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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正好像变了，收敛了部分强势的锋芒，又好像没变，还是那个交织着矛盾的于正。
24岁的时候，于正去了一趟西藏，看到了天葬，茫茫天野，秃鹫盘旋，逝去的生命终究是要回归大地的。也是在那一年，他看了大量人物传记与纪录片，发现人类共通的特点是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他觉得自己想通了，决定全盘接受人生所要经历的痛苦、开心、烦恼，也决定此后无论发生什么，自己都要开心。
跟人聊天是开心的，创作是开心的，被打击是开心的，失败也是开心的……所以，在家门口的星巴克坐一天，看人来人往或者发呆，也是开心的。
这是此刻于正的状态。
近日，他结束了人生中第一档真人秀综艺《演技派》的录制，节目录制期间所有的剧本创作都由于正一个人完成，然后进入闭关，从紧锣密鼓的拍摄状态切换到看似松弛却规律的生活。每天8点起床，吃完早饭，9点开始写作，每天雷打不动，花6个小时写剧本。下午去片场走走，跟朋友聊一聊即将要写的故事，晚上看书或者看碟。
作为知名编剧，于正的作品捧红了太多角儿，营造了不少让观众至今还津津乐道的戏与剧，他负责制造舞台的“梦幻”，但他又坚持所创作的“戏”都来源于坚实的生活体验，“我跟很多编剧最大的不同是，我跟不同的人接触，每天都是在生活中。如果写医生，我就和医生朋友聊医院里每天发生的生老病死;如果写厨师，我就去厨房;如果写古代的剧，就扎进资料馆或者在故宫游荡，不带目的地观察细节。”
于正应该很“孤独”，这是创作者的常态，但于正不会让自己陷入孤独状态，每天把时间安排得特别满，独处时就拿出一本书来看，进入书中世界，如果再感到孤独就去找朋友们聊天、玩，实在不行就“经常，经常”一个人去游乐场玩。
即使闭关写作，于正依旧时刻活跃在公众视野中，他的任何言论都能被拿出来讨论一番，评论中不乏揶揄与嘲讽。
对于外界的看法，于正表示完全不在乎，也非常坦然地接受自己的招黑体质，“我的人生讲究快乐至上，外界对我毫无意义。观众喜欢我的作品就好了，不需要喜欢于正，生活中有无数喜欢于正的人。”
6年前，当《笑傲江湖》热播时，彼时35岁的他志得意满，侃侃而谈自己以市场为出发点的创作理念;6年后，41岁的于正不再聊作品的商业理念，更愿意聊人生感悟。他也不再执拗于获得外界尊重，开始强调愉快比获得尊重更重要。
于正好像变了，收敛了部分强势的锋芒，又好像没变，还是那个交织着矛盾的于正。
他坚持要活得真实和乐观，“我对人生的任何东西，都没有处于绝望状态。”但下一秒，他又有了一丝犹豫，“应该也不太可能（绝望），我认为至今为止是没有。”
2019年8月份，横店最热的时候，于正联手优酷发起了一档演技类真人秀综艺《演技派》。在市场上已经有三挡不同类型演员类综艺的情况下，于正的入局，让演技类综艺领域的战火烧得更旺了一些。观众也不禁好奇，于正是要换个新赛道造星？
“造星”两个字一问出口，就被于正纠正了，“我是要造演员，不是造星”。
于正并不认为自己是“明星推手”，虽然当下观众很多耳熟能详的娱乐明星都是通过出演于正的剧而红起来的。看客们或许会质疑于正剧的剧情雷人、制作不够精良，但是没有人会质疑于正的选角眼光，以及“于正剧”对演员巨大的推力。他的剧本多是偶像剧，剧情为人物服务，容易捧红演员，因此演员也常常愿意降价接戏。
从《美人心计》到《延禧攻略》，他的作品不光捧红了杨幂、冯绍峰、袁姗姗、赵丽颖、陈晓、吴谨言等一大批新人，还让林心如、陈乔恩、秦岚、聂远等人事业上重新焕发了第二春。
在他看来，自己无非是善于把演员的优点放大。
