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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市场谈及人民币汇率普遍还沿袭着惯性——特指“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也就是说,按照中国确定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即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至少在参考“一篮子货币”方面,对于中国外汇市场参与者而言,“常规性的参考作用”有限。
从定义出发,人民币汇率最大的决定因素应当是市场供求,这也是中国央行经常强调的“让人民币汇率更多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原因。
外需决定出口,内需决定进口。如果一个国家外需相对稳定(出口数量稳定),而内需不断疲弱(进口数量萎缩),会导致这样的后果:经济基本面越差、内需越是疲弱,贸易顺差反而會加大。进一步而言,贸易顺差加大导致市场供求因素推高货币,从而引发货币高估,而货币高估进一步压制经济发展。简单说,这是一种“经济越疲弱,货币越升值;货币越高估,经济越惨淡”的恶性循环状态。
在过去的一年里,从市场供求关系看,中国经常项下和资本项下是“双顺差”,按说市场供求应当推动人民币升值。但从实际市场看,人民币还是有不小的贬值压力,并且有所贬值。
这其实是一对严重的矛盾,一方面,经济基本面下行压力要求人民币贬值;另一方面,“双顺差”所表达出的市场供求关系要求人民币升值。
实际市场人民币有所贬值的现实,说明人民币汇率并非简单的“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而是还受更多其他因素影响。在笔者看来,比市场供求更为基本的影响汇率的因素是经济基本面因素。
这是中国央行应该认真对待的棘手问题。长期容忍“经济下行压力和市场推高人民币币值并存”,不仅会对中国经济构成更大下行压力,还可能给金融大鳄攻击人民币留下机会。尽管中国外汇储备还较充裕,但不能因此而放松警惕。
汇率问题本来就是一柄“双刃剑”,任何汇率制度都是利弊权衡的结果。重要的是,中国需要进一步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
笔者建议:第一,加大“逆周期因子”的作用,将中国经济基本面对人民币币值需求列入“逆周期因子”考量范畴,弱化上述矛盾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第二,让货币政策更多依从于中国内需状况,该宽就得宽,不要让货币政策过多受制于“对人民币贬值的担忧”;第三,在强化人民币汇率浮动管理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放开人民币浮动区间,尽快让人民币汇率依据中国经济新情况找到可以相对稳定的“均衡点”。
编辑:周琦
从定义出发,人民币汇率最大的决定因素应当是市场供求,这也是中国央行经常强调的“让人民币汇率更多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原因。
外需决定出口,内需决定进口。如果一个国家外需相对稳定(出口数量稳定),而内需不断疲弱(进口数量萎缩),会导致这样的后果:经济基本面越差、内需越是疲弱,贸易顺差反而會加大。进一步而言,贸易顺差加大导致市场供求因素推高货币,从而引发货币高估,而货币高估进一步压制经济发展。简单说,这是一种“经济越疲弱,货币越升值;货币越高估,经济越惨淡”的恶性循环状态。
在过去的一年里,从市场供求关系看,中国经常项下和资本项下是“双顺差”,按说市场供求应当推动人民币升值。但从实际市场看,人民币还是有不小的贬值压力,并且有所贬值。
这其实是一对严重的矛盾,一方面,经济基本面下行压力要求人民币贬值;另一方面,“双顺差”所表达出的市场供求关系要求人民币升值。
实际市场人民币有所贬值的现实,说明人民币汇率并非简单的“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而是还受更多其他因素影响。在笔者看来,比市场供求更为基本的影响汇率的因素是经济基本面因素。
这是中国央行应该认真对待的棘手问题。长期容忍“经济下行压力和市场推高人民币币值并存”,不仅会对中国经济构成更大下行压力,还可能给金融大鳄攻击人民币留下机会。尽管中国外汇储备还较充裕,但不能因此而放松警惕。
汇率问题本来就是一柄“双刃剑”,任何汇率制度都是利弊权衡的结果。重要的是,中国需要进一步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
笔者建议:第一,加大“逆周期因子”的作用,将中国经济基本面对人民币币值需求列入“逆周期因子”考量范畴,弱化上述矛盾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第二,让货币政策更多依从于中国内需状况,该宽就得宽,不要让货币政策过多受制于“对人民币贬值的担忧”;第三,在强化人民币汇率浮动管理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放开人民币浮动区间,尽快让人民币汇率依据中国经济新情况找到可以相对稳定的“均衡点”。
编辑:周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