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韶山冲到长沙,从长沙到北京,从北京到上海,从上海到长沙。这一路走出去、走回来的过程中,毛泽东完成了从一个平凡的农民成长为一个怀着“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革命精神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重大转变,初步形成了对世界的看法和人生信念。而正是这一转变最终改写了中国的命运。
　　
　　整个华人世界几乎没有一个人具有他这样全球范围持久的影响力，他就是毛泽东。记者此番出发,便是沿着伟人的求学之路,探索毛泽东世界观形成的轨迹,寻找伟人的足迹。
　　
　　童年的毛泽东
　　
　　1893年12月26日,在韶峰山麓,一个苍松翠竹环抱的小山冲,在一所南方常见的农舍里,毛泽东诞生。韶山因是毛泽东的故乡而闻名遐迩。
　　一个细雨霏霏的午后,记者慕名来到湖南省韶山市。韶山火车站的巨幅毛泽东标准像似乎在告诉每一位来客,这里正是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家乡。
　　随着客流,记者来到了一幢土木结构,坐南朝北,呈凹字形的黄色农舍前。堂屋大门上端挂着“毛泽东同志故居”贴金木匾,这是邓小平1983年题写的。无论是以今天的标准还是百年前的标准,这幢位于上屋场的独立农舍都是属于气派的。可以看出,屋舍主人的家境要比韶山大部分人家要好。记者没有直接进屋,而是先绕到屋前的荷花池,百年前少年的毛泽东曾在这里和父亲毛顺生爆发了一场韶山村民们都亲眼目睹的冲突。在那时的中国,儿子公然顶撞父亲,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这次事件也被普遍视为是毛泽东的反叛精神的显著体现。而这一精神被学者们认为贯穿在毛泽东之后的全部革命生涯中。
　　


　　东边11间半小青瓦房为毛泽东家,西边5间茅草房为邻居家,居中堂屋共用。从厨房往东,便是横屋,全家用餐的地方,再往里走进入毛泽东父母卧室,室内的方形架子木床、青色大布蚊帐和印花床单、棉被等物一一在目。东墙上挂着毛泽东父母遗像,相邻便是毛泽东少年时代的住房,房内陈设简单朴素,床边保存至今的一盏桐油灯,曾伴随少年毛泽东度过无数不眠之夜,在这盏小油灯微弱的火苗下,毛泽东阅读完了《水浒传》,书中梁山造反人物对毛泽东的影响意义深远。在后来艰难备尝的革命生涯中,《水浒传》一直是他放在手边常常阅读的书。
　　
　　六年孔夫子：萌生爱国思想
　　
　　


　　1902年,毛泽东被父亲送进了一所名叫“南岸”的私塾。父亲希望能把毛泽东塑造成一个孝顺的,替他管理家业的儿子。在韶山,私塾是儿童们求学的惟一选择。从8岁到16岁,毛泽东先后在韶山一带的南岸、关公桥、桥头湾、钟家湾、井湾里等多处私塾读书。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李佑新教授把这段时期称为“旧学阶段”。因为中国旧时的私塾照例从《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这些普及读物教学生入门,随后是四书、五经这些传统的儒学教育。任何外来的东西都不可能在这里出现。
　　“那时,他常和同学们在上课时偷读禁书,老师一走过来,马上就用经书遮住。这些书大多是描写战争或反叛的,诸如《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在韶山,这些书是最能丰富毛泽东心灵世界的。”
　　1907年至1908年,毛泽东停学在家务农。其间,从表兄文运昌处借了一些书,其中改良主义者郑观应所著《盛世危言》、冯桂芬所著《列强瓜分之危险》,使他萌发了一种朦胧的想要振兴国家、抵御外侮的意念,初晓了富国强兵的道理,开始意识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含义,激起了他恢复学业的愿望。
　　“我也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毛泽东曾充满激情地回忆这段往事。也正是这几本书,让少年毛泽东深信:为了中国,他应该走出韶山,去学习更多的知识。
　　“总体来说,几年的‘孔夫子’教育,为毛泽东打下了较为深厚的古文功底,培养了他‘鉴古知今’的爱好,帮助了他后来的‘古为今用’。周恩来曾经讲到:‘读古书看你会读不会读。毛主席开始很喜欢读古书,现在做文章、讲话常常运用历史经验教训,运用得最熟练。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部第一编研部熊华源主任在接受《华人世界》采访时分析说,“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通过参加劳动实践和接触劳动群众,同情和热爱劳动人民、为劳苦群众受压迫、受剥削抱不平的思想感情越来越强烈;通过读书,特别是读了当时带有浓厚爱国色彩的书,又受到很多的教益和启迪,开始了由同情劳苦群众的感情向立志救国救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升华。”
　　


