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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7-04-24
作者简介：刘红娟，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首聘教授，博士。（广州/510642）
摘要：提高学生人文素养，开展高等语文教育主要通过开设公共课《大学语文》课程来实现，《大学语文》课程在高校长期处于边缘地位，身份也尴尬。相较于《大学英语》的天然合理性而言，《大学语文》开设的必要性和正当性都屡屡被质疑。这种现象既反映出人们对民族语文教育模式和文化不自信，也表明《大学语文》课程的自我定位与意义认识的迷茫。事实上，《大学语文》是继续提升高中毕业生语文素养的需要，更是在大学期间建构有民族特色与现代审美共识的语文教育的必要之举。
关键词：审美共识；《大学语文》；现代
众所周知，高校公共课程①不但是高校大学生培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极为基础性的知识传授、人格养成以及思维训练的重要环节。在众多高校设置的公共课程里，具有中国特色的“两课”②教学的地位和重要性，显然无需多言；对于《大学英语》《高等数学》等课程的重要性和工具性，人们诚然也没有太多分歧。况且，自199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高等教育要重视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普遍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之后，2006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并且郑重提出“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然而，两大文件的推出，并不能有力改观《大学语文》课程在高校里的发展情况。《大学语文》“在高校基础课教学中的尴尬地位却并没有因此得到任何改变”[1]。而且一旦论及《大学语文》的设置和教学，放观国内高校的大体情况，仍旧是人言言殊，难有较为一致的看法。
一
毫无疑问，作为一门针对本国国民素质提升而开展的民族语文教育，《大学语文》课程性质，和此前的小学、初中和高中的语文课程教学，应该在深度和广度上有较大差异。相较而言，它们之间可谓有同有异。毕竟《大学语文》应该往“大”里学，然而此“大”非大课室之大，也不是上大课之大，而是学问之大，思维开阔之大。“大学校园里的‘文学’，并不简单，起码是复数，而且五彩斑斓。……如果从这个角度衡量，‘文学’绝对是大学校园里的‘头等大事’。”[2]不同于现在《大学语文》课程地位的尴尬，建国以前，各学校对高校《大学语文》课都是非常重视的，在师资安排上，由知识面最广博的老师任课，例如当时的清华大学，是由最有教学经验的朱自清、吕叔湘等来担任，山东大学由沈从文等系里最好的老师来教。[3]很多老师即使想上，还上不了这门课。
和中小学语文教学相同的是，作为民族语文教育，它们都是从语言、文字和文学角度进行人文素质教育，旨在建构和加强一代代新生国民的民族文化情怀、民族国家认同，进而增强民族文明的自豪感、自信心。但不同之处也是很明显的，那就是与中学语文强调语文工具性、突出语文知识和语文技能运用的教学相比，大学语文有着很大区别。影响最广泛深远的《大学语文》教材编选者徐中玉提出该课程的教材应该：“精选中国优秀文学名作为主，酌选外国文学精品。力主启发、感悟，而非重复教条空谈，重在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薰陶滋润。”[3]因此，《大学语文》的课程定位主要是从思想艺术层面的感染、审美和熏陶着眼，寄希望于以文学作品的赏析解读为基础，在文学审美质素的提升上，旨在阐幽发微，通过建构某一种艺术共识来促进大学生提高自我文化修养，激发他们作为民族文化的传承者、创造者的自信心、责任心和自豪感。
那么，为什么要开设《大学语文》这门课程？一言以蔽之，就是为了提高大学生群体以人文情怀为主要内容的文化素质，提高他们的文学修养和语言文字能力，丰富大学生的心灵世界，丰润他们的现代人文修养与人格内涵。
