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文学式微的年代，直到莫言获得诺奖，才稍稍带起些许涟漪，也让人忆起那些文学曾经鼓舞人心的年代。作家路遥的小说曾经鼓舞过无数角落里的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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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是路遥去世20年。路遥病故时，五弟王天笑是惟一在他身边的亲人。他在哥哥病床前，看着显示心脏跳动的电波成为一条直线。
　　2012年，王天笑被诊断为肝硬化腹水，医生最近告诉他所剩时日无多。跟路遥去世时的病症一模一样。同样的肝病，除路遥外，还带走了他的另外两位哥哥。这是家族遗传病带来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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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哪说起呢？”在清涧的一间宾馆里，王天笑声音低沉地说。
　　聊天之前，他吃了十几种药片。但他并没有按医生的规劝有所忌口，包括抽烟。“我就是想挑战一下命。”他坐在床上一根根地抽烟。“医生说，我最多只有3个月时间了，这句话是二十多天前说的了，我随时都可能没了。”
　　在2006年被诊断为肝硬化腹水后，王天笑的朋友曾经在报纸上为他发起过募捐治疗活动。他为此差点自杀。“不是怕死，是承受不了这种关注，你说一个山里的孩子，为了我这病，省下吃午饭的钱，谁受得了。”
　　他和哥哥一样，有着强烈的自尊心。他比路遥小近二十岁。路遥成为名作家时，他还是个中学生。那时路遥的穿着看上去已经是个光鲜的城里人了，但在农村，王天笑依然穿着破旧的衣服。路遥忙于自己的工作，两人年龄差距又太大，几乎没有交流。“他就是个陌生人。”在学校里，所有人知道他是路遥的弟弟，会对他指指点点。这种强烈的对比让他日后在物质上有了高要求。特别是穿着，“一定得是名牌，不是名牌我是肯定不穿的。”
　　王天笑正在筹备路遥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在困难的日子里》。“怎么着也得拍得比《山楂树之恋》好吧，不然我就不拍了。”他希望能找到合适的导演和演员。
　　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的副标题是：一九六一年纪事。在11月29日，冯小刚导演的《一九四二》上映。电影改编自刘震云1993年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这部小说描写的是1942年的大饥荒。
　　像路遥那一代作家，包括获得诺奖的莫言，都会说到饥饿对于自己人生刻骨铭心的影响，以至于对文学的影响。
　　“1961年，是我国历史上那个有名的困难时期。不幸的是，我正是在这艰难贫困的年头，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考入县上惟一的一所高中——县立中学。”这是《在困难的日子里》的开头。路遥的大多数小说有着相似的开头。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写完后，诸多文学杂志对此并没有表现出多少热情。在经历了退稿之后，这部小说最后由《花城》杂志刊发。
　　路遥其实已经意识到自己要变。他去世之前，已经开始研究卡夫卡了。路遥自己也提到，“最大的压力还是来自文学的形势。我知道，我国文学正到了一个花样翻新的高潮时刻”。
　　莫言的获奖解决了路遥当年所发出的疑问：“为什么诺贝尔不理会中国当代文学这些成就？”同时多少缓解了中国作家的诺奖焦虑症。作家们长出了一口气，原来不必流亡到国外也能获奖，原来中国不是一个，而是一批作家拥有获奖的机会。
　　莫言筆下所描述的高密东北乡是一个节奏缓慢、平淡无奇的村庄。你很难把诺贝尔文学奖与此地联系起来。而在路遥出生的清涧县石嘴驿镇王家堡村，让人感到的是荒凉。
　　人们说，路遥从小心气就非常高，走出山村一直是他的愿望。
　　在路遥就读过的延川中学，刘文华是路遥纪念室的负责人。她是一名语文老师，来自路遥青少年时生活的延川县郭家沟村。学校有一门选修课叫《走近路遥》，为的是让大家能被路遥所激励，但是许多学生没办法理解。“那些生活离他们太遥远了。”网络与手机构筑的虚拟世界已经覆盖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包括陕北的这所中学。文学能干什么呢？
　　在我见到刘文华的前一天，学校举行了一次诗词朗诵会。《滕王阁序》、《春江花月夜》等等。“现在教学生语文很难，像这些篇目，能让他们弄懂里面的每句话是什么意思都很不容易了，根本不奢望什么赏析。”刘文华觉得很无奈。
　　在延安大学的路遥座谈会上，有学者提出了路遥在世的话，能不能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问题。当他说出这个假设时，有人在下边偷偷笑了。
