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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12日，解放上海的战役打响，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发起攻击。隆隆的炮声在上海外围轰响着，为中国最大的城市敲响冲破暗夜的晨钟。
红日将升，一批“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中共地下党员却倒在了曙光绽放前的最后一刻。
上海的朝霞，鲜艳如血。
让毛森“声音都变了”的“警告信”
1949年5月初的一個晦暗黄昏，在福州路185号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一间办公室内，警察局长毛森如一头困兽，脸色铁青地在室内不停地走动着。
毛森堪称军统老牌特工。军统头子戴笠手下有著名的“三根毛”，即毛人凤、毛万里与毛森，这三人既是戴笠的心腹，也是他浙江江山同乡。“三根毛”中，毛森以心黑手辣见长。
毛森手上沾血最多的时期，就是他当上海市警察局长之后。
1949年3月7日，毛森就任上海警察局局长，但其委任状直到3月25日才下达。委任状尚未下达就提前赴任，毛森有着特殊使命。
那时候的国民党政权，正在行将覆灭的恐惧中战栗、挣扎着。
上海市内潜伏着大量的中共地下党，对解放上海早已蓄势待发。如果没等解放军攻入上海，市内就出了乱子，他这个警察局长恐怕身家性命堪忧。
刚一上任，毛森就挥起了警棍和屠刀。4月，他根据紧锣密鼓的调查结果，布置警力抓捕了近400名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很多人不经审判就秘密处决。一时间，上海市里血雨腥风骤起。
4月底5月初，众多上海警察的家中收到了格式相同的一封信，其中也包括毛森本人。
这封信的主体是1949年4月25日毛泽东、朱德联名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内容为中国共产党对新解放区的八项基本政策（即《约法八章》）。
发信人没有署名，但显然是中共地下党所为。在《约法八章》之外，这封信还附了一页“警告”，言辞可没有《约法八章》那么客气，它的警告对象是上海警察局中的顽固反动分子：“你要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布的《约法八章》各按职守，保护好机关物资档案，立功自赎，听候接管处理，如继续破坏捣乱，为非作歹，定不宽贷……”
警察局汇总上报的警告信有2000多封，而且精准地投递给了那些“效忠党国”的“骨干”，显然，只有熟悉警察局内情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
“警告信”的威力很巨大。一贯“谈吐不俗”的毛森，当天给下属打电话下命令时的声音都变了调：“我身边就有共党奸细，一定要限期破案！”
“警告信”背后的“特殊警察”
毛森虽然要求“限期破案”，但直到他逃离上海，“警告信”一案也没有真正侦破。军统和国民党统治下的警察已经没有多少时间继续作恶了——从“警告信”大规模出现到上海解放，总共只有20多天的时间。毛森的上海警察局长位置，满打满算只坐了不到三个月。
不过，毛森在这三个月里上演了最后的疯狂。
“上海有1000条路，我有1000个特务。”军统出身的毛森使出了军统的手段。他派了大批特务打入社会各个层面，仅在他当警察局长的三个月里，就抓捕了3000多名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秘密处决了其中的300多人。这其中，包括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主人公原型、中共地下党功勋情报员李白。
在毛森治下的上海警察局，他同样采用了特务手段，建立了“保密防谍组”“生活指导组”等特务控制的组织，要警察互为签名连保连坐，进行严密控制。在他公布的“战时禁令”中，规定凡警察背叛国民党或弃职潜逃者，均予处死并杀其全家。
毛森很清楚，给他发出“警告信”的中共地下党员，就站在聆听训话的警察队伍里，但上海警察局里潜伏的中共地下党员人数之多，却远远超过了他的想象。