显然，除了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之外，其他专业的学生的国民文学与文化的习得和深层涵养，是他们在大学学习期间必须继续和强化的内容。尤其是在应试教育的惯性仍旧异常强大的前提下，很难设想这些从高考独木桥走过来的莘莘学子，他们在普遍程度上会有多高的文学素养，更遑論他们一旦没有课程设置上的强制性提醒和约束，对自身的民族文明和文学传统会有很自觉的承传。事实上，大学期间的学习，不仅是大学生思维习惯的重要养成阶段，也是国民健康人格的重要养成环节。
·课程与教学·建构有民族特色与现代审美共识的高等语文教育
因此，对即将成为新一代国民主体的大学生群体，完全有必要在这一学习阶段继续补充和强化民族语文艺术的教育。而要完成这一任务，除了开设并没有约束力和强制性的文化艺术类的选修课程外，将《大学语文》作为一门公共基础课纳入高校本科生教育的课程体系，无疑是很有必要的。小而言之，这是大学生构建一个完善的知识体系和思维结构的需要；大而言之，则是国家文化战略和民族文化自信心、自豪感培育的有力保证。正如张福贵先生所言：“大学语文教材中应该加强对于人类人文精神的一种渗透和理解，增加外国文学与文化的内容。这样一来，我们看到的大学语文教育就不只是教学内容的扩大，而且是思想和境界的扩大。”[4]
二
《大学语文》既然是一门旨在大学阶段提高本科生的文学鉴赏水平、建构国民文学的审美共识、增强民族文学修养的课程，其内容就不应该像中小学语文课那样主要顾及字词句的基础解释，也不必过于兼顾文学体裁上的面面俱到，更不能一味复古或者趋新，而应该倾向于在从古到今的民族文学作品的海洋里，撷取经典篇目的若干文本，注重鉴赏式阅读的引导与训练，让学生解放思想，帮助他们学会在经典文本的审美世界里常读常新。
有鉴于此，《大学语文》的课程内容，某种程度上就是民族文学经典文本的欣赏式阅读训练教程，是美文赏读课，是文本阐释与分析的课程，也是人文精神汲取与涵养的课程。因此，它应该是一门开放的课程，学生的主动介入、尝试和创造是主要内容。也就是说，大学生主体在这个学习过程中应该也必须是课程活动的主角和中心。既然如此，这种关乎个体审美训练和思维盘活的智力、能力开发课程，就不应该是目前国内许多大学里采取的这种大课室教学、公共课式的教学。百人以上的大课室，不仅完全不可能有让每个学生深度参与文本欣赏和阐释的机会，也没有那种审美沉浸和熏陶的氛围。大班授课，不仅课程主客体容易颠倒主次不说，课程性质也因授课形式的限制而不得不完全蜕变为知识讲授的大课程。 在一定意义上，形式事实上也决定了内容。目前，国内高校惯有的这种大课堂的开课形式，与《大学语文》课程性质和教学目的本身是不兼容的。但另一方面，就既有的国内大学教学实际而言，《大学语文》课程很显然又根本不具备开成小课堂的条件。人们普遍认为，一旦是公共课，必然就是大课堂。只有专业课才有小班、小组授课的资格和可能。因此，《大学语文》根本就不具备小班、小组教学的资格，也没有实现的现实条件和必要。这种论调，固然是因为人们对《大学语文》课程性质和目的认识存在误区所致，但也与目前高校教学体系和知识体系设置的现状和思维定势有关。
由此可见，《大学语文》目前的教学形式、教学内容和教学目的，事实上并不是《大学语文》课程的初衷，而不过是中学语文在大学体制里的滑行与延伸。既然如此，如果要在大学生本科教育阶段里继续扩展、深化中学语文的相关教学内容，这就决定了目前《大学语文》教学必须采取以“美文”、“范文”欣赏为主要元素的模式。所谓深化，也只能滑行在对相关经典篇目的细致、细部的发掘和思考之上。即便如此，这也已经属于难能可贵的《大学语文》的“学”了。事实上，《大学语文》的“学”起码包括了三个层面：“一是基础汉语素质的养成，对语言文字理解和表达能力的培养；二是审美功用的发挥，培养高尚的审美情操，提高审美文化素养；三是注重民族特性，传承民族文化，凝聚民族精神，塑造民族风骨”[5]。如此，方可谓大学生的语文之学。
三
大学里的语文，其所言所语，显然不仅仅是基本的信息交流层面的“语言”，而是言辞得体、口吐莲花意义上的语言修为。作为动词的“语”，应该着眼于让学生敢说、会说、能说。“语”，就是语言能力的“能”与“为”的统一，也就是 “有能力”而且“能运用这种能力”。何谓有“语”的能力？在生理功能常态化条件具备的前提下，“语”的能力既包括敢于说、敢于表达的勇气、自信，也包括内容调度的准备与积累，也就是要有相当的“语料”储备。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兵马与粮草，是“语”的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
