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考查团的成立
1926年冬，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从柏林出发，经西伯利亚大铁路入中国东北，于11月20日抵达北京。中国是斯文赫定的荣誉之地。1893年至1897年的第一次探险中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1899年至1902年的第二次探险中发现梦幻楼兰，1906年至1908年的第三次探险中踏遍西藏羌塘和阿里无人区，这些骄人的经历早已为斯文赫定赢得了世界声誉。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纷扰沉寂了近20年，已经年过花甲的斯文赫定终于回到令他魂牵梦绕的中国，虽然是在严冬，却难抑心中的似火激情。这次他带来了更雄心勃勃的探险计划：资助方是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内容是为开通德国经中亚至中国的空中航线做探险考察。
事情一开始进行得非常顺利。11月25日，斯文赫定与他的老朋友、瑞典地质和考古学家安特生会见了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博士，商讨了合作事宜。12月30日，斯文赫定拜会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荫泰，获得探险的许可。1927年1月30日，斯文赫定觐见控制北平政府的张作霖，得到支持。考察似乎可以马上启动了，斯文赫定开始安排人马，在包头购买骆驼，在天津置办黄油、奶酪、意大利通心粉等食品和炊具。然而，过分乐观的斯文赫定忽略了辛亥革命十余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低估了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中国知识界所具有的现代意识、民族精神和科学素养，这使他那忽视中国主权的探险计划遭到北京知识界的一致反对。
1927年3月5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邀请北京重要学术团体集会，反对斯文赫定的计划。与会者包括北平古物陈列所周肇祥、中华图书馆协会袁同礼、国立京师图书馆徐鸿宝、中央观象台高鲁、中国天文学会徐炳昶、清华学校研究院李济、地质学会李四光、北京大学考古学会袁复礼、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沈兼士、马衡、刘复和黄文弼等。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并于1927年3月10日的《晨报》上发表声明。声明指出：“凡一国内所有之特种学术材料，如历史材料，及希有之古生物动植矿等材料，因便利研究，尊重国权等理由，皆宜由本国各学术团体自为妥实保存，以供学者之研究，绝对不允输出国外……近闻有瑞典人斯文赫定组织大队，希图尽攫我国所有特种之学术材料……同人等痛国权之丧失，惧特种学术材料之掠夺将尽，我国学术之前途，将蒙无可补救之损失，故联合宣言，对于斯文赫定此种国际上之不道德行为，极为反对。”
面对反对的浪潮，斯文赫定初则不以为然，继则心存抵触，最后还是坐到了谈判桌旁。谈判进行得相当艰苦而富戏剧性，有当面交锋，有私下倾谈，有书信往来。争论的焦点在考察团体的名称、领导权、人员构成、采集品归属、资料如何发表等。当时“中国学术团体协会”有两派意见，一派比较激烈，主张禁止一切外国团体的探险活动。另一派以曾经在美国留学并有中外合作考古经验的李济和袁复礼为代表。他们充分认识到与西方的合作对发展中国科学事业的重要性，极力促成在保障中国主权的前提下与斯文赫定合作。
1927年4月21日，“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斯文赫定就以下要点基本达成共识：①组织西北科学考查团，在其名义下开展西北考查活动，考查涉及地质学、地肱学、气象学、天文学、人类学、考古学和民俗学。②组成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指挥考查团事务。考查团设中外团长各一人，外方团长由斯文赫定担任，中方团长由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教务长徐炳昶担任。③中方有五名学者参加，除徐炳昶外，还有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地质、考古学家袁复礼、时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助教的考古学家黄文弼、时任北京大学地质系助教的地质和古生物学家丁道衡和华北水利委员会地图测绘工程师詹蕃勋。