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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学大师梁启超是近代以来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他的一生多才、多思、多欲，有着强烈的政治抱负和民族责任感，这位大师与马克思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丰富的日本留学经历和欧美留学经历更加丰富了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但他的社会主义学说还是欠缺现实性意义，因此在当时那样的社会条件中很难真正实现。
[关键词]梁启超 西学 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G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4）17-0337-01
第一章 梁启超对马克思思想的早期传播
国粹派邓实曾说过“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此话是用来形容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知识界文风的，在当时大批中国知识分子以“以洋为师”，广泛摄取西学之精髓，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也正是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早期引介下进入中国人的视野，随着巴黎公社关于工人运动的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渐渐被国人所熟悉，在随后的明治维新运动中，日本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不断滋长，劳资矛盾不断热化，日本的知识分子们不断关注欧洲社会主义的发展，作为留日求学的中国人，梁启超广泛阅读西方哲学和政治书籍，也对社会主义思潮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那些趋向新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比较模糊，他们是从阶级利益和要求的层面上理解社会主义。
第一节 宣传时期
自1899年起，梁启超陆续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文章，公开宣称劳动阶级势必取代资本主义指日可待，他认为社会主义将成为20世纪的主流。在梁启超发表的大量文章中，《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社会主义与中国》、《二十世纪之巨灵托拉斯》、《社会革命其终不免》是几篇较具代表性的涉及社会主义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梁启超阐发了几个基本观点，一是德国有二大思想，社会主义和个人主义，二是社会主义，中国不可行，欧美亦不可行。
1902年2月8号，由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创刊于日本横滨，从此梁启超愈发的忙碌，《新民丛报》中的主打文章《新民说》和《新民议》以其独特的影响力成为了风靡一时的政治文。《新民说》里的《论公德》、《论国家思想》、《论权利思想》等文章分条缕析的罗列了当时中国的贫弱的原因，涉及政治、思想、文化、道德等方方面面。一时间《新民丛报》在国内各省纷纷传阅，也使读者获益无穷，因此激励着梁启超不遗余力的为其撰稿，里面的大多数文章是当时社会思想的缩影与投射。同年9月-10月梁在《新民丛报》40-43号发表《二十世纪之巨灵托拉斯》文章，曰：“麦喀士，社会主义之鼻祖，德国人，著述甚多。”（黄楠森、庄福龄、林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六卷，北京出版社，1988年，22页），次年2月14日的《新民丛报》46、47、48号合刊中，梁在度发表了《中国之社会主义》文章，提出：“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括其最要之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万物价值之源泉。麦喀士曰：现今之经济社会，实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之土地而组成之者也。”梁不主张在中国实行真正的社会主义。（黄楠森、庄福龄、林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六卷，北京出版社，1988年，22页）
第二节 怀疑时期
梁启超一面利用《新民丛报》和《清议报》的舆论阵地宣传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思想，一面勤勉励志广博阅读大量的书籍，思想日臻深厚与成熟，加之在戊戌变法中得到实践与升华，1903年的梁启超正值而立之年，俨然已厚积薄发之势，梁启超在宣传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不断思考着，终于在1904年美洲归来后出版了《新大陆游记》一书，1906年，梁启超相继发表了《开明专制论》、《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暴动与外国干涉》等多篇有关政治革命的文章，提出中国要实行政治革命的主张。
第三时期 反对时期
1919年，梁启超从欧洲归来，写了著名的《欧游心影录》，他以中西文化融合为己任，回归传统，深刻的阐释了自己的思想立场，第一，他积极推崇西方文化中的“自由精神”，他看到欧洲现代文化，不论物质方面、精神方面，都是从‘自由批评’产生出来，对于在社会上有力量的学说，不管出自何人，或今或古，总许人凭自己见地所及，痛下批评。”第二，他反对把西方文化把物质生活、科学凌驾于一切事物之上的超越性内涵，但并不反对科学，更不是要放弃高度发展的资产主义物质文明。第三，梁启超总体上对欧洲文明的前途是乐观的，他看到了欧洲物质界的贫困，也感受到其精神界的混乱，但他对欧洲文明的前途并不悲观。他认为欧洲文明绝不会破产、灭绝（摘自梁启超传376页）。
第二章 梁启超对马克思主义的拒斥
第一节 关于阶级问题
