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奈夫肯斯:用艺术的力量对抗艾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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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仅患过艾滋病,也被脑炎袭击过,但奈夫肯斯都奇迹般地战胜了病魔,而艺术与收藏是治疗奈夫肯斯顽疾的良药之一。
  1987年,奈夫肯斯发现自己患上艾滋病,之后,他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成了一名作家和艺术收藏家。2001年,奈夫肯斯再次被HIV病毒感染而导致脑炎,几乎失去了包括写作、阅读、说话以及行走在内的一切能力,当他再次奇迹般地重生之后,他成立了艺术艾滋基金会,在全球范围内用艺术来积极参与抗击艾滋病的事业。5月8日,位于非洲最西部的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由“艺术艾滋基金会”举办的“大家一起加油” (Tous ensemble)展览开幕,希望全球的人们能一起携手,借助艺术的力量,消除对艾滋病人的偏见,并让艾滋病人重新拥有抗击命运的勇气。
  
  富家公子与艺术邂逅
  
  奈夫肯斯接触艺术其实很早。出生于荷兰鹿特丹的他,家庭殷实,父亲是一位建筑师也是一位建筑承包商,对古典艺术、前哥伦比亚艺术以及其他古董有着特殊的喜好。奈夫肯斯从小就在艺术的氛围中成长,至今奈夫肯斯还记得儿时自己常常跑到父母的房间,对着同一幅画看很久,直到有一天,他发现每天都观看的那幅画突然之间带给他从未有过的心灵触动。但富有艺术感的家庭并不是引导奈夫肯斯进入艺术世界的主要原因。
  奈夫肯斯真正开始决定进入艺术世界其实只是十几年前的事情。1999年,奈夫肯斯在欧训的一个展览中邂逅了瑞士女艺术家皮皮劳蒂,里斯特(Pipilotti Rist)的录像作品。皮皮劳蒂,里斯特的录像作品以色彩鲜艳和刺耳的声音著称,其录像作品包含了对她而言几乎所有重要的东西:绘画、技术、语言、音乐、大量流动的图片、诗歌、喧闹、死亡预感、性、友爱等等。皮皮劳蒂,里斯特曾说:“通过情绪和感官刺激所传递的信息会改变人们的偏见和原有的行为方式,它的力量将远远超过无数的图书和文章。”奈夫肯斯无疑感受到了皮皮劳蒂,里斯特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情绪,并从中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力量”。奈夫肯斯在这件作品前站了好几个小时,完全沉浸在作品的颜色、声音以及各种形状中。走出展厅,奈夫肯斯脑中浮现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让更多的人欣赏到这件作品。于是建立一个艺术收藏的想法慢慢在奈夫肯斯的脑海里成型。
  出生富裕家庭的奈夫肯斯从来没有过金钱的困扰,他不仅拥有自己的工作,平时也常常进行一些股票投资,而且还从家族那里继承了一大笔财产。正因为有丰厚的物质支持,奈夫肯斯才能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地去开始自己的艺术收藏生涯。
  在决定要收藏艺术的时候,奈夫肯斯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他对艺术收藏一无所知,也不清楚当时当代艺术领域的发展现状。于是,奈夫肯斯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把自己沉浸在世界各地的各种展览、展会、杂志以及商业文献中,试图了解当时的当代艺术领域正在发生什么。他广泛阅读各种艺术媒体,参观各种画廊和博物馆。有一次,奈夫肯斯的一个好朋友介绍他认识了荷兰乌特勒支中央博物馆的馆长雅瑞尔(Sjarel Ex)。在与雅瑞尔相识后的6个月时间里,两人进行了多次讨论,但半年时间过去,奈夫肯斯依然没有购买任何一件艺术作品。
  2000年6月,奈夫肯斯和雅瑞尔在欧洲的巴塞尔博览会邂逅。雅瑞尔建议他俩各自单独去参观展会,分别记录下自己喜爱的艺术作品,然后再回来进行比较。结果,两个人参观展会后记录的名单中有一长串名单是重合的,这些同时获得两人青睐的艺术家包括有皮皮劳蒂·里斯特、托尼·奥斯勒(Tony Oursler)、比尔·维奥拉(Bill Viola)以及贝尔纳,弗里茨(Bernard Frize)等。其中皮皮劳蒂,里斯特、托尼·奧斯勒、比尔·维奥拉都是著名的录像装置艺术家,皮皮劳蒂·里斯特是第 次让奈夫肯斯对录像艺术着迷的艺术家;美国艺术家奥斯勒则善于以幽默和带有超现实风格的方法来应用录像这种新媒材;同样来自美国的艺术家维奧拉的作品则注重色彩与布局结构,并经常采用几个作品为一组的投影方式,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放大了的绘画作品;而法国艺术家贝尔纳·弗里茨主要以绘画为主,其作品以颜色的运用而闻名于世。
  当场,奈夫肯斯就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决定把原计划准备在5年时间内专门用于购买艺术品的钱全部用在此次巴塞尔博览会上。也是在同一天,H&F收藏基金会的构想诞生了,这个基金会是以奈夫肯斯以及他的终身伙伴菲利普(Felipe)的名字缩写命名的。
  
