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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来到小靳庄
1974年6月到1976年8月,江青先后三次来到小靳庄。小靳庄大队当时只有101户、582人,地处宝坻县东部黄庄洼边缘,历史上是个多涝灾的穷地方。时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的王作山是个老实厚道的基层干部。几年来他带领全村社员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年年挖河泥垫耕地,不断提高地力和抗涝水平,生产节节上升。集体经济和社员生活水平在当地属中等偏上。
另外小靳庄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群众文化活动活跃。由于这里地处大洼边缘,土地少又易涝,所以历史上村民外出讨生活的人不少,“上京下卫”跑码头,在京津唐等大中城市里,从事理发、浴室服务等服务业的人不少。所以,不少人都见过“世面”,男女老少大多敢说敢做,尤其热心文化活动。
江青于6月21日下午带领一大帮随从人员从天津出发,乘火车到达宝坻。第二天上午,江青从专列上下来,换乘汽车第一次前往小靳庄。
“评法批儒”会让人 瞠目结舌
江青进村后就宣布要召开社员会,听农民“评法批儒”。会场就设在村头的小学校里。学校恰好放了收麦忙假,大队腾出所有教室和整个院落。主会场设在一个最大的教室里,江青及主要随行人员占去了一大半座位。村里除了几名主要干部外,只有几位社员代表参加,天津和宝坻县来的许多干部只能在院子里旁听。
上午10时许,小靳庄社员“评法批儒汇报会”开始,名义上是天津市委主持,小靳庄农民唱主角,其实成了江青个人为所欲为的表演舞台。首先,小靳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作山报告了大队基本情况,没说几句就被江青打断。她说今天是来听农民“评法批儒”的,其他的少说。可社员们的“评法批儒”发言,没有一个不被她中途打断,没有一个能按照自己准备的内容说完。
会上,每个社员发言,江青都先给他们改名字。女社员王淑贤一说出自己的名字,江青就嚷:“又淑又贤,不行!淑贤两字去掉,就叫王先!”男青年王孝岐刚开始念发言稿,江青就忍不住喊道:什么孝岐,孝谁?孝什么?典型的封建意识这个名字不行,以后你叫王灭孔!”江青不仅给男女社员改名字,就连天津市委书记解学恭也被她改了名字。她说那个“恭”是温良恭俭让的“恭”,是封建主义的,儒家的思想,要改成“工人阶级的‘工’!学工,向工人阶级学习嘛!”
江青除了随意改社员的名字之外,还上演了更让人大跌眼镜的节目。女社员于瑞芳汇报之后,要唱一段京剧样板戏,她要唱的是《红灯记》中铁梅的一个唱段。刚开口就被江青叫停,她大声喊道:“你们知道吗?所有样板戏统统是我搞的!”转脸又喊随行的一位闻名全国的扮演李玉和的京剧男演员,“你来和她一起唱”!说着递给他一杯水,那位演员接过来昂首挺胸一饮而尽,丢下杯子,高喊一声:“谢谢妈!”接着就唱起来:“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本来这是戏中的叫板道白和唱词,可是在这种场合,江青与他的如此“配合”,使现场不少人惊得“瞠目结舌”。
参加劳动不会使镰刀
折腾了一个多小时,社员的“评法批儒汇报会”结束,江青说她要去地里参加劳动。在一伙人的簇拥下江青来到麦地,拿过一把镰刀要割小麦。可是她不会使镰刀,乱砍几下,一棵麦子也没割下来。其实她的目的是让随行记者照相。老实的王作山不解其意,怕她砍了脚,忙上去帮她,结果挡住了镜头,江青很不高兴,一把推开了他,喊着:“你走开,别尽来帮倒忙。”
当时,在宝坻县有两位全国闻名的下乡、回乡女知识青年,一位叫侯隽,一位叫邢燕子。天津市委和宝坻县委把她们俩叫来见江青。在麦地里,有人把两人带到江青面前,江青为了表示对两人的亲热,说,我早就熟悉你们俩了,一直想念着你们!然后就从头上摘下白草帽,说,今天没什么礼物给你们,这顶草帽是我1942年从延安撤退,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时,从延安带出来的。多年来南征北战,一直跟随我。今天我送给你们做个纪念。
听了这话,我们一个个面面相觑。那是一顶很精致的草编织物,颜色雪白,帽顶帽边都十分整齐,一点也没有破损。延安时期是个极为艰苦的年代,会有这样高档精致的草帽吗?即使有,从延安撤退,一路辗转,30余年过去了,还能保持如此崭新吗﹖这不是在演戏吗?