欧游归来后，梁启超写了一篇《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作为《欧游心影录》的首篇，文章中，梁启超介绍了战后欧洲社会极度的物质贫困、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尖锐的社会矛盾，并很明显的看到了社会主义流行于欧洲的不可避免性。
梁启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付出了些许努力，他的政治立场是反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在他看来，欧美国家和中国所处的社会形势有着本质性的区别，在西方社会，社会主义是伴随着工业革命应运而生的，当时的欧美国家在工业的发展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相互对立的形式出现，从社会存在的结构上看，资产阶级因掌控国家政治与经济的主流从而处于中心地位，无产阶级虽以大规模的形式存在着却因缺乏主动权而被资产阶级所控制，西方国家这种社会地位明显的白热化，进而权利及其职能也会以不同层次的机构表现出来。从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来看，国内政治混乱，产业没有相应的发展，固社会的中坚力量依然是广大的劳动者，梁启超看到了当时的中国缺乏的是产业工人，必须以西为鉴，尝试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带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最有力的武器，经济是富国的根本。
第二节 土地问题
在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仅阶级问题是主要方面，土地问题更是重点，在土地问题上，梁启超认为：“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概括其最要之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区别在于生产资料是归属公有还是私有，再就是分配制度，“世界之问题亦多矣，而最大者宜莫如经济问题。…….今日世界各国之最苦于解决者，尤莫如其中之分配问题。坐式之故，而又所谓社会主义者兴。”可以说梁启超十分重视土地问题，视土地问题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之所在，他认为土地应该归国有，而并非为少数人所占有，唯有这样的劳动关系才能使当时的社会处于和谐状态，这种观点与当时的国民党人观点几乎吻合。
第三节 实业问题
早在1904年，梁启超就看到了中国应当从实现现代化着手，大力发展工业，谓：“交通殖产，早兴一日，受一日之益；普及一地，为一地之福。”民国二年间梁公在熊希龄内阁中起草了“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对于实业，他提出：“实业交通二政为富国之本。我国产业幼稚，故宜采保护主义；我国资本缺乏，故又宜采开放主义。”（张朋园书168页《梁启超饮冰室文集》29，，119页）在实业建设方面，他提倡要依据国情重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而并非一味追寻西方资本主义的套路。
民国十六年，北伐军胜利已成定局，国共关系日趋明朗化，正当共产党势力膨胀之时，梁启超晚年著的“国产的保护及奖励”一文表明了他的经济主张，中国的政治环境尚未稳定，经济建设问题犹如瓶颈一般不容小墟，实业的建设从何而起？工厂的管理缺乏经验，工人们缺乏生产技能，不能形成组织群体，资本额度不充足，资金的转输运作不流畅，一系列的问题使发展实业遭遇种种困难，梦想无法伸展。实业如何发展令梁启超焦灼，但只有将技术、资金、管理等各个环节充分落实，切实补救，实业之路才能指日可待。
[关键词]梁启超 西学 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G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4）17-0337-01
第一章 梁启超对马克思思想的早期传播
国粹派邓实曾说过“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此话是用来形容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知识界文风的，在当时大批中国知识分子以“以洋为师”，广泛摄取西学之精髓，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也正是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早期引介下进入中国人的视野，随着巴黎公社关于工人运动的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渐渐被国人所熟悉，在随后的明治维新运动中，日本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不断滋长，劳资矛盾不断热化，日本的知识分子们不断关注欧洲社会主义的发展，作为留日求学的中国人，梁启超广泛阅读西方哲学和政治书籍，也对社会主义思潮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那些趋向新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比较模糊，他们是从阶级利益和要求的层面上理解社会主义。
第一节 宣传时期
自1899年起，梁启超陆续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文章，公开宣称劳动阶级势必取代资本主义指日可待，他认为社会主义将成为20世纪的主流。在梁启超发表的大量文章中，《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社会主义与中国》、《二十世纪之巨灵托拉斯》、《社会革命其终不免》是几篇较具代表性的涉及社会主义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梁启超阐发了几个基本观点，一是德国有二大思想，社会主义和个人主义，二是社会主义，中国不可行，欧美亦不可行。
