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米兰·昆德拉的说辞，小说的本质在于对人的存在的可能性的勘察。近二十年来，小说界对于昆德拉的这套逻辑趋之若鹜。实际上，我们应该注意到昆德拉大倡其言的具体语境，即法国思想、文化观念多元主义的强大传统，更应该注意到昆德拉作为一个深刻的怀疑主义者的辨识身份。他对现代主义的非理性以及后现代主义的文本现象，皆采取了远观式的疏离立场。昆德拉的小说写作实践也一直贯穿了其智性写作的基本风格，作为一个文体大师，在小说“怎么写”的问题上，他总是先行一步，或者可以这样说，昆德拉笔下的“写什么”的问题往往具有迷惑性，而实际上，“怎么写”的问题才真正对应了他所言的“存在的可能性”命题。而当下的中国小说，不夸张地说，依然处于启蒙语境之中，家国、社会、历史、个体依然作为主体精神，被植入小说文本的躯干之中。
　　我们之所以要提到启蒙语境，那是因为，周氏兄弟在新文学发轫之初所提及的立人问题以及人的文学的问题构成了两把量度的尺子。对“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追问和解答，构筑了哲学和文学两个门类的本体性场域内容。而文学借助于虚构，可以更自由地切入人学命题。我们考察当代文学史的实际情况，如何实现对作为个体的人的认知和观察，不同代际的作家交出的答案不尽相同。就中原写作而言，评论者似乎可以以“70”作为分野。在此之前出生的作家，如乔典运、田中禾、阎连科、李佩甫、墨白、刘庆邦等小说家，往往借助典型化、特征化的手法去透视群体性的存在状况或者历史逻辑的本源所在。他们的思维意识里，还有着浓郁的家国意识的存留。而对于“70”以后的作家而言，群体意识逐渐让位于个体意识，他们的作品往往摘掉了历史的包袱，以在场的形式进入人物生活的本相，借以窥视个体存在的困境和局限。即使涉及历史的叙述，也呈现出碎片化的面貌，如乔叶的《认罪书》对“文革”岁月的再现，就采取了侧面、迂回的方式。对于80后、90后的小说作者而言，他们的笔触更多地停留在个人经验的再现层面，基本上还未形成有效的历史叙述。
　　出生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李清源，为近些年来倏然崛起的一位小说作家，作为中原后起之秀，也是一位非常有潜力的小说新人。与同时代的其他小说作者相比较，他的小说写作业已越过经验叙事的阶段，进入一种非记忆性写作的通道之中，具体的表现为其小说叙事具备了不一般的宽度和跨度。一方面，其笔下的社会生活不囿于乡村或者都市，而是将乡土、小城生活、都市日常交织于一起，勾勒在其间游走的不同类型人物的命运辗转与内心起伏，如中篇小说《苏让的救赎》，将乡村图景和都市生活整合到一个文本之中；另一方面，他的创作数量虽然称不上著作等身，但在有限的中短篇小说作品里，叙事跨度却甚是惊人。其笔下既有直击当下生活的篇章，如《旁观者》《走失的卡诺》等；也有对久远历史的解读与把握，像描写新中国“文革”前后董家人及仆人身世沉浮的短篇《门房里的秘密》；而《青盲》一篇的叙事跨度也在半个世纪左右。作家处理前记忆中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直接的经验显然派不上用场，这个时候考验的恰恰就是一个小说家的功力，知识学的训练，建基于理性的成熟历史观、思想力，以上三个要素不可或缺。
　　李清源抛开对世相、人情的经营，抛开宏大叙事的能指，以及对社会历史人生的本质主义思维模式，将小说重心置于对个体存在的勘察之中，尤其是人的复杂性，这一维度成为其小说作品的根本支点。贝克莱曾说过，存在就是被感知。日常生活在李清源笔下，呈现出无边无际的特性，而每一个生活场域中的个体，却又是那么鲜活，仿佛是我们自身的倒影，从其处理结构、语言、情节、人物性格这些基本要素上，可见他审视人本存在这一良苦用心。李清源的一些作品中，情节的离奇性和荒诞性兼而有之，且令人称道，如《门房里的秘密》中窦怀章床下埋藏了六十年的棺材以及棺材里面死去的董家小姐，《走失的卡诺》中皮二娟和其父亲的畸形关系，《青盲》中翟瞎子一生一世的隐忍，如斯等等。