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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9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举办的岳麓书社《观澜文丛》首发品评会上，马嘶先生代表文丛的作者们，表达了对社会高雅文化、阅读文化的忧思。他说，“中国这个五千年文明古国是有书香传统的，尽管历代很大一部分人是目不识丁的，但对书文化都有敬慕仰慕之情”，而今“书香社会渐行渐远”，出现了“一种营造书香社会和反营造书香社会，拉回书香社会和反拉回书香社会这样一种或明或暗的拉锯战”。
作为《观澜文丛》之一种的《学人书情随录》(岳麓书社2010年1月版)，马嘶先生的这部书文化随笔集，既是对渐行渐远的“书香”的纪念，更体现出了当代知识分子对建设“书香社会”所倾注的一种人文关怀。
马嘶先生1934年出生于河北唐山，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唐山文学》主编、唐山市文联主席、名誉主席等职。1954年开始发表作品。199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长期从事文学创作、评论和研究工作，近年来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教育史、学术史的研究和著述。著有《紫骝斋文学评论》、《燕园师友记》、《负笈燕园》、《学人往事》、《百年冷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状况》、《1937年中国知识界》、《一代宗师魏建功》、《林庚评传》等著作十余部。《学人书情随录》这部随笔选集，写作的时间跨度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最初几年，以“书文化”为中心，集中了有关学人买书、读书、藏书、书斋、日记、书札，以及北大掌故、书商、旧书业、书厄等长短文章七十余篇。分为“学人书情”、“书厄谈往”、“书香漫笔”三卷。
这些围绕着书人书事随意而谈的闲文短章。是我承受传统文化哺育和国学熏陶的人生轨迹中的一些零星的记忆与情思。这种芜杂又欠完备的述说，表现的不过是对长期濡染了我的心态、铸造了我的灵魂的某些书和人的深切眷恋之情。或者也可以说，这是我对心向往之的“书香”(或可拓展为“书香社会”)点滴的浅薄思索和粗笨解读，充其量不过是说出了自己的一点经历和心得而已。
尽管作者在“自序”中有这般谦逊的叙说，读者从这部文集中阅读到、领悟到的，却绝不是“浅薄思索”和“粗笨解读”，而是大量中国近现代学人书情的掌故、史实，以及作者亲历亲闻的有关北大燕园著名学人爱书、藏书、用书的珍贵实录，更有作者对“恋书情结”与“学人立业”这层关系的深入思考。作者笔下的“学人书情”主要体现在学人与各地古旧书业、学人藏书为用、学人与图书馆等方面。
琉璃厂书肆和厂甸书摊是老北京旧书聚散中心，很多著名学人，如鲁迅、朱希祖和胡适等学人与琉璃厂书肆和厂甸书摊都有很深的“交情”，这在《学人书情随录》中有详细的记载。“恋书”的学人每到一个地方，自然也“恋”上了当地的古旧书业。如上世纪30年代前期，张中行先生就读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时，“常常去东安市场的丹桂商场买旧书，每周至少要去上半天”；“1935年，他在天津南开中学教国文，每天下午课后(星期日是上午)，他便去劝业场旁的天祥市场三楼逛旧书摊，常有所获”；“1936年，他去保定育德中学教了一年书，其间常常去城隍庙街的紫河套胡同。这里是古旧书和旧书画的集中之地，有不少旧书肆和古玩店，他在这里买过《徐氏三种》等古书”。这些见于该书的《张中行的杂收与杂览》一文，该文为读者呈现了张中行与北京、天津、保定等地旧书业的关联。
作者特别注意总结学人买书藏书的特点，不管是邓之诚购书的“博而返约”，或是张中行的“杂收与杂览”，还是郁达夫的“卖文买书”……都体现出一个共同点，即“藏书为用”。作者介绍说，现当代著名史学家邓之诚(1887-1960)按照“博而返约”的原则，在几十年中不遗余力地注意搜求清初的著作，所收甚丰，他编纂的《清诗纪事初编》八卷，便是根据他在三四十年间访求的七百余种顺治、康熙年间文人的诗文集编写而成的。作者在《邓之诚购书博而返约》文中说：“史学家邓之诚的买书藏书，是从他的治学所用出发的，他治学博杂时，买书藏书亦博杂；治学简专时，买书藏书也便有了专项主题了。这是学者藏书为用的一种类型。”
这一类型，还有购书以实用为原则的钱穆，这在《钱穆五年购书五万册》一文中有详尽的记述。
