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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采写的《转变，中国道路的历史性跨越——从十六大到十八大（上）》，目前荣获第23届中国新闻奖报纸评论类特别奖。非常感谢把中国新闻奖特别奖这一殊荣，再次授予任仲平文章。对我们来说，这种支持与厚爱，包含着更多殷切期许，也意味着更大的创新压力。在观念多元多样的今天，党报政论的吸引力、说服力在哪里？在纷繁复杂的舆论场上，主流媒体如何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
担负这次任仲平写作的，是人民日报评论部。正如人民日报社社长张研农同志所言，每个重要历史节点上的任仲平写作，都是对一段历程的概括总结和凝练升华，也都是对写作者思想水平和创新能力的巨大挑战。这篇《转变，中国道路的历史性跨越——从十六大到十八大》，写的是十六大以来的十年。总结这十年的成就，是十八大报道的重要主题。对写作小组来说，从怎样的角度切入，才能呈现这十年的本质特征，反映这十年的巨大进步？以怎样的方式展开论述，才能更好地对接宏观成就和人们的微观感受，进而凝聚起最广泛的共识？
换句话说，对于横跨十年的成就报道，怎么写，才能避免就事论事的枯燥沉闷、甚至过分“拔高”的空泛空洞？写什么，才能在情理交融中赢得读者的信任、激发人们的信心？
经过反复探讨，我们认为，中国这十年的成就，突出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从外部看，当西方自由市场遭遇严重危机之时，中国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发展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中国道路的优异表现给世界以希望、给中国以信心；从内部看，科学发展观的确立，实现了“发展版本”的升级换代，把“人”放在最高位置，发展理念的升华赢得人民的支持与信任，成为发展最根本的动力。
“信心、信任”，这是中国这十年发展所收获的最大政治财富，也是我们总结十年“转变”的最终指向。这样的立意，超越了“改革十年”“挑战十年”“奋进十年”等通常意义上的定位，开辟了一个新的角度。
对这一主题，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卢新宁建议，不要先入为主给出结论，而应将笔墨集中在发展理念之变带来的历史性跨越与关键性突破上，以理性统筹论述，用文明说服读者，以求达到润物无声的效果。实践证明，这种努力达到了预期效果，文章发表后，无论是在网络、传统媒体公共平台，还是在十八大代表驻地和小组讨论会上，都受到高度评价。有人说，被文章深深打动了、说服了，有的代表在发言中成段地引述文中内容，并赞扬文章为“十八大主题宣传的扛鼎之作”。
回顾文章写作过程，如果说有什么心得，那就是重点把握“时、度、效”，努力体现“辩证思维”，并突出以下几个意识：
一是“全球意识”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启示我们，在全球化演进过程中，任何国家和地区的重大问题，都须放到共同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去审视。在中国与世界的对话交流日渐深入的今天，“本土问题”和“全球问题”紧密相连，“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不可分割。对于我们来说，讨论问题、阐述观点，不仅要有世界语言，更要有世界眼光，以“全球坐标”定位、用“世界时间”参照，才能更好地定义属于自己的现在和未来。
“国际化程度非常高”是这篇任仲平文章的一个鲜明特点：自始至终都把中国道路的十年探索，置于全球背景下考量。没有对比，就没有发现。将国内改革发展的成就，放到世界坐标去讲述，才能看出变化、显出分量。这种比照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是可以通过还原世界图景，看到中国这十年走过的不平坦道路、遇到的不寻常挑战，其他国家同样也在经历，从而增强对中国问题的理性判断。我们提到埃及解放广场的争斗、伦敦街头的骚乱、利比亚的动荡……人类历史进入21世纪的前十年，各个国家、各种制度都遇到了新的挑战。面对全球化带来的经济、资本、要素空前自由频繁的流动，政府必须在超越国界的全球框架下治理国家，还要应对信息化潮流带来的冲击。这不只是中国独自面对的问题，如普京所言，对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个艰难的时代。
第二个好处是可以引入第三方视角，增强论述的客观性和读者的接受程度，凸显全球格局下中国的进步和意义。比如，文章引用基辛格的话，说明中国这十年成绩之所以来之不易，是因为第四代领导人第一次在全球化的环境下治理中国，而且是在全球化、信息化、民主化这三个条件互相叠加的情况下治理中国。文章进而由此评述，“当中国工人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当广东乌坎事件吸引来大批境外记者，当国际油价的涨跌影响着北京‘的哥’的心情，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已经在更深层次、更广范围与世界相连。”这给读者提供了一个看自己的国际视角：在全球化时代“治理中国”，中国航船的这十年破浪，确可谓其行进也艰辛，其抵达也浩荡。
