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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宋室南渡为界，宋代儒学可区分为北宋儒学和南宋儒学。其中，北宋儒学形成于一个平等、宽松的思想氛围中，西都有邵雍、二程;关中有张载，皆名于当世。这一时期的学术显竞争、开放、自由之势。然而，宋儒大多与佛学有很深渊源，毛奇龄甚至称周敦颐《太极图说》全是宗密之语。在张载和二程的早期，他们也首先从佛教和道教中学习。有“三代威仪，尽在是矣”之言。
程颐有“出入佛老，返于六经”之言，事实上，它总结了宋代理学的传统思想路径。即出入释老，归宗儒学。但在这其中，王安石则稍显不同，相较于周、张、程、朱等理学家出入佛教而又排斥佛教的倾向，王安石是从儒家立场上积极地调和和融合儒教与佛教。笔者认为，在儒释关系的清理中，王安石为调和论者，除此之外的宋儒，则可归为排佛论者。基于王安石与佛教关系的特殊性，本文拟以此为切入点，通过对王安石儒释调和思想的背景、来源、及影响等方面的诠释，从侧面挖掘出在北宋初期儒释关系的发展脉络。此外，王安石的哲学思想相较其政治思想，研究略显薄弱，这也是笔者成文的另一切入点。
综上，了解王安石与佛教之关系，了解王安石在儒佛关系上的态度，是本文的主要目的。
一、北宋初期的儒释走向
1）王安石身处的时代氛围
佛教自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思想先后经历了依赖、冲突与和解三个时期。但无论在哪个时期，佛教作为外来的文化，为了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壤上生根发芽，一直主动地吸取中国传统思想作为它的思想资料，从而融合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以求得生存。然而，在中国本土文化中，封建意识形态之下天子具有绝对权威性。且不止佛学，任何一种学术思想都低于皇权，服务于统治者。因此，儒释道之学一旦靠近于官方，势必会带有某种政治属性;其次：历代君主对佛教的态度，经历了从佞佛、辟佛到既利用又限制这样一个温和发展的过程，总体的趋向是更加理性和成熟。宋代初期，鉴于后周世宗灭佛这个历史事件对社会环境的不利影响，统治者对佛教采取了既利用又限制的相对缓和的政策。这也是两宋王朝对待佛教的基本方针。最后：宋代之前，一些中国佛教教派直接融合了天台教派等中国传统思想，创造了一种家庭风格，使儒家和道家融为一体。华严宗学者李通玄，用《周易》思想解释《华严》等，表明佛教与儒家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综上，可以看到，在北宋初期，统治者及社会大环境对于佛教态度不算排斥。当时理学家们“出入佛老，返于六经”，也不可避免受到佛教影响。