另外以公开考试的方式，招募五名中国学生参加。④考查获得的考古资料全部归中方所有，地质资料“经理事会之审查，得以副本一份赠与斯文赫定博士。”⑤考查费用由斯文赫定承担，其中包括每月支付给理事会八百五十元，用为中方参加者的津贴等。⑥正式考查报告以“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的名义由中方负责出版，各学科的专著分别由中方和斯文赫定负责出版。徐炳昶、马衡和刘复在此共识基础上起草一份合作办法，由李四光、袁复礼和李济翻译成英文。4月26日，由周肇祥代表“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斯文赫定在北京大学三院签订了正式协议。斯文赫定描述：“周端坐在桌旁，用饱蘸墨汁的毛笔刚刚写下第一笔，一位摄影师按下了快门，闪光灯一亮。接着，我也用钢笔签了字。这一庄严的时刻将为后人所铭记。”
协议的签署为平等互惠的中外合作科学考察树立了规范，意义确实非常深远。 “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在其后与美国和法国考察团的谈判中，均引用西北科学考查团的协议为范本。协议的基本纲领对现在的中外合作考古学研究仍然具有启示意义。
考查团考试录取的5名中国学生团员包括北大物理系三年级学生马叶谦、北大物理系二年级学生李宪之、北大预科二年级学生刘衍淮、北大(后入北洋大学)学生崔鹤峰和北京历史博物馆馆员龚元忠。龚任考查团的照相员，其他四人主要任务是学习气象观测。据李宪之回忆，主考官是袁复礼，考试科目有物理、数学和英语。
外方团员共17人，除斯文赫定外，包括瑞典人赫默尔(医生，兼作人体测量)、那林(地质学研究及制图)、贝格曼(考古学家)和德国人赫德(气象学家)、李伯冷(负责拍摄电影)等。
1927年5月9日，斯文赫定和徐炳昶等考查团在京团员从西直门火车站出发，赴包头大本营与前期到达人员会合，考察活动正式开始。
考察经过
因为未购买到足够的骆驼，考查团由包头北行至茂明安旗的哈那河边安营扎寨，逗留了大约两个月。其间在营地周围地区及东面喀尔喀右旗的白灵庙地区进行了地质考察、地图测绘及考古调查和采集。1927年7月22日，各项准备完成，大队人马开始西行。当时买得的骆驼共有110多匹，载负行李、帐房、仪器、文具、厨具、食品等，重逾二万多公斤，单是随队携带的银元就有二万四千块，分装在8只大木箱中，由4峰健壮的骆驼驮运。人员则除27名中外考查团员外，尚有仆役30余人。“为从来科学考察未曾有之大队”。为工作方便，考查团分三队前进：那林、贝格曼和丁道衡等为北队；袁复礼率詹蕃勋、龚元忠等为南队；斯文赫定和徐炳昶率大队为中队。南、北二分队在大队南北三五十里内工作，与大队随时保持联络。西行到三德庙时，斯文赫定胆结石突发，中队不得不扎营停留，其间曾派分队向东南方向考察，直至200里以外的三道桥。各队主要工作为地质考察、地图测绘、考古及古生物调 查、采集和发掘。9月28日，中队到达额济纳河，北分队也很快赶到。袁复礼的南分队因向南绕道镇番(甘肃民勤)附近考察，直到11月才抵达额济纳。当时大队已经出发西进。
自三德庙以西，水草渐乏，骆驼亦疲，所以大队到达水草丰沛的额济纳后，进行了40天的休整。休整期间的工作分南北两路。斯文赫定乘自制的木舟，顺额济纳河而下，直至该河注入的内陆湖索古淖尔，作水文考察和测绘。南路则溯额济纳河而上直达毛目县。黄文弼先至下游，又折回向南考察汉烽燧遗迹，于10月25日骑驴至土堡，掘得汉简三枚。考查团还在额济纳设立了第一座气象测候所，开展气象观测。停留期间，正逢“双十节”，考查团举行了颇为隆重的庆祝的活动，包括向国旗行礼、唱国歌和演说等仪式，音乐演奏、唱歌和魔术等文艺节目和百米赛跑、摔跤、武术、三级跳远、水中竞走和拔河等竞技活动。在用鲜艳的秋叶装饰的会场中，中外团员其乐融融，欢歌笑语直至晚十点才散。但等待考查团的是更艰险的旅程。
11月18日，考查团大队再次动身西行，目的地是新疆迪化(乌鲁木齐)。出发前计算里程，估计40日可到哈密，所以只带了供45日的食品。但因天气状况恶劣、斯文赫定患病、迷路等原因，实际走了62天，其中48天不见人烟，几乎到了“粮尽援绝”的窘境，骆驼大量倒毙。12月24日，徐炳昶在营帐中捡柴燃火，将砚台烤温，作古诗一首，诗中有： “天山冬夜西风紧，重衾难暖毡无温。晨起雾浓霜凝雪，草为玉琢山铺银”“收书束床手如铁，绳成矢直未易结”“壮语空言冒雪战，冷风塞鼻冰积面。数步止息喘如牛，后队廿丈何能见”等句，是旅途艰苦的真切写照。此段行程中除绘制线路图和气象观测外，因团员饥寒交迫，冰雪遍地，考古和地质工作很少。
