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之父张伯苓，其四子张锡祜，生于1913年，他是张伯苓最钟爱的孩子。
　　张伯苓虽然疼爱张锡祜，但是并不溺爱。张锡祜在南开中学就读期间，并没有因为是校长的儿子享受到丝毫优待。有一次他在课堂上违反纪律，教师告到张伯苓处，张伯苓狠狠地把张锡祜批评了一番，并且根据南开中学惯例，贴出校告广而告之。校告上说：“如果告示上所列人等，下次再犯，定会开除，以儆效尤。”张锡祜又气又恼，跑回家给母亲诉苦，说张伯苓一点儿也不给他留面子。母亲深知张伯苓的脾气，也知他是为了儿子好，只得好言抚慰一番。
　　张锡祜趁机撒娇跟母亲要钱买球鞋，这本来是正当的要求，因为他是体育尖子，马上要参加学校的足球比赛。结果母亲没有答应他，说家里没有钱。张锡祜气愤地说：“谁说家里没有钱？爸爸钱多得很，就是不拿出来用。”刚好张伯苓回家来，听了张锡祜的抱怨，也很无奈，因为那些钱都是学校的公款，全部要入账的。而张伯苓作为校长，其薪水比一般的教授还低，长期拿着最初在严王塾馆做家庭教师时的100元薪水。学校董事会多次要给他增加薪水，都被张伯苓婉言谢绝了，因为他深知南开中学的办学经费来之不易。
　　张锡祜听了母亲的解释，理解了父亲的苦衷。足球场上，张锡祜穿着一双布鞋左冲右突，最后把布鞋踢烂了，光着脚丫在球场上奔跑，观者无不动容。张伯苓亲自来到球场边当啦啦队，给张锡祜助威，与儿子分享踢球的快乐。
　　作为一名杰出的教育家，张伯苓并没有关起门来办教育，他秉承教育救国的理念，经常在修身课上向学生宣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要求学生要关心国家民族命运，并且非常支持进步学生的游行示威等诉求。一旦学生有事，他总是利用各种人脉资源，积极地营救学生。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张锡祜深受张伯苓言传身教的影响，时刻准备为国效力。
　　1931年，“9·18”事变后，东北沦陷，可是日本仍然步步紧逼，要将中国吞并。国势危殆，张锡祜在张伯苓的支持下，毅然弃学离家，投军报国，考入中央航校，后驻防江西。作为一个名流的后代，张锡祜与众不同，矢志报国，成为抗日英雄。
　　抗战全面爆发后，张伯苓取得蒋介石支持，在重庆购地兴建了南渝中学，准备再造一个南开。张伯苓处理校务之余，总喜欢看着天上的飞机出神。有学生不解，问其何故。他自豪地说：“我的儿子张锡祜，是一名空军战士，也许他正驾驶着飞机在天上训练，或者去前线打击日本鬼子呢。”
　　1937年8月14日，日军登陆，淞沪战起，张锡祜奉命由江西吉安飞赴南京对日作战，当时气象测报不良，他又急于炸敌，冒险飞行，终因天气恶劣，在中途临川失事殉国，时年26岁。张伯苓收到了锡祜飞机失事为国捐躯的消息后，非常悲痛，对陪伴左右的张锡祚说：“我早就把他许给国家了，遗憾的是他还没有给国家立功呢。”
　　张锡祜的报国壮举和张伯苓的悉心教育是分不开的。有什么样的家长，就会有什么样的子女，希望这个故事能给当代的父母以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