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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监管力量不足、处罚额度偏低的中国证券市场为什么还会出现上市公司起诉证监会的事件？对证监会的处罚不服反映出部分高管只从企业或个人自身利益角度思考问题，认为证监会处罚额度超出了企业或个人从违规中获取的利益，或者认为企业或个人根本没有从违规中获得任何收益，就不应该承担相应的处罚
大智慧、风神轮胎起诉证监会引起广泛关注。大智慧2016年8月1日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行政诉讼材料，请求撤销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同日法院决定立案审理。去年8月，风神股份、董事长王锋起诉证监会、证监局。今年6月，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河南证监局行政处罚决定和证监会行政复议决定。上市公司起诉证监会不是个案，引人关注的还有原科龙电器董事长顾雏军、光大证券原高管杨剑波起诉证监会。证监会成为被告引起市场极大关注，显示出上市公司敢于维权，并且有合法申诉路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法院支持和保护。但是相较于证监会每年几十宗的行政处罚数量，上市公司直接起诉的并不多，2015年证监会共下发59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市场只看到风神轮胎和顾雏军起诉证监会两起案件，而能够胜诉的更是鲜有听闻，上市公司及高管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强烈意识，认为证监会处罚不当时应该勇于起诉，风神轮胎胜诉无疑具有极大的示范意义。
相较于上市公司维权，证券监管力度不足才是大问题。知名维权律师严义明认为，引起广泛关注的跟证监会有关的行政诉讼案件不过几起，某种程度表明处罚力度并不大。沪深交易所上市公司近3000家，行政处罚每年只有几十家。上市公司问题最多的信息披露违规，2013年，证监会处罚28宗，涉及8家上市公司；2014年，处罚25宗，涉及16家上市公司；2015年，处罚13宗，涉及10家上市公司。证监会每年处理信息披露违规的上市公司不足0.6%，这与我国证券市场规范性相对不足、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问题频出的现状是不相适应的。处罚方式主要是罚款和市场禁入，这种方式对高管个人有一定的影响，但对于上市公司整体处罚力度明显不足。
相较于中国证监会，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上市公司和证券机构违规执法之快、之狠震动全球资本市场，近年来最突出的案例是对高盛和五大会计师事务所的起诉，高盛被迫赔偿巨额资金寻求私下和解，而对会计师事务所的起诉更是导致几乎所有中概股股价巨幅调整，价值重估。同样作为市场监管机构，SEC执法效率如此之高与其较为完备的监管制度分不开。SEC是经国会授权执行美国联邦证券法体系的独立机构，拥有准司法权、准立法权和独立执法权，SEC发现股价异常波动可以立即展开侦查，著名的道琼斯股票内幕消息购买案件短短4天SEC就发出民事诉讼状，并申请法院冻结了违规者的股票账户和资金。在SEC强大调查压力下，与案件有牵连的香港东亚银行主席李国宝被迫辞去香港特区行政会议成员职务。SEC的高效建立在良好的制度设计上，作为市场监管机构，独立机构的身份，独立的执法权是有效监管的保障。
证监会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权力来自于国务院授权，既无法独立于政府，也不能独立于其监管对象，作为监管机构只有行政处罚权而无执法权，当市场出现重大违规事件，证监会只能寻求公安部介入，部委合作对案情进行侦查，再按照公检法执法流程进行处理，监管效率大打折扣。由于没有直接执法权，证监会只能通过行政处罚方式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进行处理，最高上限为60万的罚款额度显然无法威慑众多违法违规行为，因此在类似万科控制权之争的上市公司股权收购战中就会出现大量的信息披露违规事件，在巨额收益面前罚款损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SEC直接通过司法诉讼程序，一旦SEC对企业或个人提起诉讼，可以罚没数倍以上的不当收益，追究当事者的刑事责任，马上就会引起社会对违规行为的极大关注，形成威力强大的公众审判，对违规行为的威慑力巨大。
合理的制度安排既可以提高监管效率，还有助于监管对象维护自身权益。SEC可以对有违规嫌疑的上市公司、证券机构和个人直接起诉，监管对象也可以积极应诉，双方直接通过司法诉讼调查程序来发现真相和澄清事实，如果监管对象诉求得到支持，相关判例会成为未来执法标准，SEC将调整自身监管行为。大部分的监管对象认识到自身存在违规行为，基本是直接寻求庭外和解，缴纳巨额罚款。不完善的制度安排不仅降低了监管效率，由于违规成本不高，还会造成“鼓励”违规的负面效果。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违规屡禁不绝，甚至有愈演愈烈趋势。今年上半年，两市共有61家公司被曝违规，违规记录100笔。证监会对88起案件作出处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109份，较去年同期增长84.75%，罚没款共计25.54亿元，作出市场禁入决定书4份，对7人实施市场禁入，其中2人被实施终身市场禁入，证监会行政处罚的结案效率和惩处力度在提升，但这种处罚相对于违规者可能获取的市场暴利还是显得力度不夠。
在监管力量不足、处罚额度偏低的中国证券市场为什么还会出现上市公司起诉证监会的事件？对证监会的处罚不服反映出部分高管只从企业或个人自身利益角度思考问题，认为证监会处罚额度超出了企业或个人从违规中获取的利益，或者认为企业或个人根本没有从违规中获得任何收益，就不应该承担相应的处罚，这体现出高管对于违规的危害性认识不足，作为公众公司所有行为均应对中小投资者负责，要把中小投资者的切身利益放在第一位，要考虑企业利益关联方的利益，要保护全体员工的利益。中国的证券监管要提高监管效率，必须从法律地位、执法权力等方面进行完善，强化处罚力度，维护证券市场稳定。