迎接考查团先头队伍的是时任新疆省政府主席杨增新派驻到哈密准备抵档考查团“进攻”的精兵强将。因为从额济纳来新疆的商旅传言，考查团有打手200人，枪械齐全。误会解除后，考查团虽然受到热情款待，吃上了肥美的手扒羊肉和抓饭，但所有武器都被封存。1928年2月27日，历尽艰辛的考查团终于到达迪化。杨增新派鲍尔汉接待，入住道胜银行旧址，不久又设宴亲自接见了考查团成员。他对考查团的疑虑和戒备从未消除，但总体来说，对考察工作还是比较支持的。考查团以迪化为大本营，分几路在新疆境内设立开展工作。赫德负责在迪化、若羌和库车各设气象测候所一处，进行系统气象观测。那林和贝格曼南下赴罗布泊考察，那林考察地质，贝格曼则作考古调查和采集。黄文弼先到吐鲁番，再顺大路西行至天山西端进行考古工作。丁道衡沿同样路线进行地质和古生物考察。袁复礼在天山南北各处进行地质和古生物调查。正当各项工作卓有成效地展开之际，两个突发事件险些给考查团造成毁灭打击。
先是汉莎航空公司因飞行计划得不到中国政府的批准，不愿继续资助考查团的工作，德国团员纷纷归国，斯文赫定不得已于1928年5月6日回国筹措资金。斯文赫定离开不久，7月7日，新疆省政府主席杨增新参加俄文法政学校毕业典礼时，被一蓝衫刺客连射七枪，立时陨命。民政厅长金树仁率卫队平叛，继任新疆政府主席，新疆政局一时间诡异莫测。金树仁因威望远不及杨增新，为控制新疆局势，行事谨慎严苛，对考查团颇多疑惧，严加限制，考查团工作举步维艰。返回迪化的斯文赫定一直受到冷遇。1928年底，无奈的斯文赫定和徐炳昶经西伯利亚铁路返回北平。
1929年春，情况有所好转。斯文赫定成功向瑞典政府申请到了充足的资助。3月8日，徐炳昶与斯文赫定在南京受到蒋介石的接见并得到蒋的支持。3月13日，南京政府致电金树仁：“科学发展，民族昌盛，乃当今政府之职责。给予西北科学考查团最大帮助尔等责无旁贷。特此致电，照准执行。”考查团在新疆的工作因此得以继续开展。
1929年初至1931年冬考查团撤离新疆期间，袁复礼成为中方代理团长，为考查团工作的顺利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据李宪之回忆，袁复礼在考查团中格外受到大家的敬重。“他性格稳重，遇事不慌不忙，既有耐性，又很灵活，什么事情都处理得很好。他主动帮助徐炳昶团长做了好多事情，出了许多主意。和当地人打交道，也常由袁复礼出面。他英语很好，在同外国团员交往中，他也起着重要作用。”斯文赫定称赞其为“唯一有能力独立组织与领导在未知和所知甚少的地带进行探险、并与我们密切合作的中国人。”
袁复礼自述担任代理团长期间的任务主要是：“(1)与团员共同研究制订考查计划，包括每个人的考查性质、路线、期限等。然后与新疆省政府多次接洽备案，争取批准实行。(2)每当我由野外回到乌鲁木齐，都要了解各团员的成绩与困难，并与省政府接洽，争取得到省和各地方政府的帮助和支持，这是使考查得以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3)中、西各团员完成考查任务后，陆续东归或回国，也要由团长行文办理出境护照。(4)组织采集品东运。”考查团在此期间的主要工作包括，丁道衡继续在南疆工作，并西行到边境测量地图，着力考察新疆矿产。黄文弼在南疆喀什、莎车、叶城、和阗、于阗工作一年多，经阿克苏返迪化，1930年2月去吐鲁番，4月抵罗布泊，专职考古调查和发掘。1930年8月，丁、黄二人返回北京。袁复礼主要在准噶尔盆地东部考察矿产、古生物、岩石、构造和地貌，也进行考古工作，待所有团员离开新疆，标本分批运输完毕后，才动身东归。他没有像其他团员那样取道西伯利亚，而是组织驼队选一条新线路穿越戈壁。1931年12月17日，他在奇台县长“正是天山雪下时，送君走马归京师”的临别吟诵声中启程，历经6个月，行程4000余公里，1932年5月2日到达归绥(呼和浩特)。
贝格曼1928年底随斯文赫定返回瑞典，1929年5月准备由塔城重回新疆工作时被金树仁拒绝，只好经西伯利亚铁路由东北进入中国，先到达北京，10月抵达内蒙，1930年4月重返额济纳，对汉代烽燧进行详细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历时近一年，发现汉简上万枚，是考查团取得的最辉煌成就之一。
至1932年底，考查团工作本已基本结束，斯文赫定由美国抵达北京，准备进行收尾工作。但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斯文赫定获得了重新组团返回新疆考察的机会。1933年6月，斯文赫定在德国公使举行的宴会上结识了中国外交部次长刘崇杰，提出欲治理新疆必改善内地与新疆的交通。刘深以为然，第二天与斯文赫定对此进行了详淡，并上报国民政府行政院。8月，行政院长汪精卫接见斯文赫定，讨论修建通往新疆公路的计划，中国铁道部决定聘请斯文赫定为顾问，由中国政府出资，斯文赫定组建 “缓新公路考查团”，乘汽车考察公路线路。11月，考查团自归化出发西行，团员有原西北科学考查团成员黄文弼、陈宗器(1929年作为第二批团员参加考查团，当时是中央研究院物理所助理员)、贝格曼等及铁道部工程师尤演照和龚继成。1934年2月考查团进入新疆，正值马仲英与盛世才酣战之际，卡车被马仲英强行征用，3月才被协助盛世才作战的苏联红军解救，并因祸得福，获准去罗布泊一带进行考察。斯文赫定终于亲眼见证了罗布泊的漂移，贝格曼则在斯文赫定的老朋友、罗布老人奥尔得克的带领下，踏进了神秘的小河墓地。
