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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贝时璋,便意味着告别了上世纪,告别了一代学术大家悲欣交集的集体命运。100年来,作为最后一个中研院院士,他见识了家国罹难、运动风波、人事苍茫,见证了现代科技在中国的发生发展,亲历了中国科学界的起起落落
2009年10月29日,贝时璋在睡梦中离去。台湾“中央研究院”随后在其网站首页刊登讣告,悼念“本院生命组贝时璋院士”,其院长翁启惠亦立即致专函吊唁。
1948年,贝时璋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与胡适、陈寅恪、梁思成等并列。1949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选择了留守大陆。随着两岸关系的逐步解冻,2000年3月起,台湾“中央研究院”开始向贝时璋寄送院讯,他逝世前,刚刚收到一份寄自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周报”。经《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与台湾“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林美惠女士确认,107岁的贝时璋,是1948年当选的中研院院士中最后一个离世者,也是最高寿的一位。
一个学术群星璀璨的时代,从此成为追忆。
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
1903年秋天,贝时璋出生在浙江省镇海县憩桥镇一个贫穷家庭。5岁时,母亲就边补渔网边给他讲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1919年,贝时璋进入上海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同济大学前身),1921年赴德国留学。彼时德国战败,马克贬值,父亲变卖了房子和几分地,为他凑齐了路费,以后又用很高的利息借了一大笔钱汇去,勉强支撑他完成学业。贝时璋选择了图宾根大学,德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因为当地花费少。1928年,贝时璋获得该大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同为图宾根校友的还有外交家乔冠华。
1929年,贝时璋返回祖国,受聘于浙江大学,其教学水准有口皆碑。当年的学生郑竺英曾撰文回忆:“贝师在整个教授过程中,每堂课都不带讲稿,全部是顺口而出的。同时贝师在黑板上配合课程流利地写出众多的骨头、神经、肌肉等等的拉丁名字而从不错漏字母。”而他亲手绘制的教学挂图更是精确优美,宛如艺术品。在浙大任职的20年间,贝时璋科学与教研均收获硕果,培养了大批人才,比如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朱壬葆等。而早在1934年,贝时璋就提出了细胞重建的假说,此前从来没有人说过细胞可以重建而不由细胞分裂产生,并发表论文《卵黄粒与细胞之重建》《丰年虫中间性生殖细胞的转变》等,只是由于抗战爆发,未能就此深入研究。1944年,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造访浙大,由于生物系方面可看的论文甚多,他不得不将其行期推迟了一天,盛赞浙大为“东方的剑桥”。
1948年,浙大共当选了三名中研院院士,即贝时璋、竺可桢、苏步青。1949年,他们同时选择了新中国。同年7月,作为筹委会委员,贝时璋参加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议。1954年,贝时璋担任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1955年被选聘为首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58年,贝时璋主持创建了生物物理研究所,这是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个生物物理学专业研究机构之一。在贝时璋指导下,该所的科技人员不畏艰险,参加了核爆炸现场动物实验,并进行了长期辐射效应观察和小剂量照射动物实验,制定出我国辐射安全标准。而在国际航天事业刚刚起步之际,贝时璋又富有远见地创立了宇宙生物学实验室。“他的思想非常前沿,做的都是奠基的工作,在那个年代想到了,也做到了,非常了不起!”曾经与贝时璋有过学术合作交流的台湾“中央研究院”植物暨微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戴华评价。这种远见一直保持到他晚年,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杨星科回忆,他初次拜访贝时璋,谈论起纳米生物学的发展,这位百岁老人对前沿学科的认识,“比科研一线的人抓得还准”。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指出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在科学的春天鼓舞下,许多老院士纷纷入党,表达自己对党的信任及热忱,包括贝时璋、童第周、华罗庚和严济慈。
