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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减负，把社区社会组织推向了前台。但总的来说，社区社会组织发育不足，良莠不齐，发挥作用有限。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为何这么难？
8月27日，国务院再提“简政放权”。在《关于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国务院指出要“加快培育规范社会组织”，“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服务供给，以满足社会多样化需求”，“加快推行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制度”。
政府转移的职能有望通过项目购买的形式交给社区社会组织承接，后者迎来了大展拳脚的时代。但总的来说，社区社会组织发育不足，良莠不齐，发挥作用有限。
2003年，宁波市海曙区出台《社区民间组织管理办法（试行）》，拉开了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序幕。今年年初，民政部公布全国首批70个社会组织建设创新示范区，海曙区成功入选。目前，海曙区登记备案的社区社会组织共1480家，但是其中80%达不到民政部门登记所需的资金、人员、场地等条件，只能在街道备案。社区社会组织的整体实力依然弱小。在当地一位资深社会工作者眼里，目前海曙区社区社会组织“依然处于初级阶段”。
海曙区是如何培育来自最基层的社区社会组织的？要让社区社会组织成长为政府的“好帮手”，又难在何处？
主打公益
“优先发展、重点培育”，这是海曙官员对《决策》强调最多的两个关键词。言下之意，当地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工作并非“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把其中的“公益类”组织和项目作为着力点和突破口。“社区社会组织的公益活动在政府供给与群众需求之间搭起了一座桥，通过政策扶持与制度保障，让公益组织尽快成长，早日成为政府购买的对象。”
在海曙，政府向社区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历史，要从2004年试点居家养老服务说起。
当时，海曙区正面临日益严峻的养老危机，全区60岁以上的老人达到6.3万，占总人口的18%，其中“空巢老人”又占将近一半。传统的方式是修建养老院安置他们。海曙区发现，这种“机构养老”难以为继。不论政府投入多少钱、批多少地、盖多少房，都赶不上养老人数的增加。
是年3月，海曙区以每人每年2000元的标准，开始向全区80岁以上的独居贫困老人提供每天1小时免费上门服务。政府预算拨到敬老协会之后，协会依托社区组织运作。敬老协会负责社区义工的培训监督。
如果老人在社区“日托所”吃饭，则由义工打理。义工多为刚刚退休在家者，他们的工作时间可以通过“义工银行”储存起来，等他们衰老需要服务时，再把时间支出来向社区申请等额服务。
就近、便捷、专业化、低成本的服务，帮助政府化解了养老服务难题，二百万的成本干成了传统机构支出三四千万元才能履行的职能。海曙区政府因实施这项政策而入围第四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
在类似养老这样的特殊社会需求领域，政府发现了社区社会组织的价值，后者发现了自我。后来，政府又出资20万元向海曙区社工协会购买了司法矫正、社会救助、残疾人服务、青少年服务等项目。
海曙的政社合作尝试，在当时一石激起千层浪。有学者感慨道：“那个‘与广大范围的众多社会势力没有关系的’、‘孤独的’政府机构不复存在了。”
然而，随着服务对象的数量和需求越来越多，“僧多粥少”、“孤军奋战”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单靠政府不行，单联合一两个社会组织也不行，转包给商业公司更不行。吸引更多的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益项目迫在眉睫。
2011年初，海曙区出台规定，符合登记条件的公益性社会组织可以直接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三年下来，海曙区社区社会组织数量增加超过300个。其中，在街道备案的公益服务类社会组织有274家，主要包括互助帮扶组织、慈善救助组织、志愿者服务队、居家养老服务站等。