据曾担任中共上海地下市委书记的张承宗生前回忆，抗战结束时，上海警界各单位已成立了11个中共地下党支部，党员发展到130多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上海地下警委成立，到1949年年初，在国民党专政机器内部已经建立起一个总支部、17个支部，分布在总局、各分局、保安中队及监狱等各单位；中共地下党员总数达到了500人左右，外围积极分子约2000人。
可以说，在总警力不足两万人的上海市警察局，听命于毛森的少数死硬派和军统特务，在人数上还不及中共地下党组织能够指挥动员的警察力量。
毛森对上海警察局内部的中共地下党自然是必欲除之而后快，在他任职局长的三个月里，有50名警察因为“涉共”而被抓。对中共上海地下警委来说，远未伤筋动骨。不过，让毛森如芒刺在背的“警告信”一案很快有所侦获，四名警察因涉及此事被捕。
这四个人就是“公安四烈士”：钱凤岐、刘家栋、钱文湘和蒋志毅。其中蒋志毅还只是中共外围地下组织“互保立功会”的成员。
给上海警察局顽固分子发“警告信”是中共上海地下警委统一部署的一次重大行动，打入上海警察局调查科、人事科、户籍科、政治处的地下党员都参与其中，地下警委书记邵健亲自指挥并直接参与了行动。
鉴于地下工作的特殊性，这位上海警察局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人并不在警察局之内。毛森甚至不知道邵健的存在。
毛森的最后疯狂
1949年5月23日，解放军肃清了上海外围残敌，总攻开始了。
毛森已经清清楚楚地感受到了末日的来临，开始着手准备后事。他当然不是想践行“效忠党国”的誓言、坚守到最后乃至杀身成仁，而是忙着开溜了。
毛森逃跑前的首要大事，就是选派一个上海警察局长的继任者。这注定是国民党政权在上海委任的最后一个警察局长，只有降和死两种结果。
到了大厦将倾的时候，陆大公被推到了上海警察局代局长的位子上，纯粹是毛森给自己找了个“顶缸的”。只是毛森做梦也想不到，这个陆大公其实已经被中共地下党组织发展策反，早有策应解放军入城的反正之心。 党组织当即指示陆大公大胆上任，做好警察部门的交接准备。不但如此，党组织还委派地下党员肖大成协助陆大公，他以义务警察的身份，跟着陆大公堂而皇之地走进了上海警察局大楼。
毛森在5月24日一早把警察局长的大印交给了陆大公，但他并没有马上逃走。在滞留上海的最后一天中，他仍在上蹿下跳地做着最后的挣扎。直到19时左右，陆大公终于想出个办法。他派人向毛森谎报解放军已经抵近兆丰公园（距离上海警察局大楼仅几百米）。这下，毛森彻底慌了，马上带着几个警卫，分乘两辆汽车狼狈逃去。
就在毛森离开办公室之前，他的亲信保安处长黄炳信打来了电话，请示关押在上海警察局大楼底楼拘留所的“中共分子”如何处理。
毛森问：“下面还有几个？”黄答：“还有九个。怎么办？”“开特伊！（沪语：毙掉他！）”
少顷，警察总局楼下传出一阵枪声。这是毛森离开上海之前屠杀的最后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因为匆忙，甚至来不及把他们押赴刑场，直接在上海警察局大楼后的空场上就地枪杀。
共产党员沈鼎发和因起义失败而被捕的国民党军人聂闻远等九人，顿时倒在血泊之中。
白旗挂满警察局
地下党员肖大成在紧要时刻进入国民党上海警察局，除了协助陆大公之外，还有一项重要使命，就是控制住警察局机动车大队。这是国民党上海警察局属下的最强大的武装力量。全大队300多人，配有装甲车40多辆、迫击炮10门、机关枪30多挺、步枪200多支。
毛森对这支武装异常看重，刚刚上任时，就把机动车大队的正、副大队长钟敏、喻飞调任总局，委派其亲信、军统特务缪琅任大队长，加强自己对机动车大队的控制。中共地下党组织早就开始了对机动车大队的争取工作，与钟敏、喻飞取得秘密联系，二人答应将在解放军入城前率队起义。
5月24日中午，肖大成和喻飞一起赶往机动车大队驻地。缪琅已经不知去向，機动车大队的各中队长唯喻飞马首是瞻。14时，机动车大队全体官兵集中，正式宣布起义。
25日凌晨，一支解放军小分队到达机动车大队时，这里的每辆装甲车上都挂着白旗。毛森无论如何也指挥不动的这支武装，旋即接受了解放军的领导，装甲车发动起来，跟随解放军去肃清苏州河沿岸的国民党残敌。
在上海警察局大楼，毛森前脚刚走，陆大公就以代局长的名义给全市警察机构下达命令：“时局已变，各安职守，维护秩序，听候命令。”从上海警察局大楼到各个派出所，都降下了青天白日旗，改挂白旗，宣布投诚。