此外，在宋之前，也已陆续出现在思想上调和儒释的先声。自东汉末年社会动荡，直至魏晋战乱仍频，部分儒士结交名僧，宣扬儒佛一致，孙绰（东晋儒者）在《喻道论》中毫不避讳，直言“周、孔即佛，佛即周、孔”，可以看出，这是站在儒士立场上汇通儒佛两家，这不仅仅是个别现象，很多儒者，如颜之推，如王通、王绩兄弟，再如之后柳宗元、刘禹锡等，都主张儒释调和。他们尽管目的各不相同，或为论证封建纲常伦理，或出于自身诉求，但无疑推动了时代氛围的变化。一直到赵宋立国的时候，提倡儒家和道家调和还是一直是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主流。宋初学风亦承此绪。受此风气影响，宋初统治者在意识形态上也仍采取儒、释、道三教并尊的政策，自太祖以下，皆信奉佛法，重视佛教。从统治者层面看：帝王对佛教的态度也将直接影响着各阶层人士的佛教态度;而从士大夫角度看：进入北宋，随着儒学复兴以来，一些士大夫目睹佛教势力的逐渐壮大，也产生了一些反佛声浪。若进行划分，则回到我们上述所说的排佛论者与调和论者。此为当时大时代背景。
2）王安石所面对的家庭氛围
王安石之父王益进士出身，传统孔孟之徒。王安石的母亲吴氏出生于临川诗书望族，母亲黄氏精通于阴阳数术之学，是王益的续弦。王安石出生于江西，在南方地区，一直有崇奉佛教的传统，其所在地（江西）更是禅宗马祖道一系的大本营，无论是家庭还是地域，都不是排斥佛学的地方。
“其父王益初任建安主薄，后判临江清江军，出领新淦县今江西新干，知庐陵县，又移知四川新繁县，所至皆有政声。”11030年，王益任绍州知府，1036年，又至金陵。王安石有“予少时，客游金陵，浮屠慧礼者，从予游。”2为佐证。从王安石少时所历之地（庐陵：青原行思故乡，其传道说法乃至入灭之地，为禅宗一重要道场;绍州：禅宗最重要的祖庭之一;金陵：六朝古都，南唐都城）可以看出：王安石少时肯定会受到佛学氛围的影响。其生活的环境笼罩着浓厚的佛教气息。虽然这并不能成为王安石亲近佛教、崇信佛教的根本原因，但長期生活在佛教盛行的地区，无疑对培育适应佛教的心理和能力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此为王安石所面对的家庭氛围。
二、王安石对儒道调和思想的基本阐述
上文阐述了王安石所处的时代环境及家庭环境，正因其少时经历的特殊性，王安石即使接受的是传统儒学，但在面对儒佛关系之时，必定不能也不会强烈排斥佛学，因此，王安石以儒家的角度思考问题，试图调和儒家和佛家，就成为自然而然的选项。
《洪范传》是目前为止，存在的能够系统反映王安石哲学思想的重要的材料，这一资料是王安石对《尚书·洪范传》所进行的一个传疏。从王安石的注疏中，我们可以先确定结论：即王安石具有明显的融通儒释的学术理路和取向。然后我们再进一步的分析王安石儒家和佛家调和思想的具体内容。下引一处作为辅证：
天一生水，其于物为精，精者一之所生也。地二生火，其于物为神，神者有精而后从之者也。天三生木，其于物为魂，魂从神者也。地四生金，其于物为魄，魄者有魂而后从之者也。天五生土，其于物为意，精、神、魂、魄具而后有意。
此处，是用五行生数说”来解释精、神、魂、魄。王安石确定了由精至意的序列。他在注释《老子》时也有相同观点。“一者，精也，魂魄既具，则精生，精生则神从之。”
此外，对于儒家和佛家在人格论上的调和上面，王安石也有自己的观点。如王安石“大人论”即受到佛教影响。王安石在《大人论》中说道： 孟子曰：“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夫此三者，皆圣人之名，而所以称之不同者，所指异也。由其道而言，谓之“神”;由其“德”而言，谓之、怪”;由其事业而言，谓之“大人”。...苟存乎入，则所谓德也。...