中国近代社会动荡的局势，使得国家藏书大量流散，而上世纪20年代以来在我国各地初建起来的图书馆又急需购书以补充馆藏。在这一背景下，众多学人为我国历史文献的保存以及近现代图书馆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27年，著名史学家顾颉刚(1893-1980)受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委托去江南访书求书，并撰写有《国立广州中山大学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马嘶先生在《顾颉刚江浙收购杂书》中介绍说：“顾颉刚收杂书四个月，共买进各种旧书刊资料12万册，花去五万六干余元。这些杂书资料，丰富了中山大学图书馆的馆藏，许多成为世间罕见的秘本、珍本，为学习和研究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时至今日，中山大学图书馆的此类馆藏仍是独树一帜的。”此外，作者在书中还介绍了罗振玉力护文渊阁残书、李大钊励精图治对北大图书馆进行一系列改革、柳诒徵领导南京国学图书馆全馆人员在日军轰炸声中抢救珍籍等历史片段。
关于日寇侵华给中国图书馆与出版事业、公私藏书以及学人生活带来的灾难，马嘶先生通过《图书馆与出版业遭日寇摧折》、《学人文士毁失藏书的大劫难》、《日寇侵华，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等七篇文章进行了记录和控诉，同时他不无遗憾地指出“振兴中华的文化机缘在战乱中丧失”了。作者的这一系列文章构成了《学人书情随录》的卷二部分“书厄谈往”。
马嘶先生在求学北大的四年中受业于20世纪下半叶中国第一流的著名学者，因此，书中以更多的笔墨记录了他所亲见的北大学人与书的故实，极有价值。比如他在50年代就读燕园之时，曾多次在海淀等地的书店与著名诗人何其芳(1912-1977)相遇，“亲眼看到了何其芳徜徉于群籍场中的痴迷憨态”。上世纪50年代，乐黛云带着作者走过汤用彤先生的书房时，作者有这样的描述：
那是一间长而宽的屋子，有如一个宽敞的大厅。一排排高及屋顶的大书架，把屋子塞得满满的，显得屋子又是如此的狭窄、局促。架上摆满了中外文图书、典籍，线装书和西文书都占了很大比重。汤先生端坐在书山籍海中的一个大桌案前，正在埋头读书。我们放轻了脚步，蹑手蹑脚地从他身边走过，他似乎没有发觉有人从这里经过……我看见，汤先生目不旁视地盯着书页，脸上有着悠然自得的表情。
在这样的书房前，作者感到了自己的“浅薄”与“渺小”，这大概既有对书山籍海的敬畏，又含着汤用彤先生的人格魅力所带给作者的震撼。
掌故类的文字因其新奇趣味性，多为授者所乐道，受众所乐听。马嘶先生的掌故类文字又将老北大的掌故与中国现代学术 发展史放在一起思考，于今日颇有一番启悟作用。如《北大卯字号名人朱希祖》、《已卯年说“卯字号”名人》诸篇，讲述了老北大“卵字号”的趣事，说的是老北大文科教师休息室聚集的属兔的，如陈独秀、朱希祖、胡适、刘半农、刘文典、林损等先生。这几位现代文化史上的名人便是“卯字号”人物。马嘶先生由此阐发了有关学术事业发展的联想：
其一，由此可以了解当年大学教授的年轻化程度；其二，由此可以窥知当时学界那种平等、健康、活跃的人际关系；其三，“卯字号”的称谓，使人联想起20世纪初荟萃于这所最高学府的诸多学界大家硕彦，这是由“兼容并包”、“学术民主”的办学方针引发出的成果，而这种学术繁荣之风又促进了人才的成长，新秀的辈出，此所谓“一代名师铸名校”也。
“名教授不一定都住燕南园，但燕南园住着的必定是名教授”。“名教授”与“燕园”成为作者求学燕园时所极力观察、离开燕园之后又深入思考的两个点。其中他的几位业师如浦江清、游国恩、魏建功等先生的教诲之恩，也深刻地镌刻在作者的记忆里，并化为铅字印刻在了书叶上。除了《学人书情随录》中的几篇纪念文章外，作者还有专著《一代宗师魏建功》(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纪念其业师魏建功，更曾于1998、2008年两次结集成《燕园师友记》怀念北大师友。笔者曾对《燕园师友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做过这样的评介：
书中所辑文章的体裁，虽是叙事散文，然骨子里全是作者漫淫于燕园之“大”、感恩于师辈学友的抒情诗歌。作者自言其追忆的是50年代的北大，这时“面对的是一个名师荟萃、学风严谨、读书空气异常浓郁的大好局面”，看这一辈师长，或极有胆识骨气如马寅初者，或极具风度魅力如周培源者。或满腹赤诚童贞如魏建功者，或看似拘谨而和善纯真如游国恩者……再看这一辈学友，或孜孜苦读而不悔少作如刘刚纪者，或满怀悲痛求学北大如廖静文者，或吸燕园灵秀、铸幽邃学魂如袁行霈者，或不善言谈而敦厚真挚如王磊者……他们的个性如音符般高高低低，平平仄仄，他们的学识品行令人敬仰，这才有了北京大学之“大”!
