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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营养学家说白薯是最佳食品,有多种益于身体的养分。好消化,易吸收。和老玉米搭配着吃,营养素互补,相得益彰。老百姓常吃白薯,也常搭着棒子面窝头,或者白薯棒粥。生活水平低下时,营养学家还没发现白薯的营养价值。老百姓没有闲心管营养,填饱肚子为本。核算的是手里的钱,生存至上。饮食习惯也不全靠碰巧劲,有日积月累的体验经受。总结之后,有淘汰、有保留,习以为常。旧的、传统的生活习惯,早经先民筛选,多有可取。新的,时尚的生活方式,仍在试验观察,慎选为佳。伟人有教导:“摸着石头过河。”凡事都试着步往前挪。保险!
说起白薯,北京穷人喜欢吃。生的熟的,凉的热的,拿起来就能吃。一斤棒子面的钱,买三斤白薯,便宜合算。孩子多的人家,蒸或煮一锅白薯,是个抓挠儿。可心里不把它当正经东西,不如五谷杂粮实在。粮食统购统销以后,米面定量供应。大米白面按比例,白面很少,老吃窝头。搭点白薯,下去顺当些。赶上白薯大丰收,光搭着吃,销不了多少。粮食部门就规定按比例配售。记得也是三斤白薯,收一斤粗粮票。必须买够多少斤,少买就是放弃,粮票作废。电台报纸,如同现在讲烹调讲养生一样,大讲白薯的养分和吃法。蒸熟和到面里烙饼、蒸馒头,切碎掺到米里焖米饭。到大饥荒的时候,就老说“双蒸法”,说“小球藻”人造肉,说“代食品”,说褪了玉米粒的棒子核、稻草都有营养成分了(肯定有。可人的肠胃能否吸收?)。他们是需要时的代言人,广告就不能较真儿。
北京城里吃鲜白薯多,加工过的白薯干、白薯面少。北方有些农村,有些年份,白薯干磨的面是主要口粮。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林彪下一号令,准备打仗,疏散城市人口。我到了邢台农村。那里沙土地多,种白薯、花生、西瓜都相宜。那地方管白薯叫山药,土豆叫山药蛋。当地人说:“山药干子是主粮,鸡腚眼子是银行。”吃饭仗着白薯干,花钱靠着卖鸡蛋。同样的日子我过了三年。
离开那里快40年了,没回去过,不知现在的变化。那儿离北京不远,300多公里。虽不通火车,交通也还便利。村东挨着一条国道,北京到广州的。当年冬天回京,有人就骑自行车。晓行夜宿,三天,进永定门。至今也常忆起那时的情景,感谢生活给我的经历,增加体验,扩展见闻。听够了广告,细看了商品,知道了底细,明白了就里。虽然“难得糊涂”,可“朝闻道夕死可矣”。也值。
1969年10月离京,在隆尧县一所中学住下,学习待命。1970年开春儿,分到农村。仨人一拨儿,去一个大队(村)。头一两天吃派饭,早午晚有人叫你,到他家吃饭。不习惯,找支书提出自己做饭。一个人150元的安家费在大队放着,要求买炊具,给粮食。不框外。我们被安排在一个狭长的小院,三间北房两间东房。三间房的宽窄,八九间房的长短。这是地主的家。他孤身一人,“文革”期间,抗拒改造,出走流亡,已有几年了。
北屋两明一暗,我们住两明(间),一暗(间)堆放房东的东西,大队上锁。东屋做厨房。大队不肯掏钱,叫用房东的锅碗瓢盆,给了点小米和山药。顿顿小米粥,蒸白薯。吃了几天,找大队要粮食。支书说:“不是给了吗?”“光给的小米跟山药。”“那还要啥?春起,都吃这。”才明白,白薯是粮食,是主食的主,把它当配角,就屈才了。白薯搭配窝头就大腌萝卜,喝点粥溜缝儿。北京穷人的家常饭,在那儿就显得特殊。每逢集日,到集上买点干粮搭补。偷着,怕贫下中农提意见。工资发了三个月,停了。干啃工分,彻底成了社员。搭补成为心想,事成已无实力。
编辑/麻 雯 [email protected]
说起白薯,北京穷人喜欢吃。生的熟的,凉的热的,拿起来就能吃。一斤棒子面的钱,买三斤白薯,便宜合算。孩子多的人家,蒸或煮一锅白薯,是个抓挠儿。可心里不把它当正经东西,不如五谷杂粮实在。粮食统购统销以后,米面定量供应。大米白面按比例,白面很少,老吃窝头。搭点白薯,下去顺当些。赶上白薯大丰收,光搭着吃,销不了多少。粮食部门就规定按比例配售。记得也是三斤白薯,收一斤粗粮票。必须买够多少斤,少买就是放弃,粮票作废。电台报纸,如同现在讲烹调讲养生一样,大讲白薯的养分和吃法。蒸熟和到面里烙饼、蒸馒头,切碎掺到米里焖米饭。到大饥荒的时候,就老说“双蒸法”,说“小球藻”人造肉,说“代食品”,说褪了玉米粒的棒子核、稻草都有营养成分了(肯定有。可人的肠胃能否吸收?)。他们是需要时的代言人,广告就不能较真儿。
北京城里吃鲜白薯多,加工过的白薯干、白薯面少。北方有些农村,有些年份,白薯干磨的面是主要口粮。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林彪下一号令,准备打仗,疏散城市人口。我到了邢台农村。那里沙土地多,种白薯、花生、西瓜都相宜。那地方管白薯叫山药,土豆叫山药蛋。当地人说:“山药干子是主粮,鸡腚眼子是银行。”吃饭仗着白薯干,花钱靠着卖鸡蛋。同样的日子我过了三年。
离开那里快40年了,没回去过,不知现在的变化。那儿离北京不远,300多公里。虽不通火车,交通也还便利。村东挨着一条国道,北京到广州的。当年冬天回京,有人就骑自行车。晓行夜宿,三天,进永定门。至今也常忆起那时的情景,感谢生活给我的经历,增加体验,扩展见闻。听够了广告,细看了商品,知道了底细,明白了就里。虽然“难得糊涂”,可“朝闻道夕死可矣”。也值。
1969年10月离京,在隆尧县一所中学住下,学习待命。1970年开春儿,分到农村。仨人一拨儿,去一个大队(村)。头一两天吃派饭,早午晚有人叫你,到他家吃饭。不习惯,找支书提出自己做饭。一个人150元的安家费在大队放着,要求买炊具,给粮食。不框外。我们被安排在一个狭长的小院,三间北房两间东房。三间房的宽窄,八九间房的长短。这是地主的家。他孤身一人,“文革”期间,抗拒改造,出走流亡,已有几年了。
北屋两明一暗,我们住两明(间),一暗(间)堆放房东的东西,大队上锁。东屋做厨房。大队不肯掏钱,叫用房东的锅碗瓢盆,给了点小米和山药。顿顿小米粥,蒸白薯。吃了几天,找大队要粮食。支书说:“不是给了吗?”“光给的小米跟山药。”“那还要啥?春起,都吃这。”才明白,白薯是粮食,是主食的主,把它当配角,就屈才了。白薯搭配窝头就大腌萝卜,喝点粥溜缝儿。北京穷人的家常饭,在那儿就显得特殊。每逢集日,到集上买点干粮搭补。偷着,怕贫下中农提意见。工资发了三个月,停了。干啃工分,彻底成了社员。搭补成为心想,事成已无实力。
编辑/麻 雯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