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木》这部长诗，既不是传统意义上认定的那种“叙事诗”，但是也不符合典型意义上所要求的“抒情诗”的条件。我一贯认为,叙事非诗之所长，但也不排除“叙事诗”而写得较为成功的可能性。至于典型意义上的“叙事诗”，一般地说，也是不宜写得太长的。“叙事诗”如果陷于平铺直叙且冗长累赘，必然是失败之作；而“抒情诗”超出了人们的阅读耐性，则肯定会产生“抒情疲劳”而使人难以卒读。《漂木》以三千行的规模而依然使人读来意趣盎然，肯定是有其内在原因的。我认为，洛夫在叙述策略上新意迭出，在抒情姿态上的变化莫测，是其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之所以说洛夫的叙述策略而不是叙事策略，是因为诗的叙述性同叙事性是有区别的。我们通常所读到的那些叙事诗，不管“故事”是或繁或简，总是以“事”为线索为框架的。因此在诗的结构上必然要以“事”为依托，它的叙事方式可能会有各种变化，但是不能离开“事”的前因后果，否则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叙事诗”了。而叙述性的诗，可能有“事”的存在，但也可以无“事”而只是一种情绪的和意念的进展过程。诗人只要把这种情绪和意念叙述出来，同样可以在过程中让诗的意蕴得到呈现。诗坛上出现的所谓“意识流……生活流”的诗，其实都是一些叙述性的诗。有人甚至存在以叙述性取代抒情性的倾向，这属于理论范畴的问题，此处不赘说了。
　　还是回到《漂木》的叙述策略。纵观洛夫在全诗各章中，其叙述的策略是一种不断地变化视角并且改变切入方式的诗性操作。
　　第一章“漂木”，基本上是一种寓言化的叙述方式。它之不同于传统的叙事，是因为它没有一个前因后果的“故事”，只有一种“游魂式”的上下纵横的浏览。正是在这种叙述中，“一块木头”的漂泊似乎隐含了一种时代的变迁，人物命运的改变，以不同的批判眼光透视“两岸”的政治、文化、商业等等的积弊，从而表现这“一块木头”对“生存的荒谬”的种种感悟。在这一章中，洛夫对“木头”的经历所作的叙述，基本上没有任何事件的连贯性，而只能说是一种精神的历程，木头“这漂泊的魂魄/随着浪花的跃起，观望/日出。等待/一个在雾中极目四顾也看不到的未来”。还有“一种/漂泊者的/无声的过程/无迹可寻的，淡淡的结局”。这种灵魂漫游式的叙述，虽然没有任何具体事件的过程，却具有很深刻的震撼力。洛夫对于心灵的深度体察，有点像李商隐那种“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感受。然而作为一个当代的漂泊者，他似乎难以拒绝那些斑驳陆离的现实景象，因而在“木头的梦不断上升”的过程中，“它终于在云端看到/那悲情的/桀骜不驯的岛”，从而开始了一段崎岖的人生旅程。后来，当“木头又开始启碇，航向/另一个港口”时，他所观察到的景观，其千奇百怪也丝毫不亚于那“桀骜不驯的岛”。洛夫的近于“纯客观”的对两岸诸多景观的陈述，作为一种人生的观察，他所叙述的自然不是“零度写作”，而是有选择有爱憎有好恶的诗性表达和表现方式。
　　“木头”的经历和遭遇，之所以会以一种“寓言化”的方式呈现和表现，似乎隐含着洛夫对“生存的荒谬”的认知和理解。就个人的生活经历而言，洛夫的两次精神放逐虽有被动与主动的区别，但他并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那种饱受生活磨难的人。如果以他的生活际遇同大陆上许多诗人所受到的磨难相比较，那真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的天渊之别了。可是洛夫却以其对生活和生存的内蕴的深入骨髓的体察和把握，把一个时代的动态和脉搏，在并没有完整的故事叙述中传达和表现得如此真切深刻，不能不说是现代诗歌写作中的一项奇迹。
