背景，以旅游相关研究问题获得学位，他们的个人成长恰逢中国旅游产业与旅游教育高速发展期。面对快速发展的旅游需求，他们不断引进其他学科，或一些西方旅游发展理论指导中国旅游开发实践，这些理论很快成为旅游研究的热点问题，如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保继刚，1992；谢彦君，1995；陆林，1997），真实性/原真性理论（王宁，1999），旅游地形象理论（李蕾蕾，1999），旅游承载力理论（崔凤军等，1998），利益相关者理论（保继刚，2001）等。这些理论的引入，一方面丰富了中国旅游研究的议题，对实践起到了指导作用，另一方面，这些学者带领的团队在旅游规划实践中开始对一些理论进行质疑，在理论—实践的互动中，这一代学者培养了一大批旅游研究的硕士、博士，而这一群体正逐渐成为新一代旅游研究的主力军。
丰富旅游研究的技术手段，重视实证研究的弱理论阶段。这阶段以70后、80后的年轻人为主体，他们大多是第二代学者的学生，拥有旅游管理的博士或硕士学位。他们缺失了传统学科的系统教育，却遇上了论文发表竞争最激烈的时期，于是不断向国外学习，对学术规范性的认识不断提高，开始强调研究方法，但却往往将研究方法等同于数据与资料分析的技术手段，一些数据分析工具与技术特别是计量技术被神圣化。如旅游研究中广泛应用SPSS、GIS、SEM工具软件，内容分析软件，各种信息技术手段等，这些技术与工具的使用，一方面使一些研究形式上显得更加“科学化”，学术的竞争沦为技术与工具的竞争；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新理论，对研究问题变量之间的关系依赖于复杂的技术手段来测量，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往往是一种“弱关系”，其研究理论也往往是“弱理论”。 正如社会学家亨利（1986，1993）所言，20世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出现之前，核心与边缘国家文化变迁的形态大致相似，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资本主义以“市场理性”和科学性生产活动的“工具理性/技术理性”取代了神话、仪式的理性，核心国家的文化变迁的主导形态是“形式性与科学性的理性化过程”，而边缘国家的文化变迁则是一种“结构性与象征性的过程”，主要是将外来霸权文化的正当化。在旅游研究领域，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其旅游研究的历程也像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一样，从核心社会向边缘社会转移，总是以黄光国（2006）所说的“三来一补”的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模式开始。中国旅游研究30年的历程经历了理论引进、技术手段模仿阶段，但这种“狭窄的实证研究”盛行的代价往往就是理论构建与概念思辨的缺失（Goeldner，2005）。
二、国际旅游研究的转向
在我们紧跟国际旅游研究进行理论引进与实证研究的同时，西方科学哲学的主流已经由实证主义转向实在论，进而发展为建构实在论，很少有人严肃地思考，这样的转向和发展对于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理论建构具有什么含义（黄光国，2004）。实际上，国际旅游研究正在以下方面出现新转向：
世界经济社会现象日益多元化，本体论发生变化，学术研究向“表演性范式” （performative paradigm）转向。在世界经济多元化的今天，长期以来我们认为是“非主流的”的经济现象被严重低估，如个体经济、非正式就业在社会经济中的比重被低估，地下交易市场、公共产品的交易、家庭日常用品的流通等在自由贸易市场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在劳动力市场中，自我就业、家政服务、志愿者服务等“非主流”就业与薪酬模式在就业市场中越来越重要；在企业群体中，绿色资本家、非营利企业、社会责任感企业等“非主流”企业群体快速增长。因此，去挖掘边缘化、隐蔽性和替代性的经济活动会使研究变得更加真实和可信，对政策也更具指导意义。多样化的经济体研究必须建立在不同的学术实践主体，有必要重构实践本体论、寻求差异性的重新阅读和培养创造力的思想，学术研究必须向“表演性范式”转型（Gibson＼|Graham，2008）。
全球的时间与空间感关系快速变化，社会流动性增强与人类的身份迷失，人类的认识论发生变化，传统的理论适用性受到挑战，学界呼吁新旅游（new tourism）（Tribe，2005）、希望旅游（hopeful tourism）（Pritchard， Morgan & Ateljevic，2011）。以往的旅游研究过多地强调旅游是“商业生意”（business）的一部分（Airey， 2008），这种认识使旅游研究过于碎片化，旅游研究的知识贡献不足，使其难以成为真正的学科（Tribe，2010）。同时，时空变化使相对性、想象性超越了稳定性和客观性，人们开始意识到所谓的西方知识精英并不是优越的、传统的主流知识，旅游研究需要重新反思认识论与本体论，更关注真、善、美，更关注社会公平（Pritchard， 2004）。与之相似，学界呼吁批判旅游（critical tourism）（Tribe，2007）转型和道德转向（moral turn）（Kellee Caton，2012），希望旅游更多地关注道德与伦理责任，将其作为研究的本质价值导向。
三、中国青年旅游学者的使命与责任
在中国旅游业界大谈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学界也开始反思旅游研究的转型升级。经过几代旅游学者的努力，旅游研究经历了从实践提出问题、寻找理论解释问题到用实践检验理论三个阶段，随着旅游现象的日益丰富与多元，老一辈旅游学者的逐渐退出，新一代的旅游学者，即以旅游管理专业为背景的学者（国际上所谓T Generation），他们肩负着揣博所说的新旅游的使命与责任，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范式与方法论的反思。范式是解释世界的工具，而科学家只能依据范式作出适合于范式要求的解释。不同的科学学术共同体可能采用不同的范式，对于事物的解释也必然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的发展事实上是范式更替的过程。当社会科学对以往的研究进行更深入的反思与批评时，建构主义范式越来越被认可（马凌，2011）。与之相应，我们长期以来将技术方法、工具技巧等同于研究方法的现象也要开始被重新反思，要更多地从方法论的角度来学习与掌握研究方法，而不仅仅是数据与资料处理的技术方法。
方法与技术的进一步规范与严谨。在新旅游研究与理论构建时代，应该以更加严格、谨慎的态度对待研究中的因果关系、归纳与演绎关系，对研究的效度与信度有更多的考量，对数据与资料的收集与分析以更苛刻的要求。更重要的是，新一代青年学者的使命不是“使技术与方法更复杂化”，而是“使技术与方法回答学术问题的逻辑更严密”。
针对中国变量提出新的研究问题。在中国旅游学术界，有不少关于旅游研究本土化的呼声，但问题在于我们的旅游研究尚未真正的国际化，又何来本土化？经常听到学者讨论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但对这种特殊性的讨论却又往往基于对国外相关理论的片面理解，过分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忽略了一些现象的本质共性。或许，一些与旅游现象本质相关的中国变量，如可自由支配时间，文化、制度与出游方式，地理空间尺度等，可能是更值得我们关注并产生新理论的地方。
更多地利用历时研究（longitudinal research）、过程研究（process research）和元分析（meta analysis）的方法进行研究反思与理论构建。为了更好地基于中国情境构建更多更好的理论，一些通过长时间观察与总结的历时研究或过程研究显得非常必要，这些研究需要较少时间的研究累积，需要从现象中归纳，往往是建构理论的好办法。同时，多对以往已经发表的成果进行再分析与反思（即元分析），也是提出新的理论与问题的一种有效方法。
（作者系该院教授，博导；收稿日期：2013-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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