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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只有厘清特定语境下“红色经典”的本真何谓和意欲何为，才能在多维价值阐释中作出评判。原初“红色经典”的价值诉求使它在“人民性”维度上达到了时代高度，其后的再生产在各种力量介入和新崛起阶层的诉求下，试图在“个体性”维度上有所突破，但因缺乏思想支撑和本体论高度，对“个人”的理解是平面化的，反而落在时代高度之下。作为一个文学类型的“红色经典”再生产因凸显时代强音，担当了主流意识形态对公民的询唤功能。惟能有效应对挑战，“红色经典”再生产才有可持续性。
关键词 红色经典 主流意识 形态理想与信仰询唤 现代性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2)04-0095-09
伴随着一系列历史节点的到来，银屏上多次掀起“红色经典”热潮，如何在复杂的时代语境中思考“红色经典”的再生产，是学界不可绕过的话题。本文试图对其中的复杂力量和价值担当进行探讨。
一、“红色经典”出场的历史语境及其意味
尽管学界并非全然认同“红色经典”这个概念，对何谓“红色经典”也缺乏严格学术意义上的界定，但这种现象的持续存在，早已受到官方、大众阶层、批评界和市场的广泛关注，其影响力不可小觑。
“红色经典”引起广泛关注主要源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经典”改编或革命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主要是对“十七年”间的某些作品进行重述和切合时代意识的改写，改编者的诉求大多着眼于商业目标，以“借用”作为吸引眼球的广告策略，从而获得可赢利的市场份额。实际上，“红色经典”再生产主要是被当作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开发的，这些作品多为消费主义语境中大众文化的商业化运作，是流行的大众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合谋”与抗争的产物。进入新世纪，“红色经典”开始成为影视生产与消费的一个类型，其内涵逐渐明晰，按照国家广电总局的界定，“红色经典”指“曾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的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名著”，其所指不限于单纯的改编，而泛指以革命历史题材为主的文艺创作，既包括对“十七年”作品的改编，也包括新的革命史题材的文艺创作。
对“红色经典”的改编热，显然不能从单纯的学理角度分析，其出场伊始就与文化产业的创意、市场运作、产品营销策略相关，遵循的是商业逻辑。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它首先是大众文化的一个类型产品，继而在融入各方力量特别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强烈关注后，开始变得复杂而具有多重意味，其中有着不可忽略的新崛起“大众”（新中产阶级）的微观政治学诉求。改编中由“红色”到“杂色”的流行体现了大众文化对主流文化的侵蚀和渗透，一种新崛起的文化力量的生成和话语权的争夺，因此出现价值冲突不足为奇。 范玉刚：《欲望修辞与文化守夜》，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第160-170页。 在遭遇现实“抗争”（大众的颠覆性阅读）、“规训”（主流意识形态的教化）后“红色经典”的改编逐渐开始矫正方向，不断调整姿态后获得各方力量认可，开始与主旋律作品相互交融，并与原初的意味有了较大差异。从生成性来说，这既是主流意识形态在自我调适中对旧有资源的开发，商业娱乐文化对“红色”资源的借用、挪用，也是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在消费语境下相互趋近的一个表征。当下，主旋律产品在艺术元素和运作模式上向大众文化趋近，在技巧和商业“卖点”上迎合消费者的快感，在市场营销上和大众文化彼此呼应，无可否认这种“娱乐化”倾向俘获了一部分大众重新回到影院，重新坐到银幕前，但这种“政治娱乐化和偶像政治化的策略” 倪震：《大众文化心理的满足和扩展——中国主流商业片的回顾》，《当代电影》2010年第2期。凸显娱乐化同时，带来的是政治教化功能的弱化，在文本的编码解码中，主流叙事的权威和革命神圣性及其价值认同有可能在消费中被消解或置换，使原本聚焦的价值观被散点化，一度助长了大众文化“娱乐至死”的蔓延。
不可否认“红色经典”作为被消费的对象，其改编背后有着非文学权力的博弈，并契合了“文化研究”思潮中政治向度的凸显。“在这样一个时代，对于政治向度的强调，恐怕多数是出于不同方面的动机或指向：或维护传统政治利益，或反对权力政治，或抨击世俗化堕落，等等。显然，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主要不是抽象言说的理论，而是实在、具体的利益维系着的复杂政治立场的表达。” 吴俊：《以政治为核心：现实与文学的关系》，《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3期。 在转型期的文化发展中既可以看到威廉斯分析的主导文化、剩余文化、创生文化之间的流变，也可以洞察到布迪厄所谓的文化权力之间的博弈。在社会结构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并非同构性关系，拥有经济资本意味着控制了生产的经济方式，但不意味着对品味的意义，也就是说对何谓文化拥有发言权。相反，拥有文化资本并不必然暗含对经济资本的意义，也未必拥有重要关系网成员的资格。各阶级拥有的权力不是固定的，而是流动的。因文化资本比经济资本享有更高的声望，所以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会千方百计地获取文化资本。所以拥有经济合法性的新中产阶级必然想在文化上获得话语权，在“红色经典”改编上与主流意识形态“合谋”，就是一条最有效最安全的路径。因而，“红色经典”改编中的一系列冲突、困惑，就不单纯是文化事件，而是不同利益阶层的权力博弈。
试析“红色经典”再生产对公民的询唤
文化研究思潮中凸显的政治，是广义的政治，它不是指政权机构及其政策，更不是指权力的压抑，而是对权力极端化的反思、批判，和对公民权利的合理诉求及其现实关怀，它遍及公民的社会生活。犹如伊格尔顿的理解，政治是指“把社会生活整个组织起来的方式，以及这种方式所包含的权力关系”。 ［英］特里?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王逢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281页。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红色经典”改编充满了各种权力的交织，已成为一个权力场，这注定任何单一视角的阐释都是不全面的，对它的否定和赞扬都是不完全的，不论是“阵地战”还是“游击战”，都有其有效性界域和时段。法国哲学家福柯曾经指出，如果把话语看作一种知识的权力，那么“权力无所不在，这不是因为它有着把一切都整合到自己万能的统一体之中的特权，而是因为它在每一时刻，在一切地点，或者在不同地点的相互关系之中都会生产出来。权力到处都有，这不是说它囊括一切，而是指它来自各处”。 ［法］米歇尔?福柯：《认知的意志》，《性经验史》第一卷，佘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7页。事实上，现实中各种权力的交织，决定了文化发展中包容、对话、互动应是一种常态，既要推动大众文化、各种亚文化的发展，也要给“红色经典”再生产一定的文化空间，使之辐射和涵盖更多的消费群体。 走过初始阶段的“红色经典”再生产已转化为大众文化与主流文化的相互融合和切近，进而成为以弘扬主旋律为主的一种主流文化产品，尽管它依旧坚持市场化运作，依旧应用大众文化的配方和程式及其营销策略，同样注重市场效益，但其价值意味和主导力量已有所改变。作为对中国革命史的“正说”，它以文学的叙事和想象书写了共产党的伟大。再生产已不限于“改编”，多为一种新的创作，通过弘扬理想和信仰重新焕发对大众的精神感召力，在赓续革命传统的正当性中融入社会核心价值观，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创新进行话语生产和话语权的竞争，从而担当了主流意识形态对公民的询唤功能，成为新的历史语境下重构文化领导权的一条有效路径。对此，必须用历史的眼光，既要审视它当初复杂的文化境遇，也要有效解读它当下的文化担当，在回顾中把握其意味的转变。
二、“红色经典”对主流意识形态询唤的担当
阿尔杜塞认为，“人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生物”， L. Althusser, Essays on Ideology, London: Verso, 1976, p.45.此表述把人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人恰恰是意识形态的载体。一方面，没有作为主体行动着的个人对意识形态的认同和践行，就不可能有意识形态存在，即使存在也落不到实处；另一方面，个人不可能以超越意识形态的方式来生活，个人只有隶属于、居留于意识形态之中，才可能作为主体来言说和行动，并为他人所理解和认可。意识形态通过对个体的“质询”和“召唤”使他归属于某文化共同体。而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则通过询唤使个体对意识形态工具运作形成的种种“幻象”产生认同感，经由否定性介入使某种意识形态“幻象”建构为主体自身的“幻象”，想当然地将“幻象”当作自己的欲望目标，并为这个目标所吸引，在个人的主体意识中自觉产生认同，从而放弃主体自身，这样由意识形态建构的“幻象”自然而然地成为社会个体普遍的思想意识，最终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为全社会所接受。作为个体的人不仅难以觉察出这种无形的“意识形态之网”，反而会将真实的现实经验当作生活“表象”，告诫自己要看清“日常生活表象”，不断强化意识形态对自己的询唤，要始终与意识形态规训自己的“幻象”保持一致，久之自然会形成心理认同和心理定势。