12年，做了48部戏后，于正想告诉观众一个真实的演艺圈。他跟优酷提出要做一档综艺节目，让观众看到年轻演员为突破演技的努力。这档节目就是正在热播的《演技派》。《演技派》录制时间非常长，摄像机24小时都在拍在收音，这是在挑战演员的极限。但演员们依旧“享受”其中，因为不同于其他演员真人秀节目，《演技派》是边拍剧边学习，能提高年轻演员的演技，对于他们来说，付出是值得的。于正给了演员们很大的自由发挥空间，并且会跟演员们分享故事内容，以这些演员所长进行创作。
导演胡明给于正取了个“刚萌烈火葫芦娃”的外号，因为“又刚又萌随时展现脾气”。当然，这个外号没有当着于正的面儿叫。合作《演技派》之前，优酷资深制片人、《演技派》项目总负责人宋秉华对于正的印象与大众对于正的印象并无差别，相处之后发现于正是个极其勤奋、敬业的人。“于老师回信息基本是秒回。当他的助理需要有两点高度敏感，于老师上厕所时迅速告诉他最近的厕所，以及带够充电宝，他几乎永远在线，迅速回信息，打字太多两个手指节都有点突出。”
当然，合作的过程中，宋秉华也遇到过于正发脾气，不过他反而因此对于正的认识更加立体，“他发脾气或者怼人都是为了工作，对事不对人。”
但于正很少跟年轻演员发脾气，于正对年輕演员的喜欢溢于言表，他希望用自己验证过的经历给年轻人输入一些观念，“现在多给年轻人输入一些好东西去帮助他们，他们能上去，这是我培养学生的初衷。”
于正把自己的成功很大程度归结于“能吃苦”，即便他有能力让自己过得更好的时候，他依旧让自己不那么舒适。
37岁的时候，于正才决定在横店买一套房子，此前9年里，他来横店，都住在影都宾馆，房间号是2317。彼时，他已拥有足以住得更好的财富。于正说，他只是希望给剧组做好表率，只有当他住在这个宾馆，他才能要求杨幂、Angelababy这个咖位的明星也住在这样级别的宾馆，节省成本。 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害怕被财富裹挟，过得太过安逸，怕自己一旦开始享受，就会写不好剧本。“我这么多年没住过好房子，坐飞机也是经济舱，也不会穿太好的衣服，我对自己很差，特意营造出一个不舒服的感觉，来逼自己努力达到更高的点。”
随着年岁渐长，集中注意力變得困难起来，他发现宾馆漏水、断电也让他很头疼，会干扰到写作。纠结之后，他发现舒服的状态或许更适合写作，于是在横店买了房。
一向精打细算节省成本的于正，在买房上面没有任何投资理念。他在北京有一套90平米的房子，朋友们会觉得于正住这么“小”的房子很奇怪，“可以了，已经很大了，我一个人住90平米房子还不大吗？有书房，有卧室，有客厅的，很好了，刚来北京的时候还住地下室呢，我对物质这种东西没有太大的欲望。”
跌宕起伏是人生必然的轨迹，于正早就看清了这一点，他清楚地知道人不可能永远在一个至高点，所以他宁愿让自己处于一种不好或不安的状态，来延缓掉落神坛的危机。“不要让自己真的变成德高望重、功成名就，那以后就架在那里了。我甚至希望自己是一个闯祸的小孩，经常出点状况，经常让自己处于这种不安的状态，我才能写出更好的剧本来。”
在当编剧之前，于正有一个演员梦。但考上戏剧学院后，在舞台上的不自信，让他一度怀疑自己与舞台无缘。
主角梦破碎的时候，于正有点自卑。不过很快他就找到了补偿方式——给一个星空卫视写栏目剧，每个月都是班里赚得最多的那个人，收入的提升让他得到了巨大的满足。
演员路走不通之后，于正从1999年开始给《新龙门客栈》导演李惠民当学徒学习写剧本。那个时候，他经常处于窘迫的境况，一年没有工资，他的房租和日常花销都靠之前的积蓄支撑，积蓄花完了，于正决定离开。
