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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莱蒙托夫是俄国19世纪著名诗人、散文家、剧作家，也是个有着极强民族主义思想的作家，特别是对于全球尤其是西方欧洲其他民族国家而言。莱蒙托夫认为西方是衰朽的、已失去生机的，而俄罗斯民族是年轻的、有生命力的。
关键词：莱蒙托夫 西方观 民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莱蒙托夫是俄国19世纪著名诗人、散文家、剧作家，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共留下了400多首抒情诗、20多首长诗以及数篇小说、戏剧等。当细细品读他的创作时，我们会发现其独特的西方观，这西方观也构成了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部分。莱蒙托夫是个有着极强民族主义思想的作家，特别是对于全球尤其是西方欧洲其他民族国家而言。莱蒙托夫认为西方是衰朽的、已失去生机的，而俄罗斯民族是年轻的、有生命力的。
众所周知，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是俄罗斯思想方面的一个中心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由于地跨欧亚两洲和东西文明的交界地带，这一地理特点使得俄罗斯这个民族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和优越感。“俄罗斯有别于西方欧洲”——这一普遍的观点，在俄罗斯文学或是哲学中如谈到俄国的历史命运时，总是作为一个必不可少的观点出现。本文试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视角上分析诗人的民族主义思想。在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中，赞颂俄罗斯的优点在反映卫国战争的诗歌和政论作品非常多见，其中莱蒙托夫的诗歌中就有许多是表达颂扬卫国战争的，他认为俄罗斯之所以能战胜欧洲，是因为俄罗斯民族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是年轻强壮的，而西方正在逐渐走向衰弱，甚至“垂垂待毙”。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莱蒙托夫会有这样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呢？追根溯源，这和俄罗斯自古的民族意识、诗人个人的因素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
一 诗人西方观的根源
俄罗斯民族主义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莱蒙托夫的西方观首先就受到俄罗斯民族主义历史积淀的影响。这种思想直接产生于本民族的特殊发展历程，并且长期以来扮演着同西方文化影响相抗衡的民族精神核心内涵的角色。俄罗斯民族主义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俄罗斯土地广袤无垠，与俄罗斯人的精神是相适应的。”俄罗斯民族的科学成就、艺术经典，在人类文明的宝库中闪耀着其独特的光辉。这些辉煌成就，使得俄罗斯人普遍存在一种民族自豪感。在俄罗斯历史传统中，一向存在着以自身特殊性为内涵的普世化倾向，俄罗斯自开国起就有把自己视为承担弥赛亚使命的与众不同感。
到了19世纪莱蒙托夫生活的时代，俄罗斯经历了彼得大帝改革传入繁荣西方技术和1812年卫国战争时期侵入法国的沙皇军队带回的西方思想的两次大规模的冲击。但是俄罗斯民族并未因为西方事实上的进步而放弃自己特殊的使命感和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民族认同并没有因为西方的各个方面大规模的冲击而淡化，相反，民族自豪感却更为强烈。俄罗斯自古民族思想中的弥赛亚意识一直使俄罗斯具有使命感。这个民族的一个特点就在于，越是面临危机，越能够激发其强烈的民族感情，推进民族向前跃进。在这个民族主义思想盛行的时代，诗人在一定程度上对俄罗斯民族主义多少有些继承，强调俄罗斯中心论。在诗人的观念中，俄罗斯和西方分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他自始至终都反对俄罗斯盲从西方的不良风气。诗人对西方的否定态度一直都没有改变过，而且这种态度影响了他的创作内容和风格。
