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中的精粹是“让”一字。
　　邓公高瞻远瞩，向来言辞简赅而意味深邃。他开创中国新格局的语录中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尤其令人琢磨。
　　“富”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而“贫”除了与“富”相对称，则有其绝对的含义。一个行将溺水的人会感到氧气的绝对“贫乏”，一个濒临冻馁的人会体验衣食的绝对“贫乏”，然而整个社会的居民却不可能产生同样“富”的感觉，即使从生存需求的角度他们已是“足”的。人们所谓的“富”，必是看到他人，特别是邻人，能够支配显著多于自己的物质（往往以钱财来衡量），从而产生的既羡且妒的情绪。被羡被妒的对象，即所谓“富足”者，始终只能是一小部分人。无论社会进展到什么程度，情况都将如此。因而，使全体人民同等富足的意愿，即使好意可嘉，并没有持久的可操作性。这类意愿到头来不但会斫伤人们的进取心和创造精神，也会令整个社会弥漫着普遍贫困的感受。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中的精粹是“让”一字。不少持批评姿态的人之所以没能看穿问题的症结，是把“让”（ａｌｌｏｗ）混淆成了“使”（ｍａｋｅ）。“让”纠正了前此的“不让”，是要为扭曲的禁锢松绑。“让”和“使”的一字之差，乃有天渊之别。我们在讨论社会公义或物质分配等大问题时，不可不明察之。
　　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固然能带来较多的税收，增加就业机会，提供新的效用，但更积极作用在于他们能带动竞赛，造成良性互动，形成社会生生不息的进取精神。看到旁人相对的富足而生的羡妒之情，说到底，是市场竞赛的根本动力。“羡”和“妒”，在语意上虽有其固定的褒贬，实际上却难以界定。也许我们能说“妒”的程度较为强烈，容易导致破坏性吧。先贤的原典，例如《圣经》或《论语》，对“妒”都大加贬斥，视为最难祛除的罪恶（ｓｉｎ）。不过适度的“妒”，在推动人类社会奋发向上起着很大的作用。
　　在此仅想提示这个问题的两层意思。其一，财富在一部分人手中的集聚是有限度的，物质资料如果不能扩散出去，大部分不富裕的社会成员就无法有效地消费生产的成果，经营活动就不能存续，更难扩展。贫困若以扩大的规模在另一端积累，必将导致社会的崩解，应验马克思的经典论断；其二，财富效应的社会扩散如果不够迅速的话，那么社会很大的群体将感到屈辱，“人的尊严”将备受打击。诺贝尔奖获得者印度裔经济学家森所定义的“免除贫困而能体面地生活的自由”，正是这两层意思的结合。
　　由此可知，已经付诸实施的新版《劳动合同法》将接受双重的检验。一方面，它应该继续“让”一部分人更有干劲、更有雄心、更不计较风险、更富创造潜力以及更幸运的人能够先行一步。30年来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卓有成效，端赖于斯。另一方面，它应该有助于迅速推动社会财富的扩散效应，“使”越来越多的人体面而尊严地生活和工作。检验的标准，简而言之，应该是：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是否能因之而变得更强还是遭到削弱。劳动力高度自由的流动不但促进良性的竞赛，而且让人们有更丰富的选择，既帮助“把饼做大”，也促进“饼的分享”。反之，它会制造各种扭曲的博弈，增加经济运作的摩擦，甚至会造成漠视轻慢法规的尊严的结果。这种损失是整个社会所承受不起的。
　　再来看前一阵的“华为风波”。出乎决策者的预计，“华为自选去留”的方案招致员工的强烈抵制，员工们对“集体辞职”的要求既不认同，对按工龄年均3万元的“充分补偿”也不领情。许多企业对于将给经营带来实质影响的新法漠然处之，恐怕根本上就没有严格遵守它的打算。不难预计，严格新法的执行会增加形形色色的摩擦，成本，尤其是尊重法规的成本，不容低估。
　　新版《劳动合同法》作为一项经济的基本法规，将深刻影响企业、劳工、就业、经济乃至整个社会，其意义将远较眼下的一些问题，诸如汇率改革之类的，要深远得多。华为一案，有其积极意义，它将引起对政策的机会成本的严肃的思索和检讨。以情绪用事作道义谴责，是过于简单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