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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张闻天和王稼祥相识于上世纪20年代赴苏留学。30年代初回国后，二人都曾在中共党内身居要职，并一度成为“左”倾路线的忠实执行者。而二人进入中央苏区后，因在实际工作中同博古、李德产生分歧，逐渐受到排挤。这段“同命相怜”的经历把张闻天和王稼祥紧紧联系在一起，30年代二人一起“跟着真理走”，携手同党内第三次“左”倾错误、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王明右倾错误作斗争，维护了全党全军的团结，为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遵义会议；张闻天；王稼祥
张闻天和王稼祥相识于上世纪20年代赴苏留学。回国二人进入中央苏区后，因在实际工作中同博古、李德产生分歧，逐渐受到排挤。这段“同命相怜”的经历把张闻天和王稼祥紧紧联系在一起，30年代二人一起“跟着真理走”，携手同党内第三次“左”倾错误、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王明右倾错误作斗争，维护了全党全军的团结，为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命相怜”
张闻天和王稼祥在上世纪20年代后期均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30年代初学成回国后，张闻天于1933年进入中央根据地，其后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等职；王稼祥则从1931年4月起，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由于张闻天和王稼祥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影响，一度成为“左”倾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但与其他推行错误路线成员不同的是，在王稼祥与张闻天先后进入中央苏区后，二人较早察觉到“左”倾路线的错误，并逐渐从中分化出来。
张闻天和博古的意见分歧首先是在对“共同抗日三条件”的理解上。1933年，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向华北进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提出“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三条件，主张与任何部队订立共同作战协定。张闻天反对博古只将其作为宣传策略，而要求有具体行动。但博古没有采纳张闻天的意见，所以“宣言”发表的八九个月里，苏维埃政府没有同任何一支国民党部队订立反日作战协定。
张闻天和博古之间更大的分歧产生在福建事变前后。1933年11月，围攻红军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联合国民党内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了福建事变，公开宣布同蒋介石分裂，并与红军达成抗日反蒋协定。这一举动迫使蒋介石从围剿苏区的前线部队抽调九个师入闽，讨伐十九路军。当十九路军要求红军配合行动时，博古等人却采取了孤立十九路军的策略。张闻天从实际变化的形势出发，批评博古等人的关门主义策略，主张“慎重其事，在军事上积极配合”。①
张闻天与博古的分歧发展为公开冲突是关于广昌战役失败的争论。5月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张闻天认为广昌战役同敌人拼消耗是不对的，照李德这样打法，打破五次“围剿”没有希望。博古却坚持认为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是经过正规训练的。最后二人在会上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①此后，由于张闻天和博古在许多具体问题上认识差距越来越大，政治上也渐行渐远。
王稼祥与当时执行“左”倾路线的李德的分歧发生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会上李德从战略思想到战术原则全面反对和根本否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主张让毛泽东“专任政府工作”，继续贯彻“左”倾军事路线。王稼祥明确表明反对态度：“众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会后由中央派来苏区的，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以及攻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渐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因此，我认为毛泽东同志仍然应该留在前线，继续指挥红军作战。……总之，我的意见是：大敌当前，不可易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②
在“左”倾军事路线占上风的气氛下，会议最后通过了一个折中方案，周恩来留在前线负主要责任，毛泽东做“助理”。尽管会后中央局又责成毛泽东回后方主持政府工作，王稼祥这次抗争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却反映出他同“左”倾路线抗争的坚决。然而，思想上、政治上、策略上的分歧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在组织上有所表现。王稼祥后因在反“围剿”作战中与李德有军事策略冲突，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受伤后受到一定程度的排挤，长征前险些被留在老乡家养伤不能随军转移。
种种事实说明，张闻天和王稼祥在军事、革命战争长期性等重大问题上，都已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觉悟，这种觉悟从不自觉到自觉，由部分质变到根本质变，并最后站到毛泽东那一边。
中央队“三人团”
红军长征的最高决策者是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长征开始时张闻天、王稼祥、毛泽东随中央队行动。此时，毛泽东的恶性痢疾还未治愈，王稼祥负伤也未痊愈，毛、王二人由担架抬着，张闻天骑马与两副担架同行。他们三人在行军中一有时间就相互交谈，讨论问题。因此，被称为中央队“三人团”，以区别“最高三人团”。在交谈过程中，张闻天、王稼祥同毛泽东感情上更加接近，思想观点上逐步一致，并且二人进一步认清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很快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1934年12月11日，张闻天找到毛泽东，向他通报红军在突破四道封锁线后的严重伤亡情况。毛泽东认为，红军应改变原定计划，取消与红二、六军团的会合，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王稼祥赞成和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次日，在湖南通道召开的中央领导人紧急会议上，这一主张在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的支持下得以通过。至此，在张闻天和王稼祥的协助下，毛泽东从长期半边缘化状态中解脱出来，开始迈向重新掌握军权的第一步。