　　“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情感主导倾向是,同情社会弱势群体,即同情当地的贫困农民。”李佑新教授这样总结这段时期毛泽东的内心世界,“乐善好施的母亲的影响，《水浒传》等闲书、旧小说的阅读，亲历饥民暴动的感受,使毛泽东在青少年时期形成了上述的情感主导倾向。这种倾向实质上构成了毛泽东一生价值观念的基本格调。他后来在政治、经济、伦理等方面的观念,都有这基本色彩基调在里面。”
　　
　　湖南第一师范：探索宇宙真理
　　
　　走出韶山冲的毛泽东踌躇满志,心中充满了对新天地的期待和对未来的憧憬。但当时的他也许还无法意识到,他的这一步不仅改变了自己整个人生轨迹,更将改变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
　　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的5年半学习经历,是毛泽东世界观形成最重要的阶段。这段时期被李佑新教授概括为“新学阶段”。
　　在纪念馆老师的陪同下,笔者身临其境地感受、寻找着伟人昔日的痕迹。
　　黄昏时分,沿着朴素的长廊,踩着咯吱作响的窄窄的木梯寻找青年毛泽东的成长足迹,记者参观了毛泽东曾用功苦读的阅览室、自修教室,以及毛泽东所在的第八班的上课教室、住过5年的寝室。
　　同样是在这间教室里,毛泽东遇到了他的人生导师杨昌济。“一位道德高尚的人。”多年以后,这位昔日的学生多次这样评价他的老师。曾经撰写《毛泽东传》的美国作家罗斯·特里尔这样评价他:没有哪位良师能比这位在爱丁堡取得中国哲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对毛泽东产生过如此深刻的影响。李佑新教授则强调,杨昌济对毛泽东的影响几乎贯穿毛泽东一生。
　　杨昌济热衷于体育运动,认为这是把反叛导向社会变革的第一步。提倡“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口号,他坚持冷水浴。在老师的影响下,毛泽东尤其注重锻炼身体、磨砺意志。
　　1917年4月1日《新青年》杂志第三卷第二号上,毛泽东发表了《体育之研究》一文,文中阐述了德、智、体三者的辩证关系。毛泽东认为健康的体魄、勇敢的意志和乐观的态度都是拯救中华民族所需要的。文章有理有据,被学校保存至今。也被很多学者认为是毛泽东世界观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
　　


　　“青年毛泽东的读书目的非常明确,这就是为救国救民‘储才蓄能’。
　　他认为,人之所以立志,应该就是追求真理,为实现真理而斗争。若‘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他主张青年要有高尚的理想、远大的目标,多关心国家及天下大事,把自己的学习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人民的幸福联系起来。”熊华源主任分析说:“那个时期的毛泽东所关心和谈论的都是‘大事’,即‘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他要求自己并鼓励他人为挽救今日中国之危亡,共为建设未来而‘储才蓄能’,要做确有真才实学的救国‘奇杰’,而不要做金玉其外、不学无术,专为自己而生活的小人。”
　　毛泽东在一师就读的5年半时间,恰逢中国社会历史环境激烈变革的时期,中西文化激烈冲突。
　　“毛泽东在其改造社会的主张中,强调抓‘大本大源’。他的这一观点是深受老师杨昌济提出的‘人的一生必须探得宇宙真理’这一观点影响而得。再比如他的理念，包括毛泽东对谭嗣同的崇拜也是受到杨昌济的影响,杨昌济一直非常推崇谭嗣同。”李佑新教授分析说,“毛泽东的这一主张构成了他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以及走向十月革命最终找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
　　李佑新教授认为,一师的5年半不仅使毛泽东形成了对社会对人生的主张,也是他文化心理结构形成的重要时期。“而一个人的文化心理性格具有结构上的稳定性,因此,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形成的主张几乎贯穿其一生的世界观和革命观。”李佑新说:“这种文化心理结构主要表现在两点:第一,注重现实的务实精神;第二,张扬主观意志的能动性。这两者间的对立和互补构成了其巨大思想容量的张力。”
　　
　　北大图书馆：找到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于1918年8月第一次到北京,10月经杨昌济介绍,认识了当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并经其安排到图书馆当一名助理员。北京大学的经历对毛泽东而言被学界普遍认为是其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形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北京,色彩缤纷的新世界一下子涌现到毛泽东的面前,他接触到并学到了种种新的思想,获得了许多的活动经验,虽然一时还来不及完全消化它们,但这些毕竟大大打开了他的眼界,迈出了从湖南走向全中国的第一步,加速了他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熊华源主任分析说。
　　“他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大,思想越来越激进。”李佑新认为，“这一时期让毛泽东接触到了最前沿的知识、思想和精英人物,但并没有形成明确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他在给蔡和森等同学的信中提到这样一些观点:对社会,他主张进行根本改造;中国的革命应该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要建立中共组织;唯物史观应该是吾党的哲学观等等重要观点。这些观点的形成都是他在走出长沙、走向北京,积极投身社会、结交名流、开阔眼界之后所得出的观点。
　　“我认为,毛泽东到1920年已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已基本形成。他的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发生在他第二次到北京期间。”熊华源认为,导致这个较快的世界观转变,有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从客观上讲,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深入人心,再加陆续有欧洲留学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长篇来信,对毛泽东的世界观转变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主观上讲,他第二次去北京,直接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的原著与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使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基本原理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
　　在北京开阔了眼界之后,毛泽东回到长沙主办《湘江评论》,它成为了他评论时政、观察社会的重要平台,同时也使自己产生了重要影响力。而李佑新认为,毛泽东的思想倾向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转变,他一改往昔在一师时“民众大联合”的革命主张,认为“圣贤救世”。
　　
　　上海：信仰确立的关键时期
　　
　　1920年6月,毛泽东离开北京到上海,又一次见到了陈独秀,并和陈独秀讨论他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
　　“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影响。”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冬天,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确立了实行俄国式革命的主张,从此一生都没有动摇过。确立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