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小街两侧都是些样式各异的小洋楼，间或也点缀着几处不起眼的小平房，铁匠刘一家就住在小街对面的一处平房里，据说这样的房子过去是公寓楼的门房，给看门的下人们住的。我以为不尽然，因为这房子的面积并不小，总有二十个平方米吧。
这么大的房子，铁匠刘一家却住得相当拥挤。为什么？原因无它，孩子太多，大大小小、男男女女，他们一共生了八个孩子，加上铁匠刘夫妻俩，总共十口人，相当于部队一个班的建制。十口人生活在这么大的空间里，床铺就占了大半间，好在他们家也没有什么家具，地上摆着些吃饭的桌椅罢了。
四十多年前，铁匠刘有多大年龄？从外表上实在看不出来，也许是过于操劳，也许是爱喝酒的缘故，他的脸永远是酱紫色的，上面布满了皱纹，斧砍刀刻一般，再加上穿得破衣烂衫，常年不洗脸，他的形象比实际年龄至少要老上二十岁。在我的印象里，他好像一直都是个七八十岁的小老头，当年五六十岁时就像，后来的变化反而不大。
铁匠刘的老婆长得不像他那样着急，看起来要年轻许多。他们家经济条件差，收入少，孩子多，负担重，刘婶整天忙得像只陀螺团团转，没有停的时候，当然也没有时间捯饬自己，经常是蓬头垢面，头不梳，脸不洗，衣不整，貌不洁。有时眼角还挂着眼屎，她忙得连洗脸的工夫都没有。夫妻俩都没有正式工作，一家人靠什么生活？城市不像农村，土里刨食，有块地种，好歹有口吃食饿不死。城里人生活处处都要花钱，一睁眼就要花钱，喝水要钱、住房要钱、点灯要钱、烧煤要钱……当然还有吃穿，哪一项都离不开钱，铁匠刘全家十口，能住饱穿暖，也算是奇迹。
铁匠刘没有工作，是说他没有正式工作，但他有职业，有收入。他自己单干——靠打铁活为生，要不怎么能叫他铁匠刘呢。据说他原来是有工作的，可是嫌挣的钱太少，喂不饱嗷嗷待哺的八张嘴，铁匠刘干脆辞了职，自己单干。那时候没有下海这个词，如果有，铁匠刘肯定是元老级的人物。
铁匠刘的职业就是打铁，一没店铺，二没员工，连个固定场地也没有，就在家门口摆些家伙什儿，支个凳子，做些烟囱炉子土簸箕之类的铁活。这种活有季节性，入秋以后，家家要生火取暖，烟囱炉子是必备的，公家的土产店只有铸铁的那种炉子，不能随意购买，凭购煤本几年才供应一个。炉子坏了或是愿意用铁皮炉子的，烟囱漏了要换新的，只能找铁匠刘这样的手艺人制作。至于他的手艺如何，不得而知，也没人讲究这些，砸铁活的匠人那时已经消失殆尽了，铁匠刘没有竞争对手，在小街周边独此一家，别无分号，做些烟囱炉子铁皮类的活非找他不可，所以铁匠刘的生意不缺主顾，他一个人靠打铁活养活全家十口人，可见收益比上班要强不少。
铁匠刘常年系着一件又脏又破的围裙，在门口“丁当丁当”地敲打铁皮，像条耕地的老牛，表情木然，就知道干活，也不说话。当年，城市严禁一切个体私营，铁匠刘这个资本主义的尾巴能在小街上独存，明目张胆、心安理得坐在那打铁干私活，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公安的、街道的……方方面面管事的，没有一个人管过问过。那是什么年代？人人都被管得服服帖帖，不敢说不敢动，铁匠刘能够一枝独秀，成为硕果仅存的个体户，有他的原因。除了他们家穷，除了他蛮横不讲理，最根本的原因，据说他是党员，老党员，新中国成立前就加入了地下党。是真是假，没人清楚，只知道他在街面上是个没人敢惹的人物，警察不管、派出所不问，街道大娘避之不及，铁匠刘成了化外之民。