1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达黄平。在一片橘树林休息时，张闻天和王稼祥对当前形势感到忧心忡忡。张闻天说：“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比我们有办法。”王稼祥当晚就把这个意见转达给彭德怀和毛泽东，并与刘伯承等几位红军将领进行了沟通。大家都赞成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③
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在瓮安县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重申毛泽东提出并经由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同意的红军应在川黔边先以遵义地区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的主张。同时，会议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对博古、李德的独断专行做出了限制。在向遵义行军途中，又停止了李德对红军的指挥权。至此，“最高三人团”的最高决策权已是名存实亡，具体权力被掏空。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诙谐地把这段历史称为“担架上的阴谋”。④而在这场“阴谋”中，张闻天和王稼祥“扮演”了重要角色。 历史在这里转折，革命在这里找到希望。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博古首先作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作反对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报告，史称“反报告”。“反报告”系统地批评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领导，否定了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用事实列举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上一系列严重错误。接着，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强调当务之急是要解决军事路线问题。
在此关键时刻，王稼祥站起来发言，旗帜鲜明地表示完全赞成并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同时建议立即改组中央军事指挥机构，取消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提出由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据当时参加会议的聂荣臻回忆说：“毛泽东同志是批评博古、李德的第一个发言人，王稼祥紧接着站起来支持毛泽东同志。所以，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说，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投了关键一票’，他是教条宗派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人。”①
在遵义会议上，毛、张、王的正确主张得到了周恩来等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同志的完全同意，会议最后决定取消三人团，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在政治局常委中，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同时会议推选张闻天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并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补王稼祥为政治局委员。这样，在张闻天和王稼祥等人的协助下，毛泽东开始进入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在1945年中共七大期间这样讲过：“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张闻天）、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到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当然，遵义会议参加者还有好多别的同志，酝酿也很久，没有那些同志参加和赞成，光他们两个也不行，但是，他们两个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②
北上南下风波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会师后，张闻天和王稼祥从大局出发，坚决支持毛泽东北上的战略方针。面对张国焘的权欲要求，一个提出给张国焘让出“总书记”一职，一个毛儿盖彻夜规劝张国焘，共同协助毛泽东与张国焘企图危害党中央的阴谋活动进行果断斗争，促成三大红军陕北胜利会师。
1935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在两河口开会，商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6月23日张闻天到达两河口后写下《夺取松潘，赤化陕甘！》一文，指出两大主力会师后，战略方向上应“北进”，关键的战役任务是夺取松潘，肯定了北上建立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否定张国焘西进的错误主张。在6月26日两河口会议上，王稼祥也赞成中央的北进方针，批评张国焘的错误主张。
张国焘在会上虽表示同意党中央的北上方针，但他挑拨红四方面军同中央红军的关系，进行破坏党和红军团结的活动。面对这种情况，王稼祥等人组成中央慰问团，到红四方面军进行慰问和宣传贯彻中央决定。对于张国焘散布的错误主张，王稼祥多次找张国焘谈话，向他介绍中央的路线方针情况，耐心地做说服教育工作。
针对张国焘的权欲要求，中共中央于7月18日在芦花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张闻天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提出将自己的总书记一职让予张国焘，但毛泽东坚决不同意。据当时任会议记录的中央队秘书长刘英回忆：毛主席认为张国焘是个有野心的人，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团结。“闻天跟毛主席说：‘我这个总书记的职位让给他好了’。毛主席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毛主席说：‘让他当总政吧。’毛主席的意思是尽量考虑他的要求，但军权又不能让他全抓去。”③