在文化思潮的激荡中，经典重构和“红色经典”的改编是主流意识形态对公民询唤的方式之一。“改编”固然拓展了文化空间和市场影响力，但起初因蕴含其中的历史意识和政治意识较弱、内涵单薄，没能突破原有的社会、政治结构以及文化心理结构，也就是说未能在新的历史情境中真正俘获人心。作为文化市场的一种分类产品可能经济上成功了，但随着对这类产品的消费，主流意识形态对公民的询唤却落空，使其教化功能陷入尴尬和不适的状态。本应在政治维度上形成新的历史聚焦，但诸多改编存在价值观混乱、价值取向不明晰，而对“革命合法性”缺乏有效阐释。“革命”不是一个名词、口号，必须有理想和价值引导才能形成感召力，但当下出场的“革命”所指往往不明，而成为虚无缥缈的能指滑落。如何把握革命史的复杂内涵，对当下的文艺生产仍是难题，需要大智慧和大突破，而不是在低层次上踏步和重复。革命的合法性不纯然是批判和破坏，更不是“一揽子改天换地”的空想，还有传承和建构，在对历史的反思中，要回归文化母土，不断纠偏、修正其局限性，把对革命史的文学叙述置入复杂的文化情境中，不再是自说自话的喃喃自语，而是在开放体系中拓展自身的思想资源和认同基础，并从各种话语中汲取力量巩固执政基础。
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不可能严丝合缝地契入到现实生活，文学也不是传声筒和政策或政治主张图解的工具，而如水中盐是融合的、分散的，又是整体的，它以总体性方式观照社会生活，杂糅了各种力量和多种诉求，从而具有广泛的受众基础，这应是“红色经典”改编的方向，也是“红色经典”葆有生命力的基础和前提。“红色经典”要想成为有市场影响力的主流文化产品，除了通过讲好“红色”故事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教化与市场效益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最关键的是要反思和深刻解读“故事”中内蕴的“知识结构”，这种“知识结构”作为制约文本的潜结构决定着文本深层的价值取向：是开放的、现代性价值取向还是封闭僵化的一体性话语指向？说到底，“红色经典”仍然是文学作品，仍要关注现代文学观念和叙事方式及其技巧，它的“红色”是指特定的题材和审美意味，但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产品，不能有悖于现代性的价值取向，而自我指涉趋向保守、封闭和压抑。因此，“红色经典”再生产就要打开特定历史语境下尘封的“知识结构”，经由生产者和消费者在新的历史语境下重新建构，赋予其现代性内涵，在不同的文化权力博弈中建构一个包容性的文化空间，这样才能融合更多利益群体的诉求，也才能在现代性视野中拓展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基础，在编码/解码的文化域中担当对公民的询唤功能。
在新的历史语境下，主流意识形态的自我调适需要一套符合时代的话语体系，新话语体系的建构自然无法割断与“革命话语”的联系，也不能抛弃这份承载自身历史的文化遗产，而是在与多元文化对话互动中进行话语转换。“红色经典”在当代文化生产机制中有一个筛选和再生产的过程，走过当初的“戏说”、“大话”和“桃色”事件，还要脱出文化工业打造文化快餐的新材料“窘境”，需要在艺术自律和“政治向度”上凸显自身的质地和价值诉求。当下，文学、思想、政治、历史各种因素相互交织，盘根错节，文化越来越呈现马赛克、碎片化特征，“红色经典”中交织着各种权力，它的影响力既离不开强势的主流意识形态，又借助了市场的力量，其中涌现出一些思想深刻性的作品，在规训中为国家主流话语生产提供资源，成为主流文化生产与消费的一个类型。在此境遇中如何实现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缝合，以娱乐和教化的同构性来获得自身的合法性地位？大众文化不排斥类型化生产和程式配方，但不是拙劣的重复和跟风，而是越来越精致和细腻，越来越切近大众的心理欲求。从现实来看，中央文件多次强调注重文化产品的社会效益，加强对文化生产的引导绝非空洞之语，而是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类型化是大众文化发展的一个方向，但要深化内涵和提升文化含量，而不是将各种元素“混搭”以赚取消费者的眼球。过多过滥的“改编”和题材开发使“红色经典”成了无所不装的“筐”，无边无沿，既浪费了有限的“红色”资源，也使主流意识形态的教化沦空。实践表明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训要借助主流文化的引导，“红色经典”的再生产要体现主流文化的影响力。如电视剧《解放》全方位诠释了人民解放战争的丰厚历史内涵，不仅展示了人民领袖和将帅的风采，还以文学方式论证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解放大西南》以主旋律的基调和大写意手法，深刻地诠释了“历史抛弃国民党、人民选择共产党”这一历史趋势。这对弘扬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执政合法性、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以文学的笔墨书写了新中国的崛起，展示了新中国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反映党在新中国成立头20年的执政建树，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创建共和国的形象展示。《东方》则以史诗般地艺术再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为国家、为人民日理万机、运筹帷幄、激浊扬清、呕心沥血的伟人风采，描摹出新中国朝气蓬勃、日出东方的历史胜景。这些作品都突破了原有的创作模式和人物塑造的羁绊，在一种大视野的中华民族复兴的制高点上来诠释红色历史，从而彰显出一种文化的创新力和大气魄。 “红色经典”再生产是对理想信仰的高扬，是对英雄主义、集体主义和爱国精神的弘扬，虽然文学分化、市场化的现实使得非文学的力量侵蚀着文学的发展，文学的现代性不断遭受质疑，空洞华丽的文化景观遮蔽了文学的色彩，一些操着“后”式武器的先锋批评家在为“青春文学”的架空式写作，和打着“日常生活审美化”旗号的中产阶级张目，迷失于大众文化新的“神话”膜拜中，不断颠覆文学理想，叫嚣“终结”文学的现代性。结果导致价值观的混乱和价值诉求的模糊，文化的教化和提升功能日益弱化。文化不仅体现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整体能力，更要有一种弥合与平衡力——兼顾理想性与现实性，为当下找到最佳平衡点。同时要关注文化理想的相对性、阶段性与方位性，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作自我调适，既要防止出现历史的断裂，又要谨防现实的错位。在意识形态创新中，对公民的教化不仅在于对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认同，更要在“以人为本”的诉求中指向民族复兴，不仅要有普世价值诉求，还要有一种大国心态和大党情怀。
三、在新文学史中解读“红色经典”再生产
回望文学史，新文学以张扬个性解放的“人的文学”的面目出场，承载了“五四”的启蒙精神。对“五四”启蒙精神学界有一个基本共识：是一个整体性的解放规划，包括个体的解放和社会的解放，当然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解放。这种解放的核心是自由和民主，是从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中解脱出来。 陶东风：《新文学“终结”了吗》，《花城》2007年第1期。作为这种精神“另类”显现的 “红色经典”及其再生产，其价值重心落在民族解放和文化理想及其信仰的弘扬上。
原初意义上被改编的“红色经典”作品，主要是十七年文学的一部分。“十七年文学”是特定历史时期对革命史和共和国想象的文学书写，是对中国独特现代性的文学诉求。 “十七年文学”尽管有着种种不足，存在着简单化、程式化、大话语的一体化的弊端，但它的出场有着时代的机缘，以再现革命历史（如梁斌的《红旗谱》、少剑波的《林海雪原》、杨沫的《青春之歌》、欧阳山的《三家巷》等）、讴歌革命建设（艾芜的《百炼成钢》、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柳青的《创业史》、赵树理的《三里湾》等）、反思历史社会问题（如吴晗的《海瑞罢官》、老舍的《茶馆》以及《霓虹灯下的哨兵》等）等担当了时代的文学使命，它以文学的方式参与了中国现代性的建构。这些作品以饱含激情的革命话语和人民话语，以文学力量可能的外向度指向，以能指的夸张和所指的内在膨胀，完成了对革命事业的规划和新生共和国的想像；同时作为一种文学话语，又担当了对共和国“新人”的人生启悟，及其新时代的意识形态教化，有力地配合了新中国初期历史进程中的“思想期待”，在当时多种力量的交织和冲突中，它以超越自身力量的担当给人以心灵的震撼和情感的呼唤，而发出了革命建设中的主流声音。作为特定时期的产物，它聚焦了特定的历史观念、时代精神、审美风尚以及个人经验和记忆，塑造了朱老忠、杨子荣、江姐、林道静、洪长青、刘胡兰、董存瑞、王成、雷锋等革命英雄群像，对这些作品的评价不能脱离其生成的语境，说到底，是特定历史时期革命话语的一体化的封闭性造就了它的“神圣化”模式。
在新文学史中解读“红色经典”，可以看出“人民”是这些作品的主导词。“人民”作为文学中的“新人”，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称《讲话》）所发挥的文化规训密不可分，从而有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启蒙现代性视野中的个体的“人”。“人民”作为革命史叙述的主体——人民大众，主要偏于民族解放，虽在特定历史时期可以与承载思想启蒙的个体的人相吻合，如在“救亡”思潮成为时代强音时
