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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成果。在党情国情世情深刻变化的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既要完善宏观制度建设，也要强调微观党员修养。本文以党员个体为逻辑起点，分析当前加强党员修养必要性，为如何实践“两学一做”提供路径选择。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建设；党员修养
在党情国情世情深刻变化的形势下，在完善宏观制度建设的同时，更应立足微观层面，加强党员修养，提高党员素质，为党的建设提供优秀而充足的人才资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培养靠得住、用得上的干部队伍，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打好坚实的微观基础。本文从当前加强党员修养的必要性视角进行分析。
一、党员结构现状要求加强党员修养
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方面推动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市场将资源配置给不同人群，占有资源不同的人群，逐渐形成不同的阶层，导致意识形态趋向多元化。在现有的8026.96万名中共党员中，就党员从事的职业来看（见图一），农牧渔民党员所占比例最大，其次是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学生党员所占比重最小，其他职业人员中民营企业家、个体户等进入党组织，表明党员构成成分趋向多元化。因此可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工农联盟的政权基础依旧不变，而党领导的阶层增多。在中国，农民人数最多，基数较大，党员构成比例最大。学生人数较少，发展名额有限，所占比例最小。民营企业家、个体户等，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而增加，是党员构成的最新部分，是经济发展带来的组织基础变化的明显表现。在继续推进的经济转型中，不同阶层都在分享同一的经济资源、社会资源、文化资源，因而必然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存在暂时稳定或潜在激化的矛盾，阶层间的矛盾通过不同阶层人民加入共产党而反映到党内，成了党组织的内部矛盾。党的内部矛盾，不是代表不同阶级的利益集团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更不是具有本质区别的意识形态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在党组织中的表现，具体表现是保持先进性与丧失先进性之间的矛盾。这对矛盾可能随着党员队伍的不断壮大而逐步深化，党员人数越多，党员的思想越趋向多元化。
图一
在八千余万的共产党员中，从事不同职业的党员，个人财富、社会地位、声望等往往不同，不同的个人财富与社会地位，又使同为党员的人群属于不同的阶层。阶层不同，党员的思想观念一定程度上存在差异。因此，在根本问题上，来自各阶层的党员能一致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一致走社会主义道路，能一致坚持党的指导思想，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如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拜权主义、宗派主义等腐朽思想的意志力存在差异。因为思想观念存在差异，所以抵制腐朽思想的能力有差异，并且有差异的思想观念可以相互渗透，好的会变坏，坏的会变好。建国前，革命的大浪淘出了党员中的真金，革命的熔炉炼出了党员中的精华。“疾风知劲草”，在危亡中站起来的党员是党的脊梁，拯救革命从低潮走向高潮，他们无愧于英雄的称号。建国后，建设中，“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是要打败战”。
阶层结构，作为党存在和发展的阶级基础，不可以不深究而细查。除去少數敌对势力、分裂分子，“年满十八岁的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愿意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党的决议和按期缴纳党费的，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党，若是海；群众，就是百川。海纳百川而成其大，党纳各阶层群众而成其大，“这是一个极大的跃进。这是使我们的党成为一个在中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党”。“但是缺点也就跟着来了”，党员的思想观念趋向多元化，党员队伍的纯洁度就面临考验。因此，要通过加强党员修养，改造党员的主观世界，达到“又红又专”的目的，保持党员队伍的纯洁，跳出“历史周期律”，避免“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的历史悲剧。
二、传统文化的现实影响要求加强党员修养
“学习和了解历史，不仅可以拓宽知识面，吸收前人在修身处事、治国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经验，而且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社会活动规律，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历史知识丰富了，眼界和胸襟就可以大为开阔，精神境界就可以大为提高，思维层次和领导水平就可以提升到一个新境界”。在历史演进中，客观因素的变迁是绝对的，但不是瞬间实现的，其中，生产力的发展是活跃的，却在稳定的生产关系下保持一定的水平，而自然环境的大规模变迁则是缓慢的。现阶段的客观因素是历史长期演进积淀的结果，只有充分理解历史过程及历史当事人对历史的经验总结和智慧升华，才能宏观上认识今天的历史地位、把握明天的历史趋势。而在历史演进中凝固下来的传统文化，必然随着客观历史条件的变迁而进化，但传统文化固有的惯性决定了其大规模的本质上的改变是滞后于客观条件的。传统文化的延续是世代相传，尽管下一代人的思维方式会在某些方面区别于前一代人，而前一代人的思维方式却在身教言传中对下一代人的思维方式的根本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除非历史演进到社会形态出现本质的改变。即便如此，新型社会形态的主体思潮也会在某些方面出现与旧有社会形态的思潮上的相似或相同点，尽管有质的区别。比如文艺复兴，宣扬的是新兴资产阶级思想，而表现出来的却是复兴没落的奴隶社会文化。