张国焘当了总政委后，才率领四方面军向毛儿盖地区集中。到了毛儿盖后，他又一次发生了动摇，继续向中央“要权”，并且故意拖延执行《松潘战役计划》，结果贻误战机。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从全局考虑，着眼于一、四方面军共同团结北上，于沙窝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并由张闻天起草《沙窝会议决议》，有力地批评了张国焘的“西进”和“南下”的错误主张。即便张国焘在会上赞成《沙窝会议决议》，会后继续同中央北上计划对抗。为了进一步团结张国焘，中央决定派王稼祥去做张国焘的工作。王稼祥当时不顾病痛，耐心地同张国焘谈话，力图说服他维护全党全军的团结，率领四方面军执行北上方针。
沙窝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将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路军。但是张国焘并没有按照中共中央既定的行军路线，而是坚持他的西出阿坝，占领青海、甘肃边远地区的行军路线。张闻天得知张国焘这一决定后，立即致电张国焘，耐心地进行说服，希望他能放弃这条错误的路线，可是张国焘仍是一意孤行。
8月21日，张闻天、王稼祥等随右路军通过茫茫草地北上，经过七天七夜艰苦跋涉，终于走出草地，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9月1日，张闻天、王稼祥等联名致电张国焘，要求左路军迅速东进，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北上。但张国焘提出种种借口，不愿北上，并要求右路军南下。9月9日，张国焘密电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这封密电送交时，陈昌浩正在会上作报告，最先被前敌总指挥参谋长叶剑英阅知。叶剑英顿觉事关重大，立即来到中央驻地，将密电交给毛泽东。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迅速赶往红三军团驻地，与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连夜北上，不再说服张国焘，以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流血冲突。
部队经过两天的急行军，于9月11日到达甘肃南部边境的俄界。针对张国焘的错误，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并将北上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会议还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的五人团指挥军事，领导红军北上。张闻天在会上总结发言明确地指出，“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中央的路线，一条是右倾的军阀主义。”并说张国焘“其前途必然是组织第二党”。① 结果不幸言中，张国焘真的另立中央，直至最终叛党而去。1936年10月，在张闻天和王稼祥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三大红军主力终于在甘肃会宁地区会师，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
独立自主之争
1936年10月，王稼祥腹膜炎复发，中共中央决定送他赴苏联治病。这样，在一个时期里，远在苏联治病的王稼祥和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张闻天再次携手，一个从苏联带回共产国际正确指示，一个在国内坚决抵制王明右倾错误，消除党内分歧，统一全党思想，促成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胜利召开。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斯大林派王明回国督促中共执行统一战线政策，维护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但王明到延安没几天就以钦差大臣自居，把自己凌驾于张闻天和中央书记处之上，提议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意图推翻洛川会议的一系列正确意见。
王明在会上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甚至提出“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我们不怕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给养。”②王明这些主张都包含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以至产生了一定的思想混乱。
针对王明“有背景”的发难，张闻天从维护共产国际纪律和大局出发，作出一定程度妥协。张闻天对王明批评的“对国民党转变估计不足”说法，也表示承认并做了检讨。但在总的路线方针政策上，张闻天一点也没有动摇。张闻天肯定地说，“洛川会议决定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基本上是正确的。”③王明很不满意张闻天的讲话，又批评张闻天对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国共合作了解不够”。
十二月会议上，王明本打算以新的会议决议代替洛川会议决议，这一动议由于张闻天等的坚持而没有形成。王明对此一直不满，他后来抱怨说：“十二月会议没有写成一个决议，对国民党提议的意见没有写出来，这是政治上的损失”。①
十二月会议召开后不到三个月，中共中央又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史称“三月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仍坚持右倾错误。张闻天明确发表了反对意见：“历史决定了国共两党需要合作，但在合作中存在着两党争取领导权的问题”，“我们一方面要保持与国民党合作，同时也要发展自己的力量，在巩固国共合作原则下求得我党力量的巩固与扩大。”②然而，王明并没有接受张闻天的正确意见，3月初返回武汉后，以长江局为阵地，继续坚持扩散其右倾错误的影响，给中共在中国南部的实际工作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针对王明一直坚持他的主张是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张闻天和毛泽东认为有必要派人去苏联，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抗战情况和国共两党的关系，以加强了解。于是三月政治局会议后，任弼时于1938年3月5日从延安前往莫斯科。7、8月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回到延安，带回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文件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张闻天与毛泽东等人商定，由王稼祥在中央的会议上正式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
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王稼祥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新指示，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和中共中央在抗日统一战线上的正确路线和政策。据参加会议的陆定一后来回忆说：“反对王明路线的斗争，从遵义会议算起，全部过程有10年之久，王稼祥从苏联回到延安，带回共产国际的指示，这样就把王明路线所以能够存在的第一原因——共产国际的支持——取消了”。③