钱穆先生曾经指出，王安石的“大人论”其实或多或少是受到了佛教的一些影响：“大人”之“大”即相当于佛教的变化身;“圣”即佛教的报身;“神”即佛教的法身。其实，这种看法也反映出了王安石的这种融和方式是“儒家和佛家融成一片的一种理想境界。”3
虽然王安石的“大人论”是由孟子“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一语发挥而来的，但是他所表述的内容却和孟子有很大不同，王安石的观点是与佛学中表示一切功德都达到圆满成就的“佛境”相通的。这也是王安石积极调和儒家和佛家的的又一个典型证明。
而关于儒家与佛家佛人性论这一方面，王安石的态度是对人性论上的一些重要观点以及有影响力的人进行了批评。例如，王安石批评孟子与荀子的人性论观点，指出：“孟子言人之性善，荀子言人之性恶···此吾所以异于二子。”，从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出：王安石是用太极生出五行的观点，超越了我们平时说的善恶层面，上升到另一高度来论人性的。
由上述内容可得出，首先：在儒佛关系上，王安石相对较温和，致力于两家的融通，并且其自身思想受到了佛教的影响。其次：在儒佛融通的具体内容上，王安石在人性论、人格论、及境界，修养论上都有自己的见解。最后：王安石非寻常士大夫，可以说身居高位，一生与政治联系密切，所以其学术走向会对社会的某些部分产生影响，这也笔者在文章最后一部分想要阐述的具体内容：王安石所倡导的儒家和释家相互调和的思想到底有什么具体的影响。
三、王安石儒释调和思想的影响
钱穆先生在《初期宋学》中指出：王安石所提倡的融合儒家和佛家，其实是将功利和心性融合成了一体。是思想史上的一种更加深入，准确的观点。钱穆先生的评价可谓高矣。但是，王安石也正因为他提倡调两家的不断融合的这一立场，而受到了程朱学派长期以来的的严厉抨击，这一抨击使得王安石主要学术著作散失泰半，因此，王安石其融合儒家和佛家的这一思想，有很多人并不知情。
的确如此，自王安石新法在官方支持下占据上风开始，洛学、关学等长期受到压制，甚至一度处于被禁状态，各种学术之间相互抨击，如洛学对新学： 《二程集》中有载： “如介甫之学，他便只是去人主心处加工···此学有害”，“坏了后生学者”，“要先整顿介甫之学”等语，毫不留情的攻击王安石新学。这其中，除了一些政治方面的原因以及党争因素之外，学术上的分野其实才是内在原因。反对王氏新学，认为新学是异端，不断地为二程争取道统地位，成为洛学学者彼此相互鼓励，相互支持的最佳平衡点。
笔者认为，程朱一脉除了共同的学术理想以外，一直坚持“排佛反王”，即高举排佛论旗帜、反对王安石的儒释调和论。无论是二程言语上的针锋相对：“介甫之学，它却只是去人主心术处加功。……今天下之新法害事处，但为害最甚。”4还是其弟子杨时以反王为己任，“长于攻王氏”，又或是之后朱熹对其“学术不正”、杂于“异端”“邪说”的批评，我们其实都可以明显知晓，反王排佛是程朱学脉一直都坚持的学术倾向。而王安石的学说，在他们的长期严厉抨击以及围剿之下，日渐式微。一个重大标志就是二程、朱熹他们从祀孔子庙庭，而王安石却最终被逐出了孔庙。至此，程朱的学说就完全取代荆公新学，成为了封建国家的主流思想，主流意识形态。
换言之，其实是王安石坚持调和儒家和佛家，这才激起了程朱学派对它的批评和抨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王安石这一思想对程朱学派产生了很大影响和并且发挥了很大作用。其一：王安石调和儒家和佛家的思想提高了程朱一脉的凝聚力。二程洛学遭遇学术厄运，受困于新学压制之下，仍得以衍传接续，薪火相传，离不开他们坚定捍卫道统，正是在这个长时间的凝聚的过程中，程朱的思想体系才更加的完备，更加的具有说服力。而这又反过来导致了程朱学派内部更具有向心力和凝聚性，也使更多学人归宗于该学派门下。其二：王安石积极地调和儒家和佛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程朱学派的儒学体系更加的完善。究其儒释调和思想产生的本质，在于儒家伦理纲常受到质疑与挑战，那么这就迫切需要程朱学派重新建构儒家体系，且这种新体系既要足以对抗佛老，又要满足封建伦理纲常和维护道德秩序。其三：程朱道学最后成为显学，而王安石新法销声匿迹这一过程也是排佛论最终战胜调和论者的过程。至此以后，佛教在中国的地位日渐式微。一方面，佛教中很多思想都已经被宋明理学吸收了;另一方面，佛教长时间都受到程朱学派的抨击，再加之历史方面的宋朝历史危机，佛教学者为了求得佛教在中国本土的生存，更加注重调和中国传统思想，逐渐世俗化，成为了儒家学说的附庸。如下述所言：
宋代以后的禅宗，由于受理学的制约，它唯有在对外（理学、道教）和对内（各宗派间）的调和融合中确保自己的存在。这一过程中，官僚士大夫继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禅学思想不仅全面衰退，而且逐渐脱离丛林实际。丛林的职能被规定为对世俗社会下层的规劝教化，和以维持生计、谋求福利为目的的各类佛事。5
