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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叶锦添接到了李安的电话。大导演说：“你真幸运，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看我，只能拍电影，有怨无路抒。”李安指的是叶锦添的个人艺术展。6月至 9月，叶锦添的个人艺术展“梦渡间”在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举办，展出了近两百件叶锦添的摄影、录像和装置作品。
叶锦添对这个展览非常看重。他被人们所熟知的身份是电影和舞台设计师，但他觉得那些并非真实的自己。做电影不纯，做舞台也不纯，做艺术展览却可以收录他自己个人的东西和感情，还有他对生活的好奇。采访叶锦添的过程是有趣的，我必须用尽全力听懂他“蹩脚”的国语，在我拿出录音笔的同时，他也掏出了自己的手机，打开了录音模式。“你知道吗？每次采访我都会录下来，而且我以后也都会听。”他解释道。“我脑子里想的和我讲的东西太海量了。我已经写了三本书了，第一本已经出版，第二本三个月后出版，还有第三本，这三本书完成了，我自己的理论就大致有了一个完整的基础。当然，我以后还会接着写。”
创造Lili：每个细节我都很有兴趣
叶锦添被人们所熟知的身份是电影和舞台设计师，实际上，摄影却是他的老本行。叶锦添毕业于香港理工学院高级摄影专业，对他来说，透过取景器来观察世界就像走路、说话一样自然。
“梦渡间”和一般的展览不一样，他设定了一个主人公——一个叫做 Lili的年轻女孩人偶，叶锦添用镜头跟随着她的日常生活。毫无疑问，Lili脱胎于叶锦添自己的记忆，尽管他没有告诉我们那段具体的记忆中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叶锦添凭借记忆创造了她，追随她——她陪着叶锦添一起登上前往台北的飞机，在一所公寓里住下，坐上轿车，去餐馆吃饭，在台北、北京的各个场合穿梭……
尽管迄今为止那些令人瞩目的成就都在电影或者舞台设计上，但叶锦添说，那些并非真实的自己。做电影不纯，做舞台也不纯，其他任何方式都没有办法把那么纯的东西表达出来，除了 Lili和艺术展览。“自己做美术时，我可以照录很多自己个人的东西、感情，有时还有我对生活的好奇，我好像不像其他艺术家，他们只制造他们的风格，但我只对生活有兴趣，到最后我的作品全都是细节。每个细节我都很有兴趣。”他对细节的兴趣超乎常人。第一次见面，他便好奇起我为什么要穿这样一双鞋子。“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都很有趣。就像做 Lili，一直想她应该是什么样的人，穿什么衣服，多大，在这里干嘛，去买东西要拿什么袋子，每个东西都会讨论。 ”叶锦添说。在他看来，Lili已经不单单代表任何一个个体，从 Lili的空虚躯壳中，我们可以投射进任何关于我们自身的记忆。
有趣的是，叶锦添这一次并没有在Lili身上施展他所擅长的东方元素。Lili如同任何大城市街头都可以遇见的任何一位年轻女性。她衣着打扮时尚，但又很平凡、随处可见。“做 Lili的时候，我一直在研究古老的东方的东西，但是我没有刻意加入中国符号。我把她做得很现代、很国际性。这种国际性是越来越雷同，没有特色。我刚从加拿大回来，在那儿的街上看到有个年轻的老外戴个帽子、穿件 polo衫，我在北京看见过这种人，在印度也见过这样穿的。你会注意到，到每个大城市，也都是那几个站点，那几个连锁店，到最后每个人都一样。”
