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次值班时，半夜送来一位孕妇，心脏骤停已20分钟。一边抢救，一边做剖宫产，但孕妇心跳始终没有恢复，婴儿出来后也没有心跳。抢救持续进行中，大概又过了20多分钟，婴儿突然哭出了声，产妇也神奇地很快恢复了心跳。”
　　这样的惊险故事在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并不少见。用急诊科主任郭树彬的话来说，急诊科与其他科室最大的区别就是“生离死别天天上演，起死回生时时重现”，这里可以说是很多人“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不让能抢救过来的病人失去生命”
　　郭树彬是一位老“急诊人”了。2015年调入北京朝阳医院前，他已经在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工作了13年，精于科室综合管理和创新。刚来朝阳医院急诊工作时，他感受到的最大问题是急诊资源被严重挤占：“急诊病人和非急诊病人混在一起，30%甚至更高比例的急诊病人或是只需简单治疗，或是老年疾病和慢性终结性疾病患者，而真正需要紧急治疗抢救的急危重病患却经常被排在后面。”
　　这种现象并非朝阳医院急诊独有。和欧美等发达国家急诊体系相比，中国急诊科乃至整个医疗系统最突出的特点是人口基数大。据中国卫健委发布的数据，2018年1月至11月，中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量达75.4亿人次，其中公立医院达27.6亿人次，约占到36%，急诊量则在2013年就超过1.2亿人次。
　　同时，与国际上很多国家多达90%以上患者在基层医院首诊不同，中国医疗机构虽然分级多年，但医疗水平相对更高和设备相对更好的高等级医院还是更受青睐，尤其在北京等大城市里，类似朝阳医院这样的三级甲等医院常年人满为患，急诊科连走廊都排满病床的场景更比比皆是。
　　郭树彬的改革目标首先是要让急诊资源真正给予急危重症和疑难病人，“不能让能抢救过来的病人失去生命。”为了提高急诊效率和资源使用率，他强调医疗资源的“区域化”合作，即把相同医疗辐射范围内的各级医院进行资源一体化整合，根据患者的病情，提高上下级医院之间纵向转诊的效率。同时，郭树彬从2016年5月份开始推动建立院外医疗联合体系疗区，用来转移那些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但合并多器官或多系统疾病的病人。“他们既在医联体得到了同级、同质的照护，又不需滞留在急诊。急诊科有限的床位因此绝大多数留给了需要重症监护的病人。”
　　对抢救室和留观室进行封闭式管理，也是郭树彬推进改革的一个重要步骤。十几位病人和家属将医生“团团围住”的场景在中国医院十分普遍，但在郭树彬看来，“医生耳边嘈杂，很难集中精力，所以我们封闭了抢救室和留观室，该留的病人留下，不该留的转走，以减少在重症抢救过程中的干扰和干预。”
　　2017年2月，郭树彬还推动启用了分级叫号诊疗系统，按照急诊分诊国际标准进行处置，病情濒危、危及生命的一、二级患者在5分钟内积极处理，三、四级患者则分别在15分钟和两小时内处置。
　　优化后的急诊流程使之前被大量占用的急诊资源得到充分释放，不仅保证了重症抢救，而且就诊秩序和环境得到优化，临床、社会和经济效益都有大幅提升。
　　善用“互联网+”
　　郭树彬常把急诊科医生比作“医学界的特种兵”，面对病人，要有快速应急反应能力和高超的医学综合水平，能够第一时间识别危险乃至致命因素，抗压能力、处理复杂事务的能力和医患交往能力更是必不可少。相比国外急诊科医生，中国医生还常经历整个急危重症的抢救过程，综合能力甚至更胜一筹。
　　在医学院读书时，郭树彬从本科到博士后的专业都是消化内科，工作后机缘巧合进入急诊，一干就将近20年。正是因为多年从事急诊工作，郭树彬的全局意识特别强。他带领团队进行急诊科改革的同期，恰逢北京市开启“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其亮点之一便是借助医保报销杠杆和医疗服务价格给病人传递分级信号，有效提升社区和基层诊疗工作量，以此缓解大医院看病难问题。到2017年底，改革实施不到一年，北京三級医院门急诊量就下降了12%。