这里尽管所言为禅宗，但佛教大的发展倾向也确实如此。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王安石儒释调和思想其实不仅仅是学术上的一种思路，更重要的是在程朱一脉发展中，它确实起到了些影响作用。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几点结论。首先：儒家和佛家之间的融合是北宋中期以前学术思想的一大主流。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王安石的儒释调和思想的产生也是基于这样的社会氛围以及自身特定的家庭经历，王安石新学更是维持了长时间的统治地位。其次：王安石这一调和两家的思想最后没有能够满足封建伦理纲常的需要，被程朱理学取而代之，也就是说，程朱学派成为国家倡导的官方哲学。最后：尽管王安石的儒释调和思想或者说王安石新法最终销声匿迹，但是两家相互批驳的过程也在另一层面促进了程朱学派思想体系的逐步完善，且也导致了佛学地位逐渐衰落。
参考文献
[1]（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宋）王安石著.王水照主編.王安石全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3]刘子健.两宋史研究汇编[M].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
[4]马振铎.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的哲学思想[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
[5]陈植锷.北宋文化史概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6]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7]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8]关长龙.两宋道学命运的历史考察[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
[9]徐文明.出入自在一王安石与佛禅[M].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10]许里和著.李四龙.裴勇等译.佛教征服中国[M].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11]杨宝娟.援佛入儒承续道统一一程门高弟儒学复兴之路[D].中国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10.
[12]耿亮之.王安石易学与其新学及洛学[J].周易研究.1997（4）.
[13]邓广铭.王安石在北京儒家学派中的地位一附说理学家的开山祖问题[J].北京大学学报.1991 （2）
注释：
[1]《出入自在一王安石与佛禅>第6页
[2]《王安石全集》卷三十五《记扬州龙兴寺十方讲院记》，第317--318页
[3]钱穆：《初期宋学》，第7-8页。
[4]《二程遗书》卷二
[5]潘桂明：《中国禅宗思想历程》，第457页
作者简介：
郝梦丹，1995年1月20日出生，女，汉族，籍贯宜川县，现就读于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2017级中国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宋明理学。
程颐有“出入佛老，返于六经”之言，事实上，它总结了宋代理学的传统思想路径。即出入释老，归宗儒学。但在这其中，王安石则稍显不同，相较于周、张、程、朱等理学家出入佛教而又排斥佛教的倾向，王安石是从儒家立场上积极地调和和融合儒教与佛教。笔者认为，在儒释关系的清理中，王安石为调和论者，除此之外的宋儒，则可归为排佛论者。基于王安石与佛教关系的特殊性，本文拟以此为切入点，通过对王安石儒释调和思想的背景、来源、及影响等方面的诠释，从侧面挖掘出在北宋初期儒释关系的发展脉络。此外，王安石的哲学思想相较其政治思想，研究略显薄弱，这也是笔者成文的另一切入点。
综上，了解王安石与佛教之关系，了解王安石在儒佛关系上的态度，是本文的主要目的。
一、北宋初期的儒释走向
1）王安石身处的时代氛围