9月29日，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礼堂召开。张闻天在会上作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强调“在统一战线中保持党的独立性，反对投降主义倾向”，“要坚决同左的关门主义斗争到底”，“只有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才能使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和党的巩固和发展，成为相互为用的因素”。张闻天的报告，并不限于狭义的组织工作，而是带有广泛的路线、方针、政策意义，不少内容是对王明右倾错误与违反组织纪律的批评。
张闻天在延安整风中曾说过：“六中全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实质上推翻了王明路线。王明这时候碰了三个钉子（一个是蒋介石的钉子，一个是中央内部的钉子，一个是王稼祥同志从共产国际带来的钉子），所以气焰也小些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王明被留在延安工作。至此，在张闻天和王稼祥等人的努力下，中共中央克服了王明右倾错误对党的工作的干扰。
综上所述，遵义会议前后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胜利完成了长征，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在这个伟大转折中，张闻天和王稼祥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的确立是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密切合作、团结斗争的结果。
（作者系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2013级硕士研究生）
①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6页。
①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伍修权《纪念遵义会议——怀念闻天同志》，《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1-92页。
②王稼祥：《我的履历》，1968年2月中联部机关群众会上检讨书。
③源自耿飙1990年8月29日在纪念张闻天90诞辰座谈会上发言，耿飙长征时任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张、王橘林谈话情况是强渡乌江前时任一军参谋长的左权和刘伯承分别告诉他的。
④ [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七章标题为“担架上的阴谋”，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
① 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第247页。
②引自1945年6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关于选举问题的讲话。
③刘英：《难忘三百六十九天》，载《瞭望》1986年第40-43期。
①《关于张国焘的错误》，《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第60页。
②程中原：《张闻天传》，中央文献出版社，第403页。
③1937年12月12日政治局会议记录。
① 见1938年三月政治局会议王明《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报告。
② 《继续抗战与国共关系》，《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第158页。
③《陆定一文集·自序》，载1991年3月13日《人民日报》第4版。
【关键词】遵义会议；张闻天；王稼祥
张闻天和王稼祥相识于上世纪20年代赴苏留学。回国二人进入中央苏区后，因在实际工作中同博古、李德产生分歧，逐渐受到排挤。这段“同命相怜”的经历把张闻天和王稼祥紧紧联系在一起，30年代二人一起“跟着真理走”，携手同党内第三次“左”倾错误、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王明右倾错误作斗争，维护了全党全军的团结，为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命相怜”
张闻天和王稼祥在上世纪20年代后期均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30年代初学成回国后，张闻天于1933年进入中央根据地，其后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等职；王稼祥则从1931年4月起，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由于张闻天和王稼祥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影响，一度成为“左”倾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但与其他推行错误路线成员不同的是，在王稼祥与张闻天先后进入中央苏区后，二人较早察觉到“左”倾路线的错误，并逐渐从中分化出来。
张闻天和博古的意见分歧首先是在对“共同抗日三条件”的理解上。1933年，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向华北进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提出“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三条件，主张与任何部队订立共同作战协定。张闻天反对博古只将其作为宣传策略，而要求有具体行动。但博古没有采纳张闻天的意见，所以“宣言”发表的八九个月里，苏维埃政府没有同任何一支国民党部队订立反日作战协定。
张闻天和博古之间更大的分歧产生在福建事变前后。1933年11月，围攻红军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联合国民党内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了福建事变，公开宣布同蒋介石分裂，并与红军达成抗日反蒋协定。这一举动迫使蒋介石从围剿苏区的前线部队抽调九个师入闽，讨伐十九路军。当十九路军要求红军配合行动时，博古等人却采取了孤立十九路军的策略。张闻天从实际变化的形势出发，批评博古等人的关门主义策略，主张“慎重其事，在军事上积极配合”。①
张闻天与博古的分歧发展为公开冲突是关于广昌战役失败的争论。5月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张闻天认为广昌战役同敌人拼消耗是不对的，照李德这样打法，打破五次“围剿”没有希望。博古却坚持认为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是经过正规训练的。最后二人在会上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①此后，由于张闻天和博古在许多具体问题上认识差距越来越大，政治上也渐行渐远。
