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四年，我在杭州西湖边的一幢公寓里生活了大半年。我住在一个朝东的房间里，其余三个房间是空着的。客厅的西面是落地大窗，光线很好，可惜阳光只能照到一小部分，最主要是看不到夕阳。巨大的客厅做办公用，每个工作日有两位刚刚大学毕业的女孩来上班，经常听到她们用英语在跟客户通电话。我整天没事做，只好在一台电脑前发呆。那时刚写完一个长篇小说，无所事事。时光腼腆和稀薄，似乎没有地方值得停留、思考，阳光短时间划过客厅的小片区域，一天就结束了。没有夕阳。
　　原先护城河边的单位大楼，夕阳会在每个晴天涂抹在窗户上。那种老黄色，亲切、踏实。因为年底时辞职，离开了出版社，在杭州那段时日，没有熟人找我，朋友大多消失了。
　　晚上是一个人，偌大的公寓客厅里只有一具瘦薄的身躯在游荡。有时会在网上跟陌生人说话。
　　某天，家人带来一只鸡，放进冰箱，说：中午炖一下，鸡汁留着可以煮面条。那是一只煺了毛、剖了膛的小母鸡，紧收着双翅，通身苍白;它的眼睛半闭着，一线目光无力面对着世界。我不知道它最后看到的是什么。小母鸡在冰箱里放了很久，一直没有被炖。我每天惦记着它，那只是一具冰冷的尸体;如果它还活着，年轻的母鸡应该在一个乡下的院子里踱步，被一只公鸡示爱，觅食，下蛋。它不可能生活在城里。城里人可以养狗、养猫，甚至龟蛇虫蝎，只要是宠物;就是不让养鸡，尤其是禽流感此起彼伏后。鸡只能生活在乡下的鸡场里，它们出现在城市里的可能性只能是菜市场。笼子、饲料是它们唯一的人间。
　　公寓是我那时唯一的人间。
　　将自己长时间囚禁在电脑文档里，几个文字就像行星一样在那里自转;或者长时间盯着墙上时针，指针每移动一步会发出明亮的脚步声，我一遍遍数着它走一圈是不是六十步。半夜常被梦惊醒，好多次梦到母鸡在我面前高傲地来回踱步，目光死盯着我;要不就是做坠落的梦，在坠落的过程中惊醒。那年我得了忧郁症。
　　我不出门逛街，也不理发，头发长得像个伪艺术家。只记得当时有家杂志社紧急要用我的照片，就去楼下的一家摄影店拍了一组照片。照片上那人一脸惨白，眼神惊悸;照相师很喜欢这组照片，说我的目光很有力。“惊悸”，在另一个人看来成了“有力”。白天来上班的两位女孩，觉得我的日子太沉闷，下班后拉着我去了一家理发店。在理发店经过近两个小时的折腾，我的长头发变成了卷发，黑头发变成了黄褐色。女孩说，我看上去像中西杂交的美少年。随后的日子，我开始了哲学地怀疑自己的身份。
　　朝潮是谁？我又是谁？这两个问题让我夜不能寐。洗漱间的镜子里，每次看到的是一张陌生的脸，目光警惕又胆怯，那头黄褐色的头发异常分裂。几年后，我写了《假设中的神秘力量》。我怀疑我的大脑不善于用来思想，是用来感覺的，那种感觉异常鲜明，像黑夜里的一个摁亮的手电筒，四处照射一
　　常常惯性地照到一只鸡。这是一个神圣的过程。公寓对面的人家，大概天天能看到落地窗里面的一只鸡在客厅里傻傻地踱步，在桌前痴痴地发呆。他们不知道，这只鸡最大的理想是拍着翅膀，奔跑在乡间的小道上。
　　周六和周日很漫长。我不敢开冰箱，也不想做饭，只是会一次次想到母鸡的样子。有时会听到冰箱里有动静，我就走到餐厅和厨房之间的玻璃门前，发呆地盯着冰箱。
　　某一天我开始读一篇外国小说，小说的开头是这样的：“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从此以后，我的公寓日子被甲虫的意象笼罩。好像四处是母鸡和甲虫，就是没有夕阳。
　　时间的虚幻性越来越突出，有时一个细微的力量就能轻易推倒早已形成的某种看法。一个人脑子里的意象，跟他的精神状态和价值观是有关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一个写字的学徒工也意象而运斤，后来我多次似是而非写到过母鸡。
　　我占有了这套公寓，其实是公寓占有了我。大半年后，我决意离开。这之后的一段日子我去了很多地方，过着自己喜欢的生活。
　　我搬离公寓时，那只母鸡还在冰箱里。
　　除了户籍所在地，我住过时间最长的城市是杭州和北京。两个大熔炉，炼掉我大部分的欲望和期许，也培养了我的视觉、嗅觉和听觉——我的词典里，它们是高尚的词语。有它们的先进技术就够了，不要靠近或摄取它们的对象。视觉之类，真的是技术，现在的机器人研发，拟人的走路、取物及工作状态相对容易，难的是拥有人的感官能力。