赠毕草帽,江青向大队干部要一顶当地农民戴的那种芦苇秸编的“蘑菇帽”,她说她很喜欢农民的帽子,其实是想戴上照相。可是接过王作山送来的那顶农民戴过的“蘑菇帽”之后,见上面满是汗渍,便不往头上戴,借口说“太小了,我不能戴”。
屋里屋外全部消了毒
新的“蘑菇帽”还没买回来,江青已离开麦地,要到场院上“打场”去了。在场院上,有人给她一把翻麦子的木杈,她扬了扬,让人照相。照完相转身又看见场上正晒着新打下的小麦,便说,这麦子多好呀!我要把你们的劳动果实带回去给毛主席尝尝。社员们忙去找了干净的口袋,装上十多斤小麦……
江青在场院上转了一圈,就宣布“劳动”结束,她要吃午饭了。这时,天津宾馆的工作人员早已在小学校里准备好了午餐。面包、菜和碗筷等都是从市里运来的,女服务员也全是天津宾馆里来的。
午餐之后,江青要午休,说是要到社员家里去“同住”,村里早已选定大队会计王启恩家作为她的午休之处。王家房子宽敞,环境也干净。县里村里前一天已派人来了个彻底大扫除。当天上午,天津宾馆的服务员又屋里屋外全消了毒,铺上宾馆的被褥枕头,还用带来的深色窗帘遮住王家前后窗户。王家和前后左右邻居养的狗和鸡鸭全被捉住送到别处暂管,以免发出叫声惊扰江青午休。大队干部午饭也没吃,轮流在王家院门口为江青站岗放哨。
这就是江青与农民的“同住”!
编辑/吴雨
1974年6月到1976年8月,江青先后三次来到小靳庄。小靳庄大队当时只有101户、582人,地处宝坻县东部黄庄洼边缘,历史上是个多涝灾的穷地方。时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的王作山是个老实厚道的基层干部。几年来他带领全村社员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年年挖河泥垫耕地,不断提高地力和抗涝水平,生产节节上升。集体经济和社员生活水平在当地属中等偏上。
另外小靳庄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群众文化活动活跃。由于这里地处大洼边缘,土地少又易涝,所以历史上村民外出讨生活的人不少,“上京下卫”跑码头,在京津唐等大中城市里,从事理发、浴室服务等服务业的人不少。所以,不少人都见过“世面”,男女老少大多敢说敢做,尤其热心文化活动。
江青于6月21日下午带领一大帮随从人员从天津出发,乘火车到达宝坻。第二天上午,江青从专列上下来,换乘汽车第一次前往小靳庄。
“评法批儒”会让人 瞠目结舌
江青进村后就宣布要召开社员会,听农民“评法批儒”。会场就设在村头的小学校里。学校恰好放了收麦忙假,大队腾出所有教室和整个院落。主会场设在一个最大的教室里,江青及主要随行人员占去了一大半座位。村里除了几名主要干部外,只有几位社员代表参加,天津和宝坻县来的许多干部只能在院子里旁听。
上午10时许,小靳庄社员“评法批儒汇报会”开始,名义上是天津市委主持,小靳庄农民唱主角,其实成了江青个人为所欲为的表演舞台。首先,小靳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作山报告了大队基本情况,没说几句就被江青打断。她说今天是来听农民“评法批儒”的,其他的少说。可社员们的“评法批儒”发言,没有一个不被她中途打断,没有一个能按照自己准备的内容说完。
会上,每个社员发言,江青都先给他们改名字。女社员王淑贤一说出自己的名字,江青就嚷:“又淑又贤,不行!淑贤两字去掉,就叫王先!”男青年王孝岐刚开始念发言稿,江青就忍不住喊道:什么孝岐,孝谁?孝什么?典型的封建意识这个名字不行,以后你叫王灭孔!”江青不仅给男女社员改名字,就连天津市委书记解学恭也被她改了名字。她说那个“恭”是温良恭俭让的“恭”,是封建主义的,儒家的思想,要改成“工人阶级的‘工’!学工,向工人阶级学习嘛!”