1902年2月8号，由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创刊于日本横滨，从此梁启超愈发的忙碌，《新民丛报》中的主打文章《新民说》和《新民议》以其独特的影响力成为了风靡一时的政治文。《新民说》里的《论公德》、《论国家思想》、《论权利思想》等文章分条缕析的罗列了当时中国的贫弱的原因，涉及政治、思想、文化、道德等方方面面。一时间《新民丛报》在国内各省纷纷传阅，也使读者获益无穷，因此激励着梁启超不遗余力的为其撰稿，里面的大多数文章是当时社会思想的缩影与投射。同年9月-10月梁在《新民丛报》40-43号发表《二十世纪之巨灵托拉斯》文章，曰：“麦喀士，社会主义之鼻祖，德国人，著述甚多。”（黄楠森、庄福龄、林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六卷，北京出版社，1988年，22页），次年2月14日的《新民丛报》46、47、48号合刊中，梁在度发表了《中国之社会主义》文章，提出：“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括其最要之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万物价值之源泉。麦喀士曰：现今之经济社会，实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之土地而组成之者也。”梁不主张在中国实行真正的社会主义。（黄楠森、庄福龄、林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六卷，北京出版社，1988年，22页）
第二节 怀疑时期
梁启超一面利用《新民丛报》和《清议报》的舆论阵地宣传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思想，一面勤勉励志广博阅读大量的书籍，思想日臻深厚与成熟，加之在戊戌变法中得到实践与升华，1903年的梁启超正值而立之年，俨然已厚积薄发之势，梁启超在宣传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不断思考着，终于在1904年美洲归来后出版了《新大陆游记》一书，1906年，梁启超相继发表了《开明专制论》、《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暴动与外国干涉》等多篇有关政治革命的文章，提出中国要实行政治革命的主张。
第三时期 反对时期
1919年，梁启超从欧洲归来，写了著名的《欧游心影录》，他以中西文化融合为己任，回归传统，深刻的阐释了自己的思想立场，第一，他积极推崇西方文化中的“自由精神”，他看到欧洲现代文化，不论物质方面、精神方面，都是从‘自由批评’产生出来，对于在社会上有力量的学说，不管出自何人，或今或古，总许人凭自己见地所及，痛下批评。”第二，他反对把西方文化把物质生活、科学凌驾于一切事物之上的超越性内涵，但并不反对科学，更不是要放弃高度发展的资产主义物质文明。第三，梁启超总体上对欧洲文明的前途是乐观的，他看到了欧洲物质界的贫困，也感受到其精神界的混乱，但他对欧洲文明的前途并不悲观。他认为欧洲文明绝不会破产、灭绝（摘自梁启超传376页）。
第二章 梁启超对马克思主义的拒斥
第一节 关于阶级问题
欧游归来后，梁启超写了一篇《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作为《欧游心影录》的首篇，文章中，梁启超介绍了战后欧洲社会极度的物质贫困、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尖锐的社会矛盾，并很明显的看到了社会主义流行于欧洲的不可避免性。
梁启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付出了些许努力，他的政治立场是反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在他看来，欧美国家和中国所处的社会形势有着本质性的区别，在西方社会，社会主义是伴随着工业革命应运而生的，当时的欧美国家在工业的发展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相互对立的形式出现，从社会存在的结构上看，资产阶级因掌控国家政治与经济的主流从而处于中心地位，无产阶级虽以大规模的形式存在着却因缺乏主动权而被资产阶级所控制，西方国家这种社会地位明显的白热化，进而权利及其职能也会以不同层次的机构表现出来。从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来看，国内政治混乱，产业没有相应的发展，固社会的中坚力量依然是广大的劳动者，梁启超看到了当时的中国缺乏的是产业工人，必须以西为鉴，尝试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带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最有力的武器，经济是富国的根本。
第二节 土地问题
在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仅阶级问题是主要方面，土地问题更是重点，在土地问题上，梁启超认为：“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概括其最要之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区别在于生产资料是归属公有还是私有，再就是分配制度，“世界之问题亦多矣，而最大者宜莫如经济问题。…….今日世界各国之最苦于解决者，尤莫如其中之分配问题。坐式之故，而又所谓社会主义者兴。”可以说梁启超十分重视土地问题，视土地问题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之所在，他认为土地应该归国有，而并非为少数人所占有，唯有这样的劳动关系才能使当时的社会处于和谐状态，这种观点与当时的国民党人观点几乎吻合。
第三节 实业问题
早在1904年，梁启超就看到了中国应当从实现现代化着手，大力发展工业，谓：“交通殖产，早兴一日，受一日之益；普及一地，为一地之福。”民国二年间梁公在熊希龄内阁中起草了“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对于实业，他提出：“实业交通二政为富国之本。我国产业幼稚，故宜采保护主义；我国资本缺乏，故又宜采开放主义。”（张朋园书168页《梁启超饮冰室文集》29，，119页）在实业建设方面，他提倡要依据国情重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而并非一味追寻西方资本主义的套路。
民国十六年，北伐军胜利已成定局，国共关系日趋明朗化，正当共产党势力膨胀之时，梁启超晚年著的“国产的保护及奖励”一文表明了他的经济主张，中国的政治环境尚未稳定，经济建设问题犹如瓶颈一般不容小墟，实业的建设从何而起？工厂的管理缺乏经验，工人们缺乏生产技能，不能形成组织群体，资本额度不充足，资金的转输运作不流畅，一系列的问题使发展实业遭遇种种困难，梦想无法伸展。实业如何发展令梁启超焦灼，但只有将技术、资金、管理等各个环节充分落实，切实补救，实业之路才能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