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椅子，对每个人来讲，是生活中离不开的用具。我们常说人的三分之一生命是在床上度过的。那么，对很多人来说在椅子上度过的时间恐怕不止三分之一，也许是二分之一，还或许更多。不能想象当人们在工作、学习、进餐、休息、等待、旅途……中，如果没有一张可以倚靠的座椅，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
那么，人是从何时产生了坐的姿态，何时产生了用于坐的器具，它起源于何时何地，这样的问题常常会把我们引入对远古时期人类生活情景的追溯：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基本在野外、坐卧起居都在地面上进行，在那蛮荒的初期生存环境中，也许一片树叶、一根木桩、一块石头……一切自然物质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的坐具。上帝赐予人这种生物形态：可直立行走，躯干与腿部的生理结构可自然地形成以臀部支撑身体的状态，即坐的姿态，当然我们在观察猿类行为的时候，同样发现它们也具有这样的特征，但是不同的是人会为自己制造“坐”所需要的像椅子这类的用具。
通常人们把椅子的发源地锁定在古埃及文明，并从现存的大量史料中得以证实，但这仅仅说明这个时期椅子形态被古埃及人制造或得以完善，并以象征王权和政治特权的特殊用品、以一种艺术的形式保留至今。但这并不能证实人类“坐”的需要是从那时才开始的。十多年前在南斯拉夫境内考古工作者挖掘出土了一种被命名为“芬卡陶人像”，它是公元前4000年前属欧洲新石器时代的墓葬品，这个距今6000多年前的小陶偶像，居然是坐在椅子上的!还有，在保加利亚出土的“祭祀的一幕”，场景化地表现了距今7000年以前人们用以祭奠死者的生活道具：其中有完整的椅子、桌子、盆碗等器物造型，从图片上看椅子的形态与现在的大致相同，这说明人类使用椅子的历史起码不止7000年，也未必起源于古代埃及文明。
任何被记录在文化和历史之中的东西，都带有局部人群及地域的特性，而这种特性是一种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的写照。所谓“生活文化”便是把人类生活方式的演化，作为研究人类社会、政治、历史、宗教、艺术、科学技术发展的一门学问。古有“席地而坐”、“垂足而坐”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从字面上看，代表两种不同的坐姿，这两种坐姿哪个在先、哪个在后，不得而知。但是我们从人的身体结构——肢体与躯干的活动规律上分析，席地而坐介于卧与坐之间；垂足而坐则介于站与坐之间。两种坐姿在人类社会的进化过程中很可能齐头并进。但是，从人类文化发展史的角度看：这两种不同的“坐”逐渐演化为两种不同历史时期的东、西方生活文化的特征。
在西方文化史中，“垂足而坐”一直是其社会、生活文化发展的主要形态特征之一。“垂足而坐”决定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具都是以高型家具为基础，很多器具的尺度和样式都要符合垂足而坐的功能需求。那么，椅子作为支撑这一生活方式的最主要用具，一直是伴随着西方文明的发展在不断地演变着它的式样，也同时扮演着承载西方文化与艺术发展的重要角色。我们从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各历史时期的文化史中都能够发现与之艺术形态相对应的椅子样式的变化；即使在近、现代西方各种艺术流派中，我们仍然能够找出“椅子”与之相符的表现形式，如未来主义、风格派、新艺术风格、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椅子的样式不仅反映一个时代文化特征、艺术风格，同时也能反映一个时代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上个世纪20年代出现的钢管椅子，反映的是近代钢铁工业技术的发展；在随后的五六十年代出现的塑料家具，同样也是那个时期化学工业技术发展的产物……。对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椅子代表的是西方的文化。用英国设计史学家保罗-克拉克的话说：“如果要用图表来表述设计的历史，这本书应该全部献给椅子。”