王稼祥与当时执行“左”倾路线的李德的分歧发生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会上李德从战略思想到战术原则全面反对和根本否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主张让毛泽东“专任政府工作”，继续贯彻“左”倾军事路线。王稼祥明确表明反对态度：“众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会后由中央派来苏区的，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以及攻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渐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因此，我认为毛泽东同志仍然应该留在前线，继续指挥红军作战。……总之，我的意见是：大敌当前，不可易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②
在“左”倾军事路线占上风的气氛下，会议最后通过了一个折中方案，周恩来留在前线负主要责任，毛泽东做“助理”。尽管会后中央局又责成毛泽东回后方主持政府工作，王稼祥这次抗争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却反映出他同“左”倾路线抗争的坚决。然而，思想上、政治上、策略上的分歧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在组织上有所表现。王稼祥后因在反“围剿”作战中与李德有军事策略冲突，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受伤后受到一定程度的排挤，长征前险些被留在老乡家养伤不能随军转移。
种种事实说明，张闻天和王稼祥在军事、革命战争长期性等重大问题上，都已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觉悟，这种觉悟从不自觉到自觉，由部分质变到根本质变，并最后站到毛泽东那一边。
中央队“三人团”
红军长征的最高决策者是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长征开始时张闻天、王稼祥、毛泽东随中央队行动。此时，毛泽东的恶性痢疾还未治愈，王稼祥负伤也未痊愈，毛、王二人由担架抬着，张闻天骑马与两副担架同行。他们三人在行军中一有时间就相互交谈，讨论问题。因此，被称为中央队“三人团”，以区别“最高三人团”。在交谈过程中，张闻天、王稼祥同毛泽东感情上更加接近，思想观点上逐步一致，并且二人进一步认清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很快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1934年12月11日，张闻天找到毛泽东，向他通报红军在突破四道封锁线后的严重伤亡情况。毛泽东认为，红军应改变原定计划，取消与红二、六军团的会合，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王稼祥赞成和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次日，在湖南通道召开的中央领导人紧急会议上，这一主张在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的支持下得以通过。至此，在张闻天和王稼祥的协助下，毛泽东从长期半边缘化状态中解脱出来，开始迈向重新掌握军权的第一步。
1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达黄平。在一片橘树林休息时，张闻天和王稼祥对当前形势感到忧心忡忡。张闻天说：“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比我们有办法。”王稼祥当晚就把这个意见转达给彭德怀和毛泽东，并与刘伯承等几位红军将领进行了沟通。大家都赞成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③
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在瓮安县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重申毛泽东提出并经由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同意的红军应在川黔边先以遵义地区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的主张。同时，会议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对博古、李德的独断专行做出了限制。在向遵义行军途中，又停止了李德对红军的指挥权。至此，“最高三人团”的最高决策权已是名存实亡，具体权力被掏空。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诙谐地把这段历史称为“担架上的阴谋”。④而在这场“阴谋”中，张闻天和王稼祥“扮演”了重要角色。 历史在这里转折，革命在这里找到希望。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博古首先作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作反对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报告，史称“反报告”。“反报告”系统地批评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领导，否定了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用事实列举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上一系列严重错误。接着，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强调当务之急是要解决军事路线问题。
在此关键时刻，王稼祥站起来发言，旗帜鲜明地表示完全赞成并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同时建议立即改组中央军事指挥机构，取消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提出由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据当时参加会议的聂荣臻回忆说：“毛泽东同志是批评博古、李德的第一个发言人，王稼祥紧接着站起来支持毛泽东同志。所以，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说，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投了关键一票’，他是教条宗派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人。”①
