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影院看《三枪拍案惊奇》，售票员大姐说，今晚的票早卖完了，明天早点来。次日一早买票进场，约一半观众为中老年人。观影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张伟平讨伐“所谓精英、影评人，知识分子”的心情。电影结束，问一位老年人感觉如何，她说很不喜欢，因为“它没有意义”。
　　不要以为老百姓看电影就是为了傻乐，这位普通观众说出了知识分子的感觉。在“意义”这块阵地上，知识分子和张艺谋已经死磕了很久。尤其对张艺谋的近年作品，文化精英的批判力度越来越大，以致深感受伤的张艺谋提起知识分子就一脸不屑。
　　其实，张艺谋和文化界曾有不短时间的友谊。他的第一部《红高粱》问世时，老干部斥之“贩卖国丑”，体制内势力群起批判。但这部电影得到百姓的喜欢，而且知识分子从中解读出了时代气息，对电影给予了热情洋溢的评价。他们将《红高粱》赋予文化意义，并将张艺谋推为第五代的领军人物。
　　《活着》的被禁，让知识分子对张艺谋的同情达到高潮。但当《一个都不能少》出来时，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对张艺谋表示质疑，从他不擅拍城市题材贩卖民俗等，上升到了“迎合主旋律”，杂音的不断出现，也让张艺谋对知识分子不满。
　　一个标志性事件是《英雄》的上映。《英雄》是一座里程碑，它开创了中国式大片的模式。但知识分子并不关心票房，影片体现出来的价值观，是他们集中批判的对象。他们认为影片“以法西斯美学为极权者找合法性”。深感委屈的张艺谋对此并不辩解，但迹象显示，他对知识分子已不再信任。此后，张艺谋在中国式大片的路上渐行渐远，《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犯了众怒。在知识分子的眼里，曾经先锋的张艺谋，从《英雄》到鸟巢，已经成为时代的“装修大师”，走到了民众的对立面，也成为知识分子的公敌。张艺谋与精英知识人彻底分道扬镳。
　　《三枪拍案惊奇》当然是一部烂片，影评人围殴该片时的面目，确实也有些狰狞。但当你了解了这一段恩怨情仇，你就会说“原来如此”。张艺谋真是个人物，他适应性极强，能够站在中国电影前沿，二十余年风骚不减。但他在知识分子的评价体系里却经历了价值观先进、价值观反动、失去价值观的巨大变化。
　　知识分子的天然使命是社会批判，而作为中国导演来说批判意味着各种各样的死法。看破了这一点的张艺谋，找到了适合自己生存的空间，赢得了市场、票房、权势，但失去了知识分子的拥护。
　　(原载《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