　　还有一种人类身上没有具体器官的感官：第六感官。这是最高尚的感觉。
　　鸡也有这种感官，地震前，家鸡会有剧烈反应。我相信鸡能感应电磁场，但是人没有这种能力。人的第六感官更倾向于自身的微观物理现象。
　　无论如何，城市和人群让我身心感到严重不适。这是我体内的基因粒子在起作用，也信仰这种潜意识的昭示。但是迫于生计，又必须在城市生活。
　　二〇一〇年，我又回到了杭州，在文二路住过半年;下半年又搬到鼓楼附近的一个小区里。小区的房子是合租的，合租者大学毕业刚工作，在附近一家银行做小职员。小职员每天早出晚归，我每天在房间里工作。那时我管理省作协的网站，兼着两家文学杂志的编辑。
　　每天推开窗户，能看到不远处的城隍山和城隍阁;搬到这里的主要原因是，能看到夕阳。城隍山的晚霞很美。搬来没多久，足球世界杯就开赛了，晚上我常步行去吴山广场，和一大帮陌生人在超大电子屏幕前看世界杯。我很少见到小职员，周末他回老家。偶尔想象自己如果是小职员，每天过着一样的日子，觉得很愚蠢。想象自己是小职员时，我失去了想象成为自己的可能——自己的每一天也差不多一样。这种愚蠢会贯穿一生。
　　那时常去作协，回来时坐公交车到吴山广场，然后步行经过人群拥挤而热闹的和坊街，既是景区又是商业区;还有鼓楼，总是敲锣打鼓地重现八百多年前南宋皇室出行的影像。与中外游客挤挤攘攘二十来分钟，回到冷清的居屋，会有一种落差和悲悯——实际上是孤独的分裂产物。 　　我在波澜不惊的日子里闻到了波涛汹涌的气息。忧郁症卷土重来。
　　大部分时间我坐在窗前，守着电脑。像一只匍匐在笼子里、不会下蛋的忧伤母鸡。在这个能看到城隍阁和夕阳的窗口，我看到过很多现实以外的美景，听到过市声以外的声波——这些全是虚幻的，或者说是想象之下的微观感觉。我不可能拥有传说中离朱的眼力、师旷的耳力。
　　没多久，小区开始了大改造，窗前斜对面的居民楼围起了脚手架，地面传来机械和铁锤的声音，坐在屋里能感觉到轻微的颤动。半夜，城市安静了，空间消失了，只有我的电磁波还醒着，不断扩散。
　　平时晚饭在楼下的小摊小店里解决。那天，听说附近的菜市场里有专门卖盒饭的铺子，我就去了。菜市场里的气味杂乱又难闻，最显著的是腥臭味。熟食区在最里面，我经过河鲜生禽区时，看到一只公鸡。它双足双翅被绳绑着，斜陈在地面上，眼睛似乎盯着我看。我蹲下身看它，它眨了一下眼，双足徒劳地蹬踏了几下。公鸡的无助和悲伤显而易见。
　　结果，我只是稍稍犹豫了一下就买下了这只公鸡。它在我的房间里被解除了束缚，有些困难地站起来。我把大半个盒饭放在地上，它远远地躲着盒饭，目光恐慌地盯着我。在公鸡的意识里，这是一个危机重重的境地。它不吃不喝，长时间敌视着我。它看我时，我就想起了几年前那只冰箱里的母鸡。我开始为买下它的冲动而后悔。我知道，它不可能在城里生活下去。它只要一打鸣就会被邻居投诉。它关在这个小屋子里，迟早会忧郁而死。想了很久，我将公鸡装进了一只黑色的袋子里，出门了。我带着公鸡和大半个盒饭爬上了城隍山，然后将它放养到山上。城区里的山，没有野兽，公鸡唯一要避开的天敌就是游客。
　　此后接连几天，我都去城隍山看望公鸡，一直没找到。我又开始了另一种后悔。一只公鸡平均两小时打鸣一次，这是生理反应，也是显示自身存在和宣示主权的一种方式。只要一打鸣，就会被人发觉。它无法隐藏。它迟早会被落实在城市人的餐桌上。
　　八月，朋友来看我。很久后朋友告诉我，那天见面的一刻，他就觉得我的精神状态出问题了。他说，我的眼神既空洞又可怕，像一个陌生人的眼神。朋友见到我的第二天，就叫上另一位朋友，带我去了海边小镇。他希望我能放松几天。我们在海边住了几天。只记得，我在海边的某个房间里，跟朋友有过一次长谈。小时候很会游泳，在海邊却异常恐惧那种感觉得到的浮力和感觉不到的电磁场。海平面上的我孤立无援，有种被吞噬的恐惧。
　　回到杭州不久，合租的小职员意外地找我谈话。他说不想在城里住下去了，想回老家县城重新找份工作。那天，小职员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跟我聊了很多。
　　我与小职员同一天搬离了杭州。那些年，我在适应孤独，磨炼脾气。我的热情是虚构的，悲哀是纯真的。此后的大部分时间，我蛰居在乡下。像一只鸡，闲淡自得地生活在乡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