也就是说，“语”的教学旨趣，无疑是让学生懂得怎么说话，知道什么场合说什么话，知晓怎么说才好、明白说什么比较好……诸如此类，也就是所谓的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这些都应该是《大学语文》的“语”的教学设计里有所思的部分。
然而，当代社会里，大部分人的“语”的能力和呈现状态，都很是让人遗憾。显然，当下信息爆棚时代，网络发达、信息相对畅通、信息量几何级数的增长等等这些固然是人们的“语”这方面的能力逊色的主要原因。但与此同时，在信息泡沫泥沙俱下的洪流中，人们“语”不及义、言不由衷、话不利索等现象，也与他们对于信息的盲目与轻率态度密切相关。面对如潮水般的信息量，大多数人或出于不耐烦、或因为无所谓、或是推波助澜，其表达能力变得相当被动。
总而言之，大量信息被不加思考层层转发、被踵事增华地复制与粘贴，这些都严重导致了信息时代的语言粗鄙化、同质化和干瘪化。语言里的信息被层层挤壓掉了个人的、柔性的细腻感情之后，转而被包裹上许许多多当下性的、戏谑的、所谓现代的刚性标准元素。放眼一看，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祈使句、短句、单个语汇的使用，无论是数量还是频率，都泛滥式地骤然增加。不仅如此，人们甚至用大量模式化、碎片化、标签化的语符、形符号和画符来替代语言，表达千篇一律的标准化的语意。如点赞，既包括敷衍性认同，也可能是真心的赞许，也可能就是纯粹表示路过、知道了之类的客套，但都可以用一帧大拇指的图片来充数。诸如此类的现象大量存在，这不仅是整个社会日趋恶化的语言文化环境，也是大学生们整天沉浸其中的知识学习环境。这个知识学习，当然也包括《大学语文》的学习。
因此，《大学语文》的“语”所要面对的挑战，就包括两方面。一是让学生多说、敢说、肯说，把他们从习惯于用指尖刷屏的语言表达的疲懒状态中解放出来，重新建立“心”与口、手与笔的有情关系，对声情并茂的表达有真情，对我手写我口的表达有热情，真正认识到表达与人格健全的紧密关联。二是引导学生敢于说话，敢于有选择地在网络语言、时尚热词的冲击下坚持说自己的话，培养学生说和自己的生活与感情密切相关的话，说言之有物的话。
四
何谓“文”？“错相杂则成文。” 古人又云：“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诸如此类的关于“文”的解释非常之多，意思也都有所歧异，但基本上都认可“文”在表达及其效果上的重要性。
概而言之，“文”基本要求有二：一是多样化，二是有可行性。多样化，既有语汇量的丰富要求，也有语汇运用上选择力的要求。也就是说，光是语言词汇量大还不行，储备是一回事，能否自如调动储备和善于使用相关储备，更是关键。语汇的多样性，连带而来的，便是选择之后的可行性。文不文，最终看的还是效果。效果判断的特点，是判断效果的那一端是信息的接收者，而不是信息的发送者。从发送者到接收者，是否“文”、是否 “够文”，二者如何判断，既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一方面，也有传播媒介、语境和信息发送与接受双方的认知、审美水平是否相当的考量。
因此，《大学语文》作为大学阶段的一门公共课程，其教学预设中的“文”的培养，只能取公约数。何谓“文”的公约数？就是同代人应有的基本的“文”的认知水准。具体而言，既包括传统语文认知上的经典文化与文学教养，也应该吸纳现代社会及其当下涌现出来的新的认知与审美元素。经典文化与文学教养上的“文”的培育与涵养，固然无需多言，主要是一些经典文学作品、典籍文本的教学、诵读与赏析，历史长河中人性之美、人文之美的涵养。但现代以及当下的新生的认知与审美元素究竟是什么？这却是尤其值得教育者与时俱进、同步思考的问题。不断涌现的“火星文”、网络热词和时尚表达，这些算不算得上“文”？网络小说、视频搞怪算不算得上“文”？口语词汇大量涌入到书面表述，这个算不算“文”？
