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决定在河边烧毁他的随身图书馆。
　　别列津纳河裹挟着流冰向南而去，相错而过的冰块不时发出一些奇怪的声响，好像在回应远处战线上那些零零散散的炮声。俄国军队从东南北三面围追过来，哥萨克游骑放肆地一再骚扰法国人的后卫；而别列津纳河横亘在前，皇帝和他的数万士兵只能通过两座仓促搭建的木桥逃生。
　　一定有很多人回不去了，皇帝心想。
　　莪相的史詩，烧掉。卢坎的《法沙利亚》，烧掉。库克船长的航海记，烧掉。
　　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烧掉。
　　他看着图书管理员把这些特制十二开本的烫金皮面书籍一本接一本扔进火堆。火焰和烟气升腾起来，有些火星蹿得很高，然后变成了纷纷扬扬的纸灰落进解冻的河流。皇帝这次远征的特洛伊是河流东面六百公里外的莫斯科。他占领了这个城市，却一无所获，而现在不得不撤退。
　　西尔万·泰松的《别列津纳河》不在这几百本被付之一炬的书里。2012年12月，拿破仑的俄国大撤退两百周年之际，这位法国探险和旅行狂热分子重走了这条路线。从俄罗斯首都的雅罗斯拉夫车站附近的一个车库出发，他开着乌拉尔三轮挎斗摩托一路开到了巴黎荣军院的广场，离法兰西皇帝的安息地仅仅几步之遥。零下二十度的冬天，科西嘉人用了两个月时间回到巴黎，泰松则花了十三天。《别列津纳河》就是这趟旅行的记录。
　　莫斯科向西到维尔纽斯的土路，曾经承载过无数皮草、木材、谷物、使节、商人和旅行者，也见证过无数血与火的厮杀、得意洋洋的胜利进军或失魂落魄的亡命溃逃。对于1812年战争中的失败者而言，这条在森林、草原、沼泽和河流间延伸向西方的道路是个双重地狱。极度寒冷和饥饿也许是此时最可怕的对手，相比之下，来自敌军的6磅炮弹、滑膛枪弹丸和马刀倒变得次要了。侥幸生存下来的人所能倚仗的不过是运气、本能、信念和最强烈的意志。

　　尽管有两个俄罗斯伙伴同行，这本旅行记对于1812年战争持有的是完全诚实和友好的法国人立场。泰松被一种强烈的怀古情绪驱使着完成了在乌拉尔摩托车上的旅行。他对所见所闻的纪实性白描和对历史的感性叙述如平行蒙太奇般交织，让两个时空在同一个旅行中交替呈现：一个是泰松的，一个是拿破仑的。
　　泰松采取的是这样一种写作方式：把历史的史料和个人感受、自然环境、社会与现实紧密结合在一起，几种体裁的杂糅，十分流畅自然。书中有对英雄主义的感怀，也没有忘记卑微无名的士兵，以及作为工具而牺牲的战马。
　　“我把自己的失眠献给他们的记忆。白天，我的想象力是他们的祭品。”在博罗季诺、斯图迪安卡和其他地方的那些战争遗址、纪念碑和墓地十字架前，泰松似乎不止一次地为那场战争中活跃的幽灵所召唤，一遍遍感叹那个时代的人为忠诚、信念、勇气和荣誉而义无反顾的精神。在全球范围内，在21世纪，人类内心这种古典的价值观早被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吞噬得一干二净了。
　　为何旅行？这是个好问题。回应内心的召唤、或者去发现自己与这个世界的某种关系应该是一种强有力的回答，泰松应该完全赞成这个观点。暗夜行车上桥，看到车灯照亮的“别列津纳河”指示牌时而感受到的强烈电击感，和在波尔多某个顶级酒庄喝到第一口心仪已久的年份酒、在乌菲齐美术馆和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面对面、或在维多利亚大瀑布突然邂逅双彩虹的一刻而产生的激情没有任何区别。
　　我们都明白，所有的旅行都是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