1935年2月，斯文赫定一行到达西安，历时八年的西北考察活动结束。
考察成果
西北科学考查团的八年艰辛，换来了丰硕成果。地质方面，丁道衡发现了白云鄂博铁矿。因为这一重要发现，1953年，新生的共和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就建立了包头钢铁公司。为纪念丁道衡的功绩，1987年，在白云鄂博铁矿发现60周年之际，包钢在办公大楼前为他建立了全身塑像。国外学者的地质考察、地图测量和地磁观测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古生物方面，袁复礼融冰化雪发掘而得的水龙兽化石在学术界轰动一时。他在晚年回忆中自豪地写道：“如此众多而完整的爬行类化石，在当时世界各国是很少见的。这一突出的成就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充分证明有古老文化的中华民族在近代科学工作中曾经作出高水平的贡献。”
考古方面的成绩尤为突出。贝格曼对额济纳河沿岸汉代烽燧的调查、测量和发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获得的一万多枚汉简被认为是20世纪前期与殷墟和敦煌文书并列的三大考古发现之一，成就了“简牍学”的产生。小河墓地的发现也是新疆史前时代考古的重要事件。袁复礼和黄文弼在内蒙境内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点有20余处，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在北方草原地区的系统考古调查工作，为了解该地区史前文化的面貌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黄文弼是考查团中集中从事考古工作的学者。在内蒙境内，他发现和考察了贝勒庙北的金元古城，在姥异苏木发现马扎汗之子八都贴木儿至大元年碑，在黑柳图汉代兵营发现大量遗物。沿额济纳考察时，发现了汉简，可惜未来得及作进一步发掘。1928年至1930年在新疆期间，黄文弼带小分队单独开展工作。他两次在吐鲁番盆地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主要工作地点在交河古城、高昌古城、阿斯塔那墓地、雅尔湖古墓群、胜金口和柏孜克里克石窟寺。雅尔湖古墓群是盆地中最重要的古墓群之一。雅尔湖沟北墓地，属铜石并用时期，黄文弼的发掘和研究为探讨吐鲁番盆地内早期文化提供了必不可少的重要资料。雅尔湖沟南墓地属高昌时期，出土完整陶器800余件，墓表130余方，是研究高昌国史的珍贵资料。
1928年5月至1929年10月，黄文弼沿塔里木盆地边缘调查了焉耆、库尔勒、轮台、库车、沙雅、拜城、和阗、于阗、皮山、叶城、巴楚、喀什、阿克苏等地的各种遗迹，采集了大量遗物。1929年3月，他从沙雅出发，沿塔里木河行进，用一个月零六天成功穿越有“死亡之海”之称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抵达于阗，沿途对古代遗迹和古河道进行调查，采集了大量古物，完成了令国人自豪的壮举。1933年，黄文弼随汽车考查团到罗布泊地区考察，发现了古道和古渠道遗迹，并对古墓和石器时代遗址作了调查。
1930年秋黄文弼返回北平时，北大为其举行欢迎会。陈大齐教授赞誉： “黄先生此行前后三年余，经历许多艰难困苦，成功而归，外人在新疆考古者甚多，我国人今以黄先生为第一，而其所得材料之丰富，亦不亚于外人。”
西北科学考查团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锻炼和培育了人才。
徐炳昶原专研哲学，自有考查团的经历后，转而从事考古。1933年组成陕西考古会，在宝鸡斗鸡台进行了数年发掘工作，在中国现代考古学史上有重要意义。1937年主持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写成《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这一重要著作。1958年虽已年过七旬，仍提出开展夏文化研究，促成了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和发掘。黄文弼一直站在新疆考古的前沿，是20世纪初以来新疆考古学舞台上最活跃的代表人物之一。
袁复礼成为中国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李宪之和刘衍淮受德国气象专家赫德推荐，到柏林大学深造，均获得博士学位，成为我国气象学的奠基人。陈宗器受斯文赫定推荐也赴德国留学，后成为我国地磁学研究的奠基人。