也曾有老板找他写剧本，写40集给8万块，于是于正非常兴奋地开动，5个月时间只做这一件事情，当时也没有其他收入来源，于正就在窘迫的“经济危机”里创作。交完剧本后，那个老板要求于正去横店开会，说剧本要等集团过审，但于正等了一个星期后，那边仍旧毫无音讯，于正有点着急地问，“什么时候给钱，好歹给一点吧”。得到的反馈是，要么剧本大幅修改，要么不用修改但只给2万块钱。
于正想了一夜没有想通，一直问自己“我需要这2万块钱吗”，得出尊严更重要的结论后，他果断给母亲打了电话，问母亲，“我能不能打车回家，你帮我付车费，这个剧本我不卖了。”
多年后，这个剧本卖了应有的价格，于正再次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语气颇为骄傲，他觉得自己做了正确选择，保全了尊严。
虽然于正一直强调自己要创作更好的剧本，但他的大部分作品在网络上却毁誉参半，更为戏剧性的是，往往伴随着“天雷滚”“脑残”“狗血”的骂声，收视却一路飘红。人们呼朋引伴地观看，再争先恐后地吐槽，一边义愤填膺地指责于正剧侮辱了观众的智商，一边看得不亦乐乎。
当口碑与收视率冰火两重天时，收视率和回报成为了于正的护身符。
他曾表示自己的剧“没有一部不赚钱”。2008年，于正作为制片人的处女作《最后的格格》播出，这是他第一次感觉把自己的戏完整拍出来了。“也有一点遗憾，第一次做，很想为老板赚钱，把36集的戏拖成了40集。”
从第一部戏开始，于正就坚决践行“为投资人赚钱”的信条。
对此，圈内自然有不同的声音，甚至有些刺耳。但外界的种种评论，于正一点都不害怕，他甚至觉得，有人骂他是好事儿，“这能促使我更好地工作，我其实不太喜欢看到全世界都在夸我。”当然，于正也不会憋着，如果觉得对方说得不对，会立刻骂回去。
但他害怕自己迷失。
曾有一段时间，于正非常迷恋收视率，《宫》播出的时候，他几乎每天要看收视率才能睡觉，只有收视率第一并且与第二拉开巨大差距时，他才能感受到数据带给他的快感，以及安全感。这种焦躁也让他在《宫》播完以后半年都写不了剧本，每天忙于各种应酬和接受采访，那段时间让于正非常焦虑，甚至开始掉头发、发胖。
为了缓解浮躁，于正跑去横店写第二部戏，直到《宫》的热度消散。
没有一部作品能长久地让于正满意，他也从来不会对某个时间段的状态满意，他会刻意告诉自己还差得远，“因为我是个很燃的人，我需要爆炸，我需要让自己觉得自己没那么好。”
正如他的作品一样，于正身上交织着各种矛盾的特质，很多看似在他身上无法自洽的特质，成为了外界眼中分裂的于正。
他渴望成功，又害怕成功，担心因为些许成就让自己变得安逸，从而丧失冲劲儿;他自大，看不上别人的剧本，只觉得自己写的最好，又自卑，戏剧学院的经历让他深怀不安;他看似平和，坚定地表示自己完全不在乎外界的看法，自己开心最重要，却又暴躁易怒，动不动就和人在网上掐起来。
对于很多东西，他总是渴望而又恐惧。
在他诸多矛盾又冲撞的特质中，“可以强悍地适应现实”这一条让他无往不利。当与现实抵触时，他会第一时间从自我意识中跳出来，去服从现实。
于正编剧生涯低谷阶段，他的父亲去世了。2018年，于正坦然表示，过去他觉得父亲生前没有看到他成功，是莫大的遗憾，耿耿于怀于“父亲没有享受到我的一点荣耀”，但是这几年他释怀了，“他没有看到我的成功，同样他也没有看到我的失败，挺好的。”
年岁渐长，于正开始慢慢与自己和解。他不再提起自己的遗憾，坚定地表示，“我的人生每一步都算数，截至此刻，没有遗憾。”
在于正身上，看上去他是那么直接、坦然地拥抱商业，不拧巴，不犹豫，用成功赤裸裸地回应质疑和嘲讽。6年前，他会对记者侃侃而谈自己打造爆款的逻辑，“我做戏从来只从市场出发，坚信只有投资人赚钱才能够维持我们的艺术生命。” 并以此信条来规劝同行。但6年后，他不再强调经济效益，更多将作品的创作初衷归结为“觉得有趣”，既不想打造商品，也不想打造艺术品，只要作品有触动自己的地方，那就去做。他也不再谈任何商业上的成绩，强调自己只是个“玩艺术的人”。