显然，应该承认这些与时俱来的日常言语是有表达力的，“行”得也很快，传播力很强，尤其是在网络时代。但来得快去得也快，却是这些当下时代信息化言语的一大特点，真可谓各领风骚三两天，来是一阵风，去也是一阵风。由此可见，“行”得远与言有没有“文”，不管在古代还是在当下，二者没有必然关系。在网络时代，传得快的言语恰恰可能是没有太多生命力的，原因就在于其并没有多少审美内涵，充其量只有一些特定情境与语境中的信息代码特性。譬如说“蓝瘦香菇”之类的词。即便是近日如“齐大非偶”成语的网络走红，尽管其实本来就是以历史故事为内涵的成语，但当下的走红未必就能改变这个成语事实上并不多用的言语事实。有文化的言语和时尚语词，在特定机缘下也许会牵扯在一块而生发些许故事，但终归不会等同起来。毕竟文化和审美一样，都是修为，都需要积淀和静修。
如此说来，何谓《大学语文》的“文”？根本的要件就是分清“文”与“行”（传播）的区别与联系，尤其是区别。正如有钱不等于幸福一样，行得风生水起的东西未必“文”，热得席卷全球之态势的东西未必就“文”。那些轰轰烈烈的东西的目的在于使人昏昏，从而获得相应的行为控制力，比如消费、宣传。而“文”应该是一种修养，它需要沉淀，需要反刍，需要静思，其旨意在使人昭昭。基于此，可以说“对文化的传承是对大学语文课程承载的教学责任之一……大学语文课程应从文化与大学语文教育的深层次角度进行思考，反思当代人文教育，不断提升大学生的思想境界，重构一个全新的文化社会”[6]。
注释：
①目前中国内地高校课程体系里，课程设置分为专业课和公共课。里面再各自分为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和公共必修课、公共选修课。《大学语文》课程因学校院系和专业差异分为两类，即公共必修课或公共选修课。近年来，受海外高等教育观念影响，也有学校将其设置为通识教育课程，但二者内涵其实并不对等。
②“两课”指中国内地高校现阶段在普通高校开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政治教育课。
参考文献：
[1]李扬.对大学语文教学理念的反思[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2010（8）：62.
[2]陈平原.大学校园里的“文学”[J].渤海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2）：5.
[3]徐中玉，张英.《大学语文》三十年[N].南方周末，2007-05-24.
[4]张福贵.大学语文教育的学科定位与功能特性[J].中国大学教学，2014（1）：48.
[5]蔡爱国.研究性教学与大学语文课程考核的改革[J].教学研究，2012（6）：71.
[6]吴渊.浅谈大学语文教育中文化的缺失[J].语文建设，2016（5）：7.
（责任编辑陈志萍）
作者简介：刘红娟，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首聘教授，博士。（广州/510642）
摘要：提高学生人文素养，开展高等语文教育主要通过开设公共课《大学语文》课程来实现，《大学语文》课程在高校长期处于边缘地位，身份也尴尬。相较于《大学英语》的天然合理性而言，《大学语文》开设的必要性和正当性都屡屡被质疑。这种现象既反映出人们对民族语文教育模式和文化不自信，也表明《大学语文》课程的自我定位与意义认识的迷茫。事实上，《大学语文》是继续提升高中毕业生语文素养的需要，更是在大学期间建构有民族特色与现代审美共识的语文教育的必要之举。
关键词：审美共识；《大学语文》；现代
众所周知，高校公共课程①不但是高校大学生培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极为基础性的知识传授、人格养成以及思维训练的重要环节。在众多高校设置的公共课程里，具有中国特色的“两课”②教学的地位和重要性，显然无需多言；对于《大学英语》《高等数学》等课程的重要性和工具性，人们诚然也没有太多分歧。况且，自199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高等教育要重视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普遍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之后，2006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并且郑重提出“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然而，两大文件的推出，并不能有力改观《大学语文》课程在高校里的发展情况。《大学语文》“在高校基础课教学中的尴尬地位却并没有因此得到任何改变”[1]。而且一旦论及《大学语文》的设置和教学，放观国内高校的大体情况，仍旧是人言言殊，难有较为一致的看法。
