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让我写创作谈，兴奋之余颇感忐忑，用他的话说：“感觉像你写了很多小说似的”。但我得时刻提醒自己，一定要做一个诚实的人。所以我很负责任地告诉读者，“我是个懒惰的人。”对一个懒惰的人来说，小说写长了或者写多了，都像干了很多体力活一样累。
　　写了十几年诗，偶尔会写写小说，写小说大概可以治疗中年妇女唠叨的毛病吧。偶尔感觉到自由，看着一个个小人物从自己笔下诞生又会特别兴奋。她们于我，就像孩子对于母亲，不是我生下了她们，而是我打开了魔盒，她们自己从里面走出来的，年轻的行动敏捷，年老的步履蹒跚，可无论年轻的，年老的，漂亮的，或者丑陋的，我给予她们爱的多寡是一样的。
　　如果非要计算我小说写作的数量，从 2003年开始，基本维持一年一个短篇的水平，与那些一年写几十万字的小说家相比，我连小儿科的小儿科都不算不上。
　　知道我写小说的人也不多。当他们听说我也写小说的时候都会很诧异。“你还写小说哇？”我就会很不好意思地回，“我写的是那种超级无聊的小说，里面既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也没有荡气回肠的爱情，而且写得好少。”他们又问，“那你究竟写了什么？”我又回，“我也不是十分清楚，就是那些你平时见惯不怪的事情。”如果有特别熟悉的人想阅读，我就会给他们打打预防针，“读我的小说得有耐心呢。当然，读不完也不怪你。因为经常有人告诉我，他没有读完。 ”
　　一位很熟悉的朋友在微博上读完《好姑娘》，她留言说，“感觉很温暖”，当时我激动得热泪盈眶，是忍住了才没有掉下来。能够在我的小说里感受到人性温暖的朋友，大概是我可以引以为知音的人。住在笼子楼里的人越来越冷漠，但人和人彼此靠近、互相取暖是天性，所以无论现实多么冷漠，我始终相信，温暖的人性之光不会熄灭。作为一个意图反映现实的小说作者，无论他在小说中表达了多少人性的恶，但最终目的是想表达人性的善和美。而我表达的方式也许直接、琐碎一些。
　　2013年的某一天跟朋友聚会。大家聊起人老的时候会怎么样。说到老年人的情感，老年人的生活，众人皆唏嘘。有两个故事我还记得，一个故事说的是某农场的一个老太太，老伴死了，两个儿子都很有出息，一个在德国工作，一个是深圳高级白领。她曾去深圳跟小儿子住过一段时间，因为不适应大城市的生活又独自回来了，她的土坏房离邻居距离较远，死了几天之后才被一个过路的小孩发现。另一个故事涉及到老年人的感情，但他们都在骂那个老太太，说她不要脸，那么大的年纪还不安分，居然和一只狗那样。
　　这两个故事对我触动很大。年过四十，大多数人在恐惧中看着衰老一步步走来却无能为力，衰老是死亡提前赠予的礼物，他一点点地赠予，一点点地划到我们账上，与零存整取相似，到死亡的时候才连本带息地取走。我已然听到衰老的脚步声，如果我是那位孤单死去的老太太，抑或是那个到老还渴望爱情的女人，我该怎么办。受这种情绪驱使，2013年我接连写了两篇以老年妇女为主人翁的小说，一篇是《老城旧物考》，另一篇是《糖罐子》。
　　我们孤独的时候，多么希望有人走近自己，拿出他们的真心和耐心。偶尔也想伸出手去拯救一下旁人，但身体又被无形的牢狱囚禁。日子就在等待被拯救的过程中一天天耗去。但或许，我们能够留下些什么，比如用文字记下死水一样的生活中微澜的必要性。大多数人写小说都在考虑和设置冲突和戏剧性，对我来说，冲突和戏剧性就是天太热，女主人在沙发上裸睡，小偷进屋，拿走她旁边凳子上的挎包，而女主人依然安睡；比如，你在大街上走着，一个陌生人对着你喊另一个人的名字，你懒得辩解，就微笑着答应了。而当那个叫你的人某一天遇到另一个人，说某天在哪里见过面，他露出的见鬼了似的表情。
　　生活离不开几点一线，离不开柴米油盐酱醋茶。要是某个同事不幸患癌症死了，或者遭遇车祸，这大概也算不上具有戏剧性。人活着，不仅要经历生老病死，还要承受各种意外。