。但在多数时期特别是和平建设年代，二者分属不同的价值向度因而不能相互遮蔽或替代，这是横亘在新文学史上一个比较难处理的问题。无论是革命文学对“大众”的号召，还是《讲话》对“人民”的凸显，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文艺教化功能的重视。作为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非常注重“大众”的力量，他倡导革命知识分子沉入底层，融入民众，自下而上地夺取文化领导权，“现在的主要工作，因此应当是创造普洛的大众文艺，——应当向那些反动的大众文艺宣战。” 瞿秋白：《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瞿秋白文集》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464页。通过普罗文学的大众化，向旧的通俗文艺争夺人民大众，争夺文化领导权就有了具体内容。瞿秋白甚至设想在向民众学习的过程中，要组织文学青年——工人青年去熟悉进而争夺街头文艺的阵地。
在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向文化界发出号召，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知识分子参与到抗战的文化运动中，以文学的方式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人民”形象。这种思潮影响到毛泽东的文艺观——“人民”作为历史的现实的文学主体的确立，昭示了一种新的“人民性”得以可能张扬的新空间。在《讲话》精神影响下，解放区的文艺在“规训”后逐渐融入建立新中国、创造新历史的崇高感中，在一个更加宏阔和富有历史感的视野中，使文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参与了新历史的建构，成为革命事业中的一个积极组成部分，作家、艺术家以文艺的方式展开了“理想中国”的想象性书写。在毛泽东的视野中，人民是一个阶级概念，一个正面的概念，它有着信仰的精神维度，是革命文学价值担当的主体。毛泽东强调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59页。 早在1944年12月16日《解放日报》上发表的《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中，他反复强调“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 及至建国后对新中国的想象和设计，一种脱胎换骨的“新人”自然成为共和国领袖对文艺的期望。在新中国的文化设计中，“人民”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的“信仰”，“人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9页。 这种文化理念以文艺政策、文艺制度的方式固定下来，以制度化确立了人民文学的主导和权威地位——它的确立与其说是文学的不如说是意识形态建构的需要，旨在掌握文化领导权。 从新文学史来看，人民文学的出场应是人的文学的发展和进步，是对人的文学的一种积极扬弃而非完全否定和拒斥。“人民”概念及其主体地位的确立与中国革命史进程相一致，人民文学的光大催生了“红色经典”，作为革命史进程的艺术反映，它的起点应早于《讲话》的发表，这体现在赵树理的一些文学创作。 《讲话》发表前，赵树理就发表了一些具有“人民性”的作品，他自诩他的“地摊文学”不同于知识分子的“文坛文学”，在当时也没有引起文艺界领导人的重视。甚至他的《李有才板话》还是在彭德怀一再关注下出版发行的。在各解放区贯彻《讲话》精神后，才逐渐确立了赵树理在解放区的文学地位。 日本学者竹内好指出：“我认为，把现代文学的完成和人民文学机械地对立起来，承认二者的绝对隔阂；同把人民文学与现代文学机械地结合起来，认为后者是前者单纯的延长，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因为现代文学和人民文学之间有一种媒介关系。” ［日］竹内好：《新颖的赵树理文学》，转引自黄修己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汇编（乙种）赵树理研究资料》，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488页。这种“媒介关系”说明现代文学内部的复杂性，或者表征了文学发展的某种转型，在“超越者”与“被超越者”之间，主要表现为一种相互矛盾又相互影响、互为表里的张力关系，这种复杂性也成为文学史书写中的一个难点。因为囿于特定时代战争的峻急和紧迫，当时文学并没有提供丰富的生动感人的感性主体形象，未能在审美自主性的向度上完成文学的诉求，作为未竟的事业它在“十七年文学”中以尽可能的思想高度得到了发扬。
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大众文化的流行，新富阶层的崛起，曾经所指清晰的“人民”的内涵开始变得模糊，走向前台的是个性张扬的“个体”——所谓的“成功人士”，文学中出现的是旖旎的城市空间、跨国场景、香车美人豪宅等景观，甚至在消费主义语境中出现了“红色经典”改编热，消费而不是生产作为新中产阶级寻求自我认同的一种主要方式，经由消费开始生产一种与其经济合法性相吻合的新的意识形态，其中就包括对“红色经典”的消费，其以“粉色化”的策略消解了其中的“人民”概念，代之以“个人”的隆重出场，甚至以个人的生理欲望、情感、观念来改写“人民”的崇高性和整体性内涵，直接回应了崛起的新富阶层——新中产阶级——大众文化是这一阶级的欲望修辞和文化守夜人。拥有经济合法性的新阶级试图以巨型想像和欲望修辞来获得文化合法性，它通过对“人民”概念的消解和嘲弄，使“个人”获得一种至上性。如果说“人民文学”因凸显人民性曾忽略个体性，而当下在欲望基础上凸显的“个人”同样是对人的本性的扭曲和片面化，是对人的应当的维度的消解。伴随后现代对崇高理想的消解，流行的是欲望张扬和娱乐化，在正义、美、善的维度上偏离了“人民”的初衷，这种现象凸显了文化的多元化、发散化和无序化，显现了各种权力之间的复杂纠结。
从“红色经典”再生产实践看，与“红色经典”的原初内涵和价值取向并非一致。原初作品中的“人民”至高无上，其内涵是明确的；而在某些“红色经典”再生产中，“人民”是弱化的，内涵是模糊的，凸显的是一种“粉色”意味，结合语境可以看出“人民”成为“新大众”（新中产阶级）俯视的对象，视点的移易表征着权力的变更和价值观的差异。这种差异既表征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宽容，彰显出历史的进步，也显现了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价值的抵牾，甚至某些领域文化领导权的动摇。但在裂隙中涌现出一种新的文化意识——公共空间中公民意识的建构，这契合了当下多元化的文化自主表达。从理想的角度看，被囊括进主流话语中的文学在价值取向上应是“人民”和“人”的统一，二者统一的新基点就是公民意识的建构，这恰好对应了执政党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思想，“以人为本”体现了抽象和具体的统一，它既包含了普遍抽象的人性尺度，又指涉了具体的人，二者统一或落实于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和公民权利的实践。“红色经典”再生产的语境转换显示出内涵和价值观变化的踪迹，惟有把“红色经典”置于文化现代化视野中，才能深刻理解它在话语层面、文学形象建构层面对中国现代性想象的积极意义。“红色经典”再生产虽“借势”意识形态和市场经济及其新崛起阶层的力量，但并非简单的依附或注解，而是在发展中展示出积极价值。其对“人民性”维度的凸显不是简单地来自意识形态的指令，而是民众强大意愿的自动转换和创作者发自内心的对时代拥抱，是激情时代、民众生活经验与权力话语相互交织生成的文化空间；在一体化体制松动后对“个人”维度的高扬，也非对市场经济逻辑的简单切近，而是对个性张扬和新生阶层力量的价值守护，有着后现代境遇中建构的维度，是大众日常生活经验、多元文化诉求及文化权力交织的公共空间的建构。无论对“人民”的高扬还是“个人”的倚重，“红色经典”再生产都没有简单到宣传状态，而有着多方面的功能和多维价值，其生产遵循着一定的美学原则和艺术真实，展示出理想、信仰的价值和对新世界的憧憬，应被视为一种独特的文艺现象和美学现象。
“红色经典”作为新文学史的一部分，虽偏于“红色”而非“经典”，红色体现在革命历史题材上，从文学内涵和创新性来看，尚不足以成为文学“经典”，但仍具有一种书写历史的现代“诗史”结构。如黑格尔所言：“它是一件与民族和一个时代的本身的完整的世界密切相关的意义深远的事迹。所以一种民族精神的全部世界和客观存在，经过由它本身所对象化成为具体形象，即实际发生的事迹，就形成了正式史诗的内容和形式。” ［德］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07页。 “红色经典”展示了对国家的想象和公民的询唤，体现了作家对社会发展前景的召唤，承担着以文学想象和叙事方式的“具体的事实来显示”这一“完整的世界”的功能。虽然在审美自主性上对文学性有所偏离，但在文学的价值取向上仍指涉现代性。有学者认为：“红色经典无疑是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文化遗产和符号资本。国家机器自然会努力把这部分符号资本纳入民族国家的新文化传统，并予以博物馆化。” 刘康：《在全球化时代“再造红色经典”》，《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1期。 我们的看法恰是将之纳入到新的文化历史结构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资源，而不是将之“博物馆化”仅仅作为过去了的“历史或学术资源”，才能真正发挥增强文化认同和教化功能。 就是说，“红色经典”再生产既关乎大众文化生产逻辑的世俗化和去魅化，也显现了主流意识形态在自我调适中对曾经具有感召力的文化资源的再开发，但这种“经典化”的努力既不应该过于迎合市场，也不应简单地回到尘封的历史，而是在一种开放结构中实现精神的再聚焦，这需要增加它的艺术含量、文化含量和历史的厚重感，而不是“注水”和消解崇高，这应是“红色经典”再生产的方向。事实上，随着一系列历史节点的到来，如建国60周年、建党90周年、迎接党的十八大的召开等，“红色经典”再生产在艺术向度和市场维度上都有很大的提升，它以明快的基调、正面形象、积极向上的意蕴震撼着当下身心疲惫、精神空虚、无聊的大众，而超越了原初单纯的“政治正确性”的“保护措施”， 陈冲：《恶搞与红色经典》，《文学自由谈》2006年第4期。就文化影响力和辐射的消费群体而言，已成为文化市场上强有力的艺术品牌。