1926年冬，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从柏林出发，经西伯利亚大铁路入中国东北，于11月20日抵达北京。中国是斯文赫定的荣誉之地。1893年至1897年的第一次探险中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1899年至1902年的第二次探险中发现梦幻楼兰，1906年至1908年的第三次探险中踏遍西藏羌塘和阿里无人区，这些骄人的经历早已为斯文赫定赢得了世界声誉。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纷扰沉寂了近20年，已经年过花甲的斯文赫定终于回到令他魂牵梦绕的中国，虽然是在严冬，却难抑心中的似火激情。这次他带来了更雄心勃勃的探险计划：资助方是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内容是为开通德国经中亚至中国的空中航线做探险考察。
事情一开始进行得非常顺利。11月25日，斯文赫定与他的老朋友、瑞典地质和考古学家安特生会见了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博士，商讨了合作事宜。12月30日，斯文赫定拜会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荫泰，获得探险的许可。1927年1月30日，斯文赫定觐见控制北平政府的张作霖，得到支持。考察似乎可以马上启动了，斯文赫定开始安排人马，在包头购买骆驼，在天津置办黄油、奶酪、意大利通心粉等食品和炊具。然而，过分乐观的斯文赫定忽略了辛亥革命十余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低估了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中国知识界所具有的现代意识、民族精神和科学素养，这使他那忽视中国主权的探险计划遭到北京知识界的一致反对。
1927年3月5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邀请北京重要学术团体集会，反对斯文赫定的计划。与会者包括北平古物陈列所周肇祥、中华图书馆协会袁同礼、国立京师图书馆徐鸿宝、中央观象台高鲁、中国天文学会徐炳昶、清华学校研究院李济、地质学会李四光、北京大学考古学会袁复礼、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沈兼士、马衡、刘复和黄文弼等。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并于1927年3月10日的《晨报》上发表声明。声明指出：“凡一国内所有之特种学术材料，如历史材料，及希有之古生物动植矿等材料，因便利研究，尊重国权等理由，皆宜由本国各学术团体自为妥实保存，以供学者之研究，绝对不允输出国外……近闻有瑞典人斯文赫定组织大队，希图尽攫我国所有特种之学术材料……同人等痛国权之丧失，惧特种学术材料之掠夺将尽，我国学术之前途，将蒙无可补救之损失，故联合宣言，对于斯文赫定此种国际上之不道德行为，极为反对。”
面对反对的浪潮，斯文赫定初则不以为然，继则心存抵触，最后还是坐到了谈判桌旁。谈判进行得相当艰苦而富戏剧性，有当面交锋，有私下倾谈，有书信往来。争论的焦点在考察团体的名称、领导权、人员构成、采集品归属、资料如何发表等。当时“中国学术团体协会”有两派意见，一派比较激烈，主张禁止一切外国团体的探险活动。另一派以曾经在美国留学并有中外合作考古经验的李济和袁复礼为代表。他们充分认识到与西方的合作对发展中国科学事业的重要性，极力促成在保障中国主权的前提下与斯文赫定合作。
1927年4月21日，“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斯文赫定就以下要点基本达成共识：①组织西北科学考查团，在其名义下开展西北考查活动，考查涉及地质学、地肱学、气象学、天文学、人类学、考古学和民俗学。②组成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指挥考查团事务。考查团设中外团长各一人，外方团长由斯文赫定担任，中方团长由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教务长徐炳昶担任。③中方有五名学者参加，除徐炳昶外，还有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地质、考古学家袁复礼、时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助教的考古学家黄文弼、时任北京大学地质系助教的地质和古生物学家丁道衡和华北水利委员会地图测绘工程师詹蕃勋。