在遵义会议上，毛、张、王的正确主张得到了周恩来等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同志的完全同意，会议最后决定取消三人团，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在政治局常委中，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同时会议推选张闻天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并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补王稼祥为政治局委员。这样，在张闻天和王稼祥等人的协助下，毛泽东开始进入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在1945年中共七大期间这样讲过：“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张闻天）、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到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当然，遵义会议参加者还有好多别的同志，酝酿也很久，没有那些同志参加和赞成，光他们两个也不行，但是，他们两个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②
北上南下风波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会师后，张闻天和王稼祥从大局出发，坚决支持毛泽东北上的战略方针。面对张国焘的权欲要求，一个提出给张国焘让出“总书记”一职，一个毛儿盖彻夜规劝张国焘，共同协助毛泽东与张国焘企图危害党中央的阴谋活动进行果断斗争，促成三大红军陕北胜利会师。
1935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在两河口开会，商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6月23日张闻天到达两河口后写下《夺取松潘，赤化陕甘！》一文，指出两大主力会师后，战略方向上应“北进”，关键的战役任务是夺取松潘，肯定了北上建立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否定张国焘西进的错误主张。在6月26日两河口会议上，王稼祥也赞成中央的北进方针，批评张国焘的错误主张。
张国焘在会上虽表示同意党中央的北上方针，但他挑拨红四方面军同中央红军的关系，进行破坏党和红军团结的活动。面对这种情况，王稼祥等人组成中央慰问团，到红四方面军进行慰问和宣传贯彻中央决定。对于张国焘散布的错误主张，王稼祥多次找张国焘谈话，向他介绍中央的路线方针情况，耐心地做说服教育工作。
针对张国焘的权欲要求，中共中央于7月18日在芦花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张闻天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提出将自己的总书记一职让予张国焘，但毛泽东坚决不同意。据当时任会议记录的中央队秘书长刘英回忆：毛主席认为张国焘是个有野心的人，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团结。“闻天跟毛主席说：‘我这个总书记的职位让给他好了’。毛主席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毛主席说：‘让他当总政吧。’毛主席的意思是尽量考虑他的要求，但军权又不能让他全抓去。”③
张国焘当了总政委后，才率领四方面军向毛儿盖地区集中。到了毛儿盖后，他又一次发生了动摇，继续向中央“要权”，并且故意拖延执行《松潘战役计划》，结果贻误战机。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从全局考虑，着眼于一、四方面军共同团结北上，于沙窝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并由张闻天起草《沙窝会议决议》，有力地批评了张国焘的“西进”和“南下”的错误主张。即便张国焘在会上赞成《沙窝会议决议》，会后继续同中央北上计划对抗。为了进一步团结张国焘，中央决定派王稼祥去做张国焘的工作。王稼祥当时不顾病痛，耐心地同张国焘谈话，力图说服他维护全党全军的团结，率领四方面军执行北上方针。
沙窝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将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路军。但是张国焘并没有按照中共中央既定的行军路线，而是坚持他的西出阿坝，占领青海、甘肃边远地区的行军路线。张闻天得知张国焘这一决定后，立即致电张国焘，耐心地进行说服，希望他能放弃这条错误的路线，可是张国焘仍是一意孤行。
8月21日，张闻天、王稼祥等随右路军通过茫茫草地北上，经过七天七夜艰苦跋涉，终于走出草地，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9月1日，张闻天、王稼祥等联名致电张国焘，要求左路军迅速东进，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北上。但张国焘提出种种借口，不愿北上，并要求右路军南下。9月9日，张国焘密电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这封密电送交时，陈昌浩正在会上作报告，最先被前敌总指挥参谋长叶剑英阅知。叶剑英顿觉事关重大，立即来到中央驻地，将密电交给毛泽东。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迅速赶往红三军团驻地，与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连夜北上，不再说服张国焘，以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流血冲突。
部队经过两天的急行军，于9月11日到达甘肃南部边境的俄界。针对张国焘的错误，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并将北上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会议还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的五人团指挥军事，领导红军北上。张闻天在会上总结发言明确地指出，“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中央的路线，一条是右倾的军阀主义。”并说张国焘“其前途必然是组织第二党”。① 结果不幸言中，张国焘真的另立中央，直至最终叛党而去。1936年10月，在张闻天和王稼祥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三大红军主力终于在甘肃会宁地区会师，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
独立自主之争
1936年10月，王稼祥腹膜炎复发，中共中央决定送他赴苏联治病。这样，在一个时期里，远在苏联治病的王稼祥和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张闻天再次携手，一个从苏联带回共产国际正确指示，一个在国内坚决抵制王明右倾错误，消除党内分歧，统一全党思想，促成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胜利召开。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斯大林派王明回国督促中共执行统一战线政策，维护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但王明到延安没几天就以钦差大臣自居，把自己凌驾于张闻天和中央书记处之上，提议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意图推翻洛川会议的一系列正确意见。