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精神积淀，在人们的思想中具有高度的认同感，对人们具有较高的感召力。无论是“焚书坑儒”，还是“大兴文字狱”，或者是“打倒孔家店”，都无法彻底摧毁中国传统文化，只能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新内涵，使传统文化在扬弃中适应社会新要求。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生命，在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开放而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与中国实际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适应和革新了中国传统文化，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自成体系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近现代西方文明的冲击下，违背历史潮流的部分不断瓦解消亡，而精华部分则流传下来，继续影响着中国人。传统文化里的“修身”，既在中国人意识里根深蒂固，在中国文化里影响深远，其内在的封建性又被逐步剔除，符合提高党员思想素质的时代要求，所以，将党的建设与党员“修身”有机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根植中国文化，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选择，所以二者结合具有内在必然性。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通点要求加强党员修养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时代不同，代表的阶级立场不同，反映着东西方文化思维的不同，但同属人类文明的智慧结晶，都不同程度上思考着世界的本质，都反映着人类对未来世界的美好向往。相通点是沟通二者的桥梁，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着文化上、思维上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物质一元论与辩证法，认为世界的本源是物质，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承认矛盾是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动力，主张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朴素唯物主义与朴素辩证法，荀子、王充、范缜、王夫之等思想家，在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发展了中国的朴素唯物主义，周公、老子、王夫之等思想家，在与形而上学的斗争中，发展了中国的朴素辩证法。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学习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接触并树立了唯物思想与辨证思想，无疑对接受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起到了一个良好的铺垫作用。对于谋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中国人而言，马克思主义无疑指出了一条可行之路，所以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在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代要求下，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中国的深化改革，最能把握改革的实质内涵，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
第二、马克思主义描绘的共产主义世界，与中国传统价值追求的大同世界，有异曲同工之妙。共产主义社会里生产力极大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种近乎天堂的人间世界，在中国的《礼记·礼运》那里表述为“老有所终，幼有所依，壮有所用，鳏寡孤独疾废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社会，在陶渊明那里表述为“黄发垂髫，怡然自得”的世外桃源，在李自成那里表述为“等贵贱，均贫富”的均平时代，在《天朝田亩制度》那里表述为“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天下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的理想社会。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没有完整的科学的著作对未来世界作出宏观上的把握，但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早已分散出现在各个时期的思想家著作里。尽管马克思主义倡导进行阶级斗争来实现理想社会，中国传统文化寄希望于圣贤君子的出现；尽管马克思主是科学的推断，中国传统文化是美好的遐想，二者却在唤起人们改造现存世界的精神鼓舞上，具有高度的一致。
第三、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理论品质是改革创新，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创新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发展观，而其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随着客观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各国革命实践经验总结而不断完善，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体现出强大的包容性。而中国固有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周虽旧邦，其命唯新”等命题体现的就是新事物对旧事物的代替，而儒家思想也主张“损益”，逐步改革，吸收各家思想，完善自己。如孟子发展了孔子的“仁政”、义等思想，董仲舒提出了“天人合一”等思想，朱熹则使儒学达到理学的巅峰。两个稳定却开放的思想体系，能够在历史发展中不断找到新的时代内涵，使各自的理论体系与时俱进不至于僵化到被时代遗弃，这就决定了二者都具有相互接纳的内在理论基础和实现融合的可能性。
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通，是一项浩大复杂的工程，而本文，只是略微提出，用以证明加强党员修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选择。因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通，为二者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而理论上融合的结果，则是二者共同的理论要求的实践。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3]邓小平.《邓小平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年版.