  摄影、录像作品成奈夫肯斯“心水”
  为分享感动无私借展博物馆
  
  H&F收藏基金会里的大部分艺术作品都不是挂在奈夫肯斯的家中,而是陈列在不同的博物馆里。为了让自己喜爱的艺术作品被更多人欣赏,奈夫肯斯与荷兰乌特勒支中央博物馆建立起长期借展合作协议。随后,又有更多的美术馆和博物馆与奈夫肯斯签订了同样的协定,其中包括冰岛的雷克雅维克博物馆、荷兰蒂尔堡美术馆(De Pont in Tilburg)、阿姆斯特丹的Huis Marseille美术馆、德国埃森的佛克旺博物馆(The Folkwang Museum in Essen)等。对奈夫肯斯而言,无偿而且如此大方地把自己收藏的艺术品借展给欧洲各国的博物馆,这并不是一种慈善行为,他只是被与人分享的精神所驱动,希望所有曾经感动过他的作品都可以感动其他人。甚至,奈夫肯斯还表示:“我希望变成博物馆墙壁上的一只苍蝇,在墙上静观博物馆的人群,聆听他们的谈话,感受我收藏的艺术是如何影响他人。”
  奈夫肯斯只收藏“好的艺术家”的作品,至于什么样的艺术家才是“好艺术家”,奈夫肯斯说这完全凭自己的直觉,而且他的直觉永远不会说谎。在他现在所收藏的400多件艺术作品中,很少看到那些“明星”艺术家的名字,也没有在拍卖场上拍出天价的艺术家作品。奈夫肯斯所收藏的艺术以摄影作品和录像作品为主,对奈夫肯斯而言:“每一幅摄影作品都像一幅画,绘画也可以看作一幅摄影作品。第一眼看到作品时,你分不清它到底是绘画还是摄影,这种感觉我非常喜欢。”
  奈夫肯斯所收藏作品的艺术家分布很广,风格也很多样,主要来自欧洲和美国,也有部分泰国和非洲艺术家,其中包括注重记录观察过程的德国女摄影艺术家Uta Barth、以自己的肖像以及人体和景观为题材的芬兰摄影师Elina Brotherus、以宗教和死亡为主题的摄影师黛丝丽·多伦(Desiree Dolron)、记录日常生活片段的女摄影师川内伦子(Rink。Kawauchi)、意大利神秘主义摄影师LuisaLambri、装置艺术家托尼·奥斯勒、以缤纷斑斓的色彩以及刺耳的声音为特色的录像艺术家皮皮劳蒂,里斯特,以及画家Gudrun Einarsdottir、贝尔纳,弗里茨等。奈夫肯斯认为这些艺术家都有 些共同点:他们的作品都能把自身的经验向每一个人 进行传达,而且人们能充分理解这些个人经验并产生共鸣。
  