四、“红色经典”再生产能走多远？
在大众文化时代，文学想象力普遍匮乏，细节刻画的功夫弱化，作品中引人向上的精神力量和激发情感的意志力不断萎缩。文化生产普遍存在粗糙、肤浅、过滥、题材重复、跟风、缺乏精品和有序性，忘却了文化产品本有的提升和引导功能。说到底是被急功近利的市场牵着鼻子走，缺乏对文化的耐心和敬畏感，缺乏文学理想和审美表达，必然遭致消费者的反感和抛弃，恶性竞争和倒胃口的跟风愈加败坏好不容易培育起来的市场，思想的僵化、空洞、浮躁和无聊之风蔓延。
昔日激情的“红色”题材是执政党的文化资源，是论证革命合法性、凝聚人心、增强感召力的思想资源之一，那种献身理想和信仰的革命精神和英雄主义情怀，仍是打动今天观众的质点。作为相当长时期内要讲述的文学故事，它的叙述总要自觉不自觉地参照革命尺度为自己定位，而革命也需要借助文学力量来塑造、表述自己的形象。革命话语和文学话语之间的互动、文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成为评价“红色经典”再生产的一个重要尺度。随着语境的转换，一些文化空间、文学裂隙的生成，一些新的力量进入，就会形成新的权力场，各种力量粉墨登场相互竞争博弈。从革命话语中的红色经典到大众文化语境中的“红色经典”再生产，可以洞察出不同利益群体文化权力的运作轨迹。
“红色经典”的吸引力是其中的文化底蕴——革命文化传统，今天回望这个传统不是回到一体化的革命话语时代，而是对这份文化遗产进行分析，将内蕴“革命”中的政治内涵和文化内涵进行适当剥离，并在今天的文化心理结构中进行补充、丰富，为当下“缺钙”的时代提供思想力量，为富有时代精神的主流核心价值的建构提供资源，其思想指向不是回味而是前倾，并脱出极端性的肯定/否定的简单化思路，更不是搭建空中楼阁，而是对“左翼文学”传统、革命文化传统富有时代精神的传承，对“暴力革命”话语重新认知和改写。“革命”话语应从文学中保持自己适当的位置，对“红色经典”来说，革命的合法性和人民在观念上的期许与“革命”本身的现代性认识有关，革命的追求与反思必须放在现代性框架中才有合理定位。当下，精神家园的重构和民族精神的弘扬，离不开对理想信仰的高扬。“红色经典”再生产的得失表明，文化产品的生命力离不开创造和创新，对影视剧而言，编剧是第一生产力的理念亟待加强，内容产品是文化创意产业的上游和核心，是产业链中最具创意和文化含量的部分，文化产品的现实内涵、人文关怀、美学品格都取决于编剧的创意和创造。
如何把昔日“封闭式”的情节结构及合理性内核置入开放式文化结构中？这对“红色经典”再生产是一个挑战，就是尊重革命理想和激情同时，在回归常识、常情、常理中融入更多的人文情怀，及对理想和信仰的执著追求，但不是琐碎的无聊和乏味的情欲。面对消费时代感官欲望的凸显，青春写作的吸引眼球和“偶像派作家”的恣意妄为，“红色经典”的再生产不仅要张扬理想信仰的当代价值，还要追求有深度的意义生产。“意义的深度”是衡量作品高下的一个尺度，也是有可能成为“经典”的价值基础。“深度”意味着一种生产性的意义，它全然不同于意义消费，或只具有消费性意义，尤其在平面化价值观流行、精神矮化、俗化的“缺钙”时代，“红色经典”要以文学的力量为大众的精神消费注入阳刚因素，使大众在精神蕴含和精神力量上能有新的拓展与成长。在文学被“去魅”的边缘化当下，“红色经典”再生产无疑为文坛注入一支强心剂，一定意义上承接了点燃“国民精神的火光”的使命，它应将重心转向强健国民精神，教化公民意识和宣扬大国心态和大党胸怀上。“红色经典”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巨大作用，成为其当下再度出场的合理性，随着一系列历史节点的凸显，它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和市场潜力，如何把它锻造成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公民教化的强有力“武器”，使之成为文化市场上“永不消逝的电波”，在当下“文化研究”凸显政治维度的语境下更需要一种创新意识和开阔的胸襟，更需要对历史、政治、文学有深刻的理解，既要尊重历史真实和生活真实，也要遵循艺术真实的美学原则，在生产导向上要有一种大文化观和大国心态，在文化理想的感召下，使社会、民间与国家力量形成互动和包容，重塑一种伟大民族复兴的整合性力量。
讲好一个故事，不仅在于“讲什么”，更取决于“如何讲”，即讲故事的方式方法以及精神核心和价值导向是否切合时代需求。“红色经典”再生产作为分类市场的主要类型之一，只有把故事讲出彩才会长期存在。如何在既有模式基础上寻找新的命题和时代契合点，用新的人文价值在融入生活中引导和推动剧情发展。既要尊重历史，又要关怀现实；既要赢得人心又要担负教化功能，就要努力走出“乱局”，走出短视和粗糙，走出消费者审美疲劳的困境。当下，一些受到普遍好评的“红色”题材作品如《亮剑》、《历史的天空》、《激情燃烧的岁月》、《集结号》等，通过现实行为与精神内在之间的多重悖论性修正了过去对英雄人物的“单纯”理解，而以人物的复杂性、多面性及对历史“真实性”的有意凸显激发了受众的消费热情，拓展了“红色经典”的美学内涵和文化意味。《东方》、《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等“史诗般”作品，在还原历史真实的情景下，更以艺术真实展示了主人公的人格魅力，从而唤起观众信仰的激情和使命的崇高感，在剧情跌宕起伏的推动中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对公民的询唤。 在全球化语境下，这种“询唤”要想获得更多的文化资源和思想支援，就不能在思想上封闭自己，要在多元化的合力中凸显对普世价值的诉求。对普世价值要有深刻的理解，“正像我们不能把人道主义、人性关怀看作是西方的‘垄断文化’一样，我们也不能把普世价值全部归之于好莱坞电影……所谓普世价值就是一种能够被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党派、不同宗教共同认可的价值标准……这些都是人类共同遵守的价值观念，不能随便僭越，更不能肆意践踏。” 贾磊磊：《电影，作为文化产业衍生的文化问题》，《当代电影》2010年第2期。 想在多元文化的交流、对话和互动中建构与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和谐匹配的新型“文化领导权”，就必须占据道德舆论的优势地位，要尽可能多地包容普世价值观，因为一套具有强烈排他性的特殊价值体系不可能赢得大多数人的赞同。关注百姓民生，弘扬公平正义，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公民的文化生活，通过对话、交往、协商，进一步扩大主流文化认同的基础，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和辐射力，这是执政党建构文化领导权的基础。
昔日残酷、艰难、充满激情又不乏理想情怀的革命史题材，仍是文学不断书写的对象，战争、人性、男人、女人、军人、爱情、生死、时间、空间这些都是文学性的要素，只是随着语境和视野的变化，人们会有新的期待，因此不是“炒冷饭”、“改编”，或是停留在简单图解或既有思维框架内抑或过分凸显超越历史真实的传奇，这些都不是“红色经典”再生产的方向。尽管有《激情燃烧的岁月》、《历史的天空》和《亮剑》等不错的作品，但很难称优秀，更难称伟大。因为这几部作品的基调仍然是《青年近卫军》式的、《红日》式的，最多是前苏联作品《夏伯阳》式的。它们虽然各有特点，但都未能超越歌颂这单一的维度，读者从中看不到战争的复杂性、多维性和历史真相。……它们离伟大的作品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童庆炳：《寻找文学理想的灯火》，《文艺报》2010年10月15日。“红色经典”再生产的深刻挖掘既要在纵向上展开历史、现在、未来三个向度的对话，也要在横向上拥有世界眼光和现实关怀，如同前苏联时期某些伟大作家创作出的不朽的关于苏联红军和卫国战争题材的作品，不论是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一个人的遭遇》，还是邦达列夫的《最后的炮轰》、巴克拉诺夫的《一寸土》、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以及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都给全世界的人以艺术的震惊和心灵的震撼，成为无愧于伟大民族和历史的文学。作为特定思想类型的文学生产，“红色经典”既要有时代的强音和历史的正义性、革命的合理性描写，也要写出战争状态下人物的真实体验和复杂的心理感受，以及对战争的反思和人性的思考（扭曲、摧残与呵护和弘扬），而不是以所谓的“个人性”特征作点缀以演绎人物的“复杂”。就是说，既要把握好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之间的张力，更要注重文艺的审美表达，和作品的审美品质，尤其是作者以文学精神及其文学叙述和想象所能达到的审美升华。就题材而言，对战争的反思、人性的质疑和自我灵魂的拷问，其中的复杂和深刻无论是广度和深度，都完全有可能构成文学“经典”的潜质和基础。具有力度和高度作品的生成和不断涌现，才无愧于火热的革命斗争，无愧于共产党的伟大，无愧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样的作品才会在历史的沉浮和大浪淘沙中为民族留下“经典”，而不是现在依托各方力量吸引眼球的“红色”。“红色经典”再生产有其时代价值和历史价值，它不单是文化产业价值链中的上游产品——有教化意味的内容产品，是商家在文化市场上逐利的类型产品，作为一种文艺类型，它对深化文艺学研究，推动文艺学范式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对丰富文艺学的知识结构、文学类型研究及领会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都有积极价值。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文史部