　　在这片土地上，仍然有人希望通过文学改变命运。在延川，我看到许多年轻人的作品，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写作都在业余时间。“不管写得怎么样，总比打麻将强多了吧。”一位评论者说。
　　文学改变命运，刘文华觉得那已经是过去时。她和同事们讨论过路遥，这位校友如果放在今天的话，是否出得来？“我们得出的答案是：出不来。”刘文华说，“如今已没有了80年代的文学氛围，况且，学生课业这么重，大都为考试所累。”
　　在年轻人眼里，出名的渠道也已大不相同。以前，都是通过研讨会、靠评论家的热荐推出知名作家。现在，那些因为写作而站在灯光耀眼处的年轻人，很难说是因为文学。将他们称为有一定文字基础的青春偶像也许更为合适，他们的声名更多的是依靠网络迅速传播。
　　“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这是老作家柳青的一段话，路遥在写《人生》时，放到了小说的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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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评论家都惊叹于路遥当年著书前所做的准备。他曾经将10年间的诸多报纸逐日翻阅。因为他计划所著《平凡的世界》的内容涉及1975年到1985年10年间中国城乡间的社会生活。“这10年是中国社会的大转型期，其间充满了密集的重大历史事件；而这些事件又环环相扣，互为因果。”路遥希望站在历史的高度，体现巴尔扎克所说的“书记官”的职能。
　　1975年到1985年之间的历史，只是中国漫长转型过程中的一个10年。转型很早就已进行。在路遥去世的1992年，陈忠实的《白鹿原》开始在《当代》杂志上连载。这部小说描述的是从清末到解放初期，白鹿原上的中国城乡变迁史。这是中国百年转型中的另一部分。 　　同样是在路遥去世的1992年，停滞的中国转型开始重新被放置于轨道之上。邓小平登上了开往南方的火车。南行的结果是，中国沉寂的局面被打破。同年6月9日，江泽民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
　　1992年后，许多人下海。此前已经在海南淘得第一桶金的潘石屹在1992年与几位伙伴在北京成立了万通公司。改革的再启动，让他们迅速搭上财富的快车，在房地产界成为风云人物，至今声名不坠。在许多年轻人眼中，这位微博上的“话痨”成为了新时代的励志偶像。在一则洋酒广告里，潘石屹回忆了自己从一个甘肃天水农村孩子如何成为大地产商的道路。
　　路遥的作品之所以在书店里成为长销书，励志是不可忽视的一点，这是路遥的作品超出文学范围之处。
　　在延安大学路遥文学馆里，梁向阳向我介绍了都有些什么人来过这里参观，他说到了潘石屹。“他来了之后，紧紧抓住了我的手啊。”仿佛长征的红军在延安见到了亲人一样。潘石屹那次来延安参加的是一个房地产论坛，他向主办方提出的条件是去看看路遥墓。主办方急了，他们不知道路遥的墓在哪里，四处打听才找到了梁向阳。潘石屹说，自己把《平凡的世界》看了7遍，每当遇到困难，他都会看一遍。弟弟工作时，他送的礼物也是《平凡的世界》。
　　路遥的老家清涧属于榆林地界，在这20年里，榆林探明了大量的煤田和气田，原本贫瘠的黄土高原上，许多人一夜暴富。这里成了“中国的科威特”。
　　在清涧，路遥出生的窑洞还在，只是没人住，破败不堪。我遇到了路遥的老邻居。他一直生活在这里，身上衣服款式跟70年代并无太大差别。山里太安静，全村的狗一下就能嗅出外来者的气息，一阵狂吠。他拉住狗，让我从山道走过。他说，村里就是老人和小孩了，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和中国大多数农村相似。
　　路遥在这出生之后长到七八岁的光景，家里无法养育这个长子，过继给了他大伯。大伯带着他一路要饭迁往延川县郭家沟。路遥在“文革”串联时去了一趟北京，在天安门城楼下见到了毛主席。这对他刺激巨大。走出陕北，去往更广阔的世界里闯荡成为他的人生目标。而之后不久，毛泽东对广大城市知识青年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百万知青奔赴农村。其中两万多北京知青来到了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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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是上午，延川中学人来人往。《平凡的世界》开头，写的就是延川中学的食堂。刘文华回忆，当初她上中学时就是这样。一下雨，食堂所在地就是一片泥泞，大家捧着饭盆在屋外站着吃饭。当年食堂所在地，如今是学生宿舍和篮球场。
　　已是中午时分，我看到大批学生走下这被称为“堂坡”的地方，想起路遥小说里描述的情形。时至今日，他们想改变自己命运仍然不易。好的学生、好的老师和最好的资源都集中到了大城市最好的几所中学里。似乎中考就已经决定了他们的命运，而不是高考。高考呢，各地分配的录取名额又不一样，那些全国著名的高校，除了所在省份，其他地方的孩子挤破头皮都很难进入。