海曙区的公益类社会组织在所有社会组织中占据比例虽高，但真正能够有效承担公益服务的社会组织并不多。在当地官员看来，绝大多数社会组织仍以满足自我需求为主，承担社会管理和服务的意识和责任感相对欠缺。
放开登记备案，社区社会组织“出生”相对容易了，但是怎样引导其参与社区治理，向着“公益”的方向“跑步前进”？
一池春水
今年7月1日，一则“市委书记逛‘公益集市’”的新闻登上了报纸头版。宁波市委书记刘奇对一组由自闭症孩子手绘的明信片赞不绝口，一口气买了8盒。而教会这些自闭症孩子绘画的就是海曙区“五谷画坊”创意助残中心。
五谷画坊是一家公益性的社会企业，成立一年多来，通过与区残联合作，陆续培训了10名残障学生。其运作模式是由专业人士负责艺术产品的设计开发，由经过培训符合要求的残障人士完成产品制作，而销售收入将用于残障人士的康复和企业的日常运转。
在海曙区社会工作协会副秘书长徐轲看来，这种公益与市场对接的模式有效解决了公益组织的资金难题，是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趋势，“未来社会组织应该为企业量身定做一些公益项目，既能体现社会组织的能力，也满足企业经营管理需求。”
但具备这样的能力与素质，能够找到市场契合点的社区社会组织凤毛麟角。
为了解决社会组织的资金难题，同时鼓励其投身公益事业，海曙区自2011年开始实施“公益创投”，通过常态化、竞争性的资助机制引导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公益服务，也倒逼社区社会组织相互合作、优胜劣汰。
2012年，101个项目从申报的156个项目中脱颖而出，获得资助，由此产生的直接受益人群达1.5万人，间接受益人群达6万人，辐射了海曙区近七分之一人口。2013年上半年，宁波市31家“爱心企业”认购62个重点项目，资助103万“爱心款”。
公益创投凝聚了政府、企业、社会的合力，扶助了最基层社区居民自发的“草根”公益活动，使海曙区的社会组织大大活跃起来。
社区社会组织数量和服务范围的扩大，势必会与社区居委会的一些职能发生重合，怎样构筑一套“激励相容”的机制，让二者携手共进？ “这一结构性问题必须解决，可以以社区党支部领导下的社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为切入口。”海曙区梅园社区书记胡志刚对《决策》说：“探索建立以社会组织党组织为圆心，服务为半径，党员为最内层，社会组织会员为中间层，普通群众为最外层的“同心圆”架构，以社会组织党建带动其由分散管理向集中管理、由自生自灭向自强不息、由自娱自乐向民众同乐、由居民自建向社会共建转变。”
除了资金扶持和党建带动，海曙区还建立了常态化社会组织人才培养机制，通过培训专业社工人才，培养社会组织“领头雁”，建立社会组织人才库，带动社区社会组织向专业化、职业化转型。
但是，要吸引更多优秀社工人才“下”到社区，必须先解决“吃饭”问题。社区社会组织对资源的渴望，从未像今天这么强烈。
资源从何而来
孵化器，是培育中小企业的成功模式。而在宁波，这一模式也被运用到了社会组织的培育之中。
2010年12月，海曙区建立全省首家区级社会组织服务中心。海曙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主任裘丽萍告诉《决策》，经过2到3年的孵化，“使得社区社会组织具备提供公共服务的资质和能力，最终成为政府购买的对象。”
除了区级层面，海曙区所有街道都成立了民间组织联合会，并在区民政局登记，每个社区又有社会工作室，形成了服务社会组织的三级网络。三级网络的建立，有效实现了纵向的需求传递与横向的资源流动。
裘丽萍说，以前，社区社会组织一般只在本社区服务，这种服务方式往往浪费服务资源。而服务中心因为和广大社区都有联系，很容易知道哪里有需求，也就能将这样的社会组织介绍到最需要服务的地方。
在当地民政官员看来，三级网络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对接资源，把基层的需求传递上来，把上面的资源灌输下去。“在宁波公益事业的整体框架设计中，我们把孵化功能放在了区、街道和社区层面，在市级层面由中心做好资源对接，这样才能打通公益的矿脉，让资源流动起来，让公益的链条链接起来。”
这里所指的资源，第一方面是资金。
海曙区通过公益创投为社区社会组织与资金来源牵起了“红线”。创投资金主要来自政府的福彩公益金、社会建设专项资金和企业捐赠金。但是政府资金毕竟有限，要“开源”，还需吸引更多企业“献爱心”。在徐轲看来，目前企业认购主要靠统战部、光促会、工商联推动，“企业与社区社会组织在政府牵线下走到一起，还有些包办婚姻的味道。”
资源的第二方面是人。
依托三级服务网络，海曙区把专业社工带到了社区基层，通过“—社区一工作室一社工师（助理）”的模式，发挥社工在服务项目的策划、组织、实施方面的主导作用，培育扶持能有效承接政府社会事务、体现社区品牌特色的专业性社区社会组织。