责任编辑：杨立民
关键词 红色经典 主流意识 形态理想与信仰询唤 现代性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2)04-0095-09
伴随着一系列历史节点的到来，银屏上多次掀起“红色经典”热潮，如何在复杂的时代语境中思考“红色经典”的再生产，是学界不可绕过的话题。本文试图对其中的复杂力量和价值担当进行探讨。
一、“红色经典”出场的历史语境及其意味
尽管学界并非全然认同“红色经典”这个概念，对何谓“红色经典”也缺乏严格学术意义上的界定，但这种现象的持续存在，早已受到官方、大众阶层、批评界和市场的广泛关注，其影响力不可小觑。
“红色经典”引起广泛关注主要源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经典”改编或革命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主要是对“十七年”间的某些作品进行重述和切合时代意识的改写，改编者的诉求大多着眼于商业目标，以“借用”作为吸引眼球的广告策略，从而获得可赢利的市场份额。实际上，“红色经典”再生产主要是被当作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开发的，这些作品多为消费主义语境中大众文化的商业化运作，是流行的大众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合谋”与抗争的产物。进入新世纪，“红色经典”开始成为影视生产与消费的一个类型，其内涵逐渐明晰，按照国家广电总局的界定，“红色经典”指“曾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的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名著”，其所指不限于单纯的改编，而泛指以革命历史题材为主的文艺创作，既包括对“十七年”作品的改编，也包括新的革命史题材的文艺创作。
对“红色经典”的改编热，显然不能从单纯的学理角度分析，其出场伊始就与文化产业的创意、市场运作、产品营销策略相关，遵循的是商业逻辑。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它首先是大众文化的一个类型产品，继而在融入各方力量特别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强烈关注后，开始变得复杂而具有多重意味，其中有着不可忽略的新崛起“大众”（新中产阶级）的微观政治学诉求。改编中由“红色”到“杂色”的流行体现了大众文化对主流文化的侵蚀和渗透，一种新崛起的文化力量的生成和话语权的争夺，因此出现价值冲突不足为奇。 范玉刚：《欲望修辞与文化守夜》，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第160-170页。 在遭遇现实“抗争”（大众的颠覆性阅读）、“规训”（主流意识形态的教化）后“红色经典”的改编逐渐开始矫正方向，不断调整姿态后获得各方力量认可，开始与主旋律作品相互交融，并与原初的意味有了较大差异。从生成性来说，这既是主流意识形态在自我调适中对旧有资源的开发，商业娱乐文化对“红色”资源的借用、挪用，也是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在消费语境下相互趋近的一个表征。当下，主旋律产品在艺术元素和运作模式上向大众文化趋近，在技巧和商业“卖点”上迎合消费者的快感，在市场营销上和大众文化彼此呼应，无可否认这种“娱乐化”倾向俘获了一部分大众重新回到影院，重新坐到银幕前，但这种“政治娱乐化和偶像政治化的策略” 倪震：《大众文化心理的满足和扩展——中国主流商业片的回顾》，《当代电影》2010年第2期。凸显娱乐化同时，带来的是政治教化功能的弱化，在文本的编码解码中，主流叙事的权威和革命神圣性及其价值认同有可能在消费中被消解或置换，使原本聚焦的价值观被散点化，一度助长了大众文化“娱乐至死”的蔓延。
不可否认“红色经典”作为被消费的对象，其改编背后有着非文学权力的博弈，并契合了“文化研究”思潮中政治向度的凸显。“在这样一个时代，对于政治向度的强调，恐怕多数是出于不同方面的动机或指向：或维护传统政治利益，或反对权力政治，或抨击世俗化堕落，等等。显然，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主要不是抽象言说的理论，而是实在、具体的利益维系着的复杂政治立场的表达。” 吴俊：《以政治为核心：现实与文学的关系》，《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3期。 在转型期的文化发展中既可以看到威廉斯分析的主导文化、剩余文化、创生文化之间的流变，也可以洞察到布迪厄所谓的文化权力之间的博弈。在社会结构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并非同构性关系，拥有经济资本意味着控制了生产的经济方式，但不意味着对品味的意义，也就是说对何谓文化拥有发言权。相反，拥有文化资本并不必然暗含对经济资本的意义，也未必拥有重要关系网成员的资格。各阶级拥有的权力不是固定的，而是流动的。因文化资本比经济资本享有更高的声望，所以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会千方百计地获取文化资本。所以拥有经济合法性的新中产阶级必然想在文化上获得话语权，在“红色经典”改编上与主流意识形态“合谋”，就是一条最有效最安全的路径。因而，“红色经典”改编中的一系列冲突、困惑，就不单纯是文化事件，而是不同利益阶层的权力博弈。
试析“红色经典”再生产对公民的询唤
文化研究思潮中凸显的政治，是广义的政治，它不是指政权机构及其政策，更不是指权力的压抑，而是对权力极端化的反思、批判，和对公民权利的合理诉求及其现实关怀，它遍及公民的社会生活。犹如伊格尔顿的理解，政治是指“把社会生活整个组织起来的方式，以及这种方式所包含的权力关系”。 ［英］特里?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王逢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281页。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红色经典”改编充满了各种权力的交织，已成为一个权力场，这注定任何单一视角的阐释都是不全面的，对它的否定和赞扬都是不完全的，不论是“阵地战”还是“游击战”，都有其有效性界域和时段。法国哲学家福柯曾经指出，如果把话语看作一种知识的权力，那么“权力无所不在，这不是因为它有着把一切都整合到自己万能的统一体之中的特权，而是因为它在每一时刻，在一切地点，或者在不同地点的相互关系之中都会生产出来。权力到处都有，这不是说它囊括一切，而是指它来自各处”。 ［法］米歇尔?福柯：《认知的意志》，《性经验史》第一卷，佘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7页。事实上，现实中各种权力的交织，决定了文化发展中包容、对话、互动应是一种常态，既要推动大众文化、各种亚文化的发展，也要给“红色经典”再生产一定的文化空间，使之辐射和涵盖更多的消费群体。 走过初始阶段的“红色经典”再生产已转化为大众文化与主流文化的相互融合和切近，进而成为以弘扬主旋律为主的一种主流文化产品，尽管它依旧坚持市场化运作，依旧应用大众文化的配方和程式及其营销策略，同样注重市场效益，但其价值意味和主导力量已有所改变。作为对中国革命史的“正说”，它以文学的叙事和想象书写了共产党的伟大。再生产已不限于“改编”，多为一种新的创作，通过弘扬理想和信仰重新焕发对大众的精神感召力，在赓续革命传统的正当性中融入社会核心价值观，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创新进行话语生产和话语权的竞争，从而担当了主流意识形态对公民的询唤功能，成为新的历史语境下重构文化领导权的一条有效路径。对此，必须用历史的眼光，既要审视它当初复杂的文化境遇，也要有效解读它当下的文化担当，在回顾中把握其意味的转变。
二、“红色经典”对主流意识形态询唤的担当
阿尔杜塞认为，“人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生物”， L. Althusser, Essays on Ideology, London: Verso, 1976, p.45.此表述把人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人恰恰是意识形态的载体。一方面，没有作为主体行动着的个人对意识形态的认同和践行，就不可能有意识形态存在，即使存在也落不到实处；另一方面，个人不可能以超越意识形态的方式来生活，个人只有隶属于、居留于意识形态之中，才可能作为主体来言说和行动，并为他人所理解和认可。意识形态通过对个体的“质询”和“召唤”使他归属于某文化共同体。而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则通过询唤使个体对意识形态工具运作形成的种种“幻象”产生认同感，经由否定性介入使某种意识形态“幻象”建构为主体自身的“幻象”，想当然地将“幻象”当作自己的欲望目标，并为这个目标所吸引，在个人的主体意识中自觉产生认同，从而放弃主体自身，这样由意识形态建构的“幻象”自然而然地成为社会个体普遍的思想意识，最终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为全社会所接受。作为个体的人不仅难以觉察出这种无形的“意识形态之网”，反而会将真实的现实经验当作生活“表象”，告诫自己要看清“日常生活表象”，不断强化意识形态对自己的询唤，要始终与意识形态规训自己的“幻象”保持一致，久之自然会形成心理认同和心理定势。