在名师指教和燕园学风的熏陶濡染中，作者以书为伴，“较深度地吸纳博大精深的中国古老传统文化的精髓，从而走进修炼学人之身的门径”。《学人书情随录》卷三“书香漫笔”部分同时也收录了作者关于读书治学的一些体验和感悟，如《开卷益得谈》、《雨天看闲书》、《“预谋”读书》等。作者在《恋书情结与学人立业》一文中总结性地提出：“凡执着于事业的学人，大抵皆有恋书情结。”他这样写道：
我虽碌碌，却亲历目睹了不少心有恋书情结者们的痴迷憨态。或为师辈，或为挚友，或系后学，目久天长便揣摩出了一个因果规律：凡恋书情重，且心无旁骛，若走火入魔者。常是卓有成就的学者大家。凡恋书情淡，难耐寂寞者，则常为业绩平平之辈。因之可以说，恋书的程度，读书的数量，乃至藏书的规模，常是与学人的根柢、学识、才气、成就成正比例。因而我想，这恋书情结乃是学人立业之本。
怀着对书香文化的“不了情”，作者以单个学人为中心，在《学人书情随录》一书中，将中国近现代五十余位学人淘书、藏书、读书、护书等景象，在读者的眼前铺展开来。在“学人”与“书”这种可见的实体之下，展示了中国知识分子读书治学重视文献资料的收集与利用的传统，同时也彰显了以“书”为代表的“文献”在中国社会学术、思想、文化等领域所发挥的具体而实在的作用。
作为《观澜文丛》之一种的《学人书情随录》(岳麓书社2010年1月版)，马嘶先生的这部书文化随笔集，既是对渐行渐远的“书香”的纪念，更体现出了当代知识分子对建设“书香社会”所倾注的一种人文关怀。
马嘶先生1934年出生于河北唐山，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唐山文学》主编、唐山市文联主席、名誉主席等职。1954年开始发表作品。199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长期从事文学创作、评论和研究工作，近年来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教育史、学术史的研究和著述。著有《紫骝斋文学评论》、《燕园师友记》、《负笈燕园》、《学人往事》、《百年冷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状况》、《1937年中国知识界》、《一代宗师魏建功》、《林庚评传》等著作十余部。《学人书情随录》这部随笔选集，写作的时间跨度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最初几年，以“书文化”为中心，集中了有关学人买书、读书、藏书、书斋、日记、书札，以及北大掌故、书商、旧书业、书厄等长短文章七十余篇。分为“学人书情”、“书厄谈往”、“书香漫笔”三卷。
这些围绕着书人书事随意而谈的闲文短章。是我承受传统文化哺育和国学熏陶的人生轨迹中的一些零星的记忆与情思。这种芜杂又欠完备的述说，表现的不过是对长期濡染了我的心态、铸造了我的灵魂的某些书和人的深切眷恋之情。或者也可以说，这是我对心向往之的“书香”(或可拓展为“书香社会”)点滴的浅薄思索和粗笨解读，充其量不过是说出了自己的一点经历和心得而已。
尽管作者在“自序”中有这般谦逊的叙说，读者从这部文集中阅读到、领悟到的，却绝不是“浅薄思索”和“粗笨解读”，而是大量中国近现代学人书情的掌故、史实，以及作者亲历亲闻的有关北大燕园著名学人爱书、藏书、用书的珍贵实录，更有作者对“恋书情结”与“学人立业”这层关系的深入思考。作者笔下的“学人书情”主要体现在学人与各地古旧书业、学人藏书为用、学人与图书馆等方面。