四十多年前的铁匠刘瘦小枯干，个头一米六多一點，这样的小身板却蕴含着极大的能量，他一连生了八个子，四男四女，楼梯式的站成一排。孩子的名字起得简洁明了，老大老二到老八，不分男女，以数代名，省事好记。最小的儿子老八和我同龄，小时候经常吹嘘说天津解放时就是他爸爸铁匠刘打开的城门，里应外合，解放军一拥而进，天津人民这才获得了解放。我们那时听了佩服得五体投地，肃然起敬。铁匠刘是潜伏在城里的地下党，打开城门放解放军进城，那肯定是大大的功臣，老革命了。这样的人搞点特殊，理所当然，无人质疑。后来我们才知道，天津根本就没有城门，八国联军的时候早就拆除了。铁匠刘还有没有其他功绩，人们不得而知。
他们一家在小街上引人注目，除了传说他是地下党，更因为他们家太穷，穷得丁当乱响。几个孩子穿得破衣烂衫，蓬头垢面，还不如街上逃难的难民。那时候人们都穷，干个体的也挣不了几个钱，收入不稳定，铁匠刘一家当年连吃饭都成问题，没饿死已经很不容易了。他老婆刘婶操持家务，还算精明，日子过不下去的时候就向邻居们借钱，钱借得不多，三块五块、十块八块的，仅够买粮食糊口。蔬菜是基本上不用买的，到副食店拣点剩菜烂菜对付着下锅。他们家除了吃穿这种最低消费，其实也花不了太多的钱。多少年了，煤水电从来没花过钱。小街不远处有一家工厂，在马路边堆着煤堆，有专人看管。铁匠刘隔三岔五往院子里运两桶，就像是自己家的，从容不迫，旁若无人，看煤的人认识铁匠刘，从来都是睁只眼闭只眼，任由他去。不是两人有什么交情，而是惹不起他。上前制止，必定会挨一顿臭骂。为公家的煤打一架，不值得，山一样的煤堆少几桶也看不出来。靠山吃山，铁匠刘他们家烧水做饭点火取暖没花过煤钱。他们家用的电也不花一分钱，家门口有一棵电线杆子，铁匠刘从上面引出两根电线到家里，常年免费用着公家的电，没人管没人问。至于用水，铁匠刘在自己家的水表上做了手脚，光流水不走字，每个月院里的总水表都亏欠数，差出的水钱由全院的居民分摊，谁都清楚这里面的猫腻，每家多掏几分钱，就当是打发讨饭的，没人为这点事跟他们家计较。铁匠刘在小街上恶吃恶打，胡搅蛮缠，人们见惯不怪，早已习以为常了。
为了增加点收入，铁匠刘的老婆通过街道申请在自己家的窗口装了个公用电话，打电话五分钱，接电话三分钱。20世纪70年代，家家都没有电话，除非有急事，一般情况下人们不会打电话。小街上当年唯一的一部公用电话就装在老刘家，他们家常年有人，孩子多，每天都有人守着电话，有人来接电话、打电话，几个孩子眼巴巴地在那等着，通话结束了，客人要交钱，孩子不等递过去，手疾眼快上去就抢。有时为了几分钱，几个孩子打得头破血流。大孩子身强力壮，得手的机会多，电话费成了他们的零用钱；小的孩子总也得不到钱，又哭又闹，跺脚蹦高，撒泼打滚。老刘家自从装了电话，一天也没安生过，天天打成一锅粥。到了交租金的日子，铁匠刘的老婆发现，家里不仅没有增加收入，反而要倒贴钱，客人交的电话费都让孩子拿走了。 家里实在太穷，凭本凭条供应的食品，肉蛋鱼之类的配给额度，铁匠刘的老婆或是转让或是送人，能换点钱的换钱，实在不行就还了人情，她常年找邻居们东挪西借，这正是个还人情的好机会。记得当年副食店供应麻酱，按人头一人一个月一张条，供应一两麻酱，七分钱，刘家几个孩子吵着要吃麻酱，对他妈剥夺他们福利的做法提出抗议。可家里又没有这笔开支，铁匠刘老婆有办法，将麻酱条分给每一个孩子，谁有钱谁去买，没钱买愿意转让换钱的，悉听尊便。