那么，在东方古文明的初期，应该说一直是循着“席地而坐”的起居方式发展起来的。因此，“席地而坐”也成为古老东方文化形态的主要特征之一，直到今天一些东方国家，如日本、韩国、泰国等东南亚许多国家仍然保持着这一习俗和礼仪。例如，在今天的日本，双腿跪坐仍然是他们在许多正式场合下被规定了的一种坐姿，称之为“正坐”；佛教发展到今天，僧人佛徒在圣像前诵经念佛、打坐禅定时依然跪坐或盘坐着。在中国汉代以前，我们的祖先也是以“席地而坐”的方式生活的，其坐具的形态表现为“席”、“茵席”、“床”、“榻”……，即稍高于地面的低矮床榻或直接铺设在地上的席子或座垫。“人君处匡床之上，而天下治”，指的是在“匡床”这一坐具上治理国家。从东汉以后随着西域通道的开通，东、西方政治经济及文化贸易的频繁来往，“胡椅”这种外来的家具被最先引入中原，最初是作为给皇帝出行时随身携带的一种座具。到了隋唐以后，西方的高型家具陆续在权贵阶层中开始流行，逐渐取代了以前的低矮型家具，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生活的主流。到了宋代高型家具的生活形态基本形成，从此中国人就基本脱离了“席地而坐”的生活方式，转而改为“垂足而坐”的生活习惯和礼仪。此后经过了元、明、清几朝家具形态的演变，在中国传统家具样式中，形成了明式、清式享誉世界的中式经典家具风格，成为我国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瑰宝。
历史和文化给了今人许多的借鉴和榜样，今天的社会形态与人们的意识已经跨越历史、跨越社会阶层、跨越国界和区域文化的差异，出现了多元化交叉的形势与局面。这也是百年以来世界文化发展的最大特征之一，即自由平等的民主化社会形态；政治、文化之间的国际化交往；信息流通的全球化所形成的趋势。“坐”所体现的文化特性，也必然与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进步同步发展。现代人对生活的追求是个性化、科学性、高质量，以坐具形态来划分社会政治阶层的象征作用已弱化，而功能性、个性化的表现愈加突出。诸如“宝座”、“龙椅”、“太师椅”所象征的社会意义，在19世纪末以前一定意义上是统治阶级地位和划分阶层的一个代名词。这在现代社会中已名存实亡，已成为人类历史中的一段故事。
社会文明进入工业化时代，尤其是20世纪以后，在重视功能的现代主义设计理念中，椅子的形态更多的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的体现，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社会文明进步的意义。它更加注重日常生活物质的大众化需要，其功能性、实用性的比值上升，形态的象征性减弱。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后工业文化的形成，后期现代主义的社会思潮对现代主义、功能主义的冲击，使设计文化的发展和演变发生了变革，椅子的形态及它所包含的社会意义、及其美学价值也发生了改变，人们注重的是它的人性与物质需求的多重性和个性化体现。
那么，在当今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对于“坐”会有怎样的需求?其设计特点又表现在哪里?在这一点上，我们或许应先撇开传统文化性的局限，着眼于现代人所生活的环境中对于坐的功能、心理、以及审美的需求，重新界定它的内涵和作用。在上个世纪70年代前后挪威的设计师，设计了既能坐、同时又能用膝盖跪的“伯朗斯椅”(即平衡椅)，把坐和跪结合起来，使臀部和双膝，三个垂直受力点平均地分布在一张“椅子”上，将“席地跪坐”和“垂足而坐”的坐姿集于一身，把传统椅子的形态改变了，传统的坐姿改变了，椅子的观念也改变了。
在中国进入到21世纪以后，在家具行业中掀起一股强劲的创意设计风潮，每年都有几次全国性的有关家具和椅子设计的大奖赛和专题展览。旨在改变改革开放以来在国际商品贸易中，一直是只有“中国制造”而没有“中国设计”的公众面孔。在我国诸多设计赛事中，最具学术影响力的要属中央美术学院主办的“为坐而设计”大奖赛的作品展。在这几年创意设计赛事的推动下，涌现出许多优秀的、有趣的、富有创造力的设计作品，证实了我们新生的设计力量，在不久的将来实现“中国设计”是大有潜力的。