再有，快速发展积累了不少问题，这确实令人痛心，但是不能因此就否定成绩、丧失信心。任仲平文章引用了国外媒体视角，4亿人脱贫、13亿人走向现代化、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平均贡献率超过20%。外国学者坦陈：“这些物质条件具有真实的道德价值，不承认这些成就是不诚实的。”这使文章更有说服力。有时候因为我们深陷于脚下的这块土地，容易既看不到我们身边发生的进步，也看不到这些进步给我们带来的光亮。打开国际视野，才能呈现给读者更多的真实，让我们一定程度上摆脱“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站位局限，摆脱“爱之也深，责之也切”的情感局限。这是新闻评论“统筹两个大局”的最大收获。
二是“问题意识”
“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是对问题应有的态度。“问题是时代的声音”，30多年改革开放历程，可以说是在解决问题中步步向前。如果眼里没有问题、心里没有期待，也就不会改革、难言发展。有“问题意识”，是认识能力提升的表现；能畅所欲言直面问题，更是时代和社会的进步。
有人认为，写问题会对冲成绩、消解信心。这种想法，恰恰是缺乏自信、没有气度的表现。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成就是在前进中创造的，问题也常常是在前进过程中产生的。正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开始，敢于正视问题、谈论问题，才会让人民对我们党更有信心。 换个角度想，问题会因为你不谈就不存在吗？会因为你不写就看不见吗？这些年来，中央领导一直要求主流媒体要在多元中立主导、多样中谋共识，不敢针对问题释疑解惑，不愿面对矛盾析事明理，说起来花团锦簇，论起来高歌猛进，焉能达到求同存异的要求，又如何发挥凝聚共识的作用？
这篇任仲平文章，努力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充分论述转型碰撞期、特殊敏感期、危险高发期的矛盾和风险，透彻分析全球化、民主化、信息化背景下治国理政所遭遇的掣肘与挑战。文章不仅以很大篇幅说足挑战和问题，在论及成绩时，依然用的是“问题视角”：“今日回望，也许我们仍觉不足，却不能不感叹历史的进步——听证会虽在细节上还屡受诟病，但不要忘了，这种参政形式只是近十年才广泛运用；信息公开虽然还会面对各种质疑，但同样要看到，公开透明的进程已经不可逆转。”“即便推进改革会带来更大压力，即便培育群众的权利意识可能会面临更大挑战，即便在这个过程中，争议的声音可能变多、质疑的音量可能变大，但坚持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各个环节，是通往人的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事实证明，越是围绕问题写，越能看到平静中孕育巨变，转型中矛盾凸显，机遇中风险四伏，奋进中充满挑战，从而得出“我们走过了很不平坦的道路”的结论。越是围绕问题写，越能看出“转变”势在必行，成就来之不易，道路彰显意义，从而增强“走自己的路”的信心。
刘云山同志指出，宣传报道要树立“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是主流媒体做成就报道时最应具有的意识。任仲平文章这几年的一大转变，就体现在“问题意识”上。我们是大党大国大报，所谓“有容乃大”，直面现实问题，说出还有不足，有什么不可以？习近平同志最近提出，“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才能“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强调“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这种强烈的问题意识，反映了求真务实的执政理念，也为新闻宣传指出了进一步改进的方向。
三是“分寸意识”
列宁说，真理只要向前一步，哪怕是一小步，就会成为谬误。新闻报道同样应该讲究分寸和尺度，分寸把握得好坏直接影响着新闻报道的成败。新闻媒体作为宣传主阵地，要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但也要看到，正面宣传不等于一味唱赞歌，更不等于不顾客观规律的拔高。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如果在正面宣传的时候，没有分寸意识，把握不好“度”，对成绩无限夸大，对成就过分溢美，对工作拔高，就会导致宣传工作的失真失实失效，让宣传工作陷入被动局面。对于成就报道来说，尤其需要警惕这个问题，要有全局意识和系统观念，要充分认识到事物的两面性，许多时候，宁可说得不足，也不要说得太满。