做一个真实的科学家
贝时璋曾说:“实验室和图书馆是科学家最爱呆的地方。对科学家来说,最快乐的事情是呆在实验室里做实验,或在图书馆里看书。有时看书看得出神,旁边有人叫他也听不见;实验做得津津有味,有时把时间也忘了。”
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能够实现这个心愿。他的学生应幼梅在《贝时璋教授的生活、工作和思想》一文里记述:“他没有时间。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他的时间让组织工作、计划工作、外事工作,还有社会工作占去了。不是因为他有这样的兴趣,而是党和国家有这样的需要。” 应幼梅记述,无论什么工作,他都一丝不苟,连戴红领巾的小学生要来访问,他都会事先准备好发言稿。
解放后,贝时璋担任了第一届至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至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在当时的公开报道中,他的排名十分靠前,排在华罗庚、史良前面,并曾多次在国庆期间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
贝时璋仍然维持着科学工作者的底线,无论是在难以掌控的政治风浪中,还是身处难以选择的无奈环境下。“大跃进”期间,各地粮食生产频频放出“卫星”,身为生物学泰斗、最具权威的贝时璋保持了沉默。《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查找了同期的《人民日报》,亦没有看到貝时璋就此进行书面表态。在必须要发言的场合,他的讲话也紧紧围绕科学范畴。比如1961年,庆祝苏联发射成功第一个载人宇宙飞船,首都科学家举行座谈,大家纷纷表示这是社会主义阵营、马列主义的伟大胜利。贝时璋说:“人类飞到宇宙空间需要克服科学技术方面许多问题,从生物学观点看,人飞到宇宙再返回地面,安全保护是不简单的事,特别是失重和超重问题,对这样复杂的技术措施能得到保证是不容易做到的。”40多年后,当杨利伟乘坐的载人飞船成功着陆后,贝时璋看到新闻后,建议应对杨利伟进行健康安全保护,杨利伟听后很感动,还专程拜访了贝时璋,并在他去世后前往吊唁。
《贝时璋传》的作者张坚军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介绍,因为专注科学,“文革”时贝时璋也挨过批斗,批判他不关心政治,是资产阶级权威,但“贝先生不爱讲话,平常不得罪人”,所以安然渡过。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员陈楚楚表示,“贝先生做人严谨,心态平和,从不和人争,平时积极劳动,对大家态度也好,所里面就自然形成一种意识,保护贝先生。”
1972年,贝时璋率领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了英国、瑞典、加拿大和美国。这是尼克松总统访华后,造访西方的第一批中国科学家。芝加哥大学华裔学者江生担任美方翻译。他回忆,当时中国代表团来美国还是很稀罕的事,受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伊利诺伊州及芝加哥市的三层警戒保护,阵势庞大,但是贝时璋处之泰然,与国外同行交流不卑不亢,问的都是“非常节骨眼”上的问题。江生表示,他的外国同事对此评价很高,特别是贝时璋,很少碰到科学家有那么广的知识面。而其时“文革”已经在中国进行的如火如荼,但是江生回忆,中国科学家们既没有提起,他也没有感受到一点“文革”的蛛丝马迹。贝时璋的发言仍尽可能地实事求是,根据《参考消息》转载的合众国际社报道,贝时璋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美国人民“已经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值得我们祝贺”。他表示:“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也发展很快,但是还要走一段很长的路才能赶上。”
出访时,贝时璋已经69岁了,但还是健步如飞。一天,芝加哥下大雪,江生想上前搀扶,他把江生的手推开了,他们终身的友谊,却从此开始了。
最大的遗憾
早在1970年,贝时璋就想重新回到科研第一线,继续做细胞重建的研究,他为此准备了一篇开题报告,详细说明这个课题的意义、研究目的、计划等,但在会上讲了两个多小时,会场没有什么反应。他的助手陈楚楚于1972年进入该课题组,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当时生物界就有人写信给贝老,劝他不要再研究这个课题,如果做下去会让他身败名裂。她们这些学生也边做边怀疑。面对外界的质疑,贝时璋自己也很痛苦。陈楚楚回忆,那时当有人说贝老我很尊敬您,贝时璋都会追问,你这是对我个人的尊重,还是对我从事的科学研究的尊重? 他曾经因为工作冲陈楚楚发过一次火。当时她拿着一张不太清楚的细胞切片请教贝时璋,贝时璋认为她是不支持细胞重建的学说,很生气地把照片扔到了陈楚楚面前,不过很快他就在会上作了检讨,认为自己那样对待她是不对的。