“我们的目标是让人人都能找到属于他的组织，通过社区社会组织把群众组织起来，动员起来，协助我们更好开展工作，真正实现社区自治。”胡志刚告诉《决策》。
8月27日，国务院再提“简政放权”。在《关于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国务院指出要“加快培育规范社会组织”，“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服务供给，以满足社会多样化需求”，“加快推行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制度”。
政府转移的职能有望通过项目购买的形式交给社区社会组织承接，后者迎来了大展拳脚的时代。但总的来说，社区社会组织发育不足，良莠不齐，发挥作用有限。
2003年，宁波市海曙区出台《社区民间组织管理办法（试行）》，拉开了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序幕。今年年初，民政部公布全国首批70个社会组织建设创新示范区，海曙区成功入选。目前，海曙区登记备案的社区社会组织共1480家，但是其中80%达不到民政部门登记所需的资金、人员、场地等条件，只能在街道备案。社区社会组织的整体实力依然弱小。在当地一位资深社会工作者眼里，目前海曙区社区社会组织“依然处于初级阶段”。
海曙区是如何培育来自最基层的社区社会组织的？要让社区社会组织成长为政府的“好帮手”，又难在何处？
主打公益
“优先发展、重点培育”，这是海曙官员对《决策》强调最多的两个关键词。言下之意，当地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工作并非“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把其中的“公益类”组织和项目作为着力点和突破口。“社区社会组织的公益活动在政府供给与群众需求之间搭起了一座桥，通过政策扶持与制度保障，让公益组织尽快成长，早日成为政府购买的对象。”
在海曙，政府向社区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历史，要从2004年试点居家养老服务说起。
当时，海曙区正面临日益严峻的养老危机，全区60岁以上的老人达到6.3万，占总人口的18%，其中“空巢老人”又占将近一半。传统的方式是修建养老院安置他们。海曙区发现，这种“机构养老”难以为继。不论政府投入多少钱、批多少地、盖多少房，都赶不上养老人数的增加。
是年3月，海曙区以每人每年2000元的标准，开始向全区80岁以上的独居贫困老人提供每天1小时免费上门服务。政府预算拨到敬老协会之后，协会依托社区组织运作。敬老协会负责社区义工的培训监督。
如果老人在社区“日托所”吃饭，则由义工打理。义工多为刚刚退休在家者，他们的工作时间可以通过“义工银行”储存起来，等他们衰老需要服务时，再把时间支出来向社区申请等额服务。
就近、便捷、专业化、低成本的服务，帮助政府化解了养老服务难题，二百万的成本干成了传统机构支出三四千万元才能履行的职能。海曙区政府因实施这项政策而入围第四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
在类似养老这样的特殊社会需求领域，政府发现了社区社会组织的价值，后者发现了自我。后来，政府又出资20万元向海曙区社工协会购买了司法矫正、社会救助、残疾人服务、青少年服务等项目。
海曙的政社合作尝试，在当时一石激起千层浪。有学者感慨道：“那个‘与广大范围的众多社会势力没有关系的’、‘孤独的’政府机构不复存在了。”
然而，随着服务对象的数量和需求越来越多，“僧多粥少”、“孤军奋战”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单靠政府不行，单联合一两个社会组织也不行，转包给商业公司更不行。吸引更多的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益项目迫在眉睫。
2011年初，海曙区出台规定，符合登记条件的公益性社会组织可以直接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三年下来，海曙区社区社会组织数量增加超过300个。其中，在街道备案的公益服务类社会组织有274家，主要包括互助帮扶组织、慈善救助组织、志愿者服务队、居家养老服务站等。
海曙区的公益类社会组织在所有社会组织中占据比例虽高，但真正能够有效承担公益服务的社会组织并不多。在当地官员看来，绝大多数社会组织仍以满足自我需求为主，承担社会管理和服务的意识和责任感相对欠缺。
放开登记备案，社区社会组织“出生”相对容易了，但是怎样引导其参与社区治理，向着“公益”的方向“跑步前进”？
一池春水
