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标志保护全球化的历史变迁及启示

来源 :国际经济法学刊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hy85323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地理标志保护的早期历史即已反映出了地理标志作为一种特殊商标所具有的来源识别、品质保证、商誉承载以及市场竞争等功能.从全球化视角,特别是近代以来主要国际条约,包括《巴黎公约》《马德里协定》《里斯本协定》《TRIPS协定》以及《日内瓦文本》等对地理标志保护的制度变迁以及保护规则的具体设定来看,地理标志的保护经历了从“混淆保护”到“淡化保护”的演变历程,还存在“相对保护”与“绝对保护”的路径分野.地理标志法律保护的核心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制止对地理标志的不正当使用,二是防止地理标志“通用化”和“私有化”.在国际上,《里斯本协定》不太成功说明将地理标志视为一种静态的“绝对权利”来维护的极端做法,并非切合实际的路径选择,《TRIPS协定》针对不同商品类别设定的“双重保护标准”也备受争论和质疑.相对而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新出台的《日内瓦文本》,尽管也还存在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之处,但是《日内瓦文本》对地理标志保护规则的重新设定,包括科学设定地理标志“声誉”这一核心保护要素,明文规定地理标志可以寻求类似于驰名商标的反淡化保护,以及在处理地理标志与普通商标的关系等方面的诸多新规定,则是较为科学合理的,能够为我国构建地理标志强保护规则提供启示和借鉴.
其他文献
美国新近出台的CLOUD法案确立了境外数据管辖“控制者标准”.此标准一方面为美国数据管辖权扩张扫清了国内法障碍,另一方面却使美国背离了一般国际法实践.从现实效果来看,CLOUD法案不仅广泛触发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数据管辖权冲突,引起部分国家的对抗立法,而且让美国数字企业陷入更加严峻的合规困境.虽然CLOUD法案规定了“礼让分析”作为“控制者标准”的适用例外,但囿于其严苛的适用条件,并不能弥合“控制者标准”带来的负面效应.为有效应对CLOUD法案带来的数据管辖权挑战,中国应重点从数据分层保护和填补境外数据管
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开始了对党员权利保障问题的探索。百年来,党员权利保障经历了探索与确立、发展与曲折、恢复与优化、拓展与升华的复杂过程,取得了保障环境不断优化、保障认识不断提高、保障层级不断提升、保障机制不断完善的突出成就,形成了以充分重视和正确对待党员权利保障为首要前提、以正确认识党员权利和党员义务的关系为内在要求、以党员权利健康有序科学发展为价值导向、以制度方式巩固党员权利保障为根本遵循的宝贵经验。新时代进一步推进党员权利保障工作,要把这些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
WTO成员在新冠肺炎疫情等PHEIC时期采取的大部分临时贸易措施因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较大、对实现保护人类、动物生命或健康的目标缺乏贡献、存在合理可用的替代措施或以构成武断、不合理歧视的方式实施,而难以认为符合GATT、GATS的公共卫生例外或《SPS协定》的具体义务条款规定.成员采取的临时动植物检疫措施应基于《SPS协定》所认可的国际标准、指南或建议,但在缺乏相关科学证据时可根据《SPS协定》第5.7条暂时维持额外的动植物检疫措施.鉴于WTO在争端解决程序和救济方式上的局限、对成员公共卫生管辖权的限制降低了
当下学界对人脸识别信息保护的法理争议较大,但无论基于隐私权抑或个人信息权,人脸识别信息保护的规范取向都具有正当性.而仅采用人格权或财产权之保护向度远不足以囊括所有争议,必须破除“二元择一论”困境.基于此,有必要考察欧美统一型与分散型的立法经验和场景化与机械化的保护机制,为我国人脸识别信息保护的法律模式提供比较法镜鉴.首先,应在立法层面上创设多层规范架构,即以特别规范保护为统摄、以民事规范保护为依托、以公法规范保护为基础.尔后,应在具体操作层面上构建场景化保护机制,即塑造基于信任和责任的多重理性主体、创建分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承认传统知识的作用提出了各种目标,以实现传统知识和可持续发展的互动与融合.反观《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名古屋议定书》所建立起来的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不能充分实现当前持有者同其后代人之间的代际公平,以及跨界传统知识持有者之间的代内平衡等可持续发展目标.国际社会不仅要对可持续发展与传统知识国际保护的良性互动达成共识,而且要完善和加快传统知识国际保护相关国际条约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西班牙呼声党的崛起,不仅反映出了近年来西班牙政党政治生态的民粹化转向,而且作为一个典型案例,提供了一种从政治动员维度审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可能性。呼声党的政治动员,不仅是一种选举策略,更是将其行动植根于自身的价值立场之中。这种政治动员包括话语建构与行动策略两方面,前者包括呼声党对宏观形势的危机化解读、贴近生活的议题设置、话语结构的二元化构成与极简的叙事风格,后者则包括与选民建立直接的联系、积极拓展传播渠道、刻意制造焦点事件、谋求外部支持合作。呼声党的崛起对西班牙传统政治格局构成了冲击,并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
1940年,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在红岩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接待印度活动家查帕达伊亚夫人 。(重庆市委外办图片)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作为非执政党,在对外交往中不能代表中国政府与外国政府和外国政党开展合作,但作为推动中国进步的重要政治力量,仍可通过各种方式和外国开展交流。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国共产党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南方局就创造性地提出了“半独立外交”的工作思路。当时中国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各国金融治理之间日益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赖局面.在全球金融治理领域,相互依赖主要表现为国际金融组织之间的相互联系增多、金融全球化议程范围拓宽以及金融发展议题兴起.但由于相互依赖中的权力不对称性,在治理实践中仍然存在监管机制选择不一、金融国家主义复辟以及软法适用的合法性问题等机制缺陷.因此,在借助国际机制变迁解释模型进行动态分析的基础上,国际社会应协调多层次全球金融治理网络,推动国际金融组织结构变革,并实现国际金融软法的事实硬化,共同完善全球金融治理机制.而我国则应合
针对不同时期农民政治参与情况的分析最能揭示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轨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百年发展历程,先后经历了动员型参与、吸纳型参与、回应型参与、互动型参与、共治型参与等发展阶段,呈现出特定的时代主题和历史任务语境下的鲜明特征。其中,政党、农民、农村和农业成为影响政治参与的最重要变量,逐渐形成农民政治参与的“先进性、主体性、结构性、协同性”传承路径,从此中国农民走出了一条自己的政治参与路子。放眼未来,对标中国共产党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需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扎实推动“三农工作”,夯实发展
美国在特朗普执政时期提出的印太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承接日本安倍内阁的构想,在价值观上强调“自由”“开放”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制度标准,含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在积极实施对华战略竞争的宏观背景下,特朗普政府推动印太战略意识形态化,以维护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主导地位。拜登上台后,美国政府进一步强化印太战略的意识形态色彩,以便拉拢盟友和伙伴国共同遏制中国。印太战略意识形态化的深层动因是制造中国与印太地区其他国家的对立,维护美国的霸主地位;掩盖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主导地位。当然,美国要在印太地区持续展开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