经过艰辛努力,1988年《细胞重建》论文集第一集出版;1989年11月,科教电影《细胞重建》获意大利巴马国际医学科学电影节金奖。在巨大的争议声中,细胞重建课题组还是在2000年结题,陈楚楚表示,这是贝时璋一生最大的遗憾。台湾“中央研究院”植物暨微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戴华认为,该学说本身很有创意,是很前沿、很有深度的思考,这在今天依然是很难的一个课题,需要大量的经费及人力支持,虽然目前无法求证,但并不排除未来会有新的发展。她认为贝时璋心心念念的是科学本身,不怕辛苦和风险,不计较私人名利,其贡献更多是精神层次的。
贝时璋有一次语重心长地对陈楚楚说:“我使得你们没有出头之日。”陈楚楚介绍,他这样一种谦虚、礼让的性格,也影响到他的学生,“他一直只是看重业务上的东西,其他的都不愿做。所以有的学生跟他一段时间就走了,贝先生也不勉强。”陈楚楚表示,“作为他的学生,酸甜苦辣都有。他待人很客气,每次你要走都会把你送到门口。但对从事的研究非常严格,一丝不苟,一字一句、标点符号都会给你改好几遍。”
君子远行
1993年夏天开始,芝加哥大学教授江生每年都会到北京,成为贝时璋家的客人。最后一次访问是在老人去世前。他告诉《中國新闻周刊》记者,老先生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始终维持谦谦君子之风。谈话间热起来,他要脱去外套,总会先抱歉,说“对不起,我要放肆一下”。老人不能吹风,但他会特别注意电扇的风是否对着客人,极度替人着想。而他自己的生活简单,对吃穿没有讲究。由于老人去世的突然,仓促间甚至找不出一身像样的衣服临时穿戴。
在日常生活里,贝时璋只有一种待人之道,不论对方地位尊卑。有人去看他,即便是他的学生和晚辈,他也一定让对方坐沙发,他自己坐椅子。
在贝时璋最后的日子里,虽然年事已高,他依然每周会看《参考消息》等报纸,不过因为视力的衰退,他只看大标题。贝时璋每次都会关心地询问,国家现在的形势好不好?经济建设怎么样?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党委书记杨星科介绍,汶川大地震后,怕老人受刺激,没有告诉他。结果贝时璋看到了报道,特地托人给所里打电话,捐了5000元。
2009年诺贝尔奖公布以后,贝时璋的心情很不平静。就在逝世的前一天,10月28日的上午,他召集了6位研究人员,一起讨论科学创新,鼓励大家“我们要为国家争气”。
江生认为,倘若贝时璋没有遭逢那么多运动,能够一心搞科研,他是有可能在科学上走得更远的。但是江生表示,他们那一代科学家是极端爱国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一切都是为了培育新的人才,完全撇开了自己的地位升迁、个人荣辱,对于这个假设,“贝老从来没有说过,没有影射过,连沾个边都没有。” ★
本文参考了《贝时璋教授与中国生物物理学》《贝时璋文选》
2009年10月29日,贝时璋在睡梦中离去。台湾“中央研究院”随后在其网站首页刊登讣告,悼念“本院生命组贝时璋院士”,其院长翁启惠亦立即致专函吊唁。
1948年,贝时璋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与胡适、陈寅恪、梁思成等并列。1949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选择了留守大陆。随着两岸关系的逐步解冻,2000年3月起,台湾“中央研究院”开始向贝时璋寄送院讯,他逝世前,刚刚收到一份寄自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周报”。经《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与台湾“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林美惠女士确认,107岁的贝时璋,是1948年当选的中研院院士中最后一个离世者,也是最高寿的一位。
一个学术群星璀璨的时代,从此成为追忆。
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
1903年秋天,贝时璋出生在浙江省镇海县憩桥镇一个贫穷家庭。5岁时,母亲就边补渔网边给他讲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1919年,贝时璋进入上海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同济大学前身),1921年赴德国留学。彼时德国战败,马克贬值,父亲变卖了房子和几分地,为他凑齐了路费,以后又用很高的利息借了一大笔钱汇去,勉强支撑他完成学业。贝时璋选择了图宾根大学,德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因为当地花费少。1928年,贝时璋获得该大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同为图宾根校友的还有外交家乔冠华。