二 对西方衰落的表达
莱蒙托夫不否认接受了一些西方文明的影响，但他更强调民族传统与文化的重要性。
在莱蒙托夫的作品中，对于西方的描写有一个重要的特征——衰老、后退的状态，挣扎着抵抗青年的天真和强壮。莱蒙托夫注意到西方时，西方的文化形象已经衰退（主要是指法国），实力大大不如以前，即“人们崇拜拿破仑的浪漫主义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因此在莱蒙托夫看来，西方已经处于一个衰退的阶段了。西方的拿破仑时代也曾经吸引过诗人，莱蒙托夫童年时的法国家庭教师嘉培曾是拿破仑军队一名教养有素的军官。这位法国人以自己生动的故事引起了莱蒙托夫对1812年事件和作为统帅的拿破仑的极大兴趣，以致一直以来，莱蒙托夫对拿破仑的看法和普希金一样，他在政治层面和人性层面很推崇拿破仑时代的法兰西及拿破仑的才华和英勇，“他死后和生前一样无祖先和儿孙，虽然被击败了，仍不失为英雄”。但从民族的层面上，诗人对拿破仑的侵略战争持否定态度，甚至是贬斥。如在早期的抒情诗《拿破仑》中，诗人就表达出对拿破仑侵略的批判指责：“为了荣誉竟蔑视了幸福？竟同无辜的各国人厮杀？用铁的权杖把王冠击破？为什么把公民的血当儿戏……”此外，诗人也描写了拿破仑的悲惨的下场：“你在莫斯科城下吃了败仗……你逃跑了……受了自谴之火的煎熬”、“他的尸体腐烂并被蛆吃尽，/在这里他受过折磨，远离了朋友……在这里，他常常一人站在海岸之上，/像现在一样双手交叉而独自忧伤”。但另外一方面，诗人也承认拿破仑的丰功伟绩，甚至崇拜他——“这里，朋友，安息着英雄拿破仑……孤独的小岛，莫非你是/盖世英雄纯洁岁月的见证人？/那刀剑莫非曾在这里铿锵过，在这里传扬过他神圣的声音？”在《拿破仑的墓志铭》（1830）中，诗人更进一步表达了自己的崇敬：“谁也不会谴责你的阴魂，/命运的伟丈夫！你带领人们如命运压顶；/懂得抬高你的人才能把你推倒：但伟大却是谁也改变不了。”
在诗人看来，拿破仑帝国时代是西方的鼎盛时期，但以后西方已经逐渐走向衰落以至于垂垂待毙，而俄国正以一个年轻的民族的身份前进，俄罗斯民族优越于西方，这种看法主要在他的诗歌中表现出来。如抒情诗《垂死的角斗士》：“欧罗巴的世界啊，你不也正是这样！/……在怀疑与痛苦的搏斗中受尽折磨，/没有信仰、没有希望——像儿童的玩具，/向坟墓地垂下你那不光彩的头颅，为狂欢的观众所耻笑、所揶揄！”人年轻时强壮，而到老年“向坟墓低垂着”，死亡的时刻已经来临，而“在临终前的弥留时刻，/嘴里发出深沉的慨叹之声……”喻指此时的西方已失去了昔日的辉煌而正在经历一个衰朽过程，现在只剩下卑微、空虚的状态。大法兰西帝国不再是“曾经是热情的幻想家膜拜的偶像”的时代，表达了诗人对欧洲文明的失望。诗人认为，拿破仑的侵略战争以法国败北收场，而随着拿破仑的逝去，法兰西帝国的辉煌开始不复存在，并且正逐步走向衰朽。对拿破仑以后时代的悲哀看法，使莱蒙托夫写了一系列的拿破仑组诗，其中的《飞船》中就以表现拿破仑时代后的欧洲民族的衰败为主题。诗人认为，有了拿破仑，欧洲才得以处以鼎盛时期。在莱蒙托夫看来，拿破仑继承了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事业，而拿破仑失败后，法国的资产阶级统治者践踏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因此，在《飞船》这篇抒情诗里，诗人讽刺了拿破仑的后继者糟蹋了他的事业，使他成为阴魂未散的孤家寡人，被安葬在“荒凉的小岛”上，甚是悲哀。在这首诗中，诗人描述到：“在这海域里有一个小岛——/一片花岗岩阴沉而荒凉；/在这小岛上有一座孤坟，/一个皇帝（指拿破仑）在里面安葬。/没有举行沙场的葬仪，/被敌人埋进旷野的流沙，/身上被压着沉重的巨石……”在民族这样败北的情况下，他那些手下的人却“听不见他的呼唤：/有的人已在战斗中阵亡，/有的人背叛了他的霸业，倒戈做了别人家的降将。”而代表皇帝未来的“皇太子却已凋残”，他只剩下“独自呆立，孤孤单单”。帝国的子孙后代无能无志，把祖先的业绩荒废，使之日渐衰落，至此，以法兰西为代表的欧洲世界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光。在《最后的新居》（1841）中，诗人更进一步表达了拿破仑的后人破坏了祖先的业绩，使民族走向衰退的这一主题。诗人为法兰西伟大帝国时代的破坏者们感到哀叹和愤慨：“那些自鸣得意的世俗之徒们/忘掉过去的得意洋洋，——/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愤慨和感触，/恍悟这类庄严欢乐的关怀的虚情，/情不自禁地想要对这伟大的人民说/这可怜而无聊的人们啊！”