一
毫无疑问，作为一门针对本国国民素质提升而开展的民族语文教育，《大学语文》课程性质，和此前的小学、初中和高中的语文课程教学，应该在深度和广度上有较大差异。相较而言，它们之间可谓有同有异。毕竟《大学语文》应该往“大”里学，然而此“大”非大课室之大，也不是上大课之大，而是学问之大，思维开阔之大。“大学校园里的‘文学’，并不简单，起码是复数，而且五彩斑斓。……如果从这个角度衡量，‘文学’绝对是大学校园里的‘头等大事’。”[2]不同于现在《大学语文》课程地位的尴尬，建国以前，各学校对高校《大学语文》课都是非常重视的，在师资安排上，由知识面最广博的老师任课，例如当时的清华大学，是由最有教学经验的朱自清、吕叔湘等来担任，山东大学由沈从文等系里最好的老师来教。[3]很多老师即使想上，还上不了这门课。
和中小学语文教学相同的是，作为民族语文教育，它们都是从语言、文字和文学角度进行人文素质教育，旨在建构和加强一代代新生国民的民族文化情怀、民族国家认同，进而增强民族文明的自豪感、自信心。但不同之处也是很明显的，那就是与中学语文强调语文工具性、突出语文知识和语文技能运用的教学相比，大学语文有着很大区别。影响最广泛深远的《大学语文》教材编选者徐中玉提出该课程的教材应该：“精选中国优秀文学名作为主，酌选外国文学精品。力主启发、感悟，而非重复教条空谈，重在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薰陶滋润。”[3]因此，《大学语文》的课程定位主要是从思想艺术层面的感染、审美和熏陶着眼，寄希望于以文学作品的赏析解读为基础，在文学审美质素的提升上，旨在阐幽发微，通过建构某一种艺术共识来促进大学生提高自我文化修养，激发他们作为民族文化的传承者、创造者的自信心、责任心和自豪感。
那么，为什么要开设《大学语文》这门课程？一言以蔽之，就是为了提高大学生群体以人文情怀为主要内容的文化素质，提高他们的文学修养和语言文字能力，丰富大学生的心灵世界，丰润他们的现代人文修养与人格内涵。
显然，除了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之外，其他专业的学生的国民文学与文化的习得和深层涵养，是他们在大学学习期间必须继续和强化的内容。尤其是在应试教育的惯性仍旧异常强大的前提下，很难设想这些从高考独木桥走过来的莘莘学子，他们在普遍程度上会有多高的文学素养，更遑論他们一旦没有课程设置上的强制性提醒和约束，对自身的民族文明和文学传统会有很自觉的承传。事实上，大学期间的学习，不仅是大学生思维习惯的重要养成阶段，也是国民健康人格的重要养成环节。
·课程与教学·建构有民族特色与现代审美共识的高等语文教育
因此，对即将成为新一代国民主体的大学生群体，完全有必要在这一学习阶段继续补充和强化民族语文艺术的教育。而要完成这一任务，除了开设并没有约束力和强制性的文化艺术类的选修课程外，将《大学语文》作为一门公共基础课纳入高校本科生教育的课程体系，无疑是很有必要的。小而言之，这是大学生构建一个完善的知识体系和思维结构的需要；大而言之，则是国家文化战略和民族文化自信心、自豪感培育的有力保证。正如张福贵先生所言：“大学语文教材中应该加强对于人类人文精神的一种渗透和理解，增加外国文学与文化的内容。这样一来，我们看到的大学语文教育就不只是教学内容的扩大，而且是思想和境界的扩大。”[4]
二
《大学语文》既然是一门旨在大学阶段提高本科生的文学鉴赏水平、建构国民文学的审美共识、增强民族文学修养的课程，其内容就不应该像中小学语文课那样主要顾及字词句的基础解释，也不必过于兼顾文学体裁上的面面俱到，更不能一味复古或者趋新，而应该倾向于在从古到今的民族文学作品的海洋里，撷取经典篇目的若干文本，注重鉴赏式阅读的引导与训练，让学生解放思想，帮助他们学会在经典文本的审美世界里常读常新。