（周敏荐自《中国企业家》）
24岁的时候，于正去了一趟西藏，看到了天葬，茫茫天野，秃鹫盘旋，逝去的生命终究是要回归大地的。也是在那一年，他看了大量人物传记与纪录片，发现人类共通的特点是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他觉得自己想通了，决定全盘接受人生所要经历的痛苦、开心、烦恼，也决定此后无论发生什么，自己都要开心。
跟人聊天是开心的，创作是开心的，被打击是开心的，失败也是开心的……所以，在家门口的星巴克坐一天，看人来人往或者发呆，也是开心的。
这是此刻于正的状态。
近日，他结束了人生中第一档真人秀综艺《演技派》的录制，节目录制期间所有的剧本创作都由于正一个人完成，然后进入闭关，从紧锣密鼓的拍摄状态切换到看似松弛却规律的生活。每天8点起床，吃完早饭，9点开始写作，每天雷打不动，花6个小时写剧本。下午去片场走走，跟朋友聊一聊即将要写的故事，晚上看书或者看碟。
作为知名编剧，于正的作品捧红了太多角儿，营造了不少让观众至今还津津乐道的戏与剧，他负责制造舞台的“梦幻”，但他又坚持所创作的“戏”都来源于坚实的生活体验，“我跟很多编剧最大的不同是，我跟不同的人接触，每天都是在生活中。如果写医生，我就和医生朋友聊医院里每天发生的生老病死;如果写厨师，我就去厨房;如果写古代的剧，就扎进资料馆或者在故宫游荡，不带目的地观察细节。”
于正应该很“孤独”，这是创作者的常态，但于正不会让自己陷入孤独状态，每天把时间安排得特别满，独处时就拿出一本书来看，进入书中世界，如果再感到孤独就去找朋友们聊天、玩，实在不行就“经常，经常”一个人去游乐场玩。
即使闭关写作，于正依旧时刻活跃在公众视野中，他的任何言论都能被拿出来讨论一番，评论中不乏揶揄与嘲讽。
对于外界的看法，于正表示完全不在乎，也非常坦然地接受自己的招黑体质，“我的人生讲究快乐至上，外界对我毫无意义。观众喜欢我的作品就好了，不需要喜欢于正，生活中有无数喜欢于正的人。”
6年前，当《笑傲江湖》热播时，彼时35岁的他志得意满，侃侃而谈自己以市场为出发点的创作理念;6年后，41岁的于正不再聊作品的商业理念，更愿意聊人生感悟。他也不再执拗于获得外界尊重，开始强调愉快比获得尊重更重要。
于正好像变了，收敛了部分强势的锋芒，又好像没变，还是那个交织着矛盾的于正。
他坚持要活得真实和乐观，“我对人生的任何东西，都没有处于绝望状态。”但下一秒，他又有了一丝犹豫，“应该也不太可能（绝望），我认为至今为止是没有。”
不造星，造演员
2019年8月份，横店最热的时候，于正联手优酷发起了一档演技类真人秀综艺《演技派》。在市场上已经有三挡不同类型演员类综艺的情况下，于正的入局，让演技类综艺领域的战火烧得更旺了一些。观众也不禁好奇，于正是要换个新赛道造星？
“造星”两个字一问出口，就被于正纠正了，“我是要造演员，不是造星”。
于正并不认为自己是“明星推手”，虽然当下观众很多耳熟能详的娱乐明星都是通过出演于正的剧而红起来的。看客们或许会质疑于正剧的剧情雷人、制作不够精良，但是没有人会质疑于正的选角眼光，以及“于正剧”对演员巨大的推力。他的剧本多是偶像剧，剧情为人物服务，容易捧红演员，因此演员也常常愿意降价接戏。
从《美人心计》到《延禧攻略》，他的作品不光捧红了杨幂、冯绍峰、袁姗姗、赵丽颖、陈晓、吴谨言等一大批新人，还让林心如、陈乔恩、秦岚、聂远等人事业上重新焕发了第二春。
在他看来，自己无非是善于把演员的优点放大。