佛教自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思想先后经历了依赖、冲突与和解三个时期。但无论在哪个时期，佛教作为外来的文化，为了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壤上生根发芽，一直主动地吸取中国传统思想作为它的思想资料，从而融合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以求得生存。然而，在中国本土文化中，封建意识形态之下天子具有绝对权威性。且不止佛学，任何一种学术思想都低于皇权，服务于统治者。因此，儒释道之学一旦靠近于官方，势必会带有某种政治属性;其次：历代君主对佛教的态度，经历了从佞佛、辟佛到既利用又限制这样一个温和发展的过程，总体的趋向是更加理性和成熟。宋代初期，鉴于后周世宗灭佛这个历史事件对社会环境的不利影响，统治者对佛教采取了既利用又限制的相对缓和的政策。这也是两宋王朝对待佛教的基本方针。最后：宋代之前，一些中国佛教教派直接融合了天台教派等中国传统思想，创造了一种家庭风格，使儒家和道家融为一体。华严宗学者李通玄，用《周易》思想解释《华严》等，表明佛教与儒家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综上，可以看到，在北宋初期，统治者及社会大环境对于佛教态度不算排斥。当时理学家们“出入佛老，返于六经”，也不可避免受到佛教影响。
此外，在宋之前，也已陆续出现在思想上调和儒释的先声。自东汉末年社会动荡，直至魏晋战乱仍频，部分儒士结交名僧，宣扬儒佛一致，孙绰（东晋儒者）在《喻道论》中毫不避讳，直言“周、孔即佛，佛即周、孔”，可以看出，这是站在儒士立场上汇通儒佛两家，这不仅仅是个别现象，很多儒者，如颜之推，如王通、王绩兄弟，再如之后柳宗元、刘禹锡等，都主张儒释调和。他们尽管目的各不相同，或为论证封建纲常伦理，或出于自身诉求，但无疑推动了时代氛围的变化。一直到赵宋立国的时候，提倡儒家和道家调和还是一直是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主流。宋初学风亦承此绪。受此风气影响，宋初统治者在意识形态上也仍采取儒、释、道三教并尊的政策，自太祖以下，皆信奉佛法，重视佛教。从统治者层面看：帝王对佛教的态度也将直接影响着各阶层人士的佛教态度;而从士大夫角度看：进入北宋，随着儒学复兴以来，一些士大夫目睹佛教势力的逐渐壮大，也产生了一些反佛声浪。若进行划分，则回到我们上述所说的排佛论者与调和论者。此为当时大时代背景。
2）王安石所面对的家庭氛围
王安石之父王益进士出身，传统孔孟之徒。王安石的母亲吴氏出生于临川诗书望族，母亲黄氏精通于阴阳数术之学，是王益的续弦。王安石出生于江西，在南方地区，一直有崇奉佛教的传统，其所在地（江西）更是禅宗马祖道一系的大本营，无论是家庭还是地域，都不是排斥佛学的地方。
“其父王益初任建安主薄，后判临江清江军，出领新淦县今江西新干，知庐陵县，又移知四川新繁县，所至皆有政声。”11030年，王益任绍州知府，1036年，又至金陵。王安石有“予少时，客游金陵，浮屠慧礼者，从予游。”2为佐证。从王安石少时所历之地（庐陵：青原行思故乡，其传道说法乃至入灭之地，为禅宗一重要道场;绍州：禅宗最重要的祖庭之一;金陵：六朝古都，南唐都城）可以看出：王安石少时肯定会受到佛学氛围的影响。其生活的环境笼罩着浓厚的佛教气息。虽然这并不能成为王安石亲近佛教、崇信佛教的根本原因，但長期生活在佛教盛行的地区，无疑对培育适应佛教的心理和能力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此为王安石所面对的家庭氛围。
二、王安石对儒道调和思想的基本阐述
上文阐述了王安石所处的时代环境及家庭环境，正因其少时经历的特殊性，王安石即使接受的是传统儒学，但在面对儒佛关系之时，必定不能也不会强烈排斥佛学，因此，王安石以儒家的角度思考问题，试图调和儒家和佛家，就成为自然而然的选项。
《洪范传》是目前为止，存在的能够系统反映王安石哲学思想的重要的材料，这一资料是王安石对《尚书·洪范传》所进行的一个传疏。从王安石的注疏中，我们可以先确定结论：即王安石具有明显的融通儒释的学术理路和取向。然后我们再进一步的分析王安石儒家和佛家调和思想的具体内容。下引一处作为辅证：
天一生水，其于物为精，精者一之所生也。地二生火，其于物为神，神者有精而后从之者也。天三生木，其于物为魂，魂从神者也。地四生金，其于物为魄，魄者有魂而后从之者也。天五生土，其于物为意，精、神、魂、魄具而后有意。
此处，是用五行生数说”来解释精、神、魂、魄。王安石确定了由精至意的序列。他在注释《老子》时也有相同观点。“一者，精也，魂魄既具，则精生，精生则神从之。”
此外，对于儒家和佛家在人格论上的调和上面，王安石也有自己的观点。如王安石“大人论”即受到佛教影响。王安石在《大人论》中说道： 孟子曰：“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夫此三者，皆圣人之名，而所以称之不同者，所指异也。由其道而言，谓之“神”;由其“德”而言，谓之、怪”;由其事业而言，谓之“大人”。...苟存乎入，则所谓德也。...
