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岁的阿古斯·库尼亚万穿着一件卡通猫T恤正依偎在母亲的身边。然而，你很难看到那只俏皮的卡通猫，因为阿古斯患有小头畸形症，他无法挺直腰杆，更无法自由行动。
阿古斯一家住在印尼西爪哇省冈特麦卡尔村，距万隆60公里。有人建议阿古斯的母亲去那里求医，因为原则上，在那里治病的医疗费用将由政府承担。而这要得益于印尼政府于2008年实施的社会保障制度（Jamkesmas），这一制度已经涵盖了印尼7600万贫困人口。
但是，阿古斯的母亲说她无法筹足前往万隆的基本费用，她唯一的希望寄托在政府的另一项被称为“全国社区赋权规划”的项目上。该项目向每个村落提供一笔资金（约4700万卢比，约合5300美元），这笔资金由11名村民组成的委员会决定如何使用。但是，阿古斯能否享受这笔资助令人怀疑。“全国社区赋权规划”旨在提高入学率、提高孕妇保健及婴儿营养。然而，阿古斯不存在营养问题，他什么都能吃。
数十年来，印尼政府通过实施各种扶助项目改善与冈特麦卡尔村类似村落的生活条件。现在，印尼正着手采取更加系统化的措施，为构建福利国家奠定基础。
福利制度建设“大跃进”
2011年10月，印度尼西亚政府承诺，到2014年为全体公民提供健康保险。该国正在构建最大的“单一支付”国民健康方案——仅由一家政府机构来负责收集款项并承担支付费用。政府还承诺，在2015年7月前将逐步提高养老金、抚恤金及意外保险支付力度。
然而，政府对于这一惠及广大民众项目的开支却只字未提。据世界银行的米切尔维纳称，如果印尼推广目前仅由公务员及900万公司员工享受的福利政策，那么政府将不得不向这一群体征收18%的工资税以满足项目资金需求。出台法令易，为之买单难！
不仅是印尼，在中国，养老金覆盖面也迅速扩大，仅2年时间，中国便将2.4亿农村人口纳入养老金的覆盖范围，远超美国养老金制度所涵盖的所有人数。几年前，中国农村地区约80%的人口没有健康保险，现在几乎每个人都有了。在印度，政府计划以最低工资提供每年多达100天的工作机会，约有4000万家庭从中获益。印度还扩大了健康保险的覆盖面，约1.1亿穷人得到了健康保险，比美国未保险人数的两倍还多。正是这一群体的困境刺激产生了奥巴马医改计划；而这一医改项目，正如美国副总统所言，“需要……一大笔钱”。
“小虎”变“袋鼠”
随着福利体系逐步走向成熟，相关制度将会由供应驱动转为需求主导。亚洲“小虎”经济正逐渐转变成“袋鼠”经济——随身带着自己的孩子，负担更重了。
部分“小虎”经济的国家领导人也会被发展的趋势所震惊。对他们来说，福利国家是西方偏离正轨的做法，这会败坏节俭传统、阻碍工业发展、淡化孝道观念。他们坚信是这些美德巩固了经济发展奇迹，赢得国外广泛赞誉。更重要的是，西方国家已经被社会责任压弯了腰。
当然，这并不是说亚洲的繁荣就缺少福利制度。但是，这些国家采取了一种特殊模式，香港大学的伊恩霍利迪将之定义为“生产主义”，这一模式将经济目标置于社会福利之上。在欧洲，许多政客认为经济发展就是用来支付医疗保险及其他福利项目的。但“生产主义”颠倒了这种认知，认为福利制度是结束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而非相反。
这一认知导致了福利体系无法为需求最为迫切的群体服务，而让那些最具竞争性行业的人受益最多。而且，对于这些幸运的少数人，福利倒是更像一种资源投资。福利事业（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是由国有公司掌控，而非国家部门，在某种程度上，公民也就不会把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视作国家应尽的职责。这种福利模式力图维持足够的国家资金储备，大力刺激劳动者。比如，在韩国任何18～65周岁的公民都无权享受政府救助。
这种亚洲“小虎”经济将社会福利支出占GDP总量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而经济则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经济的飞速增长同人口素质及预期寿命紧密结合。但是，这种模式又会导致二者相互冲突，并走向一种难以调和的趋势。这一趋势便是生育率的迅速下降。现在，韩国妇女一生平均生育1.39名婴儿；新加坡这一数值为1.37；香港则更低，仅为1.14。