[4]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5]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6]崔龙水，马振铎主编.《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
作者简介：
刘强，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建设；党员修养
在党情国情世情深刻变化的形势下，在完善宏观制度建设的同时，更应立足微观层面，加强党员修养，提高党员素质，为党的建设提供优秀而充足的人才资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培养靠得住、用得上的干部队伍，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打好坚实的微观基础。本文从当前加强党员修养的必要性视角进行分析。
一、党员结构现状要求加强党员修养
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方面推动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市场将资源配置给不同人群，占有资源不同的人群，逐渐形成不同的阶层，导致意识形态趋向多元化。在现有的8026.96万名中共党员中，就党员从事的职业来看（见图一），农牧渔民党员所占比例最大，其次是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学生党员所占比重最小，其他职业人员中民营企业家、个体户等进入党组织，表明党员构成成分趋向多元化。因此可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工农联盟的政权基础依旧不变，而党领导的阶层增多。在中国，农民人数最多，基数较大，党员构成比例最大。学生人数较少，发展名额有限，所占比例最小。民营企业家、个体户等，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而增加，是党员构成的最新部分，是经济发展带来的组织基础变化的明显表现。在继续推进的经济转型中，不同阶层都在分享同一的经济资源、社会资源、文化资源，因而必然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存在暂时稳定或潜在激化的矛盾，阶层间的矛盾通过不同阶层人民加入共产党而反映到党内，成了党组织的内部矛盾。党的内部矛盾，不是代表不同阶级的利益集团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更不是具有本质区别的意识形态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在党组织中的表现，具体表现是保持先进性与丧失先进性之间的矛盾。这对矛盾可能随着党员队伍的不断壮大而逐步深化，党员人数越多，党员的思想越趋向多元化。
图一
在八千余万的共产党员中，从事不同职业的党员，个人财富、社会地位、声望等往往不同，不同的个人财富与社会地位，又使同为党员的人群属于不同的阶层。阶层不同，党员的思想观念一定程度上存在差异。因此，在根本问题上，来自各阶层的党员能一致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一致走社会主义道路，能一致坚持党的指导思想，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如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拜权主义、宗派主义等腐朽思想的意志力存在差异。因为思想观念存在差异，所以抵制腐朽思想的能力有差异，并且有差异的思想观念可以相互渗透，好的会变坏，坏的会变好。建国前，革命的大浪淘出了党员中的真金，革命的熔炉炼出了党员中的精华。“疾风知劲草”，在危亡中站起来的党员是党的脊梁，拯救革命从低潮走向高潮，他们无愧于英雄的称号。建国后，建设中，“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是要打败战”。
阶层结构，作为党存在和发展的阶级基础，不可以不深究而细查。除去少數敌对势力、分裂分子，“年满十八岁的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愿意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党的决议和按期缴纳党费的，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党，若是海；群众，就是百川。海纳百川而成其大，党纳各阶层群众而成其大，“这是一个极大的跃进。这是使我们的党成为一个在中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党”。“但是缺点也就跟着来了”，党员的思想观念趋向多元化，党员队伍的纯洁度就面临考验。因此，要通过加强党员修养，改造党员的主观世界，达到“又红又专”的目的，保持党员队伍的纯洁，跳出“历史周期律”，避免“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的历史悲剧。
二、传统文化的现实影响要求加强党员修养
“学习和了解历史，不仅可以拓宽知识面，吸收前人在修身处事、治国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经验，而且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社会活动规律，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历史知识丰富了，眼界和胸襟就可以大为开阔，精神境界就可以大为提高，思维层次和领导水平就可以提升到一个新境界”。在历史演进中，客观因素的变迁是绝对的，但不是瞬间实现的，其中，生产力的发展是活跃的，却在稳定的生产关系下保持一定的水平，而自然环境的大规模变迁则是缓慢的。现阶段的客观因素是历史长期演进积淀的结果，只有充分理解历史过程及历史当事人对历史的经验总结和智慧升华，才能宏观上认识今天的历史地位、把握明天的历史趋势。而在历史演进中凝固下来的传统文化，必然随着客观历史条件的变迁而进化，但传统文化固有的惯性决定了其大规模的本质上的改变是滞后于客观条件的。传统文化的延续是世代相传，尽管下一代人的思维方式会在某些方面区别于前一代人，而前一代人的思维方式却在身教言传中对下一代人的思维方式的根本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除非历史演进到社会形态出现本质的改变。即便如此，新型社会形态的主体思潮也会在某些方面出现与旧有社会形态的思潮上的相似或相同点，尽管有质的区别。比如文艺复兴，宣扬的是新兴资产阶级思想，而表现出来的却是复兴没落的奴隶社会文化。
