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五十八年，当时隶属于安徽的盱眙县有个很优秀的小伙子，拳脚很好，聪明好学又肯用功，报名参加当年的武科乡试。家里人很看好这个武童，认为凭他的实力，通过乡试问题不大。正当全家和亲戚朋友满心欢喜地抱着希望的时候，这个孩子却被举报了，盱眙县很多人反对这个孩子参加考试，都闹到县衙去了，原因是这孩子的爷爷曾经是个在县衙门当差的捕役，尽管他爷爷是吃公粮的公务员，但按明清的规定：出身这样家庭的孩子是不能参加科考的。
　　可是，这个孩子的情况特殊，他的父亲早在他爷爷当捕役之前，就已经出继给别人当儿子了，连姓都改了，也就是说，依《大清律》，他的父亲就已经不能算当时鄙视的倡优隶卒的后代了。时任盱眙县令的杨松渠，看过这个武童的表演，认为是个好苗子，他就向当时投诉的人做了一个司法解释：这个孩子的血缘祖父的确是个捕役，但是，他已经与自己的血缘祖父脱离关系两代了，也不姓他血缘祖父的姓了，孩子连他的血缘祖父都没见过，所以应该批准他参加乡试。
　　很多人被县令说服了，不再投诉，但是，有性格很执拗较真的人还是不同意，就一直投诉、上访，直闹到两江总督高书麟处去了。高书麟总督是满洲旗人，为官很清正、讲原则，声望很高。他接到这个投诉，对盱眙县令杨松渠一顿训斥，骂他擅自违反朝廷的法令，并教训杨县令：法令应当严格执行，而不应当钻空子，像你这样寻找措词钻空子，那法律不就慢慢地被你钻得千疮百孔了？这个武童尽管与血缘祖父已经没有法律关系，但是让他参加乡试，“究属违例”。高总督给了一个终审判决。
　　衙役，其职业相当于后来的警察、城管之类。到嘉庆元年，江西也有个衙役的儿子，也是早就出继给别姓良家为子。孩子长大后，读书读得很好，但是，却不能参加考试，家里带着一系列能证明其清白历史的文书，到官员跟前申请，得到的回复是：“终系下贱嫡派，未便混行收考”，还警告如再坚持申请参加科考，“拟以照例杖革”，要打屁股以示惩处。
　　清代不准衙门捕役的子孙参加科考，这都是为什么呢？对在衙门里工作的捕役为什么有如此严厉的歧视？清末著名法学家沈家本曾经对此提出异议，说：自古以来充当这个职业的，固然都是有罪之人，贱之可也，但是，现今的隶卒捕役多由官府招募的良家人充当，怎么还把他们当作贱人？这是没有道理的。但他的呼吁没有用，因为习惯如此，关键是当时的社会对此的认同如此。
　　捕役尽管多出身于良家，但是，一为皂隶衙役，窜入公门，即官家奴婢，为官员驱使如鹰犬，干的都是跟利益有关的差事，很快坏毛病就惯出来了，“腰有一牌，便声生势长，鱼肉细民”；“捉影捕风，到处吓诈”，“上班在辕，即便招摇生事。及至下班回籍，又可武断乡曲，出入衙门，与地方官颉颉”。至于勾结奸商，操控地方米价，从中渔利；或为奸商收买，滥用私刑，以至越境抓捕拷掠等，不在话下。从皇帝到各级官员，都知道这些人的问题，也数次整顿裁撤，但一直没有彻底解决的办法，皆因其职业产生习惯，习惯滋生习气，习气养成德行，德行改变品格，所以，原出身良家，本不卑贱者，也慢慢地事实上变得很卑贱，血缘即便不卑贱，也因为职业恶习而慢慢地行事卑贱了。
　　老百姓对这些人鄙视又畏惧，“里巷妇子畏之如蛇蝎”，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对这种人进行了总结：“其最为民害者：一曰吏，一曰役，一曰官之亲属，一曰官之仆隶。是四种人，无官之责，有官之权……四大洲内，唯此四种，恶业至多。”纪晓岚简直是在诅咒这四种人了。
　　朝廷对此卑贱者，有严格的制度性和法律性限制，虽然在衙门当差，但不许他们走正门出入、不许在公堂上坐，如违反，“杖七十，徙一年半。”至于其子弟，恐其遗传及沾染恶德，令不得参加科考。一般人家，非不得已，也不许子弟充当此役，认为干这种差事“丧名败节”，族中一旦有人窜入公门为役，则家谱将其削籍，死后不得入宗祠。
　　其实，历代卑役贱隶有豪壮之举以有裨益国家，令人尊敬者，代不乏人，职业能改造人，但人也能使职业增光，子曰“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卑贱与否，关键在人，在人做事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