这一混乱将中断经济的飞速增长及动摇政府的统治。1997～1998年，亚洲经济危机导致大量产业工人下岗，政府无法任由那些失业人员自生自灭。1998年前，中国台湾地区政府不会向失业人员提供补助；而到了2001年，所有失业人员都能够得到相应补助。在韩国，总统金大中促成通过了饱受争议的1999年法案，旨在向穷人提供最低收入保障。这一最低收入保障标准则与现如今美国贫困线下97%的人口的购买力相等，而这一切发生在一个人均GDP仅为美国67%的韩国。
亚洲的价值观
现在，亚洲大部分国家已经达到搭建福利国家的标准。据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表示，现今，通过里程碑式的《社会保障法案》的印度尼西亚已经接近美国1935年的发展水平；中国也比1948年英国实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NHS）时更加富裕。（见图1）
按照西方国家的标准来衡量，亚洲的福利体系仍旧过于羸弱。公共健康支出仅占GDP的2.5%，而经济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为7%。
亚洲开发银行的社会保障指数清楚显示出各国福利国家建设成果。社会保障指数通过某国社会支出总额除以潜在受益人数，再将所得数值用该国人均GDP所占比例表示出来。如果用这一方式计算日本的社会保障支出，那么每位受益人将享受到日本人均GDP13%的福利。至于韩国，尽管民主化进程已经持续二十余年，这一数值仅为7.1%。（见图2）
亚洲国家更注重控制社会保障支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兰德尔琼斯表示，韩国的基本养老保险涵盖了全国70%的老人，但仅向他们发放平均工资5%的养老金。印尼的社会保障制度声称已经覆盖30%的最贫困人口，但事实上80%的持卡人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被赋予了何种权益。像文章开始提到的阿古斯母亲这样的群体，即便知道自己有权享受社会保障，依然因无法筹足旅途费用而就此作罢。 （一览无余 译）
阿古斯一家住在印尼西爪哇省冈特麦卡尔村，距万隆60公里。有人建议阿古斯的母亲去那里求医，因为原则上，在那里治病的医疗费用将由政府承担。而这要得益于印尼政府于2008年实施的社会保障制度（Jamkesmas），这一制度已经涵盖了印尼7600万贫困人口。
但是，阿古斯的母亲说她无法筹足前往万隆的基本费用，她唯一的希望寄托在政府的另一项被称为“全国社区赋权规划”的项目上。该项目向每个村落提供一笔资金（约4700万卢比，约合5300美元），这笔资金由11名村民组成的委员会决定如何使用。但是，阿古斯能否享受这笔资助令人怀疑。“全国社区赋权规划”旨在提高入学率、提高孕妇保健及婴儿营养。然而，阿古斯不存在营养问题，他什么都能吃。
数十年来，印尼政府通过实施各种扶助项目改善与冈特麦卡尔村类似村落的生活条件。现在，印尼正着手采取更加系统化的措施，为构建福利国家奠定基础。
福利制度建设“大跃进”
2011年10月，印度尼西亚政府承诺，到2014年为全体公民提供健康保险。该国正在构建最大的“单一支付”国民健康方案——仅由一家政府机构来负责收集款项并承担支付费用。政府还承诺，在2015年7月前将逐步提高养老金、抚恤金及意外保险支付力度。
然而，政府对于这一惠及广大民众项目的开支却只字未提。据世界银行的米切尔维纳称，如果印尼推广目前仅由公务员及900万公司员工享受的福利政策，那么政府将不得不向这一群体征收18%的工资税以满足项目资金需求。出台法令易，为之买单难！
不仅是印尼，在中国，养老金覆盖面也迅速扩大，仅2年时间，中国便将2.4亿农村人口纳入养老金的覆盖范围，远超美国养老金制度所涵盖的所有人数。几年前，中国农村地区约80%的人口没有健康保险，现在几乎每个人都有了。在印度，政府计划以最低工资提供每年多达100天的工作机会，约有4000万家庭从中获益。印度还扩大了健康保险的覆盖面，约1.1亿穷人得到了健康保险，比美国未保险人数的两倍还多。正是这一群体的困境刺激产生了奥巴马医改计划；而这一医改项目，正如美国副总统所言，“需要……一大笔钱”。
“小虎”变“袋鼠”