钱穆先生曾经指出，王安石的“大人论”其实或多或少是受到了佛教的一些影响：“大人”之“大”即相当于佛教的变化身;“圣”即佛教的报身;“神”即佛教的法身。其实，这种看法也反映出了王安石的这种融和方式是“儒家和佛家融成一片的一种理想境界。”3
虽然王安石的“大人论”是由孟子“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一语发挥而来的，但是他所表述的内容却和孟子有很大不同，王安石的观点是与佛学中表示一切功德都达到圆满成就的“佛境”相通的。这也是王安石积极调和儒家和佛家的的又一个典型证明。
而关于儒家与佛家佛人性论这一方面，王安石的态度是对人性论上的一些重要观点以及有影响力的人进行了批评。例如，王安石批评孟子与荀子的人性论观点，指出：“孟子言人之性善，荀子言人之性恶···此吾所以异于二子。”，从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出：王安石是用太极生出五行的观点，超越了我们平时说的善恶层面，上升到另一高度来论人性的。
由上述内容可得出，首先：在儒佛关系上，王安石相对较温和，致力于两家的融通，并且其自身思想受到了佛教的影响。其次：在儒佛融通的具体内容上，王安石在人性论、人格论、及境界，修养论上都有自己的见解。最后：王安石非寻常士大夫，可以说身居高位，一生与政治联系密切，所以其学术走向会对社会的某些部分产生影响，这也笔者在文章最后一部分想要阐述的具体内容：王安石所倡导的儒家和释家相互调和的思想到底有什么具体的影响。
三、王安石儒释调和思想的影响
钱穆先生在《初期宋学》中指出：王安石所提倡的融合儒家和佛家，其实是将功利和心性融合成了一体。是思想史上的一种更加深入，准确的观点。钱穆先生的评价可谓高矣。但是，王安石也正因为他提倡调两家的不断融合的这一立场，而受到了程朱学派长期以来的的严厉抨击，这一抨击使得王安石主要学术著作散失泰半，因此，王安石其融合儒家和佛家的这一思想，有很多人并不知情。
的确如此，自王安石新法在官方支持下占据上风开始，洛学、关学等长期受到压制，甚至一度处于被禁状态，各种学术之间相互抨击，如洛学对新学： 《二程集》中有载： “如介甫之学，他便只是去人主心处加工···此学有害”，“坏了后生学者”，“要先整顿介甫之学”等语，毫不留情的攻击王安石新学。这其中，除了一些政治方面的原因以及党争因素之外，学术上的分野其实才是内在原因。反对王氏新学，认为新学是异端，不断地为二程争取道统地位，成为洛学学者彼此相互鼓励，相互支持的最佳平衡点。
笔者认为，程朱一脉除了共同的学术理想以外，一直坚持“排佛反王”，即高举排佛论旗帜、反对王安石的儒释调和论。无论是二程言语上的针锋相对：“介甫之学，它却只是去人主心术处加功。……今天下之新法害事处，但为害最甚。”4还是其弟子杨时以反王为己任，“长于攻王氏”，又或是之后朱熹对其“学术不正”、杂于“异端”“邪说”的批评，我们其实都可以明显知晓，反王排佛是程朱学脉一直都坚持的学术倾向。而王安石的学说，在他们的长期严厉抨击以及围剿之下，日渐式微。一个重大标志就是二程、朱熹他们从祀孔子庙庭，而王安石却最终被逐出了孔庙。至此，程朱的学说就完全取代荆公新学，成为了封建国家的主流思想，主流意识形态。
换言之，其实是王安石坚持调和儒家和佛家，这才激起了程朱学派对它的批评和抨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王安石这一思想对程朱学派产生了很大影响和并且发挥了很大作用。其一：王安石调和儒家和佛家的思想提高了程朱一脉的凝聚力。二程洛学遭遇学术厄运，受困于新学压制之下，仍得以衍传接续，薪火相传，离不开他们坚定捍卫道统，正是在这个长时间的凝聚的过程中，程朱的思想体系才更加的完备，更加的具有说服力。而这又反过来导致了程朱学派内部更具有向心力和凝聚性，也使更多学人归宗于该学派门下。其二：王安石积极地调和儒家和佛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程朱学派的儒学体系更加的完善。究其儒释调和思想产生的本质，在于儒家伦理纲常受到质疑与挑战，那么这就迫切需要程朱学派重新建构儒家体系，且这种新体系既要足以对抗佛老，又要满足封建伦理纲常和维护道德秩序。其三：程朱道学最后成为显学，而王安石新法销声匿迹这一过程也是排佛论最终战胜调和论者的过程。至此以后，佛教在中国的地位日渐式微。一方面，佛教中很多思想都已经被宋明理学吸收了;另一方面，佛教长时间都受到程朱学派的抨击，再加之历史方面的宋朝历史危机，佛教学者为了求得佛教在中国本土的生存，更加注重调和中国传统思想，逐渐世俗化，成为了儒家学说的附庸。如下述所言：