舆论引导是把握度的艺术，胸中有数，才能手下有度。同样的事情，处理时机不同、研判不同、分寸拿捏不同，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有论者指出，长期以来，不少典型人物的报道往往是只见“人物”不见“人”。在报道典型人物如何优秀、如何先进时，习惯于渲染其如何超出人体承受能力非人性化地“忘我工作”，如何为了干好工作而在家人生病时不照顾、亲人去世时不照料、自己生病时不去医院。报道警察先进，必定有警察将休假条或者病假条塞进口袋连续二三十个小时值勤的感人细节；报道教师敬业，必定有有家不回、加班加点、待学生比自己的孩子还亲、有病不治以至于最后晕倒在讲台上甚至永远地倒在讲台上的事迹。在这样的报道中，人物是够典型了、高大了、先进了，甚至是超凡脱俗了，但是“人”没有了——一个本应处于生活常态的人没有了，一个本应充满生活情趣的人没有了，一个本应具有人情味、亲情味的人没有了，一个本应对自己的健康和生命负责、对家庭和亲人负责的人没有了。有读者就曾这样感慨：你们报道的典型怎么都是要么非死即伤、要么没有人情，这样的典型谁想学、谁敢学啊？这种观点或许有些偏颇，但也提醒我们，过犹不及，物极必反。
“引而不发，跃如也。”做成就报道，一方面，成就要讲深讲透；另一方面，许多改革创新的探索还在过程之中，如果话说得太满、弦绷得太紧，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规律，更达不到传播效果。高度上去了，调子则要沉下来。比如，文章一方面写到，“进入21世纪，中国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完成了从贫困到温饱再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同时也不忘指出，“经济结构面临深层次矛盾；经济发展受到资源环境的严重制约；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均衡；贫富差距扩大，利益纠纷和社会矛盾集中多发……中国的发展也呈现日益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再比如，文章在谈到中国政府信任度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时，也提醒思考“如何做才能不愧对人民的信任和重托”。在描述中国“转变转型转轨”时，也同时指出“观念的改变，不可能奏其效于一时；矛盾的解决，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在大局下规划，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行动，在大局下调控，这样的分寸感，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展现出我们党“清醒的执政自觉”，更增进了信任和信心。
以上三点概括起来，就是在评论中体现三个追求：第一，追求一种宽广的视野。人们常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又说“要给别人一碗水，自己先有一桶水”，说的都是一个视野问题。对于评论写作来说，二者皆不可少。对于新闻评论来说，有了宽广的视野，才能更加全面地审视事物，给读者以心悦诚服的观点与启发。第二，追求一种理性的思维。报道可以是感性的，但评论终归要以理服人，换句话说即“请用文明来说服我”。尽管现在有人调侃“理中客”（理性、中立、客观），但我们依然认为，理性是评论的生命，而尊重客观事实规律，就是理性最直接的体现。第三，客观的呈现。评论虽然是主观的，但评论所依据的论据则必须是客观的，否则，一切观点论点就成了空中楼阁、沙丘之塔。我们常说“摆事实讲道理”，事实是第一位的，这就要求我们不能用观点剪裁事实，也不能以站队判断是非，而要追求一种有理有据的评述。而以上三点概括起来，就是在追求评论的宽度、深度、信度，追求评论的感染力、公信力和影响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宣传思想工作要“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不管总结成就还是解决问题，只有放在全球的大背景中观察，放在中国的现实语境里考量，与国情对接、跟现实对表，我们的宣传报道，才能有理性而持久的力量，才能成为党和国家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和资源。正如人民日报总编辑杨振武同志指出的，“把握新闻传播规律，最直接的是做到客观报道。客观报道，就是要准确、真实、全面地反映新闻事实。准确是报道的基础，要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要实事求是，不夸大、不缩小，不遮蔽、不隐瞒。全面是新闻宣传的必然要求，要展现重大新闻事件的复杂背景，揭示整体状况，反映整体面貌，分清主流支流，把客观性和全面性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公信力”。