　　仔细琢磨，洛夫其实并不是一个经常以哲学或社会学的眼光来观察和审视生活的人，他对于时代的动态和脉搏的把握，属于政治性质的判断几近于“零度写作”，而他对人的生存和生命欲望的表达，则是无时无处不体现出一种刻骨铭心的感受和体验。这也许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同那些以政治投机为能事的“诗人”的根本区别罢。
　　如果说在“漂木”一章中，洛夫的叙述方式还关涉到人在生存环境中难以回避的诸多客观现实的具体事件和政治投影的话，那么，在“鲑，垂死的逼视”一章中，则几乎纯属一种对人的生存感受的隐喻表现了。也许是出于对“伟大的流浪者”的感同身受，洛夫以“鲑鱼生态小史”为副标题的短文，其实是一篇借鲑鱼生命状态之酒杯，浇自己心中生命感受之块垒的诗性散文。有了这篇诗性散文，使我们对“鲑，垂死的逼视”的阅读，有了更为深切的感受和把握。以“……我们不能放弃怀疑”这样一句似乎带有“怀疑主义”口吻的诗句开宗明义，并不意味着对生命本身的怀疑。恰恰相反，这种怀疑本身正是对生命存在价值的珍视和尊重。即使是对“垂死的逼视”，那也是一种充满对曾经有过的生命的灿烂和辉煌的回顾与眷恋。就叙述策略的角度而言，洛夫在这里所作的精心布局和艺术处理，可以说是达到了恰到好处的虚实相生张驰有度的境界。因为在“漂木”一章中对“木头”的“寓言化”处理难避种种具体现象的纠缠而不免给人以“实”的联想，如果依此顺势而下，就难避落入“叙事”的窠臼和陈套。从对长诗的阅读心理而言，如果要避免“疲劳感”，显然需要一种视角的调节和改变，而洛夫正是适时地作了这种调节和改变的。
　　把“鲑，垂死的逼视”置于“漂木”之后，正是使诗的叙述从“实”向“虚”的一种过渡。如果说“木头”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更多地是受制于客观因素之所使然的话，那“鲑鱼”的生存状态则更多地体现出一种源于生命自身的内在欲望和追求所使然了。也许在冥冥之中人们无法看清楚和说明白“鲑鱼”何以会有这样的“本能”，但它不也正暗含和隐喻着一种“形而上”的内蕴吗？洛夫正是出于对这种生命状态的思考而“反思”了自身的生存形式，才写下了这一章充满“形而上”意味的诗篇的。
　　纵观“鲑，垂死的逼视”一章，没有任何对现实中具体事件的观照，却处处显示出对现实生存感受的逼真而深刻的描述。从叙述的方式说，它也许是“虚”的，而从阅读的感受说，则无时无刻不显示着它的“实”相。阅读这一章，需要的不仅是对诗的艺术感受能力，更需要具备对生命存在的“形而上”的知解能力和思考能力。从表面上看，“漂木”一章似乎因其对“实”的“寓言化”处理而使人感受到一种现实的压迫感和沉重感，而“鲑，垂死的逼视”则似乎摆脱了“实”而走向“虚”，或许会带给读者以轻松和空灵的感受。其实这只是一种表层的印象。真正在人的精神的深层次上造成冲击力的，恰恰是从对“鲑鱼”的生命形态所引发出的那一系列的感受和思考。读过这一章的人，必定不会忘记这样的诗句：
　　存活是值得追求的/在油锅的嗤嗤声中/我们烤焦的头颅突然想起水的温柔
　　还有：
　　我们的旅程/是命定，是绝对/是从灰烬中提炼出的一朵冷焰
　　这些凝聚着感性体验与理性思考的诗句，当然不只是对“鲑鱼”的生命形态的描述，而是作为人的一种生存状态的认定。诚然，这样的“认定”，如果以一种绝对化的方式加以认同和理解，生命本身也会失却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色彩。而洛夫是不会作出这种简单化处理方式的。
　　洛夫的叙述策略一直是沿着张驰有度的布局进行的，他不会把读者的阅读期待引向一个既定的目标，也不会让人产生一种终于获得什么结论的感觉。他是在对生命的不断解构又不断建构中获得一种艺术愉悦和快感的诗人，因此读他的诗,你不必指望有什么终极性的判断和结论，一切都在生命行进的过程之中。
　　当洛夫在诗中写下一系列“没有必要”之后，似乎是豁然开朗地宣告：