诗人哀叹那些世俗之徒的可怜与无知：“你们很可怜，因为信仰、荣誉、天才，/人间所有伟大、神圣的一切、一切，/都遭到你们饱含稚气的怀疑的/愚蠢嘲笑的践踏和轻蔑。你们用荣誉制成了伪善的玩具，/你们用自由做就刽子手的屠刀，/你们用它从肩上把祖先们的一切神圣的信仰/举起刀斧，砍得踪影全无，——你们将要灭亡……”诗人认为，当时的法国人在拿破仑失败后并没有去想着如何振兴自己的民族，而是过着颓废、忘记背叛的生活，“惊恐得连自己的耻辱都不明白，/你们像薄情的女子竟背弃了他，/像一群奴才，竟把他出卖！……他把亲生的儿子留给你们当人质——你们却把他交给了敌人！”在《圣赫勒拿岛》（1831）中，诗人更是直接指责这些人“背信弃义、盲目、任性”。诗人认为，“那罪恶的国家（指复辟了专制政体的法国）还不配让/伟人将生命在国内结束。” 所以，在莱蒙托夫看来，西方曾经有过鼎盛时期，但那是在拿破仑时代，当拿破仑陷入攻打俄国的战争中不能自拔并最终失败后，西方那伟大的拿破仑帝国时代就已经成为过去，而他的后代逐渐走向衰朽。
与此同时，俄罗斯在反抗侵略军时显出非凡的勇敢和强健。随着西方的衰退，莱蒙托夫越来越不赞成凡事都尾随西方的行为了，特别是对当时俄罗斯贵族社会向西方一边倒，盲目媚外的举止习气很有看法。在诗人看来，正是由于西方社会一些不良文明的灌输，使俄罗斯开始出现肮脏庸俗的倒退，他要求捍卫民族文化的尊严。诗人曾说过：“我们应当按我们自己的方式生活，在人类社会自树一帜。我们为何总要步欧洲或法国的后尘呢？要摆脱‘法国热’的控制和欧罗巴的矫揉造作……在我们的杂志上不应刊登任何译作，而应登原本我们俄国作家的作品。文学就是要反映我们民族的‘特殊容貌’”。诗人的这一想法也渗透在他的创作中，如在《当代英雄》的《梅丽公爵小姐》中，莱蒙托夫深刻而尖锐地表达了对上层贵族的空虚无聊、懒惰庸俗的厌恶，如对爱慕虚荣的葛鲁士尼茨基的蔑视与讽刺，对高贵孤傲的梅丽公爵夫人和小姐的不屑与捉弄，等等。莱蒙托夫要求保留俄罗斯本民族的东西。在其剧本《奇怪的人》（1831）中，诗人就提出了19世纪30年代初激荡着俄国社会最具代表性的问题，“什么时候俄罗斯人才能成为真正的俄罗斯人？”莱蒙托夫对俄国贵族社会模仿已衰老西方的习气表述了自己的否定态度，要求捍卫俄国的民族尊严和独立发展的力量。
莱蒙托夫之所以具有这样强烈的民族认同，是因为他看到了俄罗斯民族逐渐显示出自己的生命力：这个时期的俄罗斯在内远征了高加索等大部分地区，扩大了自己的领土，增强了实力；对外击败了法军，获得了芬兰等地的领土，一跃成为欧洲大陆第一强国。莱蒙托夫更清楚地认识到：年轻的俄罗斯民族是逐渐强壮的、有生命力的，是不可战胜的。
三 结语
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莱蒙托夫虽然深受西方文明的影响，但他对俄罗斯仍然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从他的《垂死的角斗士》《最后的新居》《争辩》等作品中，我们看出了诗人眼中的西方正在走向衰朽、像一位老者，没有活力、没有希望，垂垂待毙，发出同样的“只是近黄昏”的感慨。而与之相反，俄罗斯民族在反侵略的战争中，逐渐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不断向上发展的趋势。
总之，在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上，莱蒙托夫认为西方正处于一种衰退的状态，特别是在拿破仑以后的时代，西方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辉煌，而俄罗斯在卫国战争中战胜了当时最强大的法国，显现出了俄罗斯民族的生命力，正逐渐走向强大。
参考文献：
[1] [苏]谢·瓦·伊凡诺夫：《莱蒙托夫》，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
[2] 李志忠：《全球化与俄罗斯民族主义》，《世界民族》，2003年第2期。
[3] 李兴：《文化民族主义：论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4] 顾蕴璞等：《莱蒙托夫全集》（1-5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作者简介：
王学，女，1982—，河北唐山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工作单位：河北大学工商学院。