王明在会上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甚至提出“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我们不怕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给养。”②王明这些主张都包含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以至产生了一定的思想混乱。
针对王明“有背景”的发难，张闻天从维护共产国际纪律和大局出发，作出一定程度妥协。张闻天对王明批评的“对国民党转变估计不足”说法，也表示承认并做了检讨。但在总的路线方针政策上，张闻天一点也没有动摇。张闻天肯定地说，“洛川会议决定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基本上是正确的。”③王明很不满意张闻天的讲话，又批评张闻天对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国共合作了解不够”。
十二月会议上，王明本打算以新的会议决议代替洛川会议决议，这一动议由于张闻天等的坚持而没有形成。王明对此一直不满，他后来抱怨说：“十二月会议没有写成一个决议，对国民党提议的意见没有写出来，这是政治上的损失”。①
十二月会议召开后不到三个月，中共中央又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史称“三月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仍坚持右倾错误。张闻天明确发表了反对意见：“历史决定了国共两党需要合作，但在合作中存在着两党争取领导权的问题”，“我们一方面要保持与国民党合作，同时也要发展自己的力量，在巩固国共合作原则下求得我党力量的巩固与扩大。”②然而，王明并没有接受张闻天的正确意见，3月初返回武汉后，以长江局为阵地，继续坚持扩散其右倾错误的影响，给中共在中国南部的实际工作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针对王明一直坚持他的主张是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张闻天和毛泽东认为有必要派人去苏联，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抗战情况和国共两党的关系，以加强了解。于是三月政治局会议后，任弼时于1938年3月5日从延安前往莫斯科。7、8月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回到延安，带回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文件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张闻天与毛泽东等人商定，由王稼祥在中央的会议上正式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
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王稼祥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新指示，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和中共中央在抗日统一战线上的正确路线和政策。据参加会议的陆定一后来回忆说：“反对王明路线的斗争，从遵义会议算起，全部过程有10年之久，王稼祥从苏联回到延安，带回共产国际的指示，这样就把王明路线所以能够存在的第一原因——共产国际的支持——取消了”。③
9月29日，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礼堂召开。张闻天在会上作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强调“在统一战线中保持党的独立性，反对投降主义倾向”，“要坚决同左的关门主义斗争到底”，“只有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才能使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和党的巩固和发展，成为相互为用的因素”。张闻天的报告，并不限于狭义的组织工作，而是带有广泛的路线、方针、政策意义，不少内容是对王明右倾错误与违反组织纪律的批评。
张闻天在延安整风中曾说过：“六中全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实质上推翻了王明路线。王明这时候碰了三个钉子（一个是蒋介石的钉子，一个是中央内部的钉子，一个是王稼祥同志从共产国际带来的钉子），所以气焰也小些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王明被留在延安工作。至此，在张闻天和王稼祥等人的努力下，中共中央克服了王明右倾错误对党的工作的干扰。
综上所述，遵义会议前后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胜利完成了长征，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在这个伟大转折中，张闻天和王稼祥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的确立是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密切合作、团结斗争的结果。
（作者系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2013级硕士研究生）
①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6页。
①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伍修权《纪念遵义会议——怀念闻天同志》，《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1-92页。
②王稼祥：《我的履历》，1968年2月中联部机关群众会上检讨书。
③源自耿飙1990年8月29日在纪念张闻天90诞辰座谈会上发言，耿飙长征时任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张、王橘林谈话情况是强渡乌江前时任一军参谋长的左权和刘伯承分别告诉他的。
④ [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七章标题为“担架上的阴谋”，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
① 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第247页。
②引自1945年6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关于选举问题的讲话。
③刘英：《难忘三百六十九天》，载《瞭望》1986年第40-43期。
①《关于张国焘的错误》，《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第60页。
②程中原：《张闻天传》，中央文献出版社，第403页。
③1937年12月12日政治局会议记录。
① 见1938年三月政治局会议王明《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报告。
② 《继续抗战与国共关系》，《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第158页。
③《陆定一文集·自序》，载1991年3月13日《人民日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