27日，上海解放。人民解放军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配合下，接管了机关、工厂和学校，也接管了原国民党警察局。超过90%的旧警员留了下来，等待整编，为新中国服务。
红日将升，一批“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中共地下党员却倒在了曙光绽放前的最后一刻。
上海的朝霞，鲜艳如血。
让毛森“声音都变了”的“警告信”
1949年5月初的一個晦暗黄昏，在福州路185号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一间办公室内，警察局长毛森如一头困兽，脸色铁青地在室内不停地走动着。
毛森堪称军统老牌特工。军统头子戴笠手下有著名的“三根毛”，即毛人凤、毛万里与毛森，这三人既是戴笠的心腹，也是他浙江江山同乡。“三根毛”中，毛森以心黑手辣见长。
毛森手上沾血最多的时期，就是他当上海市警察局长之后。
1949年3月7日，毛森就任上海警察局局长，但其委任状直到3月25日才下达。委任状尚未下达就提前赴任，毛森有着特殊使命。
那时候的国民党政权，正在行将覆灭的恐惧中战栗、挣扎着。
上海市内潜伏着大量的中共地下党，对解放上海早已蓄势待发。如果没等解放军攻入上海，市内就出了乱子，他这个警察局长恐怕身家性命堪忧。
刚一上任，毛森就挥起了警棍和屠刀。4月，他根据紧锣密鼓的调查结果，布置警力抓捕了近400名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很多人不经审判就秘密处决。一时间，上海市里血雨腥风骤起。
4月底5月初，众多上海警察的家中收到了格式相同的一封信，其中也包括毛森本人。
这封信的主体是1949年4月25日毛泽东、朱德联名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内容为中国共产党对新解放区的八项基本政策（即《约法八章》）。
发信人没有署名，但显然是中共地下党所为。在《约法八章》之外，这封信还附了一页“警告”，言辞可没有《约法八章》那么客气，它的警告对象是上海警察局中的顽固反动分子：“你要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布的《约法八章》各按职守，保护好机关物资档案，立功自赎，听候接管处理，如继续破坏捣乱，为非作歹，定不宽贷……”
警察局汇总上报的警告信有2000多封，而且精准地投递给了那些“效忠党国”的“骨干”，显然，只有熟悉警察局内情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
“警告信”的威力很巨大。一贯“谈吐不俗”的毛森，当天给下属打电话下命令时的声音都变了调：“我身边就有共党奸细，一定要限期破案！”
“警告信”背后的“特殊警察”
毛森虽然要求“限期破案”，但直到他逃离上海，“警告信”一案也没有真正侦破。军统和国民党统治下的警察已经没有多少时间继续作恶了——从“警告信”大规模出现到上海解放，总共只有20多天的时间。毛森的上海警察局长位置，满打满算只坐了不到三个月。
不过，毛森在这三个月里上演了最后的疯狂。
“上海有1000条路，我有1000个特务。”军统出身的毛森使出了军统的手段。他派了大批特务打入社会各个层面，仅在他当警察局长的三个月里，就抓捕了3000多名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秘密处决了其中的300多人。这其中，包括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主人公原型、中共地下党功勋情报员李白。
在毛森治下的上海警察局，他同样采用了特务手段，建立了“保密防谍组”“生活指导组”等特务控制的组织，要警察互为签名连保连坐，进行严密控制。在他公布的“战时禁令”中，规定凡警察背叛国民党或弃职潜逃者，均予处死并杀其全家。
毛森很清楚，给他发出“警告信”的中共地下党员，就站在聆听训话的警察队伍里，但上海警察局里潜伏的中共地下党员人数之多，却远远超过了他的想象。
据曾担任中共上海地下市委书记的张承宗生前回忆，抗战结束时，上海警界各单位已成立了11个中共地下党支部，党员发展到130多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上海地下警委成立，到1949年年初，在国民党专政机器内部已经建立起一个总支部、17个支部，分布在总局、各分局、保安中队及监狱等各单位；中共地下党员总数达到了500人左右，外围积极分子约2000人。
