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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协定在发达经济体中不受欢迎，并不意味着对回归贸易保护主义的支持。明智的决策者应屏蔽来自特朗普政府贸易保护主义的噪音，专注于捍卫当前的全球贸易体系和自由的国际秩序
近
几年来，关于全球化的大部分报道都集中在它所突显的问题，比如贸易水平下降和“大区域”（mega-regional）贸易协定遭到抛弃等。诚然，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目前已经中止了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TPP）——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的十多个环太平洋国家之间的贸易协定；并且美国也中止了与欧盟之间有关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TTIP）的谈判。
贸易保护主义难抬头
新闻标题有时可能会起到误导作用。尽管未来出现的一些新贸易协定可能引起各方争议，但贸易保护主义取得胜利的可能性极小。即便在美国也是如此。特朗普凭借强硬对待墨西哥和中国等主要贸易伙伴的承诺赢得大选。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预示着贸易保护新时代来临的行动。而在欧洲，经济开放的好处早已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欧盟与日本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也正在进行中，双方有望于2017年年内达成自由贸易协定。
如今，大部分发达国家仍保持着相当大的开放性，这一模式有望继续存在。对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新一波支持者，需要联手多个强大利益集团组织一场矛头对准现状的运动。目前，平均关税税率可以忽略不计（美国和欧盟都低于3%），谁又会去支持提高贸易壁垒？
过度奉行贸易保护等于自伤
在过去，来自同行业的工人和资本家会组成联盟，一起游说政府，要求受到保护。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这是因为提高关税能够使工人要求更高的工资，而资本家在没有国外竞争者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获取高额利润。臭名昭著的1930年斯穆特-霍利（Smoot-Hawley）关税就是这种游说的结果。时任美国总统胡佛签署斯穆特-霍利法案，对进口商品征收50%的关税，该法案将2000多种进口商品关税提升到当时历史的最高水平。结果造成许多国家对美国采取了报复性关税措施，使美国的进口额和出口额都骤降。美国的进口额从1929年的44亿美元骤降至1933年的15亿美元，降幅达66%；美国的出口额则从54亿美元骤降至21亿美元，降幅达61%。1929-1934年间的世界贸易规模萎缩了约66%。伴随这次衰退而来的是大萧条的开始，所以许多人都认为斯穆特-霍利关税是造成大萧条的原因之一。
但如今，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不再一致。现在，大部分制造业由跨国公司主宰，它们在许多国家都有生产工厂。中国的情况尤其明显，美国和欧洲的公司都在中国有着巨大的投资。任何伤及中国经济的政策都会导致它们自己也受伤。
中国出口规模的一半左右是由外资企业贡献的，而美国企业是最大的对华投资者。因此，如果特朗普兑现他的竞选承诺，对中国商品征收45%的进口关税（这很有可能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将对美国跨国公司的利润造成重大冲击。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美国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论调都来自特朗普和他的一些学术界顾问，而不是来自在其内阁中担任要职的有经验的CEO们。
如今的另一个主要区别是，许多企业都是全球价值链的一部分。在全球价值链中，墨西哥和中国进口商品零部件，然后进行组装，其中最先进、最复杂的零部件通常来自美国。如果这些国家对美国进口商品采取以牙还牙的针对性政策，那么出口这些零部件的美国公司的利益将会遭受损害，收取海外知识产权特许费的公司也将蒙受损失。
那些希望对中国或墨西哥采取强硬态度的人声称，他们的目标是说服美国公司将它们的生产全部放在美国国内进行。但组装通常属于低技能、低工资的价值链底端工种。因此，对中国制造的产品征收关税只能让组装业务转移到其他低工资国家，而不会回流到美国。
对墨西哥来说也是如此。美国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中退出，对在美国创造高薪岗位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值得注意的是，20年前反对NAFTA的美国工会并没有为特朗普威胁墨西哥的举动摇旗呐喊。
不可否认，问鼎总统宝座的特朗普对贸易政策的走向和制定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因此，不可忽视他将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以安抚或取悦其支持者的可能性。但最终，我相信美国在回归闭关锁国政策方面不会达成受到广泛支持的意见。
应当捍卫当前的全球贸易体系
与此同时，欧洲一直在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欧洲跨国公司也在中国经济中有着巨大利益，欧盟制造业对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的出口额现在几乎是美国的两倍。许多欧洲人将贸易视为机会，而不是对就业的威脅；甚至欧洲最顽固的反全球化者也对加强贸易保护主义没有什么兴趣。
不过，既然眼下并没有多少人支持扭转自由贸易，为什么还存在反对一些主要贸易活动的声音？在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长期停滞不前，就业机会也迅速减少。当这些趋势碰上贸易赤字高企的情况时，这两个问题就形成了一股政治合力。尽管大多数的研究都表明，自动化的发展才是制造业占总就业比重不断下降的重要原因。
欧洲制造业的表现要好于美国。但仍然爆发了反对TTIP的示威，以及（在较小程度上）反对欧盟最近与加拿大签订的贸易协定的示威，因为一些人反对让本地标准和监管法规服从于贸易伙伴的“新”协定。大型贸易协定通常会引入新的卫生和安全要求，这些要求比削减已然很低的关税在政治上的影响要大得多。特别是北欧国家坚决保护自己的本地标准，不能容忍食用经过氯消毒的鸡肉或转基因的水果蔬菜，尽管并没有科学证据表明这些生产方式会对人体健康构成威胁。
尽管如此，大区域贸易协定在发达经济体中不受欢迎，并不意味着对回归贸易保护主义的支持。贸易自由化的“自行车理论”——不前进就摔倒——是错误的。明智的决策者应该屏蔽来自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噪音，专注于捍卫当前的全球贸易体系和自由的国际秩序。