另外以公开考试的方式，招募五名中国学生参加。④考查获得的考古资料全部归中方所有，地质资料“经理事会之审查，得以副本一份赠与斯文赫定博士。”⑤考查费用由斯文赫定承担，其中包括每月支付给理事会八百五十元，用为中方参加者的津贴等。⑥正式考查报告以“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的名义由中方负责出版，各学科的专著分别由中方和斯文赫定负责出版。徐炳昶、马衡和刘复在此共识基础上起草一份合作办法，由李四光、袁复礼和李济翻译成英文。4月26日，由周肇祥代表“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斯文赫定在北京大学三院签订了正式协议。斯文赫定描述：“周端坐在桌旁，用饱蘸墨汁的毛笔刚刚写下第一笔，一位摄影师按下了快门，闪光灯一亮。接着，我也用钢笔签了字。这一庄严的时刻将为后人所铭记。”
协议的签署为平等互惠的中外合作科学考察树立了规范，意义确实非常深远。 “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在其后与美国和法国考察团的谈判中，均引用西北科学考查团的协议为范本。协议的基本纲领对现在的中外合作考古学研究仍然具有启示意义。
考查团考试录取的5名中国学生团员包括北大物理系三年级学生马叶谦、北大物理系二年级学生李宪之、北大预科二年级学生刘衍淮、北大(后入北洋大学)学生崔鹤峰和北京历史博物馆馆员龚元忠。龚任考查团的照相员，其他四人主要任务是学习气象观测。据李宪之回忆，主考官是袁复礼，考试科目有物理、数学和英语。
外方团员共17人，除斯文赫定外，包括瑞典人赫默尔(医生，兼作人体测量)、那林(地质学研究及制图)、贝格曼(考古学家)和德国人赫德(气象学家)、李伯冷(负责拍摄电影)等。
1927年5月9日，斯文赫定和徐炳昶等考查团在京团员从西直门火车站出发，赴包头大本营与前期到达人员会合，考察活动正式开始。
考察经过
因为未购买到足够的骆驼，考查团由包头北行至茂明安旗的哈那河边安营扎寨，逗留了大约两个月。其间在营地周围地区及东面喀尔喀右旗的白灵庙地区进行了地质考察、地图测绘及考古调查和采集。1927年7月22日，各项准备完成，大队人马开始西行。当时买得的骆驼共有110多匹，载负行李、帐房、仪器、文具、厨具、食品等，重逾二万多公斤，单是随队携带的银元就有二万四千块，分装在8只大木箱中，由4峰健壮的骆驼驮运。人员则除27名中外考查团员外，尚有仆役30余人。“为从来科学考察未曾有之大队”。为工作方便，考查团分三队前进：那林、贝格曼和丁道衡等为北队；袁复礼率詹蕃勋、龚元忠等为南队；斯文赫定和徐炳昶率大队为中队。南、北二分队在大队南北三五十里内工作，与大队随时保持联络。西行到三德庙时，斯文赫定胆结石突发，中队不得不扎营停留，其间曾派分队向东南方向考察，直至200里以外的三道桥。各队主要工作为地质考察、地图测绘、考古及古生物调 查、采集和发掘。9月28日，中队到达额济纳河，北分队也很快赶到。袁复礼的南分队因向南绕道镇番(甘肃民勤)附近考察，直到11月才抵达额济纳。当时大队已经出发西进。
自三德庙以西，水草渐乏，骆驼亦疲，所以大队到达水草丰沛的额济纳后，进行了40天的休整。休整期间的工作分南北两路。斯文赫定乘自制的木舟，顺额济纳河而下，直至该河注入的内陆湖索古淖尔，作水文考察和测绘。南路则溯额济纳河而上直达毛目县。黄文弼先至下游，又折回向南考察汉烽燧遗迹，于10月25日骑驴至土堡，掘得汉简三枚。考查团还在额济纳设立了第一座气象测候所，开展气象观测。停留期间，正逢“双十节”，考查团举行了颇为隆重的庆祝的活动，包括向国旗行礼、唱国歌和演说等仪式，音乐演奏、唱歌和魔术等文艺节目和百米赛跑、摔跤、武术、三级跳远、水中竞走和拔河等竞技活动。在用鲜艳的秋叶装饰的会场中，中外团员其乐融融，欢歌笑语直至晚十点才散。但等待考查团的是更艰险的旅程。
11月18日，考查团大队再次动身西行，目的地是新疆迪化(乌鲁木齐)。出发前计算里程，估计40日可到哈密，所以只带了供45日的食品。但因天气状况恶劣、斯文赫定患病、迷路等原因，实际走了62天，其中48天不见人烟，几乎到了“粮尽援绝”的窘境，骆驼大量倒毙。12月24日，徐炳昶在营帐中捡柴燃火，将砚台烤温，作古诗一首，诗中有： “天山冬夜西风紧，重衾难暖毡无温。晨起雾浓霜凝雪，草为玉琢山铺银”“收书束床手如铁，绳成矢直未易结”“壮语空言冒雪战，冷风塞鼻冰积面。数步止息喘如牛，后队廿丈何能见”等句，是旅途艰苦的真切写照。此段行程中除绘制线路图和气象观测外，因团员饥寒交迫，冰雪遍地，考古和地质工作很少。