【责任编辑】林 京
那么，人是从何时产生了坐的姿态，何时产生了用于坐的器具，它起源于何时何地，这样的问题常常会把我们引入对远古时期人类生活情景的追溯：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基本在野外、坐卧起居都在地面上进行，在那蛮荒的初期生存环境中，也许一片树叶、一根木桩、一块石头……一切自然物质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的坐具。上帝赐予人这种生物形态：可直立行走，躯干与腿部的生理结构可自然地形成以臀部支撑身体的状态，即坐的姿态，当然我们在观察猿类行为的时候，同样发现它们也具有这样的特征，但是不同的是人会为自己制造“坐”所需要的像椅子这类的用具。
通常人们把椅子的发源地锁定在古埃及文明，并从现存的大量史料中得以证实，但这仅仅说明这个时期椅子形态被古埃及人制造或得以完善，并以象征王权和政治特权的特殊用品、以一种艺术的形式保留至今。但这并不能证实人类“坐”的需要是从那时才开始的。十多年前在南斯拉夫境内考古工作者挖掘出土了一种被命名为“芬卡陶人像”，它是公元前4000年前属欧洲新石器时代的墓葬品，这个距今6000多年前的小陶偶像，居然是坐在椅子上的!还有，在保加利亚出土的“祭祀的一幕”，场景化地表现了距今7000年以前人们用以祭奠死者的生活道具：其中有完整的椅子、桌子、盆碗等器物造型，从图片上看椅子的形态与现在的大致相同，这说明人类使用椅子的历史起码不止7000年，也未必起源于古代埃及文明。
任何被记录在文化和历史之中的东西，都带有局部人群及地域的特性，而这种特性是一种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的写照。所谓“生活文化”便是把人类生活方式的演化，作为研究人类社会、政治、历史、宗教、艺术、科学技术发展的一门学问。古有“席地而坐”、“垂足而坐”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从字面上看，代表两种不同的坐姿，这两种坐姿哪个在先、哪个在后，不得而知。但是我们从人的身体结构——肢体与躯干的活动规律上分析，席地而坐介于卧与坐之间；垂足而坐则介于站与坐之间。两种坐姿在人类社会的进化过程中很可能齐头并进。但是，从人类文化发展史的角度看：这两种不同的“坐”逐渐演化为两种不同历史时期的东、西方生活文化的特征。
在西方文化史中，“垂足而坐”一直是其社会、生活文化发展的主要形态特征之一。“垂足而坐”决定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具都是以高型家具为基础，很多器具的尺度和样式都要符合垂足而坐的功能需求。那么，椅子作为支撑这一生活方式的最主要用具，一直是伴随着西方文明的发展在不断地演变着它的式样，也同时扮演着承载西方文化与艺术发展的重要角色。我们从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各历史时期的文化史中都能够发现与之艺术形态相对应的椅子样式的变化；即使在近、现代西方各种艺术流派中，我们仍然能够找出“椅子”与之相符的表现形式，如未来主义、风格派、新艺术风格、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椅子的样式不仅反映一个时代文化特征、艺术风格，同时也能反映一个时代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上个世纪20年代出现的钢管椅子，反映的是近代钢铁工业技术的发展；在随后的五六十年代出现的塑料家具，同样也是那个时期化学工业技术发展的产物……。对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椅子代表的是西方的文化。用英国设计史学家保罗-克拉克的话说：“如果要用图表来表述设计的历史，这本书应该全部献给椅子。”