大智慧、风神轮胎起诉证监会引起广泛关注。大智慧2016年8月1日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行政诉讼材料，请求撤销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同日法院决定立案审理。去年8月，风神股份、董事长王锋起诉证监会、证监局。今年6月，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河南证监局行政处罚决定和证监会行政复议决定。上市公司起诉证监会不是个案，引人关注的还有原科龙电器董事长顾雏军、光大证券原高管杨剑波起诉证监会。证监会成为被告引起市场极大关注，显示出上市公司敢于维权，并且有合法申诉路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法院支持和保护。但是相较于证监会每年几十宗的行政处罚数量，上市公司直接起诉的并不多，2015年证监会共下发59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市场只看到风神轮胎和顾雏军起诉证监会两起案件，而能够胜诉的更是鲜有听闻，上市公司及高管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强烈意识，认为证监会处罚不当时应该勇于起诉，风神轮胎胜诉无疑具有极大的示范意义。
相较于上市公司维权，证券监管力度不足才是大问题。知名维权律师严义明认为，引起广泛关注的跟证监会有关的行政诉讼案件不过几起，某种程度表明处罚力度并不大。沪深交易所上市公司近3000家，行政处罚每年只有几十家。上市公司问题最多的信息披露违规，2013年，证监会处罚28宗，涉及8家上市公司；2014年，处罚25宗，涉及16家上市公司；2015年，处罚13宗，涉及10家上市公司。证监会每年处理信息披露违规的上市公司不足0.6%，这与我国证券市场规范性相对不足、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问题频出的现状是不相适应的。处罚方式主要是罚款和市场禁入，这种方式对高管个人有一定的影响，但对于上市公司整体处罚力度明显不足。
相较于中国证监会，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上市公司和证券机构违规执法之快、之狠震动全球资本市场，近年来最突出的案例是对高盛和五大会计师事务所的起诉，高盛被迫赔偿巨额资金寻求私下和解，而对会计师事务所的起诉更是导致几乎所有中概股股价巨幅调整，价值重估。同样作为市场监管机构，SEC执法效率如此之高与其较为完备的监管制度分不开。SEC是经国会授权执行美国联邦证券法体系的独立机构，拥有准司法权、准立法权和独立执法权，SEC发现股价异常波动可以立即展开侦查，著名的道琼斯股票内幕消息购买案件短短4天SEC就发出民事诉讼状，并申请法院冻结了违规者的股票账户和资金。在SEC强大调查压力下，与案件有牵连的香港东亚银行主席李国宝被迫辞去香港特区行政会议成员职务。SEC的高效建立在良好的制度设计上，作为市场监管机构，独立机构的身份，独立的执法权是有效监管的保障。
证监会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权力来自于国务院授权，既无法独立于政府，也不能独立于其监管对象，作为监管机构只有行政处罚权而无执法权，当市场出现重大违规事件，证监会只能寻求公安部介入，部委合作对案情进行侦查，再按照公检法执法流程进行处理，监管效率大打折扣。由于没有直接执法权，证监会只能通过行政处罚方式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进行处理，最高上限为60万的罚款额度显然无法威慑众多违法违规行为，因此在类似万科控制权之争的上市公司股权收购战中就会出现大量的信息披露违规事件，在巨额收益面前罚款损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SEC直接通过司法诉讼程序，一旦SEC对企业或个人提起诉讼，可以罚没数倍以上的不当收益，追究当事者的刑事责任，马上就会引起社会对违规行为的极大关注，形成威力强大的公众审判，对违规行为的威慑力巨大。
合理的制度安排既可以提高监管效率，还有助于监管对象维护自身权益。SEC可以对有违规嫌疑的上市公司、证券机构和个人直接起诉，监管对象也可以积极应诉，双方直接通过司法诉讼调查程序来发现真相和澄清事实，如果监管对象诉求得到支持，相关判例会成为未来执法标准，SEC将调整自身监管行为。大部分的监管对象认识到自身存在违规行为，基本是直接寻求庭外和解，缴纳巨额罚款。不完善的制度安排不仅降低了监管效率，由于违规成本不高，还会造成“鼓励”违规的负面效果。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违规屡禁不绝，甚至有愈演愈烈趋势。今年上半年，两市共有61家公司被曝违规，违规记录100笔。证监会对88起案件作出处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109份，较去年同期增长84.75%，罚没款共计25.54亿元，作出市场禁入决定书4份，对7人实施市场禁入，其中2人被实施终身市场禁入，证监会行政处罚的结案效率和惩处力度在提升，但这种处罚相对于违规者可能获取的市场暴利还是显得力度不夠。
在监管力量不足、处罚额度偏低的中国证券市场为什么还会出现上市公司起诉证监会的事件？对证监会的处罚不服反映出部分高管只从企业或个人自身利益角度思考问题，认为证监会处罚额度超出了企业或个人从违规中获取的利益，或者认为企业或个人根本没有从违规中获得任何收益，就不应该承担相应的处罚，这体现出高管对于违规的危害性认识不足，作为公众公司所有行为均应对中小投资者负责，要把中小投资者的切身利益放在第一位，要考虑企业利益关联方的利益，要保护全体员工的利益。中国的证券监管要提高监管效率，必须从法律地位、执法权力等方面进行完善，强化处罚力度，维护证券市场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