　　短短一生/消耗在搜寻一把钥匙上/根本就没有必要/门就让它开着/云就让它飘着
　　这种对于生命形式的消极无为和解构姿态，看起来好像是对生命价值的否定，但是这种对“没有必要”的认同和宣扬，其实是在生命过程中某一瞬间的过激之思。或者也可以说，这是作为对生命过程的叙述中难以避免的“阶段性”或“瞬间性”的灵性感悟的呈现。洛夫对于生命体验的感悟和表现，在《漂木》中有非常丰富复杂的表达。但是当他把个体的生命体验上升到一种“生存的荒谬”的体察时，正是他的生命意识向生存意识过渡的表现。所谓“生存的荒谬”，并不是对生命存在价值的否定，而是对生命存在价值的透视和审视。如果不能从光怪陆离色彩斑斓的生命形态中体察到它的荒谬，那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智者，也就同时不具备作为一个大诗人的素质和品格。一个人能够从“实”中看到“空”，才能够在“空”中表现“实”。洛夫之所以一再地在其诗的叙述策略上选择了对“空”的表述并给以认同，其实正是他对“实”的极其丰厚驳杂的把握与认同。否则，他也不会写下这样的诗句：
　　生命，充其量/不过是一堆曾经铿锵有声过的/破铜烂铁/但锈里面的坚持仍在/尊严仍在/猛敲之下仍能火花四射/而尊严的隔壁，是/悲凉/再过去一点，是/无奈
　　任何一个对生命的存在和过程有过铭心刻骨的体验和体察的人，都会从这些诗句里领悟到它的真谛。如果不具备这样的“灵犀”，也就注定了他是无法“一点通”的。
　　一个人的生命过程，大体上是一个从无知到有知，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基本上体现为，从对生活的感知，到对生命的体验，最后上升为生存的领悟。许多人的生命过程，大都停留在它的第二阶段上，只有少数人能够达到对生存即所谓“存在”的领悟。洛夫笔下的“生存的荒谬”，即是对“存在”的诗性领悟。而《漂木》的整体叙述策略，即表现在对这一生命过程的陈述。从对“木头”漂流命运的呈现，到对“鲑鱼”生命过程的表现，继而是“浮瓶中的书札”和“向废墟致敬”。特别是后两章中的“形而上”叙述，更是《漂木》在艺术成就上特别令人瞩目的地方。
　　洛夫这只“漂流瓶”，以他的“致母亲”，“致诗人”，“致时间”和“致诸神”作为精神载物，漂浮在人类生存的长河之中，其源固远，其流也必长。这将是未来的智者们必定会接纳的一份精神财富。“浮瓶中的书札”从叙述的角度而言，是洛夫集数十年人生积累与智慧而发出的宣言。他对母爱的深情追思以至成为一种幻梦式的铺陈，对自己置身其间的诗人群体的个案解剖，对无始无终的时间所作的深入探究，乃至对若有若无的神灵们的无所不在的描述，充分体现了他的思想观念中庞杂丰富而又精深独到的蕴涵和包容。在这种不同层面的或感性或理性的展示与陈述中，洛夫实际上完成了一种历史性的人生博览与社会审视。基于这种博览与审视，他对“废墟”一词的独特阐述，自然具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废墟”并非一无所有，它是历史遗留下的人类建构又解构的反复运作过程中剩下来的“遗产”。不管是“消化了死亡/接着又呕出了一大片/生之荒凉”也好，还是“有情有义好得叫人想哭的岛”，“满身瘀青的岛”也罢，还有那：
　　早晨烤面包抹一层华丽的牛油/咖啡里掺了太多谎言而甜得腻人/我惊醒于/政客一篇催人泪下的讲演/趁掌声四起/我抢搭一颗肥皂泡向远方飘去
　　这可不是李白的“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也不是苏轼的“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这是一个现代诗人对“政客一篇催人泪下的讲演”所作出的反应。“肥皂泡”能载着诗人“向远方飘去”吗？这就是洛夫所深切感受到的“生存的荒谬”吗？