如果一开始不住在香港，我会更强大
叶锦添有过很多次机会可以留在内地很好地发展，《大明宫词》之后他没有留下，《橘子红了》之后他也没有留下，每回在内地做完很有影响力的作品，都会有好长时间再也找不到他。叶锦添说他的命运就是这样，总是在一个地方做了一件蛮成功的事情之后离开，然后在另一个地方慢慢地等，等待幸运女神的再次垂青。
1986年，还没有毕业的叶锦添在徐克的引荐下，进入吴宇森的《英雄本色》剧组出任执行美术指导，同时，他也是一家报刊的摄影专栏记者，穿梭于摄制组之间，拍摄了很多艺人和工作人员在银幕背后的照片。
当徐克找到叶锦添时，叶锦添根本不认识徐克是谁。那会儿，正在读大学的叶锦添很是厉害，在香港的绘画和摄影公开比赛中都拿了冠军。在一个大型国际会展上，叶锦添的绘画作品铺满了整个巨大的背板，徐克看到了，就找到了叶锦添，最开始就是想请他过去画画。
拍完《英雄本色》，叶锦添意识到在香港拍戏，他很少有机会干一些特别的事情。他当时很迷 60年代的欧洲艺术电影，看不起香港的商业电影，虽然现在看起来，那个时代却是香港电影的最高峰。刚刚踏入社会的叶锦添急于把自己的态度表达出来，拍一些有想法的电影。他觉得如果留在香港他可能很快可以再拍一部戏，但却不知道出来的是不是他想要的完美。他不想等了。于是，在香港初出茅庐之后，叶锦添去了台湾。
1993年，自己带着两个裁缝，叶锦添来到台湾，加入了吴兴国《楼兰女》的团队。叶锦添把自己关在一幢小公寓楼里，花了 3个月时间来制作这出“东方新戏剧”的服装。叶锦添回忆说那时候他非常不专业，跟他做衣服的人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当时服装做出来之后，叶锦添也不敢开太高的价，基本上就是“半卖半送”，最后连同制作和成本，只有不到 100万新台币。
在台湾，叶锦添一呆就是七年。这七年间他做了很多东西，收到国际邀请代表台湾地区到国外参展。在澳洲的艺术节上，整条街上全都是他的作品。但叶锦添渐渐发现这些还不是他真正想要的，他还是做不了自己的东西。当李安因为《卧虎藏龙》找到他时，叶锦添正处于人生的“不高兴”阶段。
“我觉得如果我一开始不住在香港，我会更强大。好多时间都被浪费掉去搞清楚这事情究竟是什么。我真的总是要到很久以后才能搞清楚，这个事情是这样，那个事情是那样。”叶锦添说。
和太阳握握手你有感觉吗？不见得 大多数国人听说叶锦添的名字，大概还是在 2001年。那一年，一股叫作《卧虎藏龙》的武侠风劲吹好莱坞，这部电影也让叶锦添得到了那一年奥斯卡最佳艺术指导奖。
1994年，拍《饮食男女》的时候，李安到台湾找到了叶锦添，但是当时叶锦添婉拒了李安的邀请。2000年，李安再次找到叶锦添，邀请他一起拍摄《卧虎藏龙》，自知自己说服不了叶锦添，李安还暗中动员了好几个人来找叶锦添，帮忙说服他加入《卧虎藏龙》的剧组。最后，李安问叶锦添：“你可以来吗？”叶锦添问：“什么时候？”李安说：“明天。”后来的故事就是，叶锦添去了，那会儿离电影开拍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一切还都是一团糟，“你不知道做多少事情才能帮他救回来”，叶锦添回忆说。最后，他还帮李安重新改剧本，毙了很多东西，提了很多意见，那段时间每天像上战场一样，很是疯狂。叶锦添后来才知道，是因为之前李安找了另外一个人当美术指导，但后来不行就炒掉了，才又来找他。
“那次得奖对你来说意义大吗？”我问他。