　　郭树彬在朝阳医院急诊科实施的改革也正顺应了推进分级诊疗和医联体建设的大趋势“，急诊科是急危重症的入口，当下国内的医改方向就是普通专科常见疾病向社区下沉，而急危重症向大医院聚集。三级医院门急诊量下降，但急危重症和疑难病例实际上是在增加。”目前，朝阳医院急诊医学科年急诊量达26万人次，危重疑难病人比例远超过北京其他医院。
　　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急诊医学体系多创立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起则步较晚。1983年，北京协和医院院长陈敏章教授批准在医院设立独立的急诊科，成为中国第一个医院内急诊科。2000年，中华医学会急诊分会专家发布的《我国急诊医学的现状与发展对策》中指出，技术标准化和信息网络化将是急诊医学的重要发展方向，这也正是郭树彬来朝阳医院急诊之后推进的另一项重大改革。
　　目前在朝阳医院，不论从哪个入口进入急诊科，地面的就诊区域引导信息都清晰明确；从挂号到检查一系列就诊程序在电子显示屏有序播报；查房医生人手一台移动的分诊信息查询系统，不需再去翻阅厚厚的纸质病例本；抢救室和留观室所有病床都加装生命体征监测仪；抢救室正中，偌大的液晶显示屏保证医生能够随时关注病人病情并及时处置。
　　2018年底，中国医学科学院出台全国急诊医学科技影响力排行榜，从科技产出、学术影响、科技条件三方面评估医院科技活动影响广度和深度。其中，朝阳医院急诊医学科排名第二，仅次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但郭树彬的眼光更为长远。2018年开始，他推动朝阳医院急诊建立临床远程诊疗中心，目标是将国内数千家医院结为一个体系，远程分享教学和医疗过程。郭树彬希望借助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发展大势，与更多基层医院共享大医院的先进经验，从而推动中国医疗体系整体更为均质化。 　　在他看来，不久的将来，只需借助一套虚拟现实技术（VR）设备或一副谷歌AR眼鏡（一款“增强现实”眼镜），国内某个基层医院的年轻医生就可以实时看到北京三甲医院教授级专家查房的情景或疑难病例讨论情况了。
　　“科普是医生的使命”
　　除了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主任，郭树彬还有多个社会任职，其中他最为看重的是中华医学会科学普及分会主任委员以及中国医师协会医学科普分会会长。
　　他一直记得，曾有位大面积脑梗的老人被送来急诊，来时尚有意识，但到医院后很快意识不清。家属难以理解为何已到医院却病情加重，因此认为医院没有尽到职责，眼看一场医患矛盾即起。
　　“我来到现场后，几分钟快速评析病情，并及时向家属进行了解释。很多大众并不明白，许多疾病并非单纯疾病，而是不可逆的衰老表现，到了一定年龄，或许就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表现形式。”
　　而如何让更多普通人接触到更多正确的医学科普知识，从而预防可预防的疾病，用正确的方法治疗可治疗的疾病，郭树彬认为这不仅是医学科普工作的重大意义，也是国家未来重要的发展方向和战略。
　　两年前，郭树彬推动成立了中国健康科普联盟并担任主席。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公众的医学科普素养偏低。一组数据引人关注：2015年中国科协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仅有6.2%，公众整体的应急抢救能力和健康素养都较为缺乏。
　　“有统计显示，在医学科普方面投入1元，相当于获得7元收入，有些疾病减少了发病率，生了病也能够避免有病乱投医，花费和痛苦能够减少，整个社会都会因此受益。”
　　因此，郭树彬经常出现在中国知名媒体的养生节目中，有目的地向大众传播健康常识，推动社会形成健康文化理念和日常行为约束。他还推动科普联盟把各类组织结合在一起，由专业人士引领科普知识，并积极与中国主流社交平台合作，打造中国健康科普的亿级平台。
　　郭树彬将“好医生”分为三类：第一类技术精湛，治病救人；第二类管理超强，能领导医学团队救治更多人；第三类要有“公益之心”，通过各种手段去积极普及医学知识，让社会更多人受益。具备这三种特征，便是他心中最高层次的医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