那么，在东方古文明的初期，应该说一直是循着“席地而坐”的起居方式发展起来的。因此，“席地而坐”也成为古老东方文化形态的主要特征之一，直到今天一些东方国家，如日本、韩国、泰国等东南亚许多国家仍然保持着这一习俗和礼仪。例如，在今天的日本，双腿跪坐仍然是他们在许多正式场合下被规定了的一种坐姿，称之为“正坐”；佛教发展到今天，僧人佛徒在圣像前诵经念佛、打坐禅定时依然跪坐或盘坐着。在中国汉代以前，我们的祖先也是以“席地而坐”的方式生活的，其坐具的形态表现为“席”、“茵席”、“床”、“榻”……，即稍高于地面的低矮床榻或直接铺设在地上的席子或座垫。“人君处匡床之上，而天下治”，指的是在“匡床”这一坐具上治理国家。从东汉以后随着西域通道的开通，东、西方政治经济及文化贸易的频繁来往，“胡椅”这种外来的家具被最先引入中原，最初是作为给皇帝出行时随身携带的一种座具。到了隋唐以后，西方的高型家具陆续在权贵阶层中开始流行，逐渐取代了以前的低矮型家具，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生活的主流。到了宋代高型家具的生活形态基本形成，从此中国人就基本脱离了“席地而坐”的生活方式，转而改为“垂足而坐”的生活习惯和礼仪。此后经过了元、明、清几朝家具形态的演变，在中国传统家具样式中，形成了明式、清式享誉世界的中式经典家具风格，成为我国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瑰宝。
历史和文化给了今人许多的借鉴和榜样，今天的社会形态与人们的意识已经跨越历史、跨越社会阶层、跨越国界和区域文化的差异，出现了多元化交叉的形势与局面。这也是百年以来世界文化发展的最大特征之一，即自由平等的民主化社会形态；政治、文化之间的国际化交往；信息流通的全球化所形成的趋势。“坐”所体现的文化特性，也必然与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进步同步发展。现代人对生活的追求是个性化、科学性、高质量，以坐具形态来划分社会政治阶层的象征作用已弱化，而功能性、个性化的表现愈加突出。诸如“宝座”、“龙椅”、“太师椅”所象征的社会意义，在19世纪末以前一定意义上是统治阶级地位和划分阶层的一个代名词。这在现代社会中已名存实亡，已成为人类历史中的一段故事。
社会文明进入工业化时代，尤其是20世纪以后，在重视功能的现代主义设计理念中，椅子的形态更多的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的体现，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社会文明进步的意义。它更加注重日常生活物质的大众化需要，其功能性、实用性的比值上升，形态的象征性减弱。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后工业文化的形成，后期现代主义的社会思潮对现代主义、功能主义的冲击，使设计文化的发展和演变发生了变革，椅子的形态及它所包含的社会意义、及其美学价值也发生了改变，人们注重的是它的人性与物质需求的多重性和个性化体现。
那么，在当今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对于“坐”会有怎样的需求?其设计特点又表现在哪里?在这一点上，我们或许应先撇开传统文化性的局限，着眼于现代人所生活的环境中对于坐的功能、心理、以及审美的需求，重新界定它的内涵和作用。在上个世纪70年代前后挪威的设计师，设计了既能坐、同时又能用膝盖跪的“伯朗斯椅”(即平衡椅)，把坐和跪结合起来，使臀部和双膝，三个垂直受力点平均地分布在一张“椅子”上，将“席地跪坐”和“垂足而坐”的坐姿集于一身，把传统椅子的形态改变了，传统的坐姿改变了，椅子的观念也改变了。
在中国进入到21世纪以后，在家具行业中掀起一股强劲的创意设计风潮，每年都有几次全国性的有关家具和椅子设计的大奖赛和专题展览。旨在改变改革开放以来在国际商品贸易中，一直是只有“中国制造”而没有“中国设计”的公众面孔。在我国诸多设计赛事中，最具学术影响力的要属中央美术学院主办的“为坐而设计”大奖赛的作品展。在这几年创意设计赛事的推动下，涌现出许多优秀的、有趣的、富有创造力的设计作品，证实了我们新生的设计力量，在不久的将来实现“中国设计”是大有潜力的。
【责任编辑】林 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