1929年,贝时璋返回祖国,受聘于浙江大学,其教学水准有口皆碑。当年的学生郑竺英曾撰文回忆:“贝师在整个教授过程中,每堂课都不带讲稿,全部是顺口而出的。同时贝师在黑板上配合课程流利地写出众多的骨头、神经、肌肉等等的拉丁名字而从不错漏字母。”而他亲手绘制的教学挂图更是精确优美,宛如艺术品。在浙大任职的20年间,贝时璋科学与教研均收获硕果,培养了大批人才,比如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朱壬葆等。而早在1934年,贝时璋就提出了细胞重建的假说,此前从来没有人说过细胞可以重建而不由细胞分裂产生,并发表论文《卵黄粒与细胞之重建》《丰年虫中间性生殖细胞的转变》等,只是由于抗战爆发,未能就此深入研究。1944年,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造访浙大,由于生物系方面可看的论文甚多,他不得不将其行期推迟了一天,盛赞浙大为“东方的剑桥”。
1948年,浙大共当选了三名中研院院士,即贝时璋、竺可桢、苏步青。1949年,他们同时选择了新中国。同年7月,作为筹委会委员,贝时璋参加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议。1954年,贝时璋担任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1955年被选聘为首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58年,贝时璋主持创建了生物物理研究所,这是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个生物物理学专业研究机构之一。在贝时璋指导下,该所的科技人员不畏艰险,参加了核爆炸现场动物实验,并进行了长期辐射效应观察和小剂量照射动物实验,制定出我国辐射安全标准。而在国际航天事业刚刚起步之际,贝时璋又富有远见地创立了宇宙生物学实验室。“他的思想非常前沿,做的都是奠基的工作,在那个年代想到了,也做到了,非常了不起!”曾经与贝时璋有过学术合作交流的台湾“中央研究院”植物暨微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戴华评价。这种远见一直保持到他晚年,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杨星科回忆,他初次拜访贝时璋,谈论起纳米生物学的发展,这位百岁老人对前沿学科的认识,“比科研一线的人抓得还准”。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指出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在科学的春天鼓舞下,许多老院士纷纷入党,表达自己对党的信任及热忱,包括贝时璋、童第周、华罗庚和严济慈。
做一个真实的科学家
贝时璋曾说:“实验室和图书馆是科学家最爱呆的地方。对科学家来说,最快乐的事情是呆在实验室里做实验,或在图书馆里看书。有时看书看得出神,旁边有人叫他也听不见;实验做得津津有味,有时把时间也忘了。”
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能够实现这个心愿。他的学生应幼梅在《贝时璋教授的生活、工作和思想》一文里记述:“他没有时间。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他的时间让组织工作、计划工作、外事工作,还有社会工作占去了。不是因为他有这样的兴趣,而是党和国家有这样的需要。” 应幼梅记述,无论什么工作,他都一丝不苟,连戴红领巾的小学生要来访问,他都会事先准备好发言稿。
解放后,贝时璋担任了第一届至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至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在当时的公开报道中,他的排名十分靠前,排在华罗庚、史良前面,并曾多次在国庆期间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
贝时璋仍然维持着科学工作者的底线,无论是在难以掌控的政治风浪中,还是身处难以选择的无奈环境下。“大跃进”期间,各地粮食生产频频放出“卫星”,身为生物学泰斗、最具权威的贝时璋保持了沉默。《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查找了同期的《人民日报》,亦没有看到貝时璋就此进行书面表态。在必须要发言的场合,他的讲话也紧紧围绕科学范畴。比如1961年,庆祝苏联发射成功第一个载人宇宙飞船,首都科学家举行座谈,大家纷纷表示这是社会主义阵营、马列主义的伟大胜利。贝时璋说:“人类飞到宇宙空间需要克服科学技术方面许多问题,从生物学观点看,人飞到宇宙再返回地面,安全保护是不简单的事,特别是失重和超重问题,对这样复杂的技术措施能得到保证是不容易做到的。”40多年后,当杨利伟乘坐的载人飞船成功着陆后,贝时璋看到新闻后,建议应对杨利伟进行健康安全保护,杨利伟听后很感动,还专程拜访了贝时璋,并在他去世后前往吊唁。
《贝时璋传》的作者张坚军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介绍,因为专注科学,“文革”时贝时璋也挨过批斗,批判他不关心政治,是资产阶级权威,但“贝先生不爱讲话,平常不得罪人”,所以安然渡过。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员陈楚楚表示,“贝先生做人严谨,心态平和,从不和人争,平时积极劳动,对大家态度也好,所里面就自然形成一种意识,保护贝先生。”