可以说，在总警力不足两万人的上海市警察局，听命于毛森的少数死硬派和军统特务，在人数上还不及中共地下党组织能够指挥动员的警察力量。
毛森对上海警察局内部的中共地下党自然是必欲除之而后快，在他任职局长的三个月里，有50名警察因为“涉共”而被抓。对中共上海地下警委来说，远未伤筋动骨。不过，让毛森如芒刺在背的“警告信”一案很快有所侦获，四名警察因涉及此事被捕。
这四个人就是“公安四烈士”：钱凤岐、刘家栋、钱文湘和蒋志毅。其中蒋志毅还只是中共外围地下组织“互保立功会”的成员。
给上海警察局顽固分子发“警告信”是中共上海地下警委统一部署的一次重大行动，打入上海警察局调查科、人事科、户籍科、政治处的地下党员都参与其中，地下警委书记邵健亲自指挥并直接参与了行动。
鉴于地下工作的特殊性，这位上海警察局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人并不在警察局之内。毛森甚至不知道邵健的存在。
毛森的最后疯狂
1949年5月23日，解放军肃清了上海外围残敌，总攻开始了。
毛森已经清清楚楚地感受到了末日的来临，开始着手准备后事。他当然不是想践行“效忠党国”的誓言、坚守到最后乃至杀身成仁，而是忙着开溜了。
毛森逃跑前的首要大事，就是选派一个上海警察局长的继任者。这注定是国民党政权在上海委任的最后一个警察局长，只有降和死两种结果。
到了大厦将倾的时候，陆大公被推到了上海警察局代局长的位子上，纯粹是毛森给自己找了个“顶缸的”。只是毛森做梦也想不到，这个陆大公其实已经被中共地下党组织发展策反，早有策应解放军入城的反正之心。 党组织当即指示陆大公大胆上任，做好警察部门的交接准备。不但如此，党组织还委派地下党员肖大成协助陆大公，他以义务警察的身份，跟着陆大公堂而皇之地走进了上海警察局大楼。
毛森在5月24日一早把警察局长的大印交给了陆大公，但他并没有马上逃走。在滞留上海的最后一天中，他仍在上蹿下跳地做着最后的挣扎。直到19时左右，陆大公终于想出个办法。他派人向毛森谎报解放军已经抵近兆丰公园（距离上海警察局大楼仅几百米）。这下，毛森彻底慌了，马上带着几个警卫，分乘两辆汽车狼狈逃去。
就在毛森离开办公室之前，他的亲信保安处长黄炳信打来了电话，请示关押在上海警察局大楼底楼拘留所的“中共分子”如何处理。
毛森问：“下面还有几个？”黄答：“还有九个。怎么办？”“开特伊！（沪语：毙掉他！）”
少顷，警察总局楼下传出一阵枪声。这是毛森离开上海之前屠杀的最后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因为匆忙，甚至来不及把他们押赴刑场，直接在上海警察局大楼后的空场上就地枪杀。
共产党员沈鼎发和因起义失败而被捕的国民党军人聂闻远等九人，顿时倒在血泊之中。
白旗挂满警察局
地下党员肖大成在紧要时刻进入国民党上海警察局，除了协助陆大公之外，还有一项重要使命，就是控制住警察局机动车大队。这是国民党上海警察局属下的最强大的武装力量。全大队300多人，配有装甲车40多辆、迫击炮10门、机关枪30多挺、步枪200多支。
毛森对这支武装异常看重，刚刚上任时，就把机动车大队的正、副大队长钟敏、喻飞调任总局，委派其亲信、军统特务缪琅任大队长，加强自己对机动车大队的控制。中共地下党组织早就开始了对机动车大队的争取工作，与钟敏、喻飞取得秘密联系，二人答应将在解放军入城前率队起义。
5月24日中午，肖大成和喻飞一起赶往机动车大队驻地。缪琅已经不知去向，機动车大队的各中队长唯喻飞马首是瞻。14时，机动车大队全体官兵集中，正式宣布起义。
25日凌晨，一支解放军小分队到达机动车大队时，这里的每辆装甲车上都挂着白旗。毛森无论如何也指挥不动的这支武装，旋即接受了解放军的领导，装甲车发动起来，跟随解放军去肃清苏州河沿岸的国民党残敌。
在上海警察局大楼，毛森前脚刚走，陆大公就以代局长的名义给全市警察机构下达命令：“时局已变，各安职守，维护秩序，听候命令。”从上海警察局大楼到各个派出所，都降下了青天白日旗，改挂白旗，宣布投诚。
27日，上海解放。人民解放军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配合下，接管了机关、工厂和学校，也接管了原国民党警察局。超过90%的旧警员留了下来，等待整编，为新中国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