不过，我们考察具体的小说文本，发现这些情节性要素固然或惊悚或显目，但皆非小说真正的凸出部，上述作品真正的拱顶依然是每一个活着的人，是他/她的生活维度和存在状态，以及隐藏其后的人本特性，包括爱欲、恶的欲望，包括嫉妒、仇恨、爱恋、痛苦、孤独等情感属性，包括理解力、自我学习、自我審视等思维认知能力。正是因为对人本存在的重视，人物性格这一小说的中心要素，在李清源作品中也处于弱化的位置，且以《苏让的救赎》为例，在这部中篇小说中，苏让父亲的狂暴、自私自利，苏让的虚荣、懒散的性格特性不可谓不鲜明，但这篇小说最核心的位点，显然不是在性格刻画或者人物命运的编码之上，而在于设置了一个内视角——以苏让的视角来体察其父亲。通过这个内视角的设置，父亲的形象由单一与标签化，走向浑融与丰富，父亲是生活的聚焦点，苏让对父亲的理解标志着他对人本的理解的嬗变，也标志着他对生活的理解深度的确立。所谓“救赎”不是对他人的救赎，而是自我的一种“救赎”，即人自身的成熟特性的树立。
　　十八世纪，康德的合目的性哲学确立了“人是人的最高目的”这一命题。人学命题经过哲学和文学的不断照耀，获得了根本性的拓展。在处理“人本存在”这一主题之际，李清源断然放弃了黑白二元对立的思维认知模式，他笔下的人既非大奸大恶，亦非至善至美，而是真实的、有血有肉的矛盾综合体。黑格尔曾经有过这样的判断：“人的特点就在于他不仅担负着多方面的矛盾，而且还忍受多方面的矛盾，在这种矛盾里依然坚持自己的本色，忠实于自己”。这段话用来评述李清源作品中的人物，恰切至极！考察其笔下对人学主题的处理，可注意到作家没有在性别书写上着力，其小说中的主人公有男有女，有青年、老人、孩子，作家也没有在人物类型上刻意用力，尽管其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多处于社会底层，且带着某种病态（人物身上的病态色彩乃社会力量的某种强烈投射），但很难以小人物或者边缘人物的类型加以概括。作家真正用心经营的恰是“矛盾的综合体”这一人本内容。《走失的卡诺》中的皮二娟孤独自伤，她在职场生活中唯唯诺诺，最后却以向别人泼硫酸的行为和最后的纵身一跃，来捍卫自身的尊严和维护内心深处爱的权利，包括她的形体自身，也暗喻了某种矛盾的统一。《门房里的秘密》中的窦怀章老实猥琐，面对来自江湖和政府的两种拆迁力量却能强悍无比，为了内心深处的秘密花蕾，不惜为恶人做了伪证，并背负这个最大的污点，与各怀心计的不同人等打交道；他对老房子矢志不渝地坚守，不单单是为了守护床下的秘密，更重要的是，十七岁之后的他，用了一生的时间表达自我的忏悔。
　　李清源小说中的语言风格恰是我所欣赏的一种，老到中透着力道，富于想象力却又不轻易炫耀。当下中青一代的小说写作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炫技的现象，诸如“目光如铁丝一样缠绕住我的全身”这样的句子，使用得过于泛滥，尽管亚里斯多德曾言及“诗与文中，比喻之用大矣”，但我依然认为，作家通过个别的句子来展示想象力要素，则为舍本逐末之举。小说文本的想象力，在于整体的结构之中，而非某个段落或者对话。
　　如果我们要给李清源作品归类的话，可归入认知型小说。这一类型的小说作品，提供给读者的往往是认知的视野和维度，读者必须经过静心思考方能了悟作家的心思所在。认知、审视、批判性反思，皆需要思想力要素加以支撑。鲁迅的作品，即属于典型的认知小说，《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中的作品，皆直指传统文化、人伦的痼疾所在，破而后为之立。正是通过具体生活场域以及这场域中人的存在状态的刻画，李清源的小说抵达了对人本存在透视的宽度和深度。于是，在阅读接受层面，文本中一种特有的力度透显出来。当然，李清源还处于在路上的状态，他的作品尚未抵达现实秩序、历史本体、人的存在三位一体的层面，个别作品还存在主观设计的痕迹，克服技术上的小缺陷，向着价值观的纵深发展，是其以后的写作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