“你说呢？当然很大，它有很多重要的层面。它的意义全部中国人都有感觉，不只是我们几个人。那次得奖的影响范围很广，持续很久。现在的人和以前不太一样，我们拿奖的时候内地人大部分还蛮淳朴的，而现在就感觉什么都见过一样，拿什么都没有感觉。和太阳握握手他有感觉吗？都不见得。”叶锦添说。
《卧虎藏龙》刚拍完时，内地的评论并不是很好，因为它和我们原本想象的不像，而和我们原本想象不一样的，就是不好的。在香港也一样，评论很差。当李安和叶锦添他们拿着《卧虎藏龙》去申报奥斯卡的时候，他们觉得自己不受自己人的支持。尽管自己做的一丝不苟，却担心观众看到某些桥段时会笑场。
没想到的是，在大洋彼岸，他们受到了英雄般的待遇 ——无论他们走到哪里，围观的人群都好像一条龙一样，外国人对这部电影的喜欢超乎想象。现在回想起来，叶锦添依然用“恐怖 ”二字形容老外们对这部电影的痴迷。拿完奥斯卡之后，有一次叶锦添去意大利的一家皮具店买东西，有人对店老板说：“这个是《卧虎藏龙》的美术指导”，结果过了没一会儿，店老板全家老小都站在了店门口，就是为了来看看叶锦添长什么样子。每次通过海关，总会有人围过来要求和他合影。
2008年初，在今日美术馆完成了自己在北京的首个个展“寂静·幻象 ”之后，叶锦添遇到了个令他头疼的问题：展览过的那些东西没地方摆。于是在朋友的帮助下，他找到了现在这个工作室，就是为了能有个地方放那些展品——那会儿，这里还是一片荒芜。后来渐渐地，他觉得在这里工作也不错，不像在二环里面，叫辆计程车都会发疯。叶锦添也想买个很大的房子，可惜理想的不是那么多；想买独栋的，管理又让他吐血。而在这里他可以安静地想事情、做雕塑。于是开始有助理，开始做各种不同的事情，工作室也就应运而生。
顾长卫的工作室和叶锦添比邻，两人见过一两次，但是大家都各忙各的，很少有机会好好聊天。本以为在内地有了工作室之后，叶锦添和内地的导演交流会更多起来，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我的问题是我很少出席活动，我喜欢独处，而且经常阴差阳错没时间。很多时候都是有工作的时候见见面，这样不太好，没办法。我想现在自己能集中做一两件事情就好。呆在内地，每个工作的变数很大，每个谈谈就不知道变成什么样了，所以也不敢只接一两个，不稳定。所以要谈好几个，有时候却好几个都要做。我的工作范围很广，比如我出书，很多大学的演讲就来了；比如搞小电影，小电影那边又来了；搞这个展览，又有展览邀请，再加上国外的事情……总是去这里去那里，接一个工作就得耗费一大段时间，很恐怖。 ”采访的头一天，叶锦添刚从加拿大回国。
叶锦添位于一号地的工作室成立于 2008年，与顾长卫工作室毗邻。工作室中，是他每次工作后存留下的“物资”。
如果不把它丢掉，它就会永远缠着我
刚刚出来做设计的时候，叶锦添买了一件军服，那种老式的美军军服。它的领子很奇怪，不是西装领，是立起来的，很有感觉。他睡觉也穿，去哪里都穿，去多大的宴会都穿，冬天夏天几乎都穿。后来，他去了欧洲旅行，也每天都穿着这件衣服。那时候叶锦添走到哪里就住在哪里，有时候会睡地上、睡火车上，就穿着这件衣服。久而久之，衣服上开始出现磨破的、刮破的地方，叶锦添发现了，就会在破洞旁边写上哪天、在哪里破的。他还在衣服上画画，留下很多画画的痕迹。这是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后来这件衣服呢？”我忍不住问道。
“我自己把它扔了，在香港丢掉的。”说这话的时候叶锦添如释重负。