1972年,贝时璋率领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了英国、瑞典、加拿大和美国。这是尼克松总统访华后,造访西方的第一批中国科学家。芝加哥大学华裔学者江生担任美方翻译。他回忆,当时中国代表团来美国还是很稀罕的事,受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伊利诺伊州及芝加哥市的三层警戒保护,阵势庞大,但是贝时璋处之泰然,与国外同行交流不卑不亢,问的都是“非常节骨眼”上的问题。江生表示,他的外国同事对此评价很高,特别是贝时璋,很少碰到科学家有那么广的知识面。而其时“文革”已经在中国进行的如火如荼,但是江生回忆,中国科学家们既没有提起,他也没有感受到一点“文革”的蛛丝马迹。贝时璋的发言仍尽可能地实事求是,根据《参考消息》转载的合众国际社报道,贝时璋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美国人民“已经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值得我们祝贺”。他表示:“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也发展很快,但是还要走一段很长的路才能赶上。”
出访时,贝时璋已经69岁了,但还是健步如飞。一天,芝加哥下大雪,江生想上前搀扶,他把江生的手推开了,他们终身的友谊,却从此开始了。
最大的遗憾
早在1970年,贝时璋就想重新回到科研第一线,继续做细胞重建的研究,他为此准备了一篇开题报告,详细说明这个课题的意义、研究目的、计划等,但在会上讲了两个多小时,会场没有什么反应。他的助手陈楚楚于1972年进入该课题组,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当时生物界就有人写信给贝老,劝他不要再研究这个课题,如果做下去会让他身败名裂。她们这些学生也边做边怀疑。面对外界的质疑,贝时璋自己也很痛苦。陈楚楚回忆,那时当有人说贝老我很尊敬您,贝时璋都会追问,你这是对我个人的尊重,还是对我从事的科学研究的尊重? 他曾经因为工作冲陈楚楚发过一次火。当时她拿着一张不太清楚的细胞切片请教贝时璋,贝时璋认为她是不支持细胞重建的学说,很生气地把照片扔到了陈楚楚面前,不过很快他就在会上作了检讨,认为自己那样对待她是不对的。
经过艰辛努力,1988年《细胞重建》论文集第一集出版;1989年11月,科教电影《细胞重建》获意大利巴马国际医学科学电影节金奖。在巨大的争议声中,细胞重建课题组还是在2000年结题,陈楚楚表示,这是贝时璋一生最大的遗憾。台湾“中央研究院”植物暨微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戴华认为,该学说本身很有创意,是很前沿、很有深度的思考,这在今天依然是很难的一个课题,需要大量的经费及人力支持,虽然目前无法求证,但并不排除未来会有新的发展。她认为贝时璋心心念念的是科学本身,不怕辛苦和风险,不计较私人名利,其贡献更多是精神层次的。
贝时璋有一次语重心长地对陈楚楚说:“我使得你们没有出头之日。”陈楚楚介绍,他这样一种谦虚、礼让的性格,也影响到他的学生,“他一直只是看重业务上的东西,其他的都不愿做。所以有的学生跟他一段时间就走了,贝先生也不勉强。”陈楚楚表示,“作为他的学生,酸甜苦辣都有。他待人很客气,每次你要走都会把你送到门口。但对从事的研究非常严格,一丝不苟,一字一句、标点符号都会给你改好几遍。”
君子远行
1993年夏天开始,芝加哥大学教授江生每年都会到北京,成为贝时璋家的客人。最后一次访问是在老人去世前。他告诉《中國新闻周刊》记者,老先生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始终维持谦谦君子之风。谈话间热起来,他要脱去外套,总会先抱歉,说“对不起,我要放肆一下”。老人不能吹风,但他会特别注意电扇的风是否对着客人,极度替人着想。而他自己的生活简单,对吃穿没有讲究。由于老人去世的突然,仓促间甚至找不出一身像样的衣服临时穿戴。
在日常生活里,贝时璋只有一种待人之道,不论对方地位尊卑。有人去看他,即便是他的学生和晚辈,他也一定让对方坐沙发,他自己坐椅子。
在贝时璋最后的日子里,虽然年事已高,他依然每周会看《参考消息》等报纸,不过因为视力的衰退,他只看大标题。贝时璋每次都会关心地询问,国家现在的形势好不好?经济建设怎么样?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党委书记杨星科介绍,汶川大地震后,怕老人受刺激,没有告诉他。结果贝时璋看到了报道,特地托人给所里打电话,捐了5000元。
2009年诺贝尔奖公布以后,贝时璋的心情很不平静。就在逝世的前一天,10月28日的上午,他召集了6位研究人员,一起讨论科学创新,鼓励大家“我们要为国家争气”。
江生认为,倘若贝时璋没有遭逢那么多运动,能够一心搞科研,他是有可能在科学上走得更远的。但是江生表示,他们那一代科学家是极端爱国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一切都是为了培育新的人才,完全撇开了自己的地位升迁、个人荣辱,对于这个假设,“贝老从来没有说过,没有影射过,连沾个边都没有。” ★
本文参考了《贝时璋教授与中国生物物理学》《贝时璋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