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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菜价大多是随着市场上的余缺来随行就市的，比如去年冬天下雪，物流不便，鸡蛋、青菜、肉类的价格就稍高些，雪后交通恢复正常，菜价便立即回落下来。那在古代，食材的价格是怎样的呢？我翻阅了很多典籍资料，出乎意料地发现，古人的菜价实在有趣。
以清朝为例，皇帝以为鸡蛋的价格非常贵。当时一枚鸡蛋的价格在内务府的账上价值10两银子，而在民间市场上的实际价格仅仅为几文钱。内务府的贪腐可见一斑。
光绪是一个爱吃鸡蛋的皇帝。有一天，他请教当时教他读书的翁同龢：“鸡蛋真好吃，可这东西这么贵，翁师傅你能吃得起吗？”翁同龢知道这是太监虚报价格，不便直说，就绕圈子回答：“回皇上，臣家中或遇祭祀大典，偶一用之。否则不敢也。”
据《满清十三朝之密事清谭》记载，有一天，乾隆问汤文瑞， “这么早上朝，曾用点心否？”汤文瑞回答：“臣家计贫，每晨早餐不过四粒鸡蛋而已。”乾隆听了大吃一惊：“一粒鸡蛋需十金，四粒就是四十金矣！朕尚不敢如此纵欲，卿乃自言贫乎？”汤文瑞当然深知其故，忙敷衍道：“外间所售鸡蛋皆破残，不能供皇上食用，臣因此能以賤价买到，每粒鸡蛋不过数文钱而已。”
不过，历史上也有皇帝关心菜价而调查伙食账目的。据《典故纪闻》记载，明代嘉靖皇帝知道光禄寺一年要花去36万两银子制备御膳，感觉有人在里面做手脚，于是决定查查光禄寺的开销。这一查，各种弊端就出来了：“一是传取钱粮时，原本没有什么印记，只是凭手写一张白条领取，也没有人敢问真伪；二是内外各衙门领取皇上赏赐的酒饭钱，或者一个人领取几份，或者公事已办完可是酒饭钱却还在虚领；三是门禁不严，那些下人盗取钱物根本无法算得清楚；四是每年餐饮瓷器数量太多。”
现在，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上韭菜。但古人想在冬季吃上韭菜，并非易事。西晋时间，当时的全国首富石崇与晋武帝司马炎的舅舅王恺比阔斗富时，就曾经因为在寒冬腊月端出了韭菜，让王恺颜面尽失。但王恺哪里知道，石崇端出的韭菜，其实是个冒牌货。他不过是耍了小聪明，把麦苗掺在了韭菜根里罢了。这则《世说新语》里记载的故事，让我们知道了冬韭在西晋时，绝对是一个稀罕物。
但这不等于说古人在冬季就一定吃不到韭菜了。《汉书·循吏传》记载，早在汉代，京城就有温室韭菜了：“太官园种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庑，昼夜燃蕴火，待温气乃生。”不过，冬韭只有皇帝能吃。但是温室韭菜没种多久，就被一个叫召信臣的大臣弹劾了。召信臣认为冬天种出来的韭菜，是“不时之物，有伤于人，不宜以奉供养”。这一停，一下子让皇宫开支“省费岁数千万”。
到了明清时期，普通百姓要想吃到冬韭，依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光价格就能让老百姓望而却步。康熙时柴桑所著的《燕京杂记》记载：“冬月时有韭黄，地窖火炕所成也。其色黄，故名。其价亦不贱。”
清朝时，一根黄瓜价值“五十金”，五十金就是五十两银子。一根黄瓜五十两银子，这不是天方夜谭吧？查慎行在《人海记·都下早蔬》中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白纸黑字道：“尝闻除夕市中有卖王瓜（黄瓜）二枚者，内官过问其价，索百金，许以五十金。市者大笑，故啖其一，内官亟止之。所余一枚，竟售五十金而去。”
