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瘾症”根源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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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历史上,为了皇权政治核心价值观的实现,不论是采取激励的方式,还是制定科举制考试的规则,都大大提升了官本位的地位。在当时,只有实行官本位,才能实现对整个社会强有力的管理。只有强调官的权力,才能提升社会管理的强度。所以官本位作为传统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延续几千年,直至今日依然存在。这在历史上曾经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是在今天,则带来了巨大的负面效应,严重阻碍了社会进步、政治开明和经济发展。
  官本位的存在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
  官本位的存在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历史上,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很有限,农耕时代的经济发展水平严重制约了社会进步,而官本位思想则恰恰适应了这种经济发展水平。而在如今西方发达国家,则是有本事的人走向社会,没本事的人才进政府。在政府工作,只要循规蹈矩,就可以胜任。所以政府始终处在社会管理的被动局面,很难有积极主动的改革创新。因为它平稳地掌握着治理社会的法律、制度、规则。
  为什么中国的官本位思想如此严重?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一,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局限。越是在经济水平较差的地区,官本位思想越严重。作为处在后工业化时代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也正因此,导致官本位思想久居不散。二,集权化的政治体制是官本位思想存在的根本原因。三,传统政治文化是官本位思想存在的土壤。官文化的核心即官本位文化。四,思想观念还比较落后。至今我们还不能从儒家学说中摆脱出来,依然称之为“国学”,被奉为我们国家的核心主体文化。
  政治文化的改造,前提是必须放弃儒家的官本位思想
  第一,进行制度改革。中国官本位思想之所以依然存在,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我们的制度包袱沉重。在集权化政府体制下,我们总是强调政府是万能的,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管。这种管法是催生官本位现象的强劲动力。只有从制度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角度入手,才能真正破解官本位难题。
  首先,政府的很多权力要回归社会,退到守夜人的身份,使我们的政府成为“有限的政府”,该管的要管,不该管的千万别管。但是这种改革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直接触及了政府官员的利益。利益问题是政府放权的最根本障碍。
  其次,最严重的问题在于,政府官员谁进谁上,是由政府说了算。这是官本位的核心问题。现在大家为什么挤破头要进政府,就是因为政府权力无限大。政府人事改革、干部的任命问题,尤其是主要官员的上与下、进与退,没有形成严格的制度化、法制化,没有规范这种权力。这就造成了社会上的一种想法:我只有进政府当官员,才能获得最多的权力。
  第二,发展经济是破解官本位的重要举措。经济发展水平上不去,政治开明程度就会受影响,社会进步就会受到局限。比如我国东部省份特别是沿海地区的人,身处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官本位思想就比较淡化,很多有能力的人不是把进政府做官当做实现人生价值的首选,而是选择到社会上去打拼,创一番自己的事业,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多元化的个人发展,是社会进步的一大标志。相反一些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大家首选进政府。甚至有些理科博士,毕业后也要去政府做官,对教育资源来说是极大的浪费。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曾经说过:“现在很多人都想进政府工作,说明政府是腐败的。”我觉得我们应从这句话中得到启示,有所反思。
  第三,在政治文化中,我们对儒家文化崇拜有加,但是没有批评性地继承和扬弃式地发展。可以说,官本位思想是儒家文化中“礼制”和“人治”的思想体现。“学而优则仕”是儒家文化的名言,倡导优秀的人只有进政府为官,才能实现人生价值,获得社会尊敬。鲁迅在《学界的三魂》中曾经说过:“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而“做官”就成为“中国学界”三魂中的第一魂。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事实,儒家文化适应的是两千年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政治背景,在那个时代,儒家文化起到了辉煌的作用。但是今天来看,我们的社会发展如此迅速,又正面临着国际化的冲击,面对儒家文化,必须做出客观理性的选择,既要批判,又要继承。政治文化的改造,前提是必须放弃儒家思想中的官本位思想。
  文化改造如何实施?首先,应对传统政治文化进行梳理,要结合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其次,文化一定是一个人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最关键的是制度文化。制度文化是官本位核心的文化基础。我们应该从改变制度文化着手,推动人的思想观念的变化。
  (作者为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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