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人并不一味反对当官，也不反对把官做大。在这个问题上，要看当官的动机和目的。动机和目的端正，官当得越大，越能为国担忧、为民造福；动机和目的不端正，官当得再小，也会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危害。共产党人当官，目的是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为人民办好事办实事办大事。这是共产党执政与剥削阶级政党执政最本质的区别，也是我们共产党的“官”与剥削阶级的官最本质的区别。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同志曾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我们共产党人的目的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不论你现在的职位有多高，你负责的事情办不好，解决得不对，对人民有损害，人民就不能原谅。”在我们党没有取得政权之前，广大党员干部为了推翻“三座大山”，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取得政权后，确有一些党员干部，包括一些高级干部，忘乎所以、腐化变质了，没有经得起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很快败下阵来，成了俘虏。刘青山、张子善就是很好的反面教材。回过头看，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及时提醒，痛下决心处决了刘青山、张子善，如果不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带领全党旗帜鲜明反腐倡廉，我们党很可能在执政之初就会重蹈李自成的覆辙。
　　邓小平同志曾经“三落三起”，但他不为一己当官而为人民干事的初衷始终不渝。“文化大革命”结束后，73岁高龄的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时讲过一段感人肺腑的话：“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指做一个太平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在为一己当官还是为民干事这个问题上作出正确选择，全党的工作重心就不会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没有工作重心的大转移，就没有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没有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人民生活水平、共和国的国际地位、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党的执政基础都不会有今天的面貌。苏东剧变的历史悲剧很可能在我们这代人身上重演。
　　为一己当官，还是为人民干事，对每一个领导干部来说，都是非常现实的考验。面对这个考验，多数领导干部交上了让党和人民满意的答卷，涌现出一大批像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杨善洲这样的先进人物。他们视个人名利淡如水，视党和人民的事业重如山，全心全意、百折不挠地奋斗、拼搏、奉献，忠实履行了领导干部的职责，创下了经得起人民、实践和历史检验的业绩，被人民群众看作自己的好儿子、贴心人。
　　然而，也确有一些人没有经得起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外部环境的考验，在为一己当官还是为人民干事的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和错位。
　　有些领导干部只想当官、不想干事。有的把权力、地位看得高于一切，用尽心思、花尽气力，斤斤计较、患得患失；有的满足于做太平官，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哲保身、但求无过，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有的自己不干事，还反对别人干事，整天盯着干事的人，评头品足、说三道四，干对了，他说“早该如此”，干错了，他说“预料之中”；有的只当裁判员，不当运动员，谁进球就吹谁犯规，弄得想干事的人干不了事、干不成事。
　　有些领导干部能干些事，但把干事看成是手段，把当官作为目的。有的只看领导眼色，不看群众脸色，欺上瞒下，急功近利，虚夸谎报；有的为了追求“政绩”，不讲科学上项目，违背规律搞工程，劳民伤财，祸害一方；有的不能正确处理个人和组织的关系，干点事情就觉得了不起，向组织讨价还价，伸手要官，得到了认为理所当然，得不到就牢骚满腹。
　　有些领导干部不仅不干好事、做实事，还干一些违法乱纪的坏事。有的鱼肉乡里，搜刮百姓，一个任期下来，老百姓的生活没有多大改善，自己却富得流油；有的没当官之前，跑关系、抱粗腿，当了官后疯狂聚敛钱财、以权谋私；有的缺乏起码的德才素质，吃喝嫖赌啥都好，坑蒙拐骗啥都干，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上述三种错误行为，严重地损害了党的形象，削减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必须坚决加以纠正。
　　□本栏编辑/高文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