在文化思潮的激荡中，经典重构和“红色经典”的改编是主流意识形态对公民询唤的方式之一。“改编”固然拓展了文化空间和市场影响力，但起初因蕴含其中的历史意识和政治意识较弱、内涵单薄，没能突破原有的社会、政治结构以及文化心理结构，也就是说未能在新的历史情境中真正俘获人心。作为文化市场的一种分类产品可能经济上成功了，但随着对这类产品的消费，主流意识形态对公民的询唤却落空，使其教化功能陷入尴尬和不适的状态。本应在政治维度上形成新的历史聚焦，但诸多改编存在价值观混乱、价值取向不明晰，而对“革命合法性”缺乏有效阐释。“革命”不是一个名词、口号，必须有理想和价值引导才能形成感召力，但当下出场的“革命”所指往往不明，而成为虚无缥缈的能指滑落。如何把握革命史的复杂内涵，对当下的文艺生产仍是难题，需要大智慧和大突破，而不是在低层次上踏步和重复。革命的合法性不纯然是批判和破坏，更不是“一揽子改天换地”的空想，还有传承和建构，在对历史的反思中，要回归文化母土，不断纠偏、修正其局限性，把对革命史的文学叙述置入复杂的文化情境中，不再是自说自话的喃喃自语，而是在开放体系中拓展自身的思想资源和认同基础，并从各种话语中汲取力量巩固执政基础。
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不可能严丝合缝地契入到现实生活，文学也不是传声筒和政策或政治主张图解的工具，而如水中盐是融合的、分散的，又是整体的，它以总体性方式观照社会生活，杂糅了各种力量和多种诉求，从而具有广泛的受众基础，这应是“红色经典”改编的方向，也是“红色经典”葆有生命力的基础和前提。“红色经典”要想成为有市场影响力的主流文化产品，除了通过讲好“红色”故事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教化与市场效益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最关键的是要反思和深刻解读“故事”中内蕴的“知识结构”，这种“知识结构”作为制约文本的潜结构决定着文本深层的价值取向：是开放的、现代性价值取向还是封闭僵化的一体性话语指向？说到底，“红色经典”仍然是文学作品，仍要关注现代文学观念和叙事方式及其技巧，它的“红色”是指特定的题材和审美意味，但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产品，不能有悖于现代性的价值取向，而自我指涉趋向保守、封闭和压抑。因此，“红色经典”再生产就要打开特定历史语境下尘封的“知识结构”，经由生产者和消费者在新的历史语境下重新建构，赋予其现代性内涵，在不同的文化权力博弈中建构一个包容性的文化空间，这样才能融合更多利益群体的诉求，也才能在现代性视野中拓展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基础，在编码/解码的文化域中担当对公民的询唤功能。
在新的历史语境下，主流意识形态的自我调适需要一套符合时代的话语体系，新话语体系的建构自然无法割断与“革命话语”的联系，也不能抛弃这份承载自身历史的文化遗产，而是在与多元文化对话互动中进行话语转换。“红色经典”在当代文化生产机制中有一个筛选和再生产的过程，走过当初的“戏说”、“大话”和“桃色”事件，还要脱出文化工业打造文化快餐的新材料“窘境”，需要在艺术自律和“政治向度”上凸显自身的质地和价值诉求。当下，文学、思想、政治、历史各种因素相互交织，盘根错节，文化越来越呈现马赛克、碎片化特征，“红色经典”中交织着各种权力，它的影响力既离不开强势的主流意识形态，又借助了市场的力量，其中涌现出一些思想深刻性的作品，在规训中为国家主流话语生产提供资源，成为主流文化生产与消费的一个类型。在此境遇中如何实现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缝合，以娱乐和教化的同构性来获得自身的合法性地位？大众文化不排斥类型化生产和程式配方，但不是拙劣的重复和跟风，而是越来越精致和细腻，越来越切近大众的心理欲求。从现实来看，中央文件多次强调注重文化产品的社会效益，加强对文化生产的引导绝非空洞之语，而是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类型化是大众文化发展的一个方向，但要深化内涵和提升文化含量，而不是将各种元素“混搭”以赚取消费者的眼球。过多过滥的“改编”和题材开发使“红色经典”成了无所不装的“筐”，无边无沿，既浪费了有限的“红色”资源，也使主流意识形态的教化沦空。实践表明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训要借助主流文化的引导，“红色经典”的再生产要体现主流文化的影响力。如电视剧《解放》全方位诠释了人民解放战争的丰厚历史内涵，不仅展示了人民领袖和将帅的风采，还以文学方式论证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解放大西南》以主旋律的基调和大写意手法，深刻地诠释了“历史抛弃国民党、人民选择共产党”这一历史趋势。这对弘扬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执政合法性、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以文学的笔墨书写了新中国的崛起，展示了新中国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反映党在新中国成立头20年的执政建树，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创建共和国的形象展示。《东方》则以史诗般地艺术再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为国家、为人民日理万机、运筹帷幄、激浊扬清、呕心沥血的伟人风采，描摹出新中国朝气蓬勃、日出东方的历史胜景。这些作品都突破了原有的创作模式和人物塑造的羁绊，在一种大视野的中华民族复兴的制高点上来诠释红色历史，从而彰显出一种文化的创新力和大气魄。 “红色经典”再生产是对理想信仰的高扬，是对英雄主义、集体主义和爱国精神的弘扬，虽然文学分化、市场化的现实使得非文学的力量侵蚀着文学的发展，文学的现代性不断遭受质疑，空洞华丽的文化景观遮蔽了文学的色彩，一些操着“后”式武器的先锋批评家在为“青春文学”的架空式写作，和打着“日常生活审美化”旗号的中产阶级张目，迷失于大众文化新的“神话”膜拜中，不断颠覆文学理想，叫嚣“终结”文学的现代性。结果导致价值观的混乱和价值诉求的模糊，文化的教化和提升功能日益弱化。文化不仅体现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整体能力，更要有一种弥合与平衡力——兼顾理想性与现实性，为当下找到最佳平衡点。同时要关注文化理想的相对性、阶段性与方位性，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作自我调适，既要防止出现历史的断裂，又要谨防现实的错位。在意识形态创新中，对公民的教化不仅在于对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认同，更要在“以人为本”的诉求中指向民族复兴，不仅要有普世价值诉求，还要有一种大国心态和大党情怀。
三、在新文学史中解读“红色经典”再生产
回望文学史，新文学以张扬个性解放的“人的文学”的面目出场，承载了“五四”的启蒙精神。对“五四”启蒙精神学界有一个基本共识：是一个整体性的解放规划，包括个体的解放和社会的解放，当然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解放。这种解放的核心是自由和民主，是从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中解脱出来。 陶东风：《新文学“终结”了吗》，《花城》2007年第1期。作为这种精神“另类”显现的 “红色经典”及其再生产，其价值重心落在民族解放和文化理想及其信仰的弘扬上。
原初意义上被改编的“红色经典”作品，主要是十七年文学的一部分。“十七年文学”是特定历史时期对革命史和共和国想象的文学书写，是对中国独特现代性的文学诉求。 “十七年文学”尽管有着种种不足，存在着简单化、程式化、大话语的一体化的弊端，但它的出场有着时代的机缘，以再现革命历史（如梁斌的《红旗谱》、少剑波的《林海雪原》、杨沫的《青春之歌》、欧阳山的《三家巷》等）、讴歌革命建设（艾芜的《百炼成钢》、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柳青的《创业史》、赵树理的《三里湾》等）、反思历史社会问题（如吴晗的《海瑞罢官》、老舍的《茶馆》以及《霓虹灯下的哨兵》等）等担当了时代的文学使命，它以文学的方式参与了中国现代性的建构。这些作品以饱含激情的革命话语和人民话语，以文学力量可能的外向度指向，以能指的夸张和所指的内在膨胀，完成了对革命事业的规划和新生共和国的想像；同时作为一种文学话语，又担当了对共和国“新人”的人生启悟，及其新时代的意识形态教化，有力地配合了新中国初期历史进程中的“思想期待”，在当时多种力量的交织和冲突中，它以超越自身力量的担当给人以心灵的震撼和情感的呼唤，而发出了革命建设中的主流声音。作为特定时期的产物，它聚焦了特定的历史观念、时代精神、审美风尚以及个人经验和记忆，塑造了朱老忠、杨子荣、江姐、林道静、洪长青、刘胡兰、董存瑞、王成、雷锋等革命英雄群像，对这些作品的评价不能脱离其生成的语境，说到底，是特定历史时期革命话语的一体化的封闭性造就了它的“神圣化”模式。
在新文学史中解读“红色经典”，可以看出“人民”是这些作品的主导词。“人民”作为文学中的“新人”，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称《讲话》）所发挥的文化规训密不可分，从而有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启蒙现代性视野中的个体的“人”。“人民”作为革命史叙述的主体——人民大众，主要偏于民族解放，虽在特定历史时期可以与承载思想启蒙的个体的人相吻合，如在“救亡”思潮成为时代强音时