迎接考查团先头队伍的是时任新疆省政府主席杨增新派驻到哈密准备抵档考查团“进攻”的精兵强将。因为从额济纳来新疆的商旅传言，考查团有打手200人，枪械齐全。误会解除后，考查团虽然受到热情款待，吃上了肥美的手扒羊肉和抓饭，但所有武器都被封存。1928年2月27日，历尽艰辛的考查团终于到达迪化。杨增新派鲍尔汉接待，入住道胜银行旧址，不久又设宴亲自接见了考查团成员。他对考查团的疑虑和戒备从未消除，但总体来说，对考察工作还是比较支持的。考查团以迪化为大本营，分几路在新疆境内设立开展工作。赫德负责在迪化、若羌和库车各设气象测候所一处，进行系统气象观测。那林和贝格曼南下赴罗布泊考察，那林考察地质，贝格曼则作考古调查和采集。黄文弼先到吐鲁番，再顺大路西行至天山西端进行考古工作。丁道衡沿同样路线进行地质和古生物考察。袁复礼在天山南北各处进行地质和古生物调查。正当各项工作卓有成效地展开之际，两个突发事件险些给考查团造成毁灭打击。
先是汉莎航空公司因飞行计划得不到中国政府的批准，不愿继续资助考查团的工作，德国团员纷纷归国，斯文赫定不得已于1928年5月6日回国筹措资金。斯文赫定离开不久，7月7日，新疆省政府主席杨增新参加俄文法政学校毕业典礼时，被一蓝衫刺客连射七枪，立时陨命。民政厅长金树仁率卫队平叛，继任新疆政府主席，新疆政局一时间诡异莫测。金树仁因威望远不及杨增新，为控制新疆局势，行事谨慎严苛，对考查团颇多疑惧，严加限制，考查团工作举步维艰。返回迪化的斯文赫定一直受到冷遇。1928年底，无奈的斯文赫定和徐炳昶经西伯利亚铁路返回北平。
1929年春，情况有所好转。斯文赫定成功向瑞典政府申请到了充足的资助。3月8日，徐炳昶与斯文赫定在南京受到蒋介石的接见并得到蒋的支持。3月13日，南京政府致电金树仁：“科学发展，民族昌盛，乃当今政府之职责。给予西北科学考查团最大帮助尔等责无旁贷。特此致电，照准执行。”考查团在新疆的工作因此得以继续开展。
1929年初至1931年冬考查团撤离新疆期间，袁复礼成为中方代理团长，为考查团工作的顺利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据李宪之回忆，袁复礼在考查团中格外受到大家的敬重。“他性格稳重，遇事不慌不忙，既有耐性，又很灵活，什么事情都处理得很好。他主动帮助徐炳昶团长做了好多事情，出了许多主意。和当地人打交道，也常由袁复礼出面。他英语很好，在同外国团员交往中，他也起着重要作用。”斯文赫定称赞其为“唯一有能力独立组织与领导在未知和所知甚少的地带进行探险、并与我们密切合作的中国人。”
袁复礼自述担任代理团长期间的任务主要是：“(1)与团员共同研究制订考查计划，包括每个人的考查性质、路线、期限等。然后与新疆省政府多次接洽备案，争取批准实行。(2)每当我由野外回到乌鲁木齐，都要了解各团员的成绩与困难，并与省政府接洽，争取得到省和各地方政府的帮助和支持，这是使考查得以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3)中、西各团员完成考查任务后，陆续东归或回国，也要由团长行文办理出境护照。(4)组织采集品东运。”考查团在此期间的主要工作包括，丁道衡继续在南疆工作，并西行到边境测量地图，着力考察新疆矿产。黄文弼在南疆喀什、莎车、叶城、和阗、于阗工作一年多，经阿克苏返迪化，1930年2月去吐鲁番，4月抵罗布泊，专职考古调查和发掘。1930年8月，丁、黄二人返回北京。袁复礼主要在准噶尔盆地东部考察矿产、古生物、岩石、构造和地貌，也进行考古工作，待所有团员离开新疆，标本分批运输完毕后，才动身东归。他没有像其他团员那样取道西伯利亚，而是组织驼队选一条新线路穿越戈壁。1931年12月17日，他在奇台县长“正是天山雪下时，送君走马归京师”的临别吟诵声中启程，历经6个月，行程4000余公里，1932年5月2日到达归绥(呼和浩特)。
贝格曼1928年底随斯文赫定返回瑞典，1929年5月准备由塔城重回新疆工作时被金树仁拒绝，只好经西伯利亚铁路由东北进入中国，先到达北京，10月抵达内蒙，1930年4月重返额济纳，对汉代烽燧进行详细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历时近一年，发现汉简上万枚，是考查团取得的最辉煌成就之一。
至1932年底，考查团工作本已基本结束，斯文赫定由美国抵达北京，准备进行收尾工作。但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斯文赫定获得了重新组团返回新疆考察的机会。1933年6月，斯文赫定在德国公使举行的宴会上结识了中国外交部次长刘崇杰，提出欲治理新疆必改善内地与新疆的交通。刘深以为然，第二天与斯文赫定对此进行了详淡，并上报国民政府行政院。8月，行政院长汪精卫接见斯文赫定，讨论修建通往新疆公路的计划，中国铁道部决定聘请斯文赫定为顾问，由中国政府出资，斯文赫定组建 “缓新公路考查团”，乘汽车考察公路线路。11月，考查团自归化出发西行，团员有原西北科学考查团成员黄文弼、陈宗器(1929年作为第二批团员参加考查团，当时是中央研究院物理所助理员)、贝格曼等及铁道部工程师尤演照和龚继成。1934年2月考查团进入新疆，正值马仲英与盛世才酣战之际，卡车被马仲英强行征用，3月才被协助盛世才作战的苏联红军解救，并因祸得福，获准去罗布泊一带进行考察。斯文赫定终于亲眼见证了罗布泊的漂移，贝格曼则在斯文赫定的老朋友、罗布老人奥尔得克的带领下，踏进了神秘的小河墓地。