有人说，今天的中国，正面临着“期望值上升的挑战”。对于党报评论人而言，这种挑战，既源于读者的更高期待，也来自对使命的体察担当。我们需要加倍努力，以不辱使命、不负期待。
（作者单位：人民日报社）
编校：董方晓
担负这次任仲平写作的，是人民日报评论部。正如人民日报社社长张研农同志所言，每个重要历史节点上的任仲平写作，都是对一段历程的概括总结和凝练升华，也都是对写作者思想水平和创新能力的巨大挑战。这篇《转变，中国道路的历史性跨越——从十六大到十八大》，写的是十六大以来的十年。总结这十年的成就，是十八大报道的重要主题。对写作小组来说，从怎样的角度切入，才能呈现这十年的本质特征，反映这十年的巨大进步？以怎样的方式展开论述，才能更好地对接宏观成就和人们的微观感受，进而凝聚起最广泛的共识？
换句话说，对于横跨十年的成就报道，怎么写，才能避免就事论事的枯燥沉闷、甚至过分“拔高”的空泛空洞？写什么，才能在情理交融中赢得读者的信任、激发人们的信心？
经过反复探讨，我们认为，中国这十年的成就，突出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从外部看，当西方自由市场遭遇严重危机之时，中国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发展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中国道路的优异表现给世界以希望、给中国以信心；从内部看，科学发展观的确立，实现了“发展版本”的升级换代，把“人”放在最高位置，发展理念的升华赢得人民的支持与信任，成为发展最根本的动力。
“信心、信任”，这是中国这十年发展所收获的最大政治财富，也是我们总结十年“转变”的最终指向。这样的立意，超越了“改革十年”“挑战十年”“奋进十年”等通常意义上的定位，开辟了一个新的角度。
对这一主题，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卢新宁建议，不要先入为主给出结论，而应将笔墨集中在发展理念之变带来的历史性跨越与关键性突破上，以理性统筹论述，用文明说服读者，以求达到润物无声的效果。实践证明，这种努力达到了预期效果，文章发表后，无论是在网络、传统媒体公共平台，还是在十八大代表驻地和小组讨论会上，都受到高度评价。有人说，被文章深深打动了、说服了，有的代表在发言中成段地引述文中内容，并赞扬文章为“十八大主题宣传的扛鼎之作”。
回顾文章写作过程，如果说有什么心得，那就是重点把握“时、度、效”，努力体现“辩证思维”，并突出以下几个意识：
一是“全球意识”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启示我们，在全球化演进过程中，任何国家和地区的重大问题，都须放到共同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去审视。在中国与世界的对话交流日渐深入的今天，“本土问题”和“全球问题”紧密相连，“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不可分割。对于我们来说，讨论问题、阐述观点，不仅要有世界语言，更要有世界眼光，以“全球坐标”定位、用“世界时间”参照，才能更好地定义属于自己的现在和未来。
“国际化程度非常高”是这篇任仲平文章的一个鲜明特点：自始至终都把中国道路的十年探索，置于全球背景下考量。没有对比，就没有发现。将国内改革发展的成就，放到世界坐标去讲述，才能看出变化、显出分量。这种比照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是可以通过还原世界图景，看到中国这十年走过的不平坦道路、遇到的不寻常挑战，其他国家同样也在经历，从而增强对中国问题的理性判断。我们提到埃及解放广场的争斗、伦敦街头的骚乱、利比亚的动荡……人类历史进入21世纪的前十年，各个国家、各种制度都遇到了新的挑战。面对全球化带来的经济、资本、要素空前自由频繁的流动，政府必须在超越国界的全球框架下治理国家，还要应对信息化潮流带来的冲击。这不只是中国独自面对的问题，如普京所言，对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个艰难的时代。
第二个好处是可以引入第三方视角，增强论述的客观性和读者的接受程度，凸显全球格局下中国的进步和意义。比如，文章引用基辛格的话，说明中国这十年成绩之所以来之不易，是因为第四代领导人第一次在全球化的环境下治理中国，而且是在全球化、信息化、民主化这三个条件互相叠加的情况下治理中国。文章进而由此评述，“当中国工人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当广东乌坎事件吸引来大批境外记者，当国际油价的涨跌影响着北京‘的哥’的心情，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已经在更深层次、更广范围与世界相连。”这给读者提供了一个看自己的国际视角：在全球化时代“治理中国”，中国航船的这十年破浪，确可谓其行进也艰辛，其抵达也浩荡。