。但在多数时期特别是和平建设年代，二者分属不同的价值向度因而不能相互遮蔽或替代，这是横亘在新文学史上一个比较难处理的问题。无论是革命文学对“大众”的号召，还是《讲话》对“人民”的凸显，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文艺教化功能的重视。作为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非常注重“大众”的力量，他倡导革命知识分子沉入底层，融入民众，自下而上地夺取文化领导权，“现在的主要工作，因此应当是创造普洛的大众文艺，——应当向那些反动的大众文艺宣战。” 瞿秋白：《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瞿秋白文集》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464页。通过普罗文学的大众化，向旧的通俗文艺争夺人民大众，争夺文化领导权就有了具体内容。瞿秋白甚至设想在向民众学习的过程中，要组织文学青年——工人青年去熟悉进而争夺街头文艺的阵地。
在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向文化界发出号召，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知识分子参与到抗战的文化运动中，以文学的方式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人民”形象。这种思潮影响到毛泽东的文艺观——“人民”作为历史的现实的文学主体的确立，昭示了一种新的“人民性”得以可能张扬的新空间。在《讲话》精神影响下，解放区的文艺在“规训”后逐渐融入建立新中国、创造新历史的崇高感中，在一个更加宏阔和富有历史感的视野中，使文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参与了新历史的建构，成为革命事业中的一个积极组成部分，作家、艺术家以文艺的方式展开了“理想中国”的想象性书写。在毛泽东的视野中，人民是一个阶级概念，一个正面的概念，它有着信仰的精神维度，是革命文学价值担当的主体。毛泽东强调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59页。 早在1944年12月16日《解放日报》上发表的《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中，他反复强调“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 及至建国后对新中国的想象和设计，一种脱胎换骨的“新人”自然成为共和国领袖对文艺的期望。在新中国的文化设计中，“人民”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的“信仰”，“人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9页。 这种文化理念以文艺政策、文艺制度的方式固定下来，以制度化确立了人民文学的主导和权威地位——它的确立与其说是文学的不如说是意识形态建构的需要，旨在掌握文化领导权。 从新文学史来看，人民文学的出场应是人的文学的发展和进步，是对人的文学的一种积极扬弃而非完全否定和拒斥。“人民”概念及其主体地位的确立与中国革命史进程相一致，人民文学的光大催生了“红色经典”，作为革命史进程的艺术反映，它的起点应早于《讲话》的发表，这体现在赵树理的一些文学创作。 《讲话》发表前，赵树理就发表了一些具有“人民性”的作品，他自诩他的“地摊文学”不同于知识分子的“文坛文学”，在当时也没有引起文艺界领导人的重视。甚至他的《李有才板话》还是在彭德怀一再关注下出版发行的。在各解放区贯彻《讲话》精神后，才逐渐确立了赵树理在解放区的文学地位。 日本学者竹内好指出：“我认为，把现代文学的完成和人民文学机械地对立起来，承认二者的绝对隔阂；同把人民文学与现代文学机械地结合起来，认为后者是前者单纯的延长，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因为现代文学和人民文学之间有一种媒介关系。” ［日］竹内好：《新颖的赵树理文学》，转引自黄修己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汇编（乙种）赵树理研究资料》，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488页。这种“媒介关系”说明现代文学内部的复杂性，或者表征了文学发展的某种转型，在“超越者”与“被超越者”之间，主要表现为一种相互矛盾又相互影响、互为表里的张力关系，这种复杂性也成为文学史书写中的一个难点。因为囿于特定时代战争的峻急和紧迫，当时文学并没有提供丰富的生动感人的感性主体形象，未能在审美自主性的向度上完成文学的诉求，作为未竟的事业它在“十七年文学”中以尽可能的思想高度得到了发扬。
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大众文化的流行，新富阶层的崛起，曾经所指清晰的“人民”的内涵开始变得模糊，走向前台的是个性张扬的“个体”——所谓的“成功人士”，文学中出现的是旖旎的城市空间、跨国场景、香车美人豪宅等景观，甚至在消费主义语境中出现了“红色经典”改编热，消费而不是生产作为新中产阶级寻求自我认同的一种主要方式，经由消费开始生产一种与其经济合法性相吻合的新的意识形态，其中就包括对“红色经典”的消费，其以“粉色化”的策略消解了其中的“人民”概念，代之以“个人”的隆重出场，甚至以个人的生理欲望、情感、观念来改写“人民”的崇高性和整体性内涵，直接回应了崛起的新富阶层——新中产阶级——大众文化是这一阶级的欲望修辞和文化守夜人。拥有经济合法性的新阶级试图以巨型想像和欲望修辞来获得文化合法性，它通过对“人民”概念的消解和嘲弄，使“个人”获得一种至上性。如果说“人民文学”因凸显人民性曾忽略个体性，而当下在欲望基础上凸显的“个人”同样是对人的本性的扭曲和片面化，是对人的应当的维度的消解。伴随后现代对崇高理想的消解，流行的是欲望张扬和娱乐化，在正义、美、善的维度上偏离了“人民”的初衷，这种现象凸显了文化的多元化、发散化和无序化，显现了各种权力之间的复杂纠结。
从“红色经典”再生产实践看，与“红色经典”的原初内涵和价值取向并非一致。原初作品中的“人民”至高无上，其内涵是明确的；而在某些“红色经典”再生产中，“人民”是弱化的，内涵是模糊的，凸显的是一种“粉色”意味，结合语境可以看出“人民”成为“新大众”（新中产阶级）俯视的对象，视点的移易表征着权力的变更和价值观的差异。这种差异既表征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宽容，彰显出历史的进步，也显现了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价值的抵牾，甚至某些领域文化领导权的动摇。但在裂隙中涌现出一种新的文化意识——公共空间中公民意识的建构，这契合了当下多元化的文化自主表达。从理想的角度看，被囊括进主流话语中的文学在价值取向上应是“人民”和“人”的统一，二者统一的新基点就是公民意识的建构，这恰好对应了执政党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思想，“以人为本”体现了抽象和具体的统一，它既包含了普遍抽象的人性尺度，又指涉了具体的人，二者统一或落实于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和公民权利的实践。“红色经典”再生产的语境转换显示出内涵和价值观变化的踪迹，惟有把“红色经典”置于文化现代化视野中，才能深刻理解它在话语层面、文学形象建构层面对中国现代性想象的积极意义。“红色经典”再生产虽“借势”意识形态和市场经济及其新崛起阶层的力量，但并非简单的依附或注解，而是在发展中展示出积极价值。其对“人民性”维度的凸显不是简单地来自意识形态的指令，而是民众强大意愿的自动转换和创作者发自内心的对时代拥抱，是激情时代、民众生活经验与权力话语相互交织生成的文化空间；在一体化体制松动后对“个人”维度的高扬，也非对市场经济逻辑的简单切近，而是对个性张扬和新生阶层力量的价值守护，有着后现代境遇中建构的维度，是大众日常生活经验、多元文化诉求及文化权力交织的公共空间的建构。无论对“人民”的高扬还是“个人”的倚重，“红色经典”再生产都没有简单到宣传状态，而有着多方面的功能和多维价值，其生产遵循着一定的美学原则和艺术真实，展示出理想、信仰的价值和对新世界的憧憬，应被视为一种独特的文艺现象和美学现象。
“红色经典”作为新文学史的一部分，虽偏于“红色”而非“经典”，红色体现在革命历史题材上，从文学内涵和创新性来看，尚不足以成为文学“经典”，但仍具有一种书写历史的现代“诗史”结构。如黑格尔所言：“它是一件与民族和一个时代的本身的完整的世界密切相关的意义深远的事迹。所以一种民族精神的全部世界和客观存在，经过由它本身所对象化成为具体形象，即实际发生的事迹，就形成了正式史诗的内容和形式。” ［德］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07页。 “红色经典”展示了对国家的想象和公民的询唤，体现了作家对社会发展前景的召唤，承担着以文学想象和叙事方式的“具体的事实来显示”这一“完整的世界”的功能。虽然在审美自主性上对文学性有所偏离，但在文学的价值取向上仍指涉现代性。有学者认为：“红色经典无疑是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文化遗产和符号资本。国家机器自然会努力把这部分符号资本纳入民族国家的新文化传统，并予以博物馆化。” 刘康：《在全球化时代“再造红色经典”》，《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1期。 我们的看法恰是将之纳入到新的文化历史结构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资源，而不是将之“博物馆化”仅仅作为过去了的“历史或学术资源”，才能真正发挥增强文化认同和教化功能。 就是说，“红色经典”再生产既关乎大众文化生产逻辑的世俗化和去魅化，也显现了主流意识形态在自我调适中对曾经具有感召力的文化资源的再开发，但这种“经典化”的努力既不应该过于迎合市场，也不应简单地回到尘封的历史，而是在一种开放结构中实现精神的再聚焦，这需要增加它的艺术含量、文化含量和历史的厚重感，而不是“注水”和消解崇高，这应是“红色经典”再生产的方向。事实上，随着一系列历史节点的到来，如建国60周年、建党90周年、迎接党的十八大的召开等，“红色经典”再生产在艺术向度和市场维度上都有很大的提升，它以明快的基调、正面形象、积极向上的意蕴震撼着当下身心疲惫、精神空虚、无聊的大众，而超越了原初单纯的“政治正确性”的“保护措施”， 陈冲：《恶搞与红色经典》，《文学自由谈》2006年第4期。就文化影响力和辐射的消费群体而言，已成为文化市场上强有力的艺术品牌。