　　诚然，洛夫是一个至死不知悔悟的“感恩者”，他即使面对的是一片“废墟”，“也不会颠覆我那温驯的梦”。这也同时是一个执着的现代诗人所发出的最赤诚的宣言。而所有读完《漂木》这最后一行诗句的人，也必定会从它的叙述中完成了对一个大诗人的人格和品格的了解。
　　《漂木》虽然不是一部叙事诗，但是它的叙述方式却能够让读者从中看到和体验到事情的发展过程的脉络。也正因为如此，它才具备了一种“情节性”对读者的吸引力。虽然这样的读者本身也必须是要具备足够的艺术修养和鉴赏能力的；但是，又有哪一部顶尖级的世界名著，不是需要这样的读者的呢？要能够从《漂木》的叙述方式中体验和领悟到它的历史进程的“戏剧情节”，不仅需要有对20世纪下半叶其后的中国大地上的巨变对知识分子心灵的深刻影响的了解，而且还需要具备足够的历史和文化知识的积累，甚至还必须具备某种程度上的得天独厚的诗性禀赋。因为《漂木》首先是诗性的，是人性的，它的历史性，社会性乃至知识性，都是依附于诗，依附于人才得以体现的。这正是《漂木》作为一部迄今为止在中国现代诗史上最为难能可贵的价值所在。也是它在叙述策略上取得的最大成功。
　　《漂木》在叙述策略上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它忽视了抒情在全诗中的重要作用。恰恰相反，洛夫作为一个擅长于多种抒情方式的诗人，正是在《漂木》中展示出他摇曳多姿的抒情姿态。从而使这首长诗极富人情味地表现出他的人生体味和感悟，并以此而拨动读者内心深处的诗弦的。
　　我国自古以来有关“诗言志”和“诗缘情”的理论阐述，以今天的理论视野观察，其实都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说法。“志”和“情”其实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志而无情不是诗，情而夺志或丧志乃滥情和矫情。抒情的最高境界应该是志和情的水乳交融的传达和表现。洛夫在开篇时引屈原的诗句“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以日远”，我认为是从内心深处表达了他写《漂木》的根本动因的。以“漂木”为意象，以“木头”为具象，只不过是在洛夫“心象”中不同方式的寄托。或者可以说。“漂木”更具象征性而“木头”则是一种“喻体”。象征性的“漂木”在总体上覆盖了全诗，代表了诗的灵魂；而“木头”的身份的“寓言化”，则是使叙述和抒情得以具象化的一种依托。正是因为这种身份的存在，不管是对“木头”命运的叙述，抑或是借“木头”以抒情，都能产生自然和自如的艺术效果。譬如下面这些诗句：
　　木头/玄学派的批判者/不见得一直是绝望的木头/它坚持，它梦想/早日抵达另一个梦,一个/深不可测的，可能的/叛逆/它的血，奋力从/焚烧时的火焰中飞起/它的信念可能来自/十颗执拗的钉子
　　这些诗句表面上看是一种客观叙述，但是仔细体味，却饱含着内心的激情。有关“坚持”、“梦想”、“叛逆”等词语的联想，对“血”、“火焰”、“信念”乃至“十颗执拗的钉子”的描述，无一不是指向人的内心和欲望的。洛夫正是以这种貌似叙述却达到了强烈抒情的方式，显示其既不空泛又不滥情的抒情姿态，从而取得了极佳的“志”和“情”的水乳交融的艺术效果的。
　　洛夫在抒情方式上的这种姿态，使他有别于既往那种“主观抒情”的表达方式。这种同“主观抒情”保持一定距离的表达方式，体现的是一种饱经忧患而思想日渐深沉的生活姿态。熟悉洛夫诗歌创作历史的人都知道，从他步入诗坛伊始，他就是一个极少具有所谓“青春浪漫色彩”的诗人。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他的内心缺少生命的激情。他只是把生命的激情化作了对严酷的命运的逼视。《石室之死亡》便是这种逼视的一次集中表现。在参悟死亡的同时，便有了对命运的抗争。所有的“坚持”、“梦想”和“叛逆”，便集中体现在生命中“血”的“火焰”和“十颗执拗的钉子”的“信念”里。正是洛夫的这种生命姿态，才从根本上造就了他的抒情姿态。他不屑于以假嗓子哼“娘娘腔”，也无意于“装嫩”打扮成满脸青春痘的“猛男”。在他的笔下，除了许多“没有必要”之外，只有“时间默默的言说/那听不见的话语”：