权千发，男，1977—，河北张家口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美术学，工作单位：河北大学艺术学院。
关键词：莱蒙托夫 西方观 民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莱蒙托夫是俄国19世纪著名诗人、散文家、剧作家，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共留下了400多首抒情诗、20多首长诗以及数篇小说、戏剧等。当细细品读他的创作时，我们会发现其独特的西方观，这西方观也构成了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部分。莱蒙托夫是个有着极强民族主义思想的作家，特别是对于全球尤其是西方欧洲其他民族国家而言。莱蒙托夫认为西方是衰朽的、已失去生机的，而俄罗斯民族是年轻的、有生命力的。
众所周知，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是俄罗斯思想方面的一个中心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由于地跨欧亚两洲和东西文明的交界地带，这一地理特点使得俄罗斯这个民族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和优越感。“俄罗斯有别于西方欧洲”——这一普遍的观点，在俄罗斯文学或是哲学中如谈到俄国的历史命运时，总是作为一个必不可少的观点出现。本文试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视角上分析诗人的民族主义思想。在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中，赞颂俄罗斯的优点在反映卫国战争的诗歌和政论作品非常多见，其中莱蒙托夫的诗歌中就有许多是表达颂扬卫国战争的，他认为俄罗斯之所以能战胜欧洲，是因为俄罗斯民族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是年轻强壮的，而西方正在逐渐走向衰弱，甚至“垂垂待毙”。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莱蒙托夫会有这样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呢？追根溯源，这和俄罗斯自古的民族意识、诗人个人的因素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
一 诗人西方观的根源
俄罗斯民族主义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莱蒙托夫的西方观首先就受到俄罗斯民族主义历史积淀的影响。这种思想直接产生于本民族的特殊发展历程，并且长期以来扮演着同西方文化影响相抗衡的民族精神核心内涵的角色。俄罗斯民族主义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俄罗斯土地广袤无垠，与俄罗斯人的精神是相适应的。”俄罗斯民族的科学成就、艺术经典，在人类文明的宝库中闪耀着其独特的光辉。这些辉煌成就，使得俄罗斯人普遍存在一种民族自豪感。在俄罗斯历史传统中，一向存在着以自身特殊性为内涵的普世化倾向，俄罗斯自开国起就有把自己视为承担弥赛亚使命的与众不同感。
到了19世纪莱蒙托夫生活的时代，俄罗斯经历了彼得大帝改革传入繁荣西方技术和1812年卫国战争时期侵入法国的沙皇军队带回的西方思想的两次大规模的冲击。但是俄罗斯民族并未因为西方事实上的进步而放弃自己特殊的使命感和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民族认同并没有因为西方的各个方面大规模的冲击而淡化，相反，民族自豪感却更为强烈。俄罗斯自古民族思想中的弥赛亚意识一直使俄罗斯具有使命感。这个民族的一个特点就在于，越是面临危机，越能够激发其强烈的民族感情，推进民族向前跃进。在这个民族主义思想盛行的时代，诗人在一定程度上对俄罗斯民族主义多少有些继承，强调俄罗斯中心论。在诗人的观念中，俄罗斯和西方分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他自始至终都反对俄罗斯盲从西方的不良风气。诗人对西方的否定态度一直都没有改变过，而且这种态度影响了他的创作内容和风格。
二 对西方衰落的表达
莱蒙托夫不否认接受了一些西方文明的影响，但他更强调民族传统与文化的重要性。