江青除了随意改社员的名字之外,还上演了更让人大跌眼镜的节目。女社员于瑞芳汇报之后,要唱一段京剧样板戏,她要唱的是《红灯记》中铁梅的一个唱段。刚开口就被江青叫停,她大声喊道:“你们知道吗?所有样板戏统统是我搞的!”转脸又喊随行的一位闻名全国的扮演李玉和的京剧男演员,“你来和她一起唱”!说着递给他一杯水,那位演员接过来昂首挺胸一饮而尽,丢下杯子,高喊一声:“谢谢妈!”接着就唱起来:“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本来这是戏中的叫板道白和唱词,可是在这种场合,江青与他的如此“配合”,使现场不少人惊得“瞠目结舌”。
参加劳动不会使镰刀
折腾了一个多小时,社员的“评法批儒汇报会”结束,江青说她要去地里参加劳动。在一伙人的簇拥下江青来到麦地,拿过一把镰刀要割小麦。可是她不会使镰刀,乱砍几下,一棵麦子也没割下来。其实她的目的是让随行记者照相。老实的王作山不解其意,怕她砍了脚,忙上去帮她,结果挡住了镜头,江青很不高兴,一把推开了他,喊着:“你走开,别尽来帮倒忙。”
当时,在宝坻县有两位全国闻名的下乡、回乡女知识青年,一位叫侯隽,一位叫邢燕子。天津市委和宝坻县委把她们俩叫来见江青。在麦地里,有人把两人带到江青面前,江青为了表示对两人的亲热,说,我早就熟悉你们俩了,一直想念着你们!然后就从头上摘下白草帽,说,今天没什么礼物给你们,这顶草帽是我1942年从延安撤退,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时,从延安带出来的。多年来南征北战,一直跟随我。今天我送给你们做个纪念。
听了这话,我们一个个面面相觑。那是一顶很精致的草编织物,颜色雪白,帽顶帽边都十分整齐,一点也没有破损。延安时期是个极为艰苦的年代,会有这样高档精致的草帽吗?即使有,从延安撤退,一路辗转,30余年过去了,还能保持如此崭新吗﹖这不是在演戏吗?
赠毕草帽,江青向大队干部要一顶当地农民戴的那种芦苇秸编的“蘑菇帽”,她说她很喜欢农民的帽子,其实是想戴上照相。可是接过王作山送来的那顶农民戴过的“蘑菇帽”之后,见上面满是汗渍,便不往头上戴,借口说“太小了,我不能戴”。
屋里屋外全部消了毒
新的“蘑菇帽”还没买回来,江青已离开麦地,要到场院上“打场”去了。在场院上,有人给她一把翻麦子的木杈,她扬了扬,让人照相。照完相转身又看见场上正晒着新打下的小麦,便说,这麦子多好呀!我要把你们的劳动果实带回去给毛主席尝尝。社员们忙去找了干净的口袋,装上十多斤小麦……
江青在场院上转了一圈,就宣布“劳动”结束,她要吃午饭了。这时,天津宾馆的工作人员早已在小学校里准备好了午餐。面包、菜和碗筷等都是从市里运来的,女服务员也全是天津宾馆里来的。
午餐之后,江青要午休,说是要到社员家里去“同住”,村里早已选定大队会计王启恩家作为她的午休之处。王家房子宽敞,环境也干净。县里村里前一天已派人来了个彻底大扫除。当天上午,天津宾馆的服务员又屋里屋外全消了毒,铺上宾馆的被褥枕头,还用带来的深色窗帘遮住王家前后窗户。王家和前后左右邻居养的狗和鸡鸭全被捉住送到别处暂管,以免发出叫声惊扰江青午休。大队干部午饭也没吃,轮流在王家院门口为江青站岗放哨。
这就是江青与农民的“同住”!
编辑/吴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