今年7月1日，一则“市委书记逛‘公益集市’”的新闻登上了报纸头版。宁波市委书记刘奇对一组由自闭症孩子手绘的明信片赞不绝口，一口气买了8盒。而教会这些自闭症孩子绘画的就是海曙区“五谷画坊”创意助残中心。
五谷画坊是一家公益性的社会企业，成立一年多来，通过与区残联合作，陆续培训了10名残障学生。其运作模式是由专业人士负责艺术产品的设计开发，由经过培训符合要求的残障人士完成产品制作，而销售收入将用于残障人士的康复和企业的日常运转。
在海曙区社会工作协会副秘书长徐轲看来，这种公益与市场对接的模式有效解决了公益组织的资金难题，是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趋势，“未来社会组织应该为企业量身定做一些公益项目，既能体现社会组织的能力，也满足企业经营管理需求。”
但具备这样的能力与素质，能够找到市场契合点的社区社会组织凤毛麟角。
为了解决社会组织的资金难题，同时鼓励其投身公益事业，海曙区自2011年开始实施“公益创投”，通过常态化、竞争性的资助机制引导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公益服务，也倒逼社区社会组织相互合作、优胜劣汰。
2012年，101个项目从申报的156个项目中脱颖而出，获得资助，由此产生的直接受益人群达1.5万人，间接受益人群达6万人，辐射了海曙区近七分之一人口。2013年上半年，宁波市31家“爱心企业”认购62个重点项目，资助103万“爱心款”。
公益创投凝聚了政府、企业、社会的合力，扶助了最基层社区居民自发的“草根”公益活动，使海曙区的社会组织大大活跃起来。
社区社会组织数量和服务范围的扩大，势必会与社区居委会的一些职能发生重合，怎样构筑一套“激励相容”的机制，让二者携手共进？ “这一结构性问题必须解决，可以以社区党支部领导下的社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为切入口。”海曙区梅园社区书记胡志刚对《决策》说：“探索建立以社会组织党组织为圆心，服务为半径，党员为最内层，社会组织会员为中间层，普通群众为最外层的“同心圆”架构，以社会组织党建带动其由分散管理向集中管理、由自生自灭向自强不息、由自娱自乐向民众同乐、由居民自建向社会共建转变。”
除了资金扶持和党建带动，海曙区还建立了常态化社会组织人才培养机制，通过培训专业社工人才，培养社会组织“领头雁”，建立社会组织人才库，带动社区社会组织向专业化、职业化转型。
但是，要吸引更多优秀社工人才“下”到社区，必须先解决“吃饭”问题。社区社会组织对资源的渴望，从未像今天这么强烈。
资源从何而来
孵化器，是培育中小企业的成功模式。而在宁波，这一模式也被运用到了社会组织的培育之中。
2010年12月，海曙区建立全省首家区级社会组织服务中心。海曙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主任裘丽萍告诉《决策》，经过2到3年的孵化，“使得社区社会组织具备提供公共服务的资质和能力，最终成为政府购买的对象。”
除了区级层面，海曙区所有街道都成立了民间组织联合会，并在区民政局登记，每个社区又有社会工作室，形成了服务社会组织的三级网络。三级网络的建立，有效实现了纵向的需求传递与横向的资源流动。
裘丽萍说，以前，社区社会组织一般只在本社区服务，这种服务方式往往浪费服务资源。而服务中心因为和广大社区都有联系，很容易知道哪里有需求，也就能将这样的社会组织介绍到最需要服务的地方。
在当地民政官员看来，三级网络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对接资源，把基层的需求传递上来，把上面的资源灌输下去。“在宁波公益事业的整体框架设计中，我们把孵化功能放在了区、街道和社区层面，在市级层面由中心做好资源对接，这样才能打通公益的矿脉，让资源流动起来，让公益的链条链接起来。”
这里所指的资源，第一方面是资金。
海曙区通过公益创投为社区社会组织与资金来源牵起了“红线”。创投资金主要来自政府的福彩公益金、社会建设专项资金和企业捐赠金。但是政府资金毕竟有限，要“开源”，还需吸引更多企业“献爱心”。在徐轲看来，目前企业认购主要靠统战部、光促会、工商联推动，“企业与社区社会组织在政府牵线下走到一起，还有些包办婚姻的味道。”
资源的第二方面是人。
依托三级服务网络，海曙区把专业社工带到了社区基层，通过“—社区一工作室一社工师（助理）”的模式，发挥社工在服务项目的策划、组织、实施方面的主导作用，培育扶持能有效承接政府社会事务、体现社区品牌特色的专业性社区社会组织。
“我们的目标是让人人都能找到属于他的组织，通过社区社会组织把群众组织起来，动员起来，协助我们更好开展工作，真正实现社区自治。”胡志刚告诉《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