  从广播记者到作家和艺术收藏家:
  艾滋病改变奈夫肯斯生活轨迹
  
  不管是第一次深深被艺术感动,还是之后成立艺术基金会,并且无偿地把艺术品借展给博物馆,所有的行动背后,都有一段奇特的生活经历在驱动着奈夫肯斯——他不仅患过艾滋病,也被脑炎袭击过,但奈夫肯斯都奇迹般地战胜了病魔,而艺术是治疗奈夫肯斯顽疾的良药之一。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奈夫肯斯在大学选择的专业是新闻传播学,他先在法国学习,随后又去了美国。毕业后,他在墨西哥从事广播记者的工作,并认识了他一生的伴侣菲利普。1987年,奈夫肯斯33岁,在墨西哥的广播公司工作了11年,和菲利普的感情生活稳定,他们对未来的生活有很多美好的憧憬。但在 次常规的血液检查中,奈夫肯斯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HIV呈阳性。在上世纪80年代,被检查出HIV呈阳性的艾滋病患者一般只能活8个月,最多也只是1年半。奈夫肯斯几乎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当你以为美好生活刚刚开始的时候,突然被告知生活要停止转动。”奈丈肯斯花了很长的时间思考自己该如何面对接下来的生活,最后他决定跟病魔抗争,珍惜生命中每一分钟,并尝试 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奈夫肯斯曾说:“人们年轻的时候往往只做一些特定的事情,总认为其他事情可以‘以后’再做。但人们意识到‘以后’已经不复存在的时候,只能抓紧每一刻,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
  奈夫肯斯告別了墨西哥的广播记者生活,开始全身心投入到与艾滋病抗争的日子中:他每天都要服用含有6种不同药物的两份剂量的鸡尾酒,因为药物的副作用,每一天奈夫肯斯都觉得浑身无力,犹如患了长期不愈的重感冒。然而,奈夫肯斯也是幸运的,每当他的身体已经开始对某类药物产生抵抗的时候,总有新的药物出现。于是,奈夫肯斯靠着自己的求生意志以及药物的帮助,打破了上世纪80年代艾滋病患者最多只能活1年半的魔咒。
  然而,奈夫肯斯的哥哥却远远不如他幸运。奈夫肯斯的哥哥也是一位艾滋病患者,但是在1991年,奈夫肯斯的哥哥终究没能打败病魔而告别人世。哥哥的去世让积极与病魔抗争的奈丈肯斯又陷入一个巨大的人生黑洞,最终他决定拿起笔来写作。对他而言,写作并不是一种疗伤的方式,实际上,选择遗忘比选择写作要容易得多。1995年,奈夫肯斯的半自传体小说《血缘兄弟》出版,小说的原型就是奈夫肯斯兄弟俩与艾滋病魔斗争的故事。奈夫肯斯的作家生涯就是从哥哥去世的那天开始的,因为“在那天之前,都没有如此强大的一股动力推动着我去写作”。如果没有患上艾滋病,奈丈肯斯不会成为一名作家,也不会成为一位艺术收藏家,他的生活轨迹在患病之后彻底改变了。
  在1999年被艺术的魅力所深深吸引之后,奈夫肯斯开始深刻感受到艺术的力量,特别是艺术对于艾滋病人的力量。奈夫肯斯相信艺术可以使人们忘记孤独,至少可以减轻孤独感:“如果一件艺术作品触动了你,而且你发现这件作品同样触动了别人,于是你的孤独感就会消融。”艺术也可以在感情上安抚患病的人群,并可通过介入社会来让普通人感同身受,或者让人们心情澎湃。奈夫肯斯就曾经被作品感动得热泪盈眶,比如伊朗女艺术家斯瑞,娜莎特(Shirin Neshat)的 个有关被流放的伊朗妇女的录像作品就曾让他留下热泪;而丹麦艺术家艾里亚森(Olafur Eliasson)利用光线和水创作出来的一些作品则常常让奈丈肯斯产生兴奋的感觉。
  
  脑炎让奈夫肯斯重新学习认字和走路
  重生之后成立“艺术艾滋基金会”
  