宋代以后的禅宗，由于受理学的制约，它唯有在对外（理学、道教）和对内（各宗派间）的调和融合中确保自己的存在。这一过程中，官僚士大夫继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禅学思想不仅全面衰退，而且逐渐脱离丛林实际。丛林的职能被规定为对世俗社会下层的规劝教化，和以维持生计、谋求福利为目的的各类佛事。5
这里尽管所言为禅宗，但佛教大的发展倾向也确实如此。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王安石儒释调和思想其实不仅仅是学术上的一种思路，更重要的是在程朱一脉发展中，它确实起到了些影响作用。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几点结论。首先：儒家和佛家之间的融合是北宋中期以前学术思想的一大主流。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王安石的儒释调和思想的产生也是基于这样的社会氛围以及自身特定的家庭经历，王安石新学更是维持了长时间的统治地位。其次：王安石这一调和两家的思想最后没有能够满足封建伦理纲常的需要，被程朱理学取而代之，也就是说，程朱学派成为国家倡导的官方哲学。最后：尽管王安石的儒释调和思想或者说王安石新法最终销声匿迹，但是两家相互批驳的过程也在另一层面促进了程朱学派思想体系的逐步完善，且也导致了佛学地位逐渐衰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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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8]关长龙.两宋道学命运的历史考察[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
[9]徐文明.出入自在一王安石与佛禅[M].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10]许里和著.李四龙.裴勇等译.佛教征服中国[M].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11]杨宝娟.援佛入儒承续道统一一程门高弟儒学复兴之路[D].中国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10.
[12]耿亮之.王安石易学与其新学及洛学[J].周易研究.1997（4）.
[13]邓广铭.王安石在北京儒家学派中的地位一附说理学家的开山祖问题[J].北京大学学报.1991 （2）
注释：
[1]《出入自在一王安石与佛禅>第6页
[2]《王安石全集》卷三十五《记扬州龙兴寺十方讲院记》，第317--318页
[3]钱穆：《初期宋学》，第7-8页。
[4]《二程遗书》卷二
[5]潘桂明：《中国禅宗思想历程》，第457页
作者简介：
郝梦丹，1995年1月20日出生，女，汉族，籍贯宜川县，现就读于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2017级中国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宋明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