有鉴于此，《大学语文》的课程内容，某种程度上就是民族文学经典文本的欣赏式阅读训练教程，是美文赏读课，是文本阐释与分析的课程，也是人文精神汲取与涵养的课程。因此，它应该是一门开放的课程，学生的主动介入、尝试和创造是主要内容。也就是说，大学生主体在这个学习过程中应该也必须是课程活动的主角和中心。既然如此，这种关乎个体审美训练和思维盘活的智力、能力开发课程，就不应该是目前国内许多大学里采取的这种大课室教学、公共课式的教学。百人以上的大课室，不仅完全不可能有让每个学生深度参与文本欣赏和阐释的机会，也没有那种审美沉浸和熏陶的氛围。大班授课，不仅课程主客体容易颠倒主次不说，课程性质也因授课形式的限制而不得不完全蜕变为知识讲授的大课程。 在一定意义上，形式事实上也决定了内容。目前，国内高校惯有的这种大课堂的开课形式，与《大学语文》课程性质和教学目的本身是不兼容的。但另一方面，就既有的国内大学教学实际而言，《大学语文》课程很显然又根本不具备开成小课堂的条件。人们普遍认为，一旦是公共课，必然就是大课堂。只有专业课才有小班、小组授课的资格和可能。因此，《大学语文》根本就不具备小班、小组教学的资格，也没有实现的现实条件和必要。这种论调，固然是因为人们对《大学语文》课程性质和目的认识存在误区所致，但也与目前高校教学体系和知识体系设置的现状和思维定势有关。
由此可见，《大学语文》目前的教学形式、教学内容和教学目的，事实上并不是《大学语文》课程的初衷，而不过是中学语文在大学体制里的滑行与延伸。既然如此，如果要在大学生本科教育阶段里继续扩展、深化中学语文的相关教学内容，这就决定了目前《大学语文》教学必须采取以“美文”、“范文”欣赏为主要元素的模式。所谓深化，也只能滑行在对相关经典篇目的细致、细部的发掘和思考之上。即便如此，这也已经属于难能可贵的《大学语文》的“学”了。事实上，《大学语文》的“学”起码包括了三个层面：“一是基础汉语素质的养成，对语言文字理解和表达能力的培养；二是审美功用的发挥，培养高尚的审美情操，提高审美文化素养；三是注重民族特性，传承民族文化，凝聚民族精神，塑造民族风骨”[5]。如此，方可谓大学生的语文之学。
三
大学里的语文，其所言所语，显然不仅仅是基本的信息交流层面的“语言”，而是言辞得体、口吐莲花意义上的语言修为。作为动词的“语”，应该着眼于让学生敢说、会说、能说。“语”，就是语言能力的“能”与“为”的统一，也就是 “有能力”而且“能运用这种能力”。何谓有“语”的能力？在生理功能常态化条件具备的前提下，“语”的能力既包括敢于说、敢于表达的勇气、自信，也包括内容调度的准备与积累，也就是要有相当的“语料”储备。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兵马与粮草，是“语”的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
也就是说，“语”的教学旨趣，无疑是让学生懂得怎么说话，知道什么场合说什么话，知晓怎么说才好、明白说什么比较好……诸如此类，也就是所谓的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这些都应该是《大学语文》的“语”的教学设计里有所思的部分。
然而，当代社会里，大部分人的“语”的能力和呈现状态，都很是让人遗憾。显然，当下信息爆棚时代，网络发达、信息相对畅通、信息量几何级数的增长等等这些固然是人们的“语”这方面的能力逊色的主要原因。但与此同时，在信息泡沫泥沙俱下的洪流中，人们“语”不及义、言不由衷、话不利索等现象，也与他们对于信息的盲目与轻率态度密切相关。面对如潮水般的信息量，大多数人或出于不耐烦、或因为无所谓、或是推波助澜，其表达能力变得相当被动。
总而言之，大量信息被不加思考层层转发、被踵事增华地复制与粘贴，这些都严重导致了信息时代的语言粗鄙化、同质化和干瘪化。语言里的信息被层层挤壓掉了个人的、柔性的细腻感情之后，转而被包裹上许许多多当下性的、戏谑的、所谓现代的刚性标准元素。放眼一看，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祈使句、短句、单个语汇的使用，无论是数量还是频率，都泛滥式地骤然增加。不仅如此，人们甚至用大量模式化、碎片化、标签化的语符、形符号和画符来替代语言，表达千篇一律的标准化的语意。如点赞，既包括敷衍性认同，也可能是真心的赞许，也可能就是纯粹表示路过、知道了之类的客套，但都可以用一帧大拇指的图片来充数。诸如此类的现象大量存在，这不仅是整个社会日趋恶化的语言文化环境，也是大学生们整天沉浸其中的知识学习环境。这个知识学习，当然也包括《大学语文》的学习。
因此，《大学语文》的“语”所要面对的挑战，就包括两方面。一是让学生多说、敢说、肯说，把他们从习惯于用指尖刷屏的语言表达的疲懒状态中解放出来，重新建立“心”与口、手与笔的有情关系，对声情并茂的表达有真情，对我手写我口的表达有热情，真正认识到表达与人格健全的紧密关联。二是引导学生敢于说话，敢于有选择地在网络语言、时尚热词的冲击下坚持说自己的话，培养学生说和自己的生活与感情密切相关的话，说言之有物的话。