“去台湾之前，我母亲过世——其实我去台湾很大程度是这个原因。去台湾之后，整个人是空白的，很长一段时间像发疯一样，做事情很疯狂。那时候所有人，没有一个人敢讲我做的衣服不行。”扔掉那件衣服之前，叶锦添意识到，如果不把它丢掉，它就会永远缠着他。“你看我现在看起来很温和吧？我以前不是这个样子。”叶锦添说。从《卧虎藏龙》开始，叶锦添开始穿黑色衣服，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变过。
叶锦添对这个展览非常看重。他被人们所熟知的身份是电影和舞台设计师，但他觉得那些并非真实的自己。做电影不纯，做舞台也不纯，做艺术展览却可以收录他自己个人的东西和感情，还有他对生活的好奇。采访叶锦添的过程是有趣的，我必须用尽全力听懂他“蹩脚”的国语，在我拿出录音笔的同时，他也掏出了自己的手机，打开了录音模式。“你知道吗？每次采访我都会录下来，而且我以后也都会听。”他解释道。“我脑子里想的和我讲的东西太海量了。我已经写了三本书了，第一本已经出版，第二本三个月后出版，还有第三本，这三本书完成了，我自己的理论就大致有了一个完整的基础。当然，我以后还会接着写。”
创造Lili：每个细节我都很有兴趣
叶锦添被人们所熟知的身份是电影和舞台设计师，实际上，摄影却是他的老本行。叶锦添毕业于香港理工学院高级摄影专业，对他来说，透过取景器来观察世界就像走路、说话一样自然。
“梦渡间”和一般的展览不一样，他设定了一个主人公——一个叫做 Lili的年轻女孩人偶，叶锦添用镜头跟随着她的日常生活。毫无疑问，Lili脱胎于叶锦添自己的记忆，尽管他没有告诉我们那段具体的记忆中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叶锦添凭借记忆创造了她，追随她——她陪着叶锦添一起登上前往台北的飞机，在一所公寓里住下，坐上轿车，去餐馆吃饭，在台北、北京的各个场合穿梭……
尽管迄今为止那些令人瞩目的成就都在电影或者舞台设计上，但叶锦添说，那些并非真实的自己。做电影不纯，做舞台也不纯，其他任何方式都没有办法把那么纯的东西表达出来，除了 Lili和艺术展览。“自己做美术时，我可以照录很多自己个人的东西、感情，有时还有我对生活的好奇，我好像不像其他艺术家，他们只制造他们的风格，但我只对生活有兴趣，到最后我的作品全都是细节。每个细节我都很有兴趣。”他对细节的兴趣超乎常人。第一次见面，他便好奇起我为什么要穿这样一双鞋子。“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都很有趣。就像做 Lili，一直想她应该是什么样的人，穿什么衣服，多大，在这里干嘛，去买东西要拿什么袋子，每个东西都会讨论。 ”叶锦添说。在他看来，Lili已经不单单代表任何一个个体，从 Lili的空虚躯壳中，我们可以投射进任何关于我们自身的记忆。
有趣的是，叶锦添这一次并没有在Lili身上施展他所擅长的东方元素。Lili如同任何大城市街头都可以遇见的任何一位年轻女性。她衣着打扮时尚，但又很平凡、随处可见。“做 Lili的时候，我一直在研究古老的东方的东西，但是我没有刻意加入中国符号。我把她做得很现代、很国际性。这种国际性是越来越雷同，没有特色。我刚从加拿大回来，在那儿的街上看到有个年轻的老外戴个帽子、穿件 polo衫，我在北京看见过这种人，在印度也见过这样穿的。你会注意到，到每个大城市，也都是那几个站点，那几个连锁店，到最后每个人都一样。”
如果一开始不住在香港，我会更强大
叶锦添有过很多次机会可以留在内地很好地发展，《大明宫词》之后他没有留下，《橘子红了》之后他也没有留下，每回在内地做完很有影响力的作品，都会有好长时间再也找不到他。叶锦添说他的命运就是这样，总是在一个地方做了一件蛮成功的事情之后离开，然后在另一个地方慢慢地等，等待幸运女神的再次垂青。