12年，做了48部戏后，于正想告诉观众一个真实的演艺圈。他跟优酷提出要做一档综艺节目，让观众看到年轻演员为突破演技的努力。这档节目就是正在热播的《演技派》。《演技派》录制时间非常长，摄像机24小时都在拍在收音，这是在挑战演员的极限。但演员们依旧“享受”其中，因为不同于其他演员真人秀节目，《演技派》是边拍剧边学习，能提高年轻演员的演技，对于他们来说，付出是值得的。于正给了演员们很大的自由发挥空间，并且会跟演员们分享故事内容，以这些演员所长进行创作。
导演胡明给于正取了个“刚萌烈火葫芦娃”的外号，因为“又刚又萌随时展现脾气”。当然，这个外号没有当着于正的面儿叫。合作《演技派》之前，优酷资深制片人、《演技派》项目总负责人宋秉华对于正的印象与大众对于正的印象并无差别，相处之后发现于正是个极其勤奋、敬业的人。“于老师回信息基本是秒回。当他的助理需要有两点高度敏感，于老师上厕所时迅速告诉他最近的厕所，以及带够充电宝，他几乎永远在线，迅速回信息，打字太多两个手指节都有点突出。”
当然，合作的过程中，宋秉华也遇到过于正发脾气，不过他反而因此对于正的认识更加立体，“他发脾气或者怼人都是为了工作，对事不对人。”
但于正很少跟年轻演员发脾气，于正对年輕演员的喜欢溢于言表，他希望用自己验证过的经历给年轻人输入一些观念，“现在多给年轻人输入一些好东西去帮助他们，他们能上去，这是我培养学生的初衷。”
“我不喜欢看到全世界都夸我”
于正把自己的成功很大程度归结于“能吃苦”，即便他有能力让自己过得更好的时候，他依旧让自己不那么舒适。
37岁的时候，于正才决定在横店买一套房子，此前9年里，他来横店，都住在影都宾馆，房间号是2317。彼时，他已拥有足以住得更好的财富。于正说，他只是希望给剧组做好表率，只有当他住在这个宾馆，他才能要求杨幂、Angelababy这个咖位的明星也住在这样级别的宾馆，节省成本。 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害怕被财富裹挟，过得太过安逸，怕自己一旦开始享受，就会写不好剧本。“我这么多年没住过好房子，坐飞机也是经济舱，也不会穿太好的衣服，我对自己很差，特意营造出一个不舒服的感觉，来逼自己努力达到更高的点。”
随着年岁渐长，集中注意力變得困难起来，他发现宾馆漏水、断电也让他很头疼，会干扰到写作。纠结之后，他发现舒服的状态或许更适合写作，于是在横店买了房。
一向精打细算节省成本的于正，在买房上面没有任何投资理念。他在北京有一套90平米的房子，朋友们会觉得于正住这么“小”的房子很奇怪，“可以了，已经很大了，我一个人住90平米房子还不大吗？有书房，有卧室，有客厅的，很好了，刚来北京的时候还住地下室呢，我对物质这种东西没有太大的欲望。”
跌宕起伏是人生必然的轨迹，于正早就看清了这一点，他清楚地知道人不可能永远在一个至高点，所以他宁愿让自己处于一种不好或不安的状态，来延缓掉落神坛的危机。“不要让自己真的变成德高望重、功成名就，那以后就架在那里了。我甚至希望自己是一个闯祸的小孩，经常出点状况，经常让自己处于这种不安的状态，我才能写出更好的剧本来。”
在当编剧之前，于正有一个演员梦。但考上戏剧学院后，在舞台上的不自信，让他一度怀疑自己与舞台无缘。
主角梦破碎的时候，于正有点自卑。不过很快他就找到了补偿方式——给一个星空卫视写栏目剧，每个月都是班里赚得最多的那个人，收入的提升让他得到了巨大的满足。
演员路走不通之后，于正从1999年开始给《新龙门客栈》导演李惠民当学徒学习写剧本。那个时候，他经常处于窘迫的境况，一年没有工资，他的房租和日常花销都靠之前的积蓄支撑，积蓄花完了，于正决定离开。
也曾有老板找他写剧本，写40集给8万块，于是于正非常兴奋地开动，5个月时间只做这一件事情，当时也没有其他收入来源，于正就在窘迫的“经济危机”里创作。交完剧本后，那个老板要求于正去横店开会，说剧本要等集团过审，但于正等了一个星期后，那边仍旧毫无音讯，于正有点着急地问，“什么时候给钱，好歹给一点吧”。得到的反馈是，要么剧本大幅修改，要么不用修改但只给2万块钱。