明人沈德符在他的《万历野获编》里说：“京师极重非时之物，如严冬之白扁豆、生黄瓜，一蒂至数环，皆戚里及中贵为之，仿禁中法膳用者。”清人谈迁在《北游录》里也说：“以先朝内监，不惜厚值，以供内庖。三月末，以王瓜（黄瓜）不二寸辄千钱。四月初，茄弹丸或三千钱。”看看，冬春季节，老百姓想吃根黄瓜可真不容易。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近人张祖翼以“梁溪坐观老人”为名写的一本《清代野记》，这个老夫子说咸丰年间安徽桐城举人方朝觐年末从家乡来京城为明春考进士做准备，有一天到一家不错的饭店吃饭时，他特意安排自己的仆人：“尔勿乱要菜，京师物价昂，不似家乡也。”可是结账时，他俩一顿饭还是吃了五十多吊钱。方朝觐以为饭店老板欺生，大声斥责道：“尔欺我耶？”饭店伙计连忙回答：“不敢欺，爷所食不足十吊，余皆贵价食也。”方朝觐忙喊来仆人“至责之”，仆人说：“可怜可怜，我怕老爷多花钱，连荤腥都不敢吃，只吃了四小碟黄瓜。”方朝觐问：“尔知京师正月黄瓜何价？”仆人说：“至多不过三文一条可矣。”饭店伙计忙接过话茬：“此夏日之价也，若正月间则一碟须京钱十吊，合外省制钱一千也。”
当时一两银子能换两千多个制钱，四小碟黄瓜就卖了二两银子，确实太贵了。那时候，一个七品京官一年的俸银不过四十五两银子。也就是说，一个七品京官一年的收入只够买上九十小碟黄瓜。这样看来，黄瓜价格高得的确有点离谱。
如今，黄瓜早已是“平民蔬菜”了。就算是大年三十，买不起黄瓜过年的人还真的不多。与古人比起来，我小时候吃的黄瓜，真能堆成一座金山了。炎热的夏天放下书包，跑到自家菜园里摘一根脆生生的黄瓜，防暑降温又解渴，一股凉意沁人心脾，真是神仙过的日子啊。
鸡 蛋
以清朝为例，皇帝以为鸡蛋的价格非常贵。当时一枚鸡蛋的价格在内务府的账上价值10两银子，而在民间市场上的实际价格仅仅为几文钱。内务府的贪腐可见一斑。
光绪是一个爱吃鸡蛋的皇帝。有一天，他请教当时教他读书的翁同龢：“鸡蛋真好吃，可这东西这么贵，翁师傅你能吃得起吗？”翁同龢知道这是太监虚报价格，不便直说，就绕圈子回答：“回皇上，臣家中或遇祭祀大典，偶一用之。否则不敢也。”
据《满清十三朝之密事清谭》记载，有一天，乾隆问汤文瑞， “这么早上朝，曾用点心否？”汤文瑞回答：“臣家计贫，每晨早餐不过四粒鸡蛋而已。”乾隆听了大吃一惊：“一粒鸡蛋需十金，四粒就是四十金矣！朕尚不敢如此纵欲，卿乃自言贫乎？”汤文瑞当然深知其故，忙敷衍道：“外间所售鸡蛋皆破残，不能供皇上食用，臣因此能以賤价买到，每粒鸡蛋不过数文钱而已。”
不过，历史上也有皇帝关心菜价而调查伙食账目的。据《典故纪闻》记载，明代嘉靖皇帝知道光禄寺一年要花去36万两银子制备御膳，感觉有人在里面做手脚，于是决定查查光禄寺的开销。这一查，各种弊端就出来了：“一是传取钱粮时，原本没有什么印记，只是凭手写一张白条领取，也没有人敢问真伪；二是内外各衙门领取皇上赏赐的酒饭钱，或者一个人领取几份，或者公事已办完可是酒饭钱却还在虚领；三是门禁不严，那些下人盗取钱物根本无法算得清楚；四是每年餐饮瓷器数量太多。”
韭 菜