1986年，还没有毕业的叶锦添在徐克的引荐下，进入吴宇森的《英雄本色》剧组出任执行美术指导，同时，他也是一家报刊的摄影专栏记者，穿梭于摄制组之间，拍摄了很多艺人和工作人员在银幕背后的照片。
当徐克找到叶锦添时，叶锦添根本不认识徐克是谁。那会儿，正在读大学的叶锦添很是厉害，在香港的绘画和摄影公开比赛中都拿了冠军。在一个大型国际会展上，叶锦添的绘画作品铺满了整个巨大的背板，徐克看到了，就找到了叶锦添，最开始就是想请他过去画画。
拍完《英雄本色》，叶锦添意识到在香港拍戏，他很少有机会干一些特别的事情。他当时很迷 60年代的欧洲艺术电影，看不起香港的商业电影，虽然现在看起来，那个时代却是香港电影的最高峰。刚刚踏入社会的叶锦添急于把自己的态度表达出来，拍一些有想法的电影。他觉得如果留在香港他可能很快可以再拍一部戏，但却不知道出来的是不是他想要的完美。他不想等了。于是，在香港初出茅庐之后，叶锦添去了台湾。
1993年，自己带着两个裁缝，叶锦添来到台湾，加入了吴兴国《楼兰女》的团队。叶锦添把自己关在一幢小公寓楼里，花了 3个月时间来制作这出“东方新戏剧”的服装。叶锦添回忆说那时候他非常不专业，跟他做衣服的人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当时服装做出来之后，叶锦添也不敢开太高的价，基本上就是“半卖半送”，最后连同制作和成本，只有不到 100万新台币。
在台湾，叶锦添一呆就是七年。这七年间他做了很多东西，收到国际邀请代表台湾地区到国外参展。在澳洲的艺术节上，整条街上全都是他的作品。但叶锦添渐渐发现这些还不是他真正想要的，他还是做不了自己的东西。当李安因为《卧虎藏龙》找到他时，叶锦添正处于人生的“不高兴”阶段。
“我觉得如果我一开始不住在香港，我会更强大。好多时间都被浪费掉去搞清楚这事情究竟是什么。我真的总是要到很久以后才能搞清楚，这个事情是这样，那个事情是那样。”叶锦添说。
和太阳握握手你有感觉吗？不见得 大多数国人听说叶锦添的名字，大概还是在 2001年。那一年，一股叫作《卧虎藏龙》的武侠风劲吹好莱坞，这部电影也让叶锦添得到了那一年奥斯卡最佳艺术指导奖。
1994年，拍《饮食男女》的时候，李安到台湾找到了叶锦添，但是当时叶锦添婉拒了李安的邀请。2000年，李安再次找到叶锦添，邀请他一起拍摄《卧虎藏龙》，自知自己说服不了叶锦添，李安还暗中动员了好几个人来找叶锦添，帮忙说服他加入《卧虎藏龙》的剧组。最后，李安问叶锦添：“你可以来吗？”叶锦添问：“什么时候？”李安说：“明天。”后来的故事就是，叶锦添去了，那会儿离电影开拍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一切还都是一团糟，“你不知道做多少事情才能帮他救回来”，叶锦添回忆说。最后，他还帮李安重新改剧本，毙了很多东西，提了很多意见，那段时间每天像上战场一样，很是疯狂。叶锦添后来才知道，是因为之前李安找了另外一个人当美术指导，但后来不行就炒掉了，才又来找他。
“那次得奖对你来说意义大吗？”我问他。
“你说呢？当然很大，它有很多重要的层面。它的意义全部中国人都有感觉，不只是我们几个人。那次得奖的影响范围很广，持续很久。现在的人和以前不太一样，我们拿奖的时候内地人大部分还蛮淳朴的，而现在就感觉什么都见过一样，拿什么都没有感觉。和太阳握握手他有感觉吗？都不见得。”叶锦添说。