再有，快速发展积累了不少问题，这确实令人痛心，但是不能因此就否定成绩、丧失信心。任仲平文章引用了国外媒体视角，4亿人脱贫、13亿人走向现代化、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平均贡献率超过20%。外国学者坦陈：“这些物质条件具有真实的道德价值，不承认这些成就是不诚实的。”这使文章更有说服力。有时候因为我们深陷于脚下的这块土地，容易既看不到我们身边发生的进步，也看不到这些进步给我们带来的光亮。打开国际视野，才能呈现给读者更多的真实，让我们一定程度上摆脱“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站位局限，摆脱“爱之也深，责之也切”的情感局限。这是新闻评论“统筹两个大局”的最大收获。
二是“问题意识”
“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是对问题应有的态度。“问题是时代的声音”，30多年改革开放历程，可以说是在解决问题中步步向前。如果眼里没有问题、心里没有期待，也就不会改革、难言发展。有“问题意识”，是认识能力提升的表现；能畅所欲言直面问题，更是时代和社会的进步。
有人认为，写问题会对冲成绩、消解信心。这种想法，恰恰是缺乏自信、没有气度的表现。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成就是在前进中创造的，问题也常常是在前进过程中产生的。正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开始，敢于正视问题、谈论问题，才会让人民对我们党更有信心。 换个角度想，问题会因为你不谈就不存在吗？会因为你不写就看不见吗？这些年来，中央领导一直要求主流媒体要在多元中立主导、多样中谋共识，不敢针对问题释疑解惑，不愿面对矛盾析事明理，说起来花团锦簇，论起来高歌猛进，焉能达到求同存异的要求，又如何发挥凝聚共识的作用？
这篇任仲平文章，努力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充分论述转型碰撞期、特殊敏感期、危险高发期的矛盾和风险，透彻分析全球化、民主化、信息化背景下治国理政所遭遇的掣肘与挑战。文章不仅以很大篇幅说足挑战和问题，在论及成绩时，依然用的是“问题视角”：“今日回望，也许我们仍觉不足，却不能不感叹历史的进步——听证会虽在细节上还屡受诟病，但不要忘了，这种参政形式只是近十年才广泛运用；信息公开虽然还会面对各种质疑，但同样要看到，公开透明的进程已经不可逆转。”“即便推进改革会带来更大压力，即便培育群众的权利意识可能会面临更大挑战，即便在这个过程中，争议的声音可能变多、质疑的音量可能变大，但坚持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各个环节，是通往人的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事实证明，越是围绕问题写，越能看到平静中孕育巨变，转型中矛盾凸显，机遇中风险四伏，奋进中充满挑战，从而得出“我们走过了很不平坦的道路”的结论。越是围绕问题写，越能看出“转变”势在必行，成就来之不易，道路彰显意义，从而增强“走自己的路”的信心。
刘云山同志指出，宣传报道要树立“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是主流媒体做成就报道时最应具有的意识。任仲平文章这几年的一大转变，就体现在“问题意识”上。我们是大党大国大报，所谓“有容乃大”，直面现实问题，说出还有不足，有什么不可以？习近平同志最近提出，“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才能“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强调“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这种强烈的问题意识，反映了求真务实的执政理念，也为新闻宣传指出了进一步改进的方向。
三是“分寸意识”
列宁说，真理只要向前一步，哪怕是一小步，就会成为谬误。新闻报道同样应该讲究分寸和尺度，分寸把握得好坏直接影响着新闻报道的成败。新闻媒体作为宣传主阵地，要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但也要看到，正面宣传不等于一味唱赞歌，更不等于不顾客观规律的拔高。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如果在正面宣传的时候，没有分寸意识，把握不好“度”，对成绩无限夸大，对成就过分溢美，对工作拔高，就会导致宣传工作的失真失实失效，让宣传工作陷入被动局面。对于成就报道来说，尤其需要警惕这个问题，要有全局意识和系统观念，要充分认识到事物的两面性，许多时候，宁可说得不足，也不要说得太满。