　　哦，意外！就是没有谁事先跟你打招呼，就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我写的小说，主人翁基本都是女性，这并不是说因为我是女性就会更了解女性。女性是一种复杂的生物，一种柔弱的且顽强的存在。我固执地相信，如果世界毁灭了，最后一位倒下的一定是女性。如果有一种东西可以恰当的比喻她们，那就是浮在水上的皮球。那么轻，那么圆润，如果你去摁它，把它摁进水里，一旦你放手，它又会浮出水面。在一个男权社会，女性的顽强并不能削弱她们的悲剧性，自身越顽强，加诸到她们身上的痛苦就会越多。但这一切是天生的，是上帝造人时一起捏起她们皮肉里的，不是喊几句男女平等就能解决的问题。作为一个女性写作者，我更愿意把目光和笔触转向她们，事实上我也一直在这样做。
　　主人翁的职业有农村妇女，有公司白领，有打工族。年龄从小女孩到耄耋老人。我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去描述她们的一生，但她们在我的笔下存在过，就像我在这世界上存在过一样。哦，小说便是铁证。
　　我写小说像写诗一样，不知下一篇小说里谁会出现，她们的命运是怎么样的。一切都需要缘分和契机。今年 6月份，因为孩子参加高考，我便请了假在家。无事可做时，想起几天前一个朋友说我的小说写得不错，让我多写点。来自朋友鼓励的重要性便恰到好处地体现出来了，于是我便打开电脑开始写《那个与床有仇的人》，写下小说题目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小姑娘想在我的小说里干什么，她想有怎样的命运。
　　我是个不轻易失眠的人，相反，我的睡觉有时候像黑暗一样强大，强大到可以把白天整个遮住。可一些朋友经常发微信，很苦恼，说他们又失眠了。那么，失眠的人算不算是与床有仇的人呢？如果不是又是什么呢？由此我的脑海里便出现一个叫“俪俪”姑娘，她为了独立离开父母来到另一个城市，因到旧货市场买回一张旧床而失眠，她的失眠或许是因为离开父母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兴奋所致，或许是因为认床。但“俪俪”姑娘在小说中做出了选择，她放任了自己的想象，放任自己的想象力是极其恐怖的一件事情。她看到那块杂色的床板，她的想象便走上了黑暗的道路，作为作者的我，想拽她，都拽不回来。
　　《好姑娘》里的“小夏是个倔强的姑娘”。关于倔强，你从她的外表是绝对看不出来的。选她当这篇小说的主人公，意味着我变成了一个拿着笔等候差遣的仆人，我的笔只能追随她的心。我写的——是她愿意让我写的。说她指使我，说她是一个年轻的‘教唆犯’也不为过。
　　她高兴时，我的笔就跳跃起来，轻快且灵活。她忧伤时，钢笔就歪斜着身子，暗暗使劲，把纸刻画得‘沙沙’响。小夏说，你听，蚕在啃噬桑叶。”《好姑娘》的开头便暴露了我写作的方式。小夏看起来和大多数姑娘一样，把自己隐藏于生活琐事和工作中，所以她们的美也只能在日常生活中发出微弱的光。唯一值得强调的大概只有她小腿上的疤了，因为小腿上的疤，她夏天不敢穿裙子，冬天穿裙子也得套上厚厚的棉袜。
　　如果说明星的光芒能亮瞎你的双眼，而普通人发出的微弱的光却是温暖的，它像冬天里的暖阳，轻柔地抚摸你，慢慢地照进你僵硬的身躯。
　　说到《小镇旧物考》，我更想说说现实和荒诞。现实是真有老人被饿死，而且是等很多天以后才被人发现。郗奶奶回乡参加侄孙女的婚礼，本来是件大喜事，可是她却亲眼见到无依无靠的年轻时的小伙伴在自己面前因饥饿而亡。这样的事情任何人遇到都不会无动于衷，因为亲近，郗奶奶受这件事情的影响最大，她也许已经忘了自己年轻时的模样，但她却清楚地记得小伙伴年轻时的美丽和干练，如此能干的女子居然死于饥饿，也难怪她会反观自身，由此导致她安全感的极度缺乏，动摇她对女儿和孙女的信任。
　　我也想多写几篇小说，但写小说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情，不仅要克服懒惰的臭毛病，还要企求那些想在我小说里过活的人快点出来。他们愿意活在我笨拙的笔下，愿意我为他们画上胡子或者戴上假发。
　　我公开发表的为数不多的小说绝大多数都是在《滇池》上发出来的。如果说，我想“感谢他们独具慧眼”，似乎是抬高了自己。但我仍然想感谢他们！他们愿意把这些小说推荐给读者，无疑是在告诉我：这样的小说并非一无是处，也并非像我想象的那么无聊。
　　本栏责任编辑 包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