《卧虎藏龙》刚拍完时，内地的评论并不是很好，因为它和我们原本想象的不像，而和我们原本想象不一样的，就是不好的。在香港也一样，评论很差。当李安和叶锦添他们拿着《卧虎藏龙》去申报奥斯卡的时候，他们觉得自己不受自己人的支持。尽管自己做的一丝不苟，却担心观众看到某些桥段时会笑场。
没想到的是，在大洋彼岸，他们受到了英雄般的待遇 ——无论他们走到哪里，围观的人群都好像一条龙一样，外国人对这部电影的喜欢超乎想象。现在回想起来，叶锦添依然用“恐怖 ”二字形容老外们对这部电影的痴迷。拿完奥斯卡之后，有一次叶锦添去意大利的一家皮具店买东西，有人对店老板说：“这个是《卧虎藏龙》的美术指导”，结果过了没一会儿，店老板全家老小都站在了店门口，就是为了来看看叶锦添长什么样子。每次通过海关，总会有人围过来要求和他合影。
2008年初，在今日美术馆完成了自己在北京的首个个展“寂静·幻象 ”之后，叶锦添遇到了个令他头疼的问题：展览过的那些东西没地方摆。于是在朋友的帮助下，他找到了现在这个工作室，就是为了能有个地方放那些展品——那会儿，这里还是一片荒芜。后来渐渐地，他觉得在这里工作也不错，不像在二环里面，叫辆计程车都会发疯。叶锦添也想买个很大的房子，可惜理想的不是那么多；想买独栋的，管理又让他吐血。而在这里他可以安静地想事情、做雕塑。于是开始有助理，开始做各种不同的事情，工作室也就应运而生。
顾长卫的工作室和叶锦添比邻，两人见过一两次，但是大家都各忙各的，很少有机会好好聊天。本以为在内地有了工作室之后，叶锦添和内地的导演交流会更多起来，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我的问题是我很少出席活动，我喜欢独处，而且经常阴差阳错没时间。很多时候都是有工作的时候见见面，这样不太好，没办法。我想现在自己能集中做一两件事情就好。呆在内地，每个工作的变数很大，每个谈谈就不知道变成什么样了，所以也不敢只接一两个，不稳定。所以要谈好几个，有时候却好几个都要做。我的工作范围很广，比如我出书，很多大学的演讲就来了；比如搞小电影，小电影那边又来了；搞这个展览，又有展览邀请，再加上国外的事情……总是去这里去那里，接一个工作就得耗费一大段时间，很恐怖。 ”采访的头一天，叶锦添刚从加拿大回国。
叶锦添位于一号地的工作室成立于 2008年，与顾长卫工作室毗邻。工作室中，是他每次工作后存留下的“物资”。
如果不把它丢掉，它就会永远缠着我
刚刚出来做设计的时候，叶锦添买了一件军服，那种老式的美军军服。它的领子很奇怪，不是西装领，是立起来的，很有感觉。他睡觉也穿，去哪里都穿，去多大的宴会都穿，冬天夏天几乎都穿。后来，他去了欧洲旅行，也每天都穿着这件衣服。那时候叶锦添走到哪里就住在哪里，有时候会睡地上、睡火车上，就穿着这件衣服。久而久之，衣服上开始出现磨破的、刮破的地方，叶锦添发现了，就会在破洞旁边写上哪天、在哪里破的。他还在衣服上画画，留下很多画画的痕迹。这是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后来这件衣服呢？”我忍不住问道。
“我自己把它扔了，在香港丢掉的。”说这话的时候叶锦添如释重负。
“去台湾之前，我母亲过世——其实我去台湾很大程度是这个原因。去台湾之后，整个人是空白的，很长一段时间像发疯一样，做事情很疯狂。那时候所有人，没有一个人敢讲我做的衣服不行。”扔掉那件衣服之前，叶锦添意识到，如果不把它丢掉，它就会永远缠着他。“你看我现在看起来很温和吧？我以前不是这个样子。”叶锦添说。从《卧虎藏龙》开始，叶锦添开始穿黑色衣服，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