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精神积淀，在人们的思想中具有高度的认同感，对人们具有较高的感召力。无论是“焚书坑儒”，还是“大兴文字狱”，或者是“打倒孔家店”，都无法彻底摧毁中国传统文化，只能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新内涵，使传统文化在扬弃中适应社会新要求。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生命，在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开放而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与中国实际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适应和革新了中国传统文化，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自成体系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近现代西方文明的冲击下，违背历史潮流的部分不断瓦解消亡，而精华部分则流传下来，继续影响着中国人。传统文化里的“修身”，既在中国人意识里根深蒂固，在中国文化里影响深远，其内在的封建性又被逐步剔除，符合提高党员思想素质的时代要求，所以，将党的建设与党员“修身”有机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根植中国文化，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选择，所以二者结合具有内在必然性。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通点要求加强党员修养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时代不同，代表的阶级立场不同，反映着东西方文化思维的不同，但同属人类文明的智慧结晶，都不同程度上思考着世界的本质，都反映着人类对未来世界的美好向往。相通点是沟通二者的桥梁，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着文化上、思维上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物质一元论与辩证法，认为世界的本源是物质，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承认矛盾是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动力，主张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朴素唯物主义与朴素辩证法，荀子、王充、范缜、王夫之等思想家，在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发展了中国的朴素唯物主义，周公、老子、王夫之等思想家，在与形而上学的斗争中，发展了中国的朴素辩证法。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学习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接触并树立了唯物思想与辨证思想，无疑对接受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起到了一个良好的铺垫作用。对于谋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中国人而言，马克思主义无疑指出了一条可行之路，所以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在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代要求下，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中国的深化改革，最能把握改革的实质内涵，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
第二、马克思主义描绘的共产主义世界，与中国传统价值追求的大同世界，有异曲同工之妙。共产主义社会里生产力极大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种近乎天堂的人间世界，在中国的《礼记·礼运》那里表述为“老有所终，幼有所依，壮有所用，鳏寡孤独疾废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社会，在陶渊明那里表述为“黄发垂髫，怡然自得”的世外桃源，在李自成那里表述为“等贵贱，均贫富”的均平时代，在《天朝田亩制度》那里表述为“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天下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的理想社会。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没有完整的科学的著作对未来世界作出宏观上的把握，但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早已分散出现在各个时期的思想家著作里。尽管马克思主义倡导进行阶级斗争来实现理想社会，中国传统文化寄希望于圣贤君子的出现；尽管马克思主是科学的推断，中国传统文化是美好的遐想，二者却在唤起人们改造现存世界的精神鼓舞上，具有高度的一致。
第三、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理论品质是改革创新，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创新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发展观，而其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随着客观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各国革命实践经验总结而不断完善，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体现出强大的包容性。而中国固有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周虽旧邦，其命唯新”等命题体现的就是新事物对旧事物的代替，而儒家思想也主张“损益”，逐步改革，吸收各家思想，完善自己。如孟子发展了孔子的“仁政”、义等思想，董仲舒提出了“天人合一”等思想，朱熹则使儒学达到理学的巅峰。两个稳定却开放的思想体系，能够在历史发展中不断找到新的时代内涵，使各自的理论体系与时俱进不至于僵化到被时代遗弃，这就决定了二者都具有相互接纳的内在理论基础和实现融合的可能性。
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通，是一项浩大复杂的工程，而本文，只是略微提出，用以证明加强党员修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选择。因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通，为二者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而理论上融合的结果，则是二者共同的理论要求的实践。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3]邓小平.《邓小平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年版.
[4]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5]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6]崔龙水，马振铎主编.《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
作者简介：
刘强，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