舆论引导是把握度的艺术，胸中有数，才能手下有度。同样的事情，处理时机不同、研判不同、分寸拿捏不同，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有论者指出，长期以来，不少典型人物的报道往往是只见“人物”不见“人”。在报道典型人物如何优秀、如何先进时，习惯于渲染其如何超出人体承受能力非人性化地“忘我工作”，如何为了干好工作而在家人生病时不照顾、亲人去世时不照料、自己生病时不去医院。报道警察先进，必定有警察将休假条或者病假条塞进口袋连续二三十个小时值勤的感人细节；报道教师敬业，必定有有家不回、加班加点、待学生比自己的孩子还亲、有病不治以至于最后晕倒在讲台上甚至永远地倒在讲台上的事迹。在这样的报道中，人物是够典型了、高大了、先进了，甚至是超凡脱俗了，但是“人”没有了——一个本应处于生活常态的人没有了，一个本应充满生活情趣的人没有了，一个本应具有人情味、亲情味的人没有了，一个本应对自己的健康和生命负责、对家庭和亲人负责的人没有了。有读者就曾这样感慨：你们报道的典型怎么都是要么非死即伤、要么没有人情，这样的典型谁想学、谁敢学啊？这种观点或许有些偏颇，但也提醒我们，过犹不及，物极必反。
“引而不发，跃如也。”做成就报道，一方面，成就要讲深讲透；另一方面，许多改革创新的探索还在过程之中，如果话说得太满、弦绷得太紧，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规律，更达不到传播效果。高度上去了，调子则要沉下来。比如，文章一方面写到，“进入21世纪，中国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完成了从贫困到温饱再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同时也不忘指出，“经济结构面临深层次矛盾；经济发展受到资源环境的严重制约；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均衡；贫富差距扩大，利益纠纷和社会矛盾集中多发……中国的发展也呈现日益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再比如，文章在谈到中国政府信任度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时，也提醒思考“如何做才能不愧对人民的信任和重托”。在描述中国“转变转型转轨”时，也同时指出“观念的改变，不可能奏其效于一时；矛盾的解决，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在大局下规划，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行动，在大局下调控，这样的分寸感，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展现出我们党“清醒的执政自觉”，更增进了信任和信心。
以上三点概括起来，就是在评论中体现三个追求：第一，追求一种宽广的视野。人们常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又说“要给别人一碗水，自己先有一桶水”，说的都是一个视野问题。对于评论写作来说，二者皆不可少。对于新闻评论来说，有了宽广的视野，才能更加全面地审视事物，给读者以心悦诚服的观点与启发。第二，追求一种理性的思维。报道可以是感性的，但评论终归要以理服人，换句话说即“请用文明来说服我”。尽管现在有人调侃“理中客”（理性、中立、客观），但我们依然认为，理性是评论的生命，而尊重客观事实规律，就是理性最直接的体现。第三，客观的呈现。评论虽然是主观的，但评论所依据的论据则必须是客观的，否则，一切观点论点就成了空中楼阁、沙丘之塔。我们常说“摆事实讲道理”，事实是第一位的，这就要求我们不能用观点剪裁事实，也不能以站队判断是非，而要追求一种有理有据的评述。而以上三点概括起来，就是在追求评论的宽度、深度、信度，追求评论的感染力、公信力和影响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宣传思想工作要“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不管总结成就还是解决问题，只有放在全球的大背景中观察，放在中国的现实语境里考量，与国情对接、跟现实对表，我们的宣传报道，才能有理性而持久的力量，才能成为党和国家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和资源。正如人民日报总编辑杨振武同志指出的，“把握新闻传播规律，最直接的是做到客观报道。客观报道，就是要准确、真实、全面地反映新闻事实。准确是报道的基础，要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要实事求是，不夸大、不缩小，不遮蔽、不隐瞒。全面是新闻宣传的必然要求，要展现重大新闻事件的复杂背景，揭示整体状况，反映整体面貌，分清主流支流，把客观性和全面性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公信力”。
有人说，今天的中国，正面临着“期望值上升的挑战”。对于党报评论人而言，这种挑战，既源于读者的更高期待，也来自对使命的体察担当。我们需要加倍努力，以不辱使命、不负期待。
（作者单位：人民日报社）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