随着福利体系逐步走向成熟，相关制度将会由供应驱动转为需求主导。亚洲“小虎”经济正逐渐转变成“袋鼠”经济——随身带着自己的孩子，负担更重了。
部分“小虎”经济的国家领导人也会被发展的趋势所震惊。对他们来说，福利国家是西方偏离正轨的做法，这会败坏节俭传统、阻碍工业发展、淡化孝道观念。他们坚信是这些美德巩固了经济发展奇迹，赢得国外广泛赞誉。更重要的是，西方国家已经被社会责任压弯了腰。
当然，这并不是说亚洲的繁荣就缺少福利制度。但是，这些国家采取了一种特殊模式，香港大学的伊恩霍利迪将之定义为“生产主义”，这一模式将经济目标置于社会福利之上。在欧洲，许多政客认为经济发展就是用来支付医疗保险及其他福利项目的。但“生产主义”颠倒了这种认知，认为福利制度是结束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而非相反。
这一认知导致了福利体系无法为需求最为迫切的群体服务，而让那些最具竞争性行业的人受益最多。而且，对于这些幸运的少数人，福利倒是更像一种资源投资。福利事业（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是由国有公司掌控，而非国家部门，在某种程度上，公民也就不会把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视作国家应尽的职责。这种福利模式力图维持足够的国家资金储备，大力刺激劳动者。比如，在韩国任何18～65周岁的公民都无权享受政府救助。
这种亚洲“小虎”经济将社会福利支出占GDP总量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而经济则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经济的飞速增长同人口素质及预期寿命紧密结合。但是，这种模式又会导致二者相互冲突，并走向一种难以调和的趋势。这一趋势便是生育率的迅速下降。现在，韩国妇女一生平均生育1.39名婴儿；新加坡这一数值为1.37；香港则更低，仅为1.14。
这一混乱将中断经济的飞速增长及动摇政府的统治。1997～1998年，亚洲经济危机导致大量产业工人下岗，政府无法任由那些失业人员自生自灭。1998年前，中国台湾地区政府不会向失业人员提供补助；而到了2001年，所有失业人员都能够得到相应补助。在韩国，总统金大中促成通过了饱受争议的1999年法案，旨在向穷人提供最低收入保障。这一最低收入保障标准则与现如今美国贫困线下97%的人口的购买力相等，而这一切发生在一个人均GDP仅为美国67%的韩国。
亚洲的价值观
现在，亚洲大部分国家已经达到搭建福利国家的标准。据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表示，现今，通过里程碑式的《社会保障法案》的印度尼西亚已经接近美国1935年的发展水平；中国也比1948年英国实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NHS）时更加富裕。（见图1）
按照西方国家的标准来衡量，亚洲的福利体系仍旧过于羸弱。公共健康支出仅占GDP的2.5%，而经济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为7%。
亚洲开发银行的社会保障指数清楚显示出各国福利国家建设成果。社会保障指数通过某国社会支出总额除以潜在受益人数，再将所得数值用该国人均GDP所占比例表示出来。如果用这一方式计算日本的社会保障支出，那么每位受益人将享受到日本人均GDP13%的福利。至于韩国，尽管民主化进程已经持续二十余年，这一数值仅为7.1%。（见图2）
亚洲国家更注重控制社会保障支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兰德尔琼斯表示，韩国的基本养老保险涵盖了全国70%的老人，但仅向他们发放平均工资5%的养老金。印尼的社会保障制度声称已经覆盖30%的最贫困人口，但事实上80%的持卡人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被赋予了何种权益。像文章开始提到的阿古斯母亲这样的群体，即便知道自己有权享受社会保障，依然因无法筹足旅途费用而就此作罢。 （一览无余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