　　而我们的言语/却卡在喉咙深处,动弹不得/那是一把被锈了的铁丝捆住的/火/目的不在燃烧/而在/熄灭/化灰，一个冷冷的结局
　　这些读来令人齿寒骨冷的诗句，如果误以为是对生命的寒心和冷漠，那将是极大的误读。洛夫只是出于对生命遭受压抑的痛苦和困惑，才写出了“被锈了的铁丝捆住的”切身感受。而他那本欲熊熊燃烧的内心之火，生命之火，是不甘于“熄灭”和“化灰”的。可是，自然的铁律又注定了“一个冷冷的结局”的必然出现，这才是作为生存者的人所无法逃避的宿命。
　　唯其对生命爱之甚深，才毅然决然地逼视其严酷的真实；也是因为对生命的热爱，洛夫才更深刻地体察和感受到生命的温暖与亲情。作为生存在社会现实中的诗人，注定了洛夫的生命色彩的斑驳陆离，因而也注定了他的抒情姿态不可能是“样板化”的。诗人如果不想充当牧师的角色，他就不可能出口皆圣贤之言；诗人如果不是灵魂的堕落者，他就不会时时处处以宣扬色相或邀功取宠为乐事。洛夫在表现他作为生存者的诗人的思考与探求时，许多属于形而上性质的诗句艰难地升腾而起，而在表达其作为普通人的生活欲望时，那些属于人性中本真的感悟，同样以流畅舒展的诗句汹涌而出。这正是作为诗人与普通人的双重身份的完美结合。诗人既是思考者也是探求者，但他同时又是一个满怀着普通人的正常欲望的人。他曾夫子自道地写到：“以飞鸟横空的高度/俯视/行将在时间中一一崩溃的城邦/王者的自以为是/自以为/寂寞的品质似乎也高人一等”，颇有一点自命不凡的味道。但是他也同时意识到：“我，与/大自然的/泯灭，我/与大自然的/融合/譬如一只鸡蛋/蛋壳是我/蛋黄蛋白也是我/完整是我/破碎也是我”，这种对与生俱来的本真品质的感悟,则完全属于平视的角度了。作为诗人的洛夫与作为普通人的洛夫，正是在完整与破碎之间游弋的一具诗魂，而他对于诗的理解同样是基于这样的观念：
　　你说：诗是逼近死亡的沉默/也许是/但诗，不也是/把满山花朵叫醒的鸟鸣吗？
　　被称为“诗魔”的他，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对诗的理解，才能够把自己的抒情姿态变幻成一只多面体又变化无穷的“魔方”的。
　　洛夫在抒情姿态上的无拘无束和变化多端，既是源于他对人生的多姿多彩的体察和了悟，也是他对诗歌的存在方式的极其通达的把握与认同。他说过“诗人没有历史”，是因为他认定诗人不应该受“历史”的约束而妨碍了自己的创新，只有诗人对生存的感悟才是形成和造就其诗性的根本的因素。在“向废墟致敬”这最后一章中，他之所以更多地以第一人称的身份向世界发言，其实是隐含着他内心深处的一种表达欲望的。因为作为一个知性和智性的生存者，他对自己曾经来到的这个世界，不能了无痕迹地甩手而去，所以他需要表达，一种诗性的表达。在“我低头向自己内部的深处窥探”之后，终于发现了“片瓦无存”的“一片废墟”。面对“废墟”，他自然感慨良多。于是我们看到了“一条毛虫从宇宙的黑洞爬出”，“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疑问无从回答，“只知道风不是衣裳，云不是伞/阳光施舍的只是一些染发剂”。岁月催人老，但不妨碍审视和思考。当“除掉衣服”如同“除掉了灵魂的栅栏”之后，我们面对的就是一具赤裸的诗魂。因为赤裸，所以真实；因为赤裸，所以无所顾忌。于是听到了这样的自白：
　　我的喃喃自语言不及义，甚至/没有声音，在我制造的绝对寂静中/一堵墙突然在脚前倒下/许多人被迫远离，都怕/被寂静中长出的一条毒藤缠住/他们说：我的诗在冷雨中浸泡得太久
　　虽说略去了许多历史内容和生活细节，但我们依然可以读出洛夫的诗之所以会形成如此的气质和风格，自然是有它的原因所在的。因为在“冷雨中浸泡得太久”，所以他才说“我们信仰较冷的东西”。这种冷，是内里储藏着火的冷，而火则是“被锈了的铁丝捆住的火”。外冷内热可以说是洛夫诗歌的一种基本的抒情姿态，不了解这一点，就难以真正进入洛夫诗歌的内涵。