现在，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上韭菜。但古人想在冬季吃上韭菜，并非易事。西晋时间，当时的全国首富石崇与晋武帝司马炎的舅舅王恺比阔斗富时，就曾经因为在寒冬腊月端出了韭菜，让王恺颜面尽失。但王恺哪里知道，石崇端出的韭菜，其实是个冒牌货。他不过是耍了小聪明，把麦苗掺在了韭菜根里罢了。这则《世说新语》里记载的故事，让我们知道了冬韭在西晋时，绝对是一个稀罕物。
但这不等于说古人在冬季就一定吃不到韭菜了。《汉书·循吏传》记载，早在汉代，京城就有温室韭菜了：“太官园种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庑，昼夜燃蕴火，待温气乃生。”不过，冬韭只有皇帝能吃。但是温室韭菜没种多久，就被一个叫召信臣的大臣弹劾了。召信臣认为冬天种出来的韭菜，是“不时之物，有伤于人，不宜以奉供养”。这一停，一下子让皇宫开支“省费岁数千万”。
到了明清时期，普通百姓要想吃到冬韭，依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光价格就能让老百姓望而却步。康熙时柴桑所著的《燕京杂记》记载：“冬月时有韭黄，地窖火炕所成也。其色黄，故名。其价亦不贱。”
黄 瓜
清朝时，一根黄瓜价值“五十金”，五十金就是五十两银子。一根黄瓜五十两银子，这不是天方夜谭吧？查慎行在《人海记·都下早蔬》中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白纸黑字道：“尝闻除夕市中有卖王瓜（黄瓜）二枚者，内官过问其价，索百金，许以五十金。市者大笑，故啖其一，内官亟止之。所余一枚，竟售五十金而去。”
明人沈德符在他的《万历野获编》里说：“京师极重非时之物，如严冬之白扁豆、生黄瓜，一蒂至数环，皆戚里及中贵为之，仿禁中法膳用者。”清人谈迁在《北游录》里也说：“以先朝内监，不惜厚值，以供内庖。三月末，以王瓜（黄瓜）不二寸辄千钱。四月初，茄弹丸或三千钱。”看看，冬春季节，老百姓想吃根黄瓜可真不容易。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近人张祖翼以“梁溪坐观老人”为名写的一本《清代野记》，这个老夫子说咸丰年间安徽桐城举人方朝觐年末从家乡来京城为明春考进士做准备，有一天到一家不错的饭店吃饭时，他特意安排自己的仆人：“尔勿乱要菜，京师物价昂，不似家乡也。”可是结账时，他俩一顿饭还是吃了五十多吊钱。方朝觐以为饭店老板欺生，大声斥责道：“尔欺我耶？”饭店伙计连忙回答：“不敢欺，爷所食不足十吊，余皆贵价食也。”方朝觐忙喊来仆人“至责之”，仆人说：“可怜可怜，我怕老爷多花钱，连荤腥都不敢吃，只吃了四小碟黄瓜。”方朝觐问：“尔知京师正月黄瓜何价？”仆人说：“至多不过三文一条可矣。”饭店伙计忙接过话茬：“此夏日之价也，若正月间则一碟须京钱十吊，合外省制钱一千也。”
当时一两银子能换两千多个制钱，四小碟黄瓜就卖了二两银子，确实太贵了。那时候，一个七品京官一年的俸银不过四十五两银子。也就是说，一个七品京官一年的收入只够买上九十小碟黄瓜。这样看来，黄瓜价格高得的确有点离谱。
如今，黄瓜早已是“平民蔬菜”了。就算是大年三十，买不起黄瓜过年的人还真的不多。与古人比起来，我小时候吃的黄瓜，真能堆成一座金山了。炎热的夏天放下书包，跑到自家菜园里摘一根脆生生的黄瓜，防暑降温又解渴，一股凉意沁人心脾，真是神仙过的日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