在莱蒙托夫的作品中，对于西方的描写有一个重要的特征——衰老、后退的状态，挣扎着抵抗青年的天真和强壮。莱蒙托夫注意到西方时，西方的文化形象已经衰退（主要是指法国），实力大大不如以前，即“人们崇拜拿破仑的浪漫主义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因此在莱蒙托夫看来，西方已经处于一个衰退的阶段了。西方的拿破仑时代也曾经吸引过诗人，莱蒙托夫童年时的法国家庭教师嘉培曾是拿破仑军队一名教养有素的军官。这位法国人以自己生动的故事引起了莱蒙托夫对1812年事件和作为统帅的拿破仑的极大兴趣，以致一直以来，莱蒙托夫对拿破仑的看法和普希金一样，他在政治层面和人性层面很推崇拿破仑时代的法兰西及拿破仑的才华和英勇，“他死后和生前一样无祖先和儿孙，虽然被击败了，仍不失为英雄”。但从民族的层面上，诗人对拿破仑的侵略战争持否定态度，甚至是贬斥。如在早期的抒情诗《拿破仑》中，诗人就表达出对拿破仑侵略的批判指责：“为了荣誉竟蔑视了幸福？竟同无辜的各国人厮杀？用铁的权杖把王冠击破？为什么把公民的血当儿戏……”此外，诗人也描写了拿破仑的悲惨的下场：“你在莫斯科城下吃了败仗……你逃跑了……受了自谴之火的煎熬”、“他的尸体腐烂并被蛆吃尽，/在这里他受过折磨，远离了朋友……在这里，他常常一人站在海岸之上，/像现在一样双手交叉而独自忧伤”。但另外一方面，诗人也承认拿破仑的丰功伟绩，甚至崇拜他——“这里，朋友，安息着英雄拿破仑……孤独的小岛，莫非你是/盖世英雄纯洁岁月的见证人？/那刀剑莫非曾在这里铿锵过，在这里传扬过他神圣的声音？”在《拿破仑的墓志铭》（1830）中，诗人更进一步表达了自己的崇敬：“谁也不会谴责你的阴魂，/命运的伟丈夫！你带领人们如命运压顶；/懂得抬高你的人才能把你推倒：但伟大却是谁也改变不了。”
在诗人看来，拿破仑帝国时代是西方的鼎盛时期，但以后西方已经逐渐走向衰落以至于垂垂待毙，而俄国正以一个年轻的民族的身份前进，俄罗斯民族优越于西方，这种看法主要在他的诗歌中表现出来。如抒情诗《垂死的角斗士》：“欧罗巴的世界啊，你不也正是这样！/……在怀疑与痛苦的搏斗中受尽折磨，/没有信仰、没有希望——像儿童的玩具，/向坟墓地垂下你那不光彩的头颅，为狂欢的观众所耻笑、所揶揄！”人年轻时强壮，而到老年“向坟墓低垂着”，死亡的时刻已经来临，而“在临终前的弥留时刻，/嘴里发出深沉的慨叹之声……”喻指此时的西方已失去了昔日的辉煌而正在经历一个衰朽过程，现在只剩下卑微、空虚的状态。大法兰西帝国不再是“曾经是热情的幻想家膜拜的偶像”的时代，表达了诗人对欧洲文明的失望。诗人认为，拿破仑的侵略战争以法国败北收场，而随着拿破仑的逝去，法兰西帝国的辉煌开始不复存在，并且正逐步走向衰朽。对拿破仑以后时代的悲哀看法，使莱蒙托夫写了一系列的拿破仑组诗，其中的《飞船》中就以表现拿破仑时代后的欧洲民族的衰败为主题。诗人认为，有了拿破仑，欧洲才得以处以鼎盛时期。在莱蒙托夫看来，拿破仑继承了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事业，而拿破仑失败后，法国的资产阶级统治者践踏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因此，在《飞船》这篇抒情诗里，诗人讽刺了拿破仑的后继者糟蹋了他的事业，使他成为阴魂未散的孤家寡人，被安葬在“荒凉的小岛”上，甚是悲哀。在这首诗中，诗人描述到：“在这海域里有一个小岛——/一片花岗岩阴沉而荒凉；/在这小岛上有一座孤坟，/一个皇帝（指拿破仑）在里面安葬。/没有举行沙场的葬仪，/被敌人埋进旷野的流沙，/身上被压着沉重的巨石……”在民族这样败北的情况下，他那些手下的人却“听不见他的呼唤：/有的人已在战斗中阵亡，/有的人背叛了他的霸业，倒戈做了别人家的降将。”而代表皇帝未来的“皇太子却已凋残”，他只剩下“独自呆立，孤孤单单”。帝国的子孙后代无能无志，把祖先的业绩荒废，使之日渐衰落，至此，以法兰西为代表的欧洲世界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光。在《最后的新居》（1841）中，诗人更进一步表达了拿破仑的后人破坏了祖先的业绩，使民族走向衰退的这一主题。诗人为法兰西伟大帝国时代的破坏者们感到哀叹和愤慨：“那些自鸣得意的世俗之徒们/忘掉过去的得意洋洋，——/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愤慨和感触，/恍悟这类庄严欢乐的关怀的虚情，/情不自禁地想要对这伟大的人民说/这可怜而无聊的人们啊！”诗人哀叹那些世俗之徒的可怜与无知：“你们很可怜，因为信仰、荣誉、天才，/人间所有伟大、神圣的一切、一切，/都遭到你们饱含稚气的怀疑的/愚蠢嘲笑的践踏和轻蔑。