　　导演陈为军最近所拍纪录片与中国教育有关，他将这部片子初步拟名《中国梦》。“我出生在农村，当年上大学时，农村学生和城市学生比例差不多。但现在的城市孩子从出生开始，学校教师资源都好。城市学生家长投入很大。农村教育资源被城市掠夺，农村教师也不愿留在农村，农村孩子父母大多外出打工，自己成为留守孩子。但最后到高考时，判卷是一样的。试想农村孩子怎么和城市比？”陈为军说，“很多孩子大学毕业后，在城市的收入并不高，很难生活下去，但不愿回农村。过去的科举，能让阶层流动。最初的高考，大学生毕业后吃公粮，有干部身份。现在阶层流动很难了。
　　路遥很早就意识到这样的问题。他笔下的人物有着相似的命运，他们奋斗，最后都回到了原点，以悲剧收尾。学者李星将这一类型的人称为“农裔城籍”。他们在城市里生活，内心仍是农民。
　　这是路遥作品在读者中长盛不衰的原因：“只要中国社会有等级存在，有城乡二元对立结构存在，就有路遥的市场。他的东西很干净很美好，我们不乏对苦难的写作，但他能把苦难转化为精神动力，他的小说中，人情温暖。我想只要是奋斗者，都需要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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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便不写小说，路遥也非常关心时事政治。贾平凹在纪念路遥的文章里有一句话：“他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
　　路遥很早就表现了自己的政治才能。他在18岁就成了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现在的副县长。对一个有志于仕途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能让自信心爆棚的职位。但很快，他被撤职，作为返乡知青回到了农村，《人生》里写到的拉粪这样的事情是他的真实经历。不久，他成了民办教师，然而这并不是令他欣喜的工作。
　　到了1968年，大批北京知青来到延安。黑荫贵是其中一个。他记得路遥经常来跟知青玩耍。“他会仔细听听大家说话，自己很少说话。”黑荫贵说。北京知青带来了大城市的世面和信息，这对路遥眼界的开拓大有裨益。
　　这些知青并非等闲之辈。习近平、王岐山、史铁生、任志强等人都曾在延安农村插队。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指的就是延川的清平川。
　　路遥先是认识了北京知青林红。他获得一个招工指标，让给了林红。林红离开了，跟他分手，对他打击巨大。这充分表现在他创作之中。他笔下最初相爱的男女，最后都以痛苦的生离死别告终。后来他与来自北京清华附中的知青林达结婚，日后的时间证明，这仍然谈不上是美满的爱情。
　　路遥去世后，林达便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20年中，她从未接受过采访。有关路遥的纪念活动，她也没有参加。路遥的女儿王路远也与大众少有来往。
　　贾平凹曾经对朋友说，路遥如果仍在世，或者重生一次，谁都不知道他能做出什么样的事业来。“路遥是一个气场强大的人，几个人凑在一起，他几乎都是话题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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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路遥去世20年的纪念日，前来祭拜的人，依次路过路遥墓前，将手中菊花放在墓碑前。由于下雨，这个过程持续得并不长。人群散尽之后，工作人员开始收拾场地的布置设施。王天笑独自留下来，走到路遥墓前，点燃了3根香烟，摆在上面。路遥一生嗜烟。“他最喜欢的是红塔山。他吸烟是最讲究的。”王天笑说，“20年了，好快。”
　　大家在雨中走下山坡，聚集在延安大学一个宾馆的餐厅里，准备午餐。此时已过上午11点，电视里，记者们翘首等待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亮相的时刻。半小时后，习近平等人出现在红地毯上。
　　餐桌上有人鼓掌。他們认识的延川县文安驿镇梁家河村的年轻人如今站到了中国政治舞台最耀眼的中心。
　　他们在饭桌上回忆起这位北京知青在梁家河劳动的情形。40年前，当习近平来到此地的时候，几十里地以外的另一个年轻人回到了郭家沟。路遥的政治梦想破灭不久，他希望通过文学让自己逃离平凡的世界。他找到了去过北京的文学青年曹谷溪，后者在张家河公社新胜古大队的黑板报上，发表了路遥最早的诗作《我老汉走着就想跑》。诗歌并不能满足他的文学欲望。他转向了小说，这为他打开了新的世界。
　　11月15日的延安大学路遥文学馆，门口也铺上了红地毯，大批路遥的慕名者前来参观。进门之后，抬头就能看到一行镶嵌在木头上的字：翻开路遥人生的篇章。此时的窗外，洒向黄土高原的雨点，开始转化成雪花，随着北风飞舞回旋。又到了季节更替的时候，这片土地翻开了另一页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