琉璃厂书肆和厂甸书摊是老北京旧书聚散中心，很多著名学人，如鲁迅、朱希祖和胡适等学人与琉璃厂书肆和厂甸书摊都有很深的“交情”，这在《学人书情随录》中有详细的记载。“恋书”的学人每到一个地方，自然也“恋”上了当地的古旧书业。如上世纪30年代前期，张中行先生就读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时，“常常去东安市场的丹桂商场买旧书，每周至少要去上半天”；“1935年，他在天津南开中学教国文，每天下午课后(星期日是上午)，他便去劝业场旁的天祥市场三楼逛旧书摊，常有所获”；“1936年，他去保定育德中学教了一年书，其间常常去城隍庙街的紫河套胡同。这里是古旧书和旧书画的集中之地，有不少旧书肆和古玩店，他在这里买过《徐氏三种》等古书”。这些见于该书的《张中行的杂收与杂览》一文，该文为读者呈现了张中行与北京、天津、保定等地旧书业的关联。
作者特别注意总结学人买书藏书的特点，不管是邓之诚购书的“博而返约”，或是张中行的“杂收与杂览”，还是郁达夫的“卖文买书”……都体现出一个共同点，即“藏书为用”。作者介绍说，现当代著名史学家邓之诚(1887-1960)按照“博而返约”的原则，在几十年中不遗余力地注意搜求清初的著作，所收甚丰，他编纂的《清诗纪事初编》八卷，便是根据他在三四十年间访求的七百余种顺治、康熙年间文人的诗文集编写而成的。作者在《邓之诚购书博而返约》文中说：“史学家邓之诚的买书藏书，是从他的治学所用出发的，他治学博杂时，买书藏书亦博杂；治学简专时，买书藏书也便有了专项主题了。这是学者藏书为用的一种类型。”
这一类型，还有购书以实用为原则的钱穆，这在《钱穆五年购书五万册》一文中有详尽的记述。
中国近代社会动荡的局势，使得国家藏书大量流散，而上世纪20年代以来在我国各地初建起来的图书馆又急需购书以补充馆藏。在这一背景下，众多学人为我国历史文献的保存以及近现代图书馆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27年，著名史学家顾颉刚(1893-1980)受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委托去江南访书求书，并撰写有《国立广州中山大学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马嘶先生在《顾颉刚江浙收购杂书》中介绍说：“顾颉刚收杂书四个月，共买进各种旧书刊资料12万册，花去五万六干余元。这些杂书资料，丰富了中山大学图书馆的馆藏，许多成为世间罕见的秘本、珍本，为学习和研究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时至今日，中山大学图书馆的此类馆藏仍是独树一帜的。”此外，作者在书中还介绍了罗振玉力护文渊阁残书、李大钊励精图治对北大图书馆进行一系列改革、柳诒徵领导南京国学图书馆全馆人员在日军轰炸声中抢救珍籍等历史片段。
关于日寇侵华给中国图书馆与出版事业、公私藏书以及学人生活带来的灾难，马嘶先生通过《图书馆与出版业遭日寇摧折》、《学人文士毁失藏书的大劫难》、《日寇侵华，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等七篇文章进行了记录和控诉，同时他不无遗憾地指出“振兴中华的文化机缘在战乱中丧失”了。作者的这一系列文章构成了《学人书情随录》的卷二部分“书厄谈往”。
马嘶先生在求学北大的四年中受业于20世纪下半叶中国第一流的著名学者，因此，书中以更多的笔墨记录了他所亲见的北大学人与书的故实，极有价值。比如他在50年代就读燕园之时，曾多次在海淀等地的书店与著名诗人何其芳(1912-1977)相遇，“亲眼看到了何其芳徜徉于群籍场中的痴迷憨态”。上世纪50年代，乐黛云带着作者走过汤用彤先生的书房时，作者有这样的描述：
那是一间长而宽的屋子，有如一个宽敞的大厅。一排排高及屋顶的大书架，把屋子塞得满满的，显得屋子又是如此的狭窄、局促。架上摆满了中外文图书、典籍，线装书和西文书都占了很大比重。汤先生端坐在书山籍海中的一个大桌案前，正在埋头读书。我们放轻了脚步，蹑手蹑脚地从他身边走过，他似乎没有发觉有人从这里经过……我看见，汤先生目不旁视地盯着书页，脸上有着悠然自得的表情。