你们用荣誉制成了伪善的玩具，/你们用自由做就刽子手的屠刀，/你们用它从肩上把祖先们的一切神圣的信仰/举起刀斧，砍得踪影全无，——你们将要灭亡……”诗人认为，当时的法国人在拿破仑失败后并没有去想着如何振兴自己的民族，而是过着颓废、忘记背叛的生活，“惊恐得连自己的耻辱都不明白，/你们像薄情的女子竟背弃了他，/像一群奴才，竟把他出卖！……他把亲生的儿子留给你们当人质——你们却把他交给了敌人！”在《圣赫勒拿岛》（1831）中，诗人更是直接指责这些人“背信弃义、盲目、任性”。诗人认为，“那罪恶的国家（指复辟了专制政体的法国）还不配让/伟人将生命在国内结束。” 所以，在莱蒙托夫看来，西方曾经有过鼎盛时期，但那是在拿破仑时代，当拿破仑陷入攻打俄国的战争中不能自拔并最终失败后，西方那伟大的拿破仑帝国时代就已经成为过去，而他的后代逐渐走向衰朽。
与此同时，俄罗斯在反抗侵略军时显出非凡的勇敢和强健。随着西方的衰退，莱蒙托夫越来越不赞成凡事都尾随西方的行为了，特别是对当时俄罗斯贵族社会向西方一边倒，盲目媚外的举止习气很有看法。在诗人看来，正是由于西方社会一些不良文明的灌输，使俄罗斯开始出现肮脏庸俗的倒退，他要求捍卫民族文化的尊严。诗人曾说过：“我们应当按我们自己的方式生活，在人类社会自树一帜。我们为何总要步欧洲或法国的后尘呢？要摆脱‘法国热’的控制和欧罗巴的矫揉造作……在我们的杂志上不应刊登任何译作，而应登原本我们俄国作家的作品。文学就是要反映我们民族的‘特殊容貌’”。诗人的这一想法也渗透在他的创作中，如在《当代英雄》的《梅丽公爵小姐》中，莱蒙托夫深刻而尖锐地表达了对上层贵族的空虚无聊、懒惰庸俗的厌恶，如对爱慕虚荣的葛鲁士尼茨基的蔑视与讽刺，对高贵孤傲的梅丽公爵夫人和小姐的不屑与捉弄，等等。莱蒙托夫要求保留俄罗斯本民族的东西。在其剧本《奇怪的人》（1831）中，诗人就提出了19世纪30年代初激荡着俄国社会最具代表性的问题，“什么时候俄罗斯人才能成为真正的俄罗斯人？”莱蒙托夫对俄国贵族社会模仿已衰老西方的习气表述了自己的否定态度，要求捍卫俄国的民族尊严和独立发展的力量。
莱蒙托夫之所以具有这样强烈的民族认同，是因为他看到了俄罗斯民族逐渐显示出自己的生命力：这个时期的俄罗斯在内远征了高加索等大部分地区，扩大了自己的领土，增强了实力；对外击败了法军，获得了芬兰等地的领土，一跃成为欧洲大陆第一强国。莱蒙托夫更清楚地认识到：年轻的俄罗斯民族是逐渐强壮的、有生命力的，是不可战胜的。
三 结语
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莱蒙托夫虽然深受西方文明的影响，但他对俄罗斯仍然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从他的《垂死的角斗士》《最后的新居》《争辩》等作品中，我们看出了诗人眼中的西方正在走向衰朽、像一位老者，没有活力、没有希望，垂垂待毙，发出同样的“只是近黄昏”的感慨。而与之相反，俄罗斯民族在反侵略的战争中，逐渐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不断向上发展的趋势。
总之，在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上，莱蒙托夫认为西方正处于一种衰退的状态，特别是在拿破仑以后的时代，西方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辉煌，而俄罗斯在卫国战争中战胜了当时最强大的法国，显现出了俄罗斯民族的生命力，正逐渐走向强大。
参考文献：
[1] [苏]谢·瓦·伊凡诺夫：《莱蒙托夫》，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
[2] 李志忠：《全球化与俄罗斯民族主义》，《世界民族》，2003年第2期。
[3] 李兴：《文化民族主义：论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4] 顾蕴璞等：《莱蒙托夫全集》（1-5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作者简介：
王学，女，1982—，河北唐山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工作单位：河北大学工商学院。
权千发，男，1977—，河北张家口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美术学，工作单位：河北大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