1935年2月，斯文赫定一行到达西安，历时八年的西北考察活动结束。
考察成果
西北科学考查团的八年艰辛，换来了丰硕成果。地质方面，丁道衡发现了白云鄂博铁矿。因为这一重要发现，1953年，新生的共和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就建立了包头钢铁公司。为纪念丁道衡的功绩，1987年，在白云鄂博铁矿发现60周年之际，包钢在办公大楼前为他建立了全身塑像。国外学者的地质考察、地图测量和地磁观测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古生物方面，袁复礼融冰化雪发掘而得的水龙兽化石在学术界轰动一时。他在晚年回忆中自豪地写道：“如此众多而完整的爬行类化石，在当时世界各国是很少见的。这一突出的成就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充分证明有古老文化的中华民族在近代科学工作中曾经作出高水平的贡献。”
考古方面的成绩尤为突出。贝格曼对额济纳河沿岸汉代烽燧的调查、测量和发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获得的一万多枚汉简被认为是20世纪前期与殷墟和敦煌文书并列的三大考古发现之一，成就了“简牍学”的产生。小河墓地的发现也是新疆史前时代考古的重要事件。袁复礼和黄文弼在内蒙境内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点有20余处，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在北方草原地区的系统考古调查工作，为了解该地区史前文化的面貌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黄文弼是考查团中集中从事考古工作的学者。在内蒙境内，他发现和考察了贝勒庙北的金元古城，在姥异苏木发现马扎汗之子八都贴木儿至大元年碑，在黑柳图汉代兵营发现大量遗物。沿额济纳考察时，发现了汉简，可惜未来得及作进一步发掘。1928年至1930年在新疆期间，黄文弼带小分队单独开展工作。他两次在吐鲁番盆地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主要工作地点在交河古城、高昌古城、阿斯塔那墓地、雅尔湖古墓群、胜金口和柏孜克里克石窟寺。雅尔湖古墓群是盆地中最重要的古墓群之一。雅尔湖沟北墓地，属铜石并用时期，黄文弼的发掘和研究为探讨吐鲁番盆地内早期文化提供了必不可少的重要资料。雅尔湖沟南墓地属高昌时期，出土完整陶器800余件，墓表130余方，是研究高昌国史的珍贵资料。
1928年5月至1929年10月，黄文弼沿塔里木盆地边缘调查了焉耆、库尔勒、轮台、库车、沙雅、拜城、和阗、于阗、皮山、叶城、巴楚、喀什、阿克苏等地的各种遗迹，采集了大量遗物。1929年3月，他从沙雅出发，沿塔里木河行进，用一个月零六天成功穿越有“死亡之海”之称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抵达于阗，沿途对古代遗迹和古河道进行调查，采集了大量古物，完成了令国人自豪的壮举。1933年，黄文弼随汽车考查团到罗布泊地区考察，发现了古道和古渠道遗迹，并对古墓和石器时代遗址作了调查。
1930年秋黄文弼返回北平时，北大为其举行欢迎会。陈大齐教授赞誉： “黄先生此行前后三年余，经历许多艰难困苦，成功而归，外人在新疆考古者甚多，我国人今以黄先生为第一，而其所得材料之丰富，亦不亚于外人。”
西北科学考查团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锻炼和培育了人才。
徐炳昶原专研哲学，自有考查团的经历后，转而从事考古。1933年组成陕西考古会，在宝鸡斗鸡台进行了数年发掘工作，在中国现代考古学史上有重要意义。1937年主持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写成《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这一重要著作。1958年虽已年过七旬，仍提出开展夏文化研究，促成了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和发掘。黄文弼一直站在新疆考古的前沿，是20世纪初以来新疆考古学舞台上最活跃的代表人物之一。
袁复礼成为中国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李宪之和刘衍淮受德国气象专家赫德推荐，到柏林大学深造，均获得博士学位，成为我国气象学的奠基人。陈宗器受斯文赫定推荐也赴德国留学，后成为我国地磁学研究的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