于正想了一夜没有想通，一直问自己“我需要这2万块钱吗”，得出尊严更重要的结论后，他果断给母亲打了电话，问母亲，“我能不能打车回家，你帮我付车费，这个剧本我不卖了。”
多年后，这个剧本卖了应有的价格，于正再次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语气颇为骄傲，他觉得自己做了正确选择，保全了尊严。
虽然于正一直强调自己要创作更好的剧本，但他的大部分作品在网络上却毁誉参半，更为戏剧性的是，往往伴随着“天雷滚”“脑残”“狗血”的骂声，收视却一路飘红。人们呼朋引伴地观看，再争先恐后地吐槽，一边义愤填膺地指责于正剧侮辱了观众的智商，一边看得不亦乐乎。
当口碑与收视率冰火两重天时，收视率和回报成为了于正的护身符。
他曾表示自己的剧“没有一部不赚钱”。2008年，于正作为制片人的处女作《最后的格格》播出，这是他第一次感觉把自己的戏完整拍出来了。“也有一点遗憾，第一次做，很想为老板赚钱，把36集的戏拖成了40集。”
从第一部戏开始，于正就坚决践行“为投资人赚钱”的信条。
对此，圈内自然有不同的声音，甚至有些刺耳。但外界的种种评论，于正一点都不害怕，他甚至觉得，有人骂他是好事儿，“这能促使我更好地工作，我其实不太喜欢看到全世界都在夸我。”当然，于正也不会憋着，如果觉得对方说得不对，会立刻骂回去。
但他害怕自己迷失。
曾有一段时间，于正非常迷恋收视率，《宫》播出的时候，他几乎每天要看收视率才能睡觉，只有收视率第一并且与第二拉开巨大差距时，他才能感受到数据带给他的快感，以及安全感。这种焦躁也让他在《宫》播完以后半年都写不了剧本，每天忙于各种应酬和接受采访，那段时间让于正非常焦虑，甚至开始掉头发、发胖。
为了缓解浮躁，于正跑去横店写第二部戏，直到《宫》的热度消散。
和解
没有一部作品能长久地让于正满意，他也从来不会对某个时间段的状态满意，他会刻意告诉自己还差得远，“因为我是个很燃的人，我需要爆炸，我需要让自己觉得自己没那么好。”
正如他的作品一样，于正身上交织着各种矛盾的特质，很多看似在他身上无法自洽的特质，成为了外界眼中分裂的于正。
他渴望成功，又害怕成功，担心因为些许成就让自己变得安逸，从而丧失冲劲儿;他自大，看不上别人的剧本，只觉得自己写的最好，又自卑，戏剧学院的经历让他深怀不安;他看似平和，坚定地表示自己完全不在乎外界的看法，自己开心最重要，却又暴躁易怒，动不动就和人在网上掐起来。
对于很多东西，他总是渴望而又恐惧。
在他诸多矛盾又冲撞的特质中，“可以强悍地适应现实”这一条让他无往不利。当与现实抵触时，他会第一时间从自我意识中跳出来，去服从现实。
于正编剧生涯低谷阶段，他的父亲去世了。2018年，于正坦然表示，过去他觉得父亲生前没有看到他成功，是莫大的遗憾，耿耿于怀于“父亲没有享受到我的一点荣耀”，但是这几年他释怀了，“他没有看到我的成功，同样他也没有看到我的失败，挺好的。”
年岁渐长，于正开始慢慢与自己和解。他不再提起自己的遗憾，坚定地表示，“我的人生每一步都算数，截至此刻，没有遗憾。”
在于正身上，看上去他是那么直接、坦然地拥抱商业，不拧巴，不犹豫，用成功赤裸裸地回应质疑和嘲讽。6年前，他会对记者侃侃而谈自己打造爆款的逻辑，“我做戏从来只从市场出发，坚信只有投资人赚钱才能够维持我们的艺术生命。” 并以此信条来规劝同行。但6年后，他不再强调经济效益，更多将作品的创作初衷归结为“觉得有趣”，既不想打造商品，也不想打造艺术品，只要作品有触动自己的地方，那就去做。他也不再谈任何商业上的成绩，强调自己只是个“玩艺术的人”。
（周敏荐自《中国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