  2000年,以奈夫肯斯及其生活伴侣菲利普的名字命名的H+F基金会成立,奈夫肯斯通过基金会与欧洲各国的美术馆和博物馆签订了借展协议。通过这样的借展活动,曾经触动过奈夫肯斯内心的艺术作品可以给更多人的带去感动。正当奈夫肯斯全心全意地发展自己的写作以及艺术收藏事业的时候,2001年,他再次被病魔袭倒——HIV病毒感染了他的大脑,与艾滋病已经抗争14年之久的他被这场因HIV病毒感染而导致的脑炎几乎带到死亡的边缘:奈夫肯斯几乎失去了一切的能力,包括写作、阅读、说话以及行走。47岁的他变成了一个2岁的小孩,几乎要从零开始学习所有他曾经具备的技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奈夫肯斯只能抓住一些细节,他所能看见的都是一些零散的碎片,但他不知该如何把这些碎片连接起来。对他而言,阅读书籍或者看电影并非不可能,但是奈夫肯斯所阅读到的书以及他所看到的电影与其他人眼中所看到的书和电影完全不同。而另 方面,艺术则以一种从未有过的方式激励着他。他还记得儿时自己常常跑到父母的房间,对着同一幅画看很久,直到有一天,他发现每天都观看的画突然给他非常大的震动。而在脑炎的恢复过程中,奈夫肯斯又感受到了儿时曾经感受过的那种震动的感觉。
  经过整整两年时间,奈夫肯斯又奇迹般地重生——他再次学会了走路、说话、阅读以及写作。2008年,奈夫肯斯用失而复得的写作能力写下《鸟儿飞起来:我的康复生活》一书,这本书记录了奈夫肯斯2001-2002年从脑炎带来的灾难性;中击中康复的过程:“当我从这场疾病中重生过来之后,和所有其他死而复生的人一样,我不再是以前的我。与人分享的想法从来没有如此强烈过,我希望与人分享我的想法、我的经历、我的爱好,甚者我的金钱。药物和治疗对我的康复极为重要,但是世界上还有成千上万与我一样被艾滋病或者脑炎折磨的人根本得不到任何药物治疗。我觉得这很不公平,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和我有着同样遭遇的人死去。”
  2004年,奈夫肯斯参加了在泰国曼谷举行的国际艾滋病大会。大会期间,奈夫肯斯委托泰国的艺术家创作一些与艾滋病有关的作品。同时,奈夫肯斯还与雷黑娜当代艺术中心(Centre Rhenan d'ArtContemporain)的Hilde厂eerlinck邀请了l。位来自各个国家的艺术家以此次艾滋病大会的主题“为每个人都提供途径”(Access for A11)为题创作海报,这些艺术家包括有美国概念艺术家劳伦斯,维纳(Lawrence Weiner),泰国艺术家里克力,提拉瓦尼(Rirkrit Tiravanij)、苏·威廉姆森(Sue Williamson)以及伊朗女艺术家斯瑞·娜莎特(shirin Neshat)等。这些海报由法国的米路斯艺术学会(Mulhouse AFtAcademy)出版发行,而所得收益则全部用于泰国患艾滋病的儿童。“Access for All”的海报如今在欧洲随处可见,成为欧洲一个著名的巡展项目。
  这次艾滋病大会让奈夫肯斯了解到艺术与艾滋病的抗争是可以携手并进的,这也使得他的收藏家身份有了更多额外的意义以及更宽广的维度。之后,奈夫肯斯更加积极地以各种不同的身份介入艺术世界,他不仅仅是一位收藏家,也成为一名艺术赞助人,他制定了各种计划以实现艺术的社会功能。2006年,奈夫肯斯建立了“艺术艾滋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就是他众多计划中的一个。他的目标是通过艺术来清除人们附加在艾滋病人上的偏见和歧视,同时也想打破人们固有的一些意识,比如“安于现状比与病魔抗争更重要”。艺术艾滋基金会所委任的作品出售后的收入将用于资助世界其他地方的艺术艾滋项目。
  艺术让人们具有洞察生活的能力,让人们能对生活中从未予以关注的事物保持热忱:艺术可以使人们忘记孤独,安抚患病的人群:艺术还可通过介入社会来让普通人感同身受,对患病者产生理解和同情。曾经两度因艾滋病而徘徊在死亡边缘的奈夫肯斯用意志创造了生命奇迹,艺术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现在,这种艺术的力量经由奈夫肯斯的艺术艾滋基金会以及遍布全球的各种艺术活动带到更多人的身边。正如最近在非洲达喀尔展出的艾滋展览所倡导的一样,抗击艾滋,积极面对生活需要“大家一起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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