在这样的书房前，作者感到了自己的“浅薄”与“渺小”，这大概既有对书山籍海的敬畏，又含着汤用彤先生的人格魅力所带给作者的震撼。
掌故类的文字因其新奇趣味性，多为授者所乐道，受众所乐听。马嘶先生的掌故类文字又将老北大的掌故与中国现代学术 发展史放在一起思考，于今日颇有一番启悟作用。如《北大卯字号名人朱希祖》、《已卯年说“卯字号”名人》诸篇，讲述了老北大“卵字号”的趣事，说的是老北大文科教师休息室聚集的属兔的，如陈独秀、朱希祖、胡适、刘半农、刘文典、林损等先生。这几位现代文化史上的名人便是“卯字号”人物。马嘶先生由此阐发了有关学术事业发展的联想：
其一，由此可以了解当年大学教授的年轻化程度；其二，由此可以窥知当时学界那种平等、健康、活跃的人际关系；其三，“卯字号”的称谓，使人联想起20世纪初荟萃于这所最高学府的诸多学界大家硕彦，这是由“兼容并包”、“学术民主”的办学方针引发出的成果，而这种学术繁荣之风又促进了人才的成长，新秀的辈出，此所谓“一代名师铸名校”也。
“名教授不一定都住燕南园，但燕南园住着的必定是名教授”。“名教授”与“燕园”成为作者求学燕园时所极力观察、离开燕园之后又深入思考的两个点。其中他的几位业师如浦江清、游国恩、魏建功等先生的教诲之恩，也深刻地镌刻在作者的记忆里，并化为铅字印刻在了书叶上。除了《学人书情随录》中的几篇纪念文章外，作者还有专著《一代宗师魏建功》(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纪念其业师魏建功，更曾于1998、2008年两次结集成《燕园师友记》怀念北大师友。笔者曾对《燕园师友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做过这样的评介：
书中所辑文章的体裁，虽是叙事散文，然骨子里全是作者漫淫于燕园之“大”、感恩于师辈学友的抒情诗歌。作者自言其追忆的是50年代的北大，这时“面对的是一个名师荟萃、学风严谨、读书空气异常浓郁的大好局面”，看这一辈师长，或极有胆识骨气如马寅初者，或极具风度魅力如周培源者。或满腹赤诚童贞如魏建功者，或看似拘谨而和善纯真如游国恩者……再看这一辈学友，或孜孜苦读而不悔少作如刘刚纪者，或满怀悲痛求学北大如廖静文者，或吸燕园灵秀、铸幽邃学魂如袁行霈者，或不善言谈而敦厚真挚如王磊者……他们的个性如音符般高高低低，平平仄仄，他们的学识品行令人敬仰，这才有了北京大学之“大”!
在名师指教和燕园学风的熏陶濡染中，作者以书为伴，“较深度地吸纳博大精深的中国古老传统文化的精髓，从而走进修炼学人之身的门径”。《学人书情随录》卷三“书香漫笔”部分同时也收录了作者关于读书治学的一些体验和感悟，如《开卷益得谈》、《雨天看闲书》、《“预谋”读书》等。作者在《恋书情结与学人立业》一文中总结性地提出：“凡执着于事业的学人，大抵皆有恋书情结。”他这样写道：
我虽碌碌，却亲历目睹了不少心有恋书情结者们的痴迷憨态。或为师辈，或为挚友，或系后学，目久天长便揣摩出了一个因果规律：凡恋书情重，且心无旁骛，若走火入魔者。常是卓有成就的学者大家。凡恋书情淡，难耐寂寞者，则常为业绩平平之辈。因之可以说，恋书的程度，读书的数量，乃至藏书的规模，常是与学人的根柢、学识、才气、成就成正比例。因而我想，这恋书情结乃是学人立业之本。
怀着对书香文化的“不了情”，作者以单个学人为中心，在《学人书情随录》一书中，将中国近现代五十余位学人淘书、藏书、读书、护书等景象，在读者的眼前铺展开来。在“学人”与“书”这种可见的实体之下，展示了中国知识分子读书治学重视文献资料的收集与利用的传统，同时也彰显了以“书”为代表的“文献”在中国社会学术、思想、文化等领域所发挥的具体而实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