四
何谓“文”？“错相杂则成文。” 古人又云：“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诸如此类的关于“文”的解释非常之多，意思也都有所歧异，但基本上都认可“文”在表达及其效果上的重要性。
概而言之，“文”基本要求有二：一是多样化，二是有可行性。多样化，既有语汇量的丰富要求，也有语汇运用上选择力的要求。也就是说，光是语言词汇量大还不行，储备是一回事，能否自如调动储备和善于使用相关储备，更是关键。语汇的多样性，连带而来的，便是选择之后的可行性。文不文，最终看的还是效果。效果判断的特点，是判断效果的那一端是信息的接收者，而不是信息的发送者。从发送者到接收者，是否“文”、是否 “够文”，二者如何判断，既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一方面，也有传播媒介、语境和信息发送与接受双方的认知、审美水平是否相当的考量。
因此，《大学语文》作为大学阶段的一门公共课程，其教学预设中的“文”的培养，只能取公约数。何谓“文”的公约数？就是同代人应有的基本的“文”的认知水准。具体而言，既包括传统语文认知上的经典文化与文学教养，也应该吸纳现代社会及其当下涌现出来的新的认知与审美元素。经典文化与文学教养上的“文”的培育与涵养，固然无需多言，主要是一些经典文学作品、典籍文本的教学、诵读与赏析，历史长河中人性之美、人文之美的涵养。但现代以及当下的新生的认知与审美元素究竟是什么？这却是尤其值得教育者与时俱进、同步思考的问题。不断涌现的“火星文”、网络热词和时尚表达，这些算不算得上“文”？网络小说、视频搞怪算不算得上“文”？口语词汇大量涌入到书面表述，这个算不算“文”？
显然，应该承认这些与时俱来的日常言语是有表达力的，“行”得也很快，传播力很强，尤其是在网络时代。但来得快去得也快，却是这些当下时代信息化言语的一大特点，真可谓各领风骚三两天，来是一阵风，去也是一阵风。由此可见，“行”得远与言有没有“文”，不管在古代还是在当下，二者没有必然关系。在网络时代，传得快的言语恰恰可能是没有太多生命力的，原因就在于其并没有多少审美内涵，充其量只有一些特定情境与语境中的信息代码特性。譬如说“蓝瘦香菇”之类的词。即便是近日如“齐大非偶”成语的网络走红，尽管其实本来就是以历史故事为内涵的成语，但当下的走红未必就能改变这个成语事实上并不多用的言语事实。有文化的言语和时尚语词，在特定机缘下也许会牵扯在一块而生发些许故事，但终归不会等同起来。毕竟文化和审美一样，都是修为，都需要积淀和静修。
如此说来，何谓《大学语文》的“文”？根本的要件就是分清“文”与“行”（传播）的区别与联系，尤其是区别。正如有钱不等于幸福一样，行得风生水起的东西未必“文”，热得席卷全球之态势的东西未必就“文”。那些轰轰烈烈的东西的目的在于使人昏昏，从而获得相应的行为控制力，比如消费、宣传。而“文”应该是一种修养，它需要沉淀，需要反刍，需要静思，其旨意在使人昭昭。基于此，可以说“对文化的传承是对大学语文课程承载的教学责任之一……大学语文课程应从文化与大学语文教育的深层次角度进行思考，反思当代人文教育，不断提升大学生的思想境界，重构一个全新的文化社会”[6]。
注释：
①目前中国内地高校课程体系里，课程设置分为专业课和公共课。里面再各自分为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和公共必修课、公共选修课。《大学语文》课程因学校院系和专业差异分为两类，即公共必修课或公共选修课。近年来，受海外高等教育观念影响，也有学校将其设置为通识教育课程，但二者内涵其实并不对等。
②“两课”指中国内地高校现阶段在普通高校开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政治教育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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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志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