（作者为欧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艺璇译）
近
几年来，关于全球化的大部分报道都集中在它所突显的问题，比如贸易水平下降和“大区域”（mega-regional）贸易协定遭到抛弃等。诚然，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目前已经中止了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TPP）——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的十多个环太平洋国家之间的贸易协定；并且美国也中止了与欧盟之间有关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TTIP）的谈判。
贸易保护主义难抬头
新闻标题有时可能会起到误导作用。尽管未来出现的一些新贸易协定可能引起各方争议，但贸易保护主义取得胜利的可能性极小。即便在美国也是如此。特朗普凭借强硬对待墨西哥和中国等主要贸易伙伴的承诺赢得大选。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预示着贸易保护新时代来临的行动。而在欧洲，经济开放的好处早已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欧盟与日本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也正在进行中，双方有望于2017年年内达成自由贸易协定。
如今，大部分发达国家仍保持着相当大的开放性，这一模式有望继续存在。对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新一波支持者，需要联手多个强大利益集团组织一场矛头对准现状的运动。目前，平均关税税率可以忽略不计（美国和欧盟都低于3%），谁又会去支持提高贸易壁垒？
过度奉行贸易保护等于自伤
在过去，来自同行业的工人和资本家会组成联盟，一起游说政府，要求受到保护。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这是因为提高关税能够使工人要求更高的工资，而资本家在没有国外竞争者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获取高额利润。臭名昭著的1930年斯穆特-霍利（Smoot-Hawley）关税就是这种游说的结果。时任美国总统胡佛签署斯穆特-霍利法案，对进口商品征收50%的关税，该法案将2000多种进口商品关税提升到当时历史的最高水平。结果造成许多国家对美国采取了报复性关税措施，使美国的进口额和出口额都骤降。美国的进口额从1929年的44亿美元骤降至1933年的15亿美元，降幅达66%；美国的出口额则从54亿美元骤降至21亿美元，降幅达61%。1929-1934年间的世界贸易规模萎缩了约66%。伴随这次衰退而来的是大萧条的开始，所以许多人都认为斯穆特-霍利关税是造成大萧条的原因之一。
但如今，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不再一致。现在，大部分制造业由跨国公司主宰，它们在许多国家都有生产工厂。中国的情况尤其明显，美国和欧洲的公司都在中国有着巨大的投资。任何伤及中国经济的政策都会导致它们自己也受伤。
中国出口规模的一半左右是由外资企业贡献的，而美国企业是最大的对华投资者。因此，如果特朗普兑现他的竞选承诺，对中国商品征收45%的进口关税（这很有可能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将对美国跨国公司的利润造成重大冲击。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美国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论调都来自特朗普和他的一些学术界顾问，而不是来自在其内阁中担任要职的有经验的CEO们。
如今的另一个主要区别是，许多企业都是全球价值链的一部分。在全球价值链中，墨西哥和中国进口商品零部件，然后进行组装，其中最先进、最复杂的零部件通常来自美国。如果这些国家对美国进口商品采取以牙还牙的针对性政策，那么出口这些零部件的美国公司的利益将会遭受损害，收取海外知识产权特许费的公司也将蒙受损失。
那些希望对中国或墨西哥采取强硬态度的人声称，他们的目标是说服美国公司将它们的生产全部放在美国国内进行。但组装通常属于低技能、低工资的价值链底端工种。因此，对中国制造的产品征收关税只能让组装业务转移到其他低工资国家，而不会回流到美国。
对墨西哥来说也是如此。美国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中退出，对在美国创造高薪岗位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值得注意的是，20年前反对NAFTA的美国工会并没有为特朗普威胁墨西哥的举动摇旗呐喊。
不可否认，问鼎总统宝座的特朗普对贸易政策的走向和制定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因此，不可忽视他将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以安抚或取悦其支持者的可能性。但最终，我相信美国在回归闭关锁国政策方面不会达成受到广泛支持的意见。
应当捍卫当前的全球贸易体系
与此同时，欧洲一直在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欧洲跨国公司也在中国经济中有着巨大利益，欧盟制造业对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的出口额现在几乎是美国的两倍。许多欧洲人将贸易视为机会，而不是对就业的威脅；甚至欧洲最顽固的反全球化者也对加强贸易保护主义没有什么兴趣。
不过，既然眼下并没有多少人支持扭转自由贸易，为什么还存在反对一些主要贸易活动的声音？在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长期停滞不前，就业机会也迅速减少。当这些趋势碰上贸易赤字高企的情况时，这两个问题就形成了一股政治合力。尽管大多数的研究都表明，自动化的发展才是制造业占总就业比重不断下降的重要原因。
欧洲制造业的表现要好于美国。但仍然爆发了反对TTIP的示威，以及（在较小程度上）反对欧盟最近与加拿大签订的贸易协定的示威，因为一些人反对让本地标准和监管法规服从于贸易伙伴的“新”协定。大型贸易协定通常会引入新的卫生和安全要求，这些要求比削减已然很低的关税在政治上的影响要大得多。特别是北欧国家坚决保护自己的本地标准，不能容忍食用经过氯消毒的鸡肉或转基因的水果蔬菜，尽管并没有科学证据表明这些生产方式会对人体健康构成威胁。
尽管如此，大区域贸易协定在发达经济体中不受欢迎，并不意味着对回归贸易保护主义的支持。贸易自由化的“自行车理论”——不前进就摔倒——是错误的。明智的决策者应该屏蔽来自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噪音，专注于捍卫当前的全球贸易体系和自由的国际秩序。
（作者为欧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艺璇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