四、“红色经典”再生产能走多远？
在大众文化时代，文学想象力普遍匮乏，细节刻画的功夫弱化，作品中引人向上的精神力量和激发情感的意志力不断萎缩。文化生产普遍存在粗糙、肤浅、过滥、题材重复、跟风、缺乏精品和有序性，忘却了文化产品本有的提升和引导功能。说到底是被急功近利的市场牵着鼻子走，缺乏对文化的耐心和敬畏感，缺乏文学理想和审美表达，必然遭致消费者的反感和抛弃，恶性竞争和倒胃口的跟风愈加败坏好不容易培育起来的市场，思想的僵化、空洞、浮躁和无聊之风蔓延。
昔日激情的“红色”题材是执政党的文化资源，是论证革命合法性、凝聚人心、增强感召力的思想资源之一，那种献身理想和信仰的革命精神和英雄主义情怀，仍是打动今天观众的质点。作为相当长时期内要讲述的文学故事，它的叙述总要自觉不自觉地参照革命尺度为自己定位，而革命也需要借助文学力量来塑造、表述自己的形象。革命话语和文学话语之间的互动、文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成为评价“红色经典”再生产的一个重要尺度。随着语境的转换，一些文化空间、文学裂隙的生成，一些新的力量进入，就会形成新的权力场，各种力量粉墨登场相互竞争博弈。从革命话语中的红色经典到大众文化语境中的“红色经典”再生产，可以洞察出不同利益群体文化权力的运作轨迹。
“红色经典”的吸引力是其中的文化底蕴——革命文化传统，今天回望这个传统不是回到一体化的革命话语时代，而是对这份文化遗产进行分析，将内蕴“革命”中的政治内涵和文化内涵进行适当剥离，并在今天的文化心理结构中进行补充、丰富，为当下“缺钙”的时代提供思想力量，为富有时代精神的主流核心价值的建构提供资源，其思想指向不是回味而是前倾，并脱出极端性的肯定/否定的简单化思路，更不是搭建空中楼阁，而是对“左翼文学”传统、革命文化传统富有时代精神的传承，对“暴力革命”话语重新认知和改写。“革命”话语应从文学中保持自己适当的位置，对“红色经典”来说，革命的合法性和人民在观念上的期许与“革命”本身的现代性认识有关，革命的追求与反思必须放在现代性框架中才有合理定位。当下，精神家园的重构和民族精神的弘扬，离不开对理想信仰的高扬。“红色经典”再生产的得失表明，文化产品的生命力离不开创造和创新，对影视剧而言，编剧是第一生产力的理念亟待加强，内容产品是文化创意产业的上游和核心，是产业链中最具创意和文化含量的部分，文化产品的现实内涵、人文关怀、美学品格都取决于编剧的创意和创造。
如何把昔日“封闭式”的情节结构及合理性内核置入开放式文化结构中？这对“红色经典”再生产是一个挑战，就是尊重革命理想和激情同时，在回归常识、常情、常理中融入更多的人文情怀，及对理想和信仰的执著追求，但不是琐碎的无聊和乏味的情欲。面对消费时代感官欲望的凸显，青春写作的吸引眼球和“偶像派作家”的恣意妄为，“红色经典”的再生产不仅要张扬理想信仰的当代价值，还要追求有深度的意义生产。“意义的深度”是衡量作品高下的一个尺度，也是有可能成为“经典”的价值基础。“深度”意味着一种生产性的意义，它全然不同于意义消费，或只具有消费性意义，尤其在平面化价值观流行、精神矮化、俗化的“缺钙”时代，“红色经典”要以文学的力量为大众的精神消费注入阳刚因素，使大众在精神蕴含和精神力量上能有新的拓展与成长。在文学被“去魅”的边缘化当下，“红色经典”再生产无疑为文坛注入一支强心剂，一定意义上承接了点燃“国民精神的火光”的使命，它应将重心转向强健国民精神，教化公民意识和宣扬大国心态和大党胸怀上。“红色经典”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巨大作用，成为其当下再度出场的合理性，随着一系列历史节点的凸显，它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和市场潜力，如何把它锻造成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公民教化的强有力“武器”，使之成为文化市场上“永不消逝的电波”，在当下“文化研究”凸显政治维度的语境下更需要一种创新意识和开阔的胸襟，更需要对历史、政治、文学有深刻的理解，既要尊重历史真实和生活真实，也要遵循艺术真实的美学原则，在生产导向上要有一种大文化观和大国心态，在文化理想的感召下，使社会、民间与国家力量形成互动和包容，重塑一种伟大民族复兴的整合性力量。
讲好一个故事，不仅在于“讲什么”，更取决于“如何讲”，即讲故事的方式方法以及精神核心和价值导向是否切合时代需求。“红色经典”再生产作为分类市场的主要类型之一，只有把故事讲出彩才会长期存在。如何在既有模式基础上寻找新的命题和时代契合点，用新的人文价值在融入生活中引导和推动剧情发展。既要尊重历史，又要关怀现实；既要赢得人心又要担负教化功能，就要努力走出“乱局”，走出短视和粗糙，走出消费者审美疲劳的困境。当下，一些受到普遍好评的“红色”题材作品如《亮剑》、《历史的天空》、《激情燃烧的岁月》、《集结号》等，通过现实行为与精神内在之间的多重悖论性修正了过去对英雄人物的“单纯”理解，而以人物的复杂性、多面性及对历史“真实性”的有意凸显激发了受众的消费热情，拓展了“红色经典”的美学内涵和文化意味。《东方》、《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等“史诗般”作品，在还原历史真实的情景下，更以艺术真实展示了主人公的人格魅力，从而唤起观众信仰的激情和使命的崇高感，在剧情跌宕起伏的推动中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对公民的询唤。 在全球化语境下，这种“询唤”要想获得更多的文化资源和思想支援，就不能在思想上封闭自己，要在多元化的合力中凸显对普世价值的诉求。对普世价值要有深刻的理解，“正像我们不能把人道主义、人性关怀看作是西方的‘垄断文化’一样，我们也不能把普世价值全部归之于好莱坞电影……所谓普世价值就是一种能够被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党派、不同宗教共同认可的价值标准……这些都是人类共同遵守的价值观念，不能随便僭越，更不能肆意践踏。” 贾磊磊：《电影，作为文化产业衍生的文化问题》，《当代电影》2010年第2期。 想在多元文化的交流、对话和互动中建构与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和谐匹配的新型“文化领导权”，就必须占据道德舆论的优势地位，要尽可能多地包容普世价值观，因为一套具有强烈排他性的特殊价值体系不可能赢得大多数人的赞同。关注百姓民生，弘扬公平正义，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公民的文化生活，通过对话、交往、协商，进一步扩大主流文化认同的基础，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和辐射力，这是执政党建构文化领导权的基础。
昔日残酷、艰难、充满激情又不乏理想情怀的革命史题材，仍是文学不断书写的对象，战争、人性、男人、女人、军人、爱情、生死、时间、空间这些都是文学性的要素，只是随着语境和视野的变化，人们会有新的期待，因此不是“炒冷饭”、“改编”，或是停留在简单图解或既有思维框架内抑或过分凸显超越历史真实的传奇，这些都不是“红色经典”再生产的方向。尽管有《激情燃烧的岁月》、《历史的天空》和《亮剑》等不错的作品，但很难称优秀，更难称伟大。因为这几部作品的基调仍然是《青年近卫军》式的、《红日》式的，最多是前苏联作品《夏伯阳》式的。它们虽然各有特点，但都未能超越歌颂这单一的维度，读者从中看不到战争的复杂性、多维性和历史真相。……它们离伟大的作品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童庆炳：《寻找文学理想的灯火》，《文艺报》2010年10月15日。“红色经典”再生产的深刻挖掘既要在纵向上展开历史、现在、未来三个向度的对话，也要在横向上拥有世界眼光和现实关怀，如同前苏联时期某些伟大作家创作出的不朽的关于苏联红军和卫国战争题材的作品，不论是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一个人的遭遇》，还是邦达列夫的《最后的炮轰》、巴克拉诺夫的《一寸土》、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以及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都给全世界的人以艺术的震惊和心灵的震撼，成为无愧于伟大民族和历史的文学。作为特定思想类型的文学生产，“红色经典”既要有时代的强音和历史的正义性、革命的合理性描写，也要写出战争状态下人物的真实体验和复杂的心理感受，以及对战争的反思和人性的思考（扭曲、摧残与呵护和弘扬），而不是以所谓的“个人性”特征作点缀以演绎人物的“复杂”。就是说，既要把握好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之间的张力，更要注重文艺的审美表达，和作品的审美品质，尤其是作者以文学精神及其文学叙述和想象所能达到的审美升华。就题材而言，对战争的反思、人性的质疑和自我灵魂的拷问，其中的复杂和深刻无论是广度和深度，都完全有可能构成文学“经典”的潜质和基础。具有力度和高度作品的生成和不断涌现，才无愧于火热的革命斗争，无愧于共产党的伟大，无愧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样的作品才会在历史的沉浮和大浪淘沙中为民族留下“经典”，而不是现在依托各方力量吸引眼球的“红色”。“红色经典”再生产有其时代价值和历史价值，它不单是文化产业价值链中的上游产品——有教化意味的内容产品，是商家在文化市场上逐利的类型产品，作为一种文艺类型，它对深化文艺学研究，推动文艺学范式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对丰富文艺学的知识结构、文学类型研究及领会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都有积极价值。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文史部
责任编辑：杨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