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青大抵都读过伍尔芙那篇著名的《一间自己的屋子》，说的是女性写作之难，难在得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外加一年500镑的固定收入。简·奥斯汀从来都是在厨房的桌子上写，人一来就收起来，带着点儿微窘的笑意说：“只是在二寸象牙板上写着玩儿。”不值得誊抄在珍贵的纸上。
　　我在多子女家庭长大，何止没有自己的屋子，小时候连自己的床、自己的衣柜都没有。初高中后才有自己的抽屉，也是为了放试卷用，没有锁，任何人都可以拉开———当然我也可以开他们的。
　　那时候读到郑逸梅、包天笑之类的民国文人，说到书房、园林、不被打扰的时光，简直有一种“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的自惭形秽。鲁迅的书房还是在楼上，他工作的时候，老婆儿子都只能呆在一楼。
　　大学起我开始慢慢淘书，周末在旧书店一蹲一下午，有限的资金如何最优化处理，无限的文山书海怎么淘出金子来。每次搬砖一样搬一堆书回来，积书成塔，书就这样在我家长住下来。
　　姐姐们渐次出嫁，我写得小有声名，家里重新装修的时候，我爸专门为我度身订造了六个书架。我一直记得他仔细地量书的高度，把每一排的空间算得极其精准：保证书放进去绰绰有余，上面又不会有多余的空白。
　　那段时间我很阔绰，稿费相对于当时的书价，让我很容易就能一掷千金，我大量地买，大量地读，大量地写。我每天沉浸在我的书房里，没事儿的时候，哪怕看看書脊，好像也多知道了什么。爱花的人，只是闻到花香也是一种安慰。
　　后来我有了自己的家，买家具的时候其他的我都不关心，就是一定要买通天彻地的一面墙书架，选的黝黑色，与全室家具颜色都不搭，但我固执地认为：书架，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我收到的赠书慢慢多了起来。从前有人来我家，问：“你的书都看过了吗？”我会有点儿不高兴，觉得这是一种无心的侮辱。之后，我得承认：“不，我自己买的都看了。”不是我主观挑选的书，我不负责。
　　我买书的步伐已经极大极大地减缓了，但我的书还是有增无减。爱书人都有饕餮之心，只进不出。这本书三年不读了，拿起来翻翻：内容还是不错的，兴许哪天还会读；三十年不读的书呢？更不舍得扔了，那里面有写在字里行间的记忆。
　　我爸已过世，我又回到老房子住。我的靠墙书柜垮了一层———是我的错，它好看，但不是实木的。我爸的书架还屹立不倒，但他没想到，现在的书已很少有32开、16开大小的了，至少也是大32开，只能平着放在格架上。
　　而我……收藏了国图的网站，有了KINDLE，要查资料的时候，更习惯用百度。我还看纸质书，但这主要是出于一种阅读习惯。我看着书房里的书，开始内心会有焦虑感：还有很多书，我没有看过。后来就漠然了。
　　有些书我为它们放生了，我在微博上做过“赠书”活动：有意来函，自付快递费，我就寄个四五本出去。我也每年把孩子不再看的绘本、教辅书整整齐齐叠好，放在路边，也许会有一位家长赶在清洁工来之前经过，挑几本自己喜欢的书呢。话说我有好几种不同版本的《小王子》《飞鸟集》《爱的教育》，我都只留了一本，其他的散出去了。
　　但即使这样，我的书房也越来越像一个储藏室了。为了孩子学习方便，我把电脑移到卧室，在书房的空地放了健身车、鞋柜、我打算捐出去的衣服。我隔几天才进出一趟，把看完的书放回去，找出要看的书。
　　很难找到一段完整的时间，在书房里静静读一本书。我读书的地方往往是：接送孩子的地铁上、在孩子培训班外等候的走廊、孩子入睡后的电脑前。苏东坡说过，看书的三个地方是厕上、马上、枕上。到现在，地点有异，性质不变。
　　我偶尔也这么想：等退休了，要把我书房里的书，都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