　　任何一个真正意义上诗人，总是在逼视“生存的荒谬”的同时，又是满怀对生命的热情和感激来对待生活的。洛夫心目中的“废墟”，其实是一座人类物质的和精神的宝库，“历史的碎骨头散落一地”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无论是“鱼”，是“蜘蛛”，还是“蝙蝠”和“蚂蚁”，都是“一堆燃烧过的旧事”。面对无论是琐碎的还是“惊雷”般的历史废墟，洛夫认定：“一部新的文化史将从一撮寒灰中升起/从我们的遗忘中升起”。这种具有“涅槃”式的感悟，是理解洛夫笔下的“废墟”的最佳切入点。洛夫作为一个受到古今中外各种文化思想影响甚深的人，他的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很难以某种固定的模式加以“规范”。对此,他在诗中也有过非常形象的表述：“你们习惯用千百种方式塑造我/锯我成块状/钉我成方形//虚空生白/真实的我/隐匿在飞扬的木屑中”。这样的生存姿态，似乎融合了佛家的虚实和色空的观念，又具有道家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意味。他甚至宣称：
　　我是木讷的/截我的肢体从不呼痛/黜我的聪明绝不叫屈//离形去智/还我一口箱子的绝对虚空/然后努力忘了自己
　　细心的读者一定注意到，洛夫在上引的那些诗句中，正在悄悄地把“我”的身份再次回到了“木头”这一具象上来。“块状”、“方形”，乃至“飞扬的木屑”；由“木头”而“木讷”，从“不呼痛……不叫屈”到“还我一口箱子的绝对空虚”。这种“隐匿”和“离形去智”，似乎都是为了“努力忘了自己”，然而正是在这种“忘我”中，我们却极其鲜明地认识和把握到了诗人洛夫的“诗魂”。正是这种翱翔于天地之间的宇宙意识和观念，造就了他“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容纳气度。本来，人的个体生命相对于宇宙而言，实在是微不足道的一粒灰尘。但是人生在天地之间，参悟生死的奥秘，终于获得一种与天地万物同在并从中感受到生命的“存在之思”的苦与乐时，那种精神的探究与追问所带来的虽苦犹乐的愉悦，不是一般人所能体味到的。人在逼视死亡时所产生的无奈和忧伤，固然是一种精神的折磨和痛苦。但是一旦意识到作为具备自觉的生命意识的人时，那种曾经有过的探究与追问所经历的种种过程，则会激发起无比的尊严感，甚至会对生命本身产生无尽的感恩心态。洛夫是在这方面有着深切体会和感悟的诗人，所以他的诗在很多情况下固然给人以“冷”乃至“透底”的感觉，但在这种感觉之后，却往往从内心深处升起一种对生命的温馨和感激之情。正像他在诗中所写到的：“其实我来主要是为了感恩/感谢给我时间，给我修短合度的一生”。有了这样的感恩心态，很自然地就会“自觉地存在自觉地消亡”，“即使沦为废墟/也不会颠覆我那温驯的梦”了。也许这就是洛夫作为一个诗人对自己生命存在价值的最终认定和认可。它不也可以成为一切曾经生活过并热爱过生命的人的一种灵魂的自我感慰与肯定吗？
　　从叙述策略到抒情姿态，《漂木》为我们所提供的诗歌艺术经验，不可能成为一种“样板”乃至“典范”。因为就诗歌创作而言，除了创造具有永恒的意义而外，其它一切形式、主义、流派等等提倡，都只是具有阶段性和时尚性的东西。它们也许可以起到“纠枉过正”的作用，也许可以盛行一时，但终究不可能成为“定于一尊”的主张。“盛极必衰”可以说是任何一种主义和流派的必然的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漂木》的这种创作方式也是不可重复的。任何后来者如果试图以此为“样板”而进行模仿，等待着他的只能是失败。
　　《漂木》注定只能是唯一的和孤绝的。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