铁匠刘一家最喜欢过的就是夏天，夏天省衣服，天当被地当床，席地而卧，睡在街上。到了伏天，他们家的男人都光着膀子，女人穿件背心，一条裤衩一双拖鞋，一张破凉席往门口一铺，又当床又当桌，全家人吃住都在大街上。刘家人口多，到了晚上吃饭，整整一桌，当然，桌子是省了，席地而坐，或蹲或站，一人捧着一只大碗，狼吞虎咽，痛快淋漓。看老刘家吃饭，算得上小街上的一景。
铁匠刘是小街附近最穷的人家，不仅穷，而且还出奇地脏。几个孩子的衣服似乎一年也不洗一次，手和脸永远是黑黢黢的，脖子像车轴一样油腻。我小的时候偶尔上他们家去，屋里连个坐人的地方都没有，被子像垃圾一样常年堆在床上，从来没有叠过，而且已经脏得看不出颜色，发出一股股呛人的酸臭味，墙上布满蚊子、臭虫的尸血，斑斑点点，惨不忍睹；水泥地面似乎从来没有擦洗过，沾着一层又黑又黏的油泥，走在上面能沾住鞋底。
铁匠刘的活并不多，时忙时闲，除了打铁，他就在屋里或门口呆坐，也不说话，和自己的家人也很少说话，只有在酒后，喝美了才说两句，像是自言自语，没人能听清他在讲什么。有时我们趁他喝得高兴，问过他以前干过什么，地下工作危险不危险，有什么惊心动魄的故事，铁匠刘糊里糊涂，像是得了健忘症，没说出一件完整的。
忘了说了，铁匠刘还是个酒鬼，他可以不吃饭，一天三顿的酒是不能少的。家里穷得吃了上顿没下顿，哪来的钱喝酒？铁匠刘不管这些，照喝不误。酒当然是劣质酒，最便宜的那种。下酒菜是不讲究的，十有八九算不上是菜，一小勺咸菜就能喝一顿，一只咸鸭蛋能喝一天，实在没有下酒的，他用铁钉子沾咸盐水也能对付着喝两口，沾一点盐水，嘴里一抿，灌上一口酒，自得其乐，忘乎所以，一副陶醉享受的样子。顿顿不离酒，铁匠刘喝得红头涨脸，神志不清，整天都处在晕晕乎乎的状态中。他最喜欢做的无非就两件事，坐在那打铁，或是喝酒，铁匠活不是天天有，但酒是顿顿不能少。似乎只有酒的支撑才让他感到活着的意义，就像干涸的禾苗有了水的滋润。
老刘家的几个孩子像野草一样疯长，不浇灌，不施肥，任凭风吹雨打，自然生长。铁匠刘夫妻对他们只能提供最低的生活保障，吃飽饭冻不着，家里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其他的一概管不着，也没有能力管。这样的人家在小街上属于另类，穷得家徒四壁，脏得如同猪圈，人们背后瞧不起老刘家，表面上却谁也不敢招惹这家人。
孩子一个个长大了，屋里住不开，铁匠刘招呼孩子们去拣砖头，在院子里盖了间小房，谁都知道这是违章建筑，影响院里的环境，但没有人敢出面制止。他们家甚至还在院里养起了鸡鸭，挺幽静的小院被弄得乌烟瘴气，乱哄哄的，街坊邻居们敢怒不敢言，连街道派出所都不闻不问，谁也不想惹那个麻烦。对铁匠刘这样的人，人们大都敬而远之，惹不起躲得起，不理他就是了。
大人之间可以相安无事，老死不相往来，但孩子们有时难免时有纠纷。铁匠刘的几个孩子都处于散养状态，尤其是四个儿子，就像街上的流浪狗四处乱窜，时不时地惹点小麻烦，一般人家的孩子躲得他们远远的，但也有那些不信邪的狠主，对刘家的孩子并不畏惧。刘家的孩子在外面吃了亏，一般采取两个步骤。小的受了欺负，一定会说：“你等着，叫我哥去！”大的来了，打不过对方，便拿出最后的王牌，哭着去喊铁匠刘。一般情况下，铁匠刘都在两顿酒的麻醉状态中，见孩子来搬救兵，不由分说，一定会摇晃着身子，带着酒气杀到人家门口，后面跟着如狼似虎几个孩子。他不问青红皂白，开口就骂，爷爷奶奶祖宗八辈一顿痛骂，多难听的话都说得出口。当然，他的行动视事态的严重程度和喝酒的多少而定，一般是破口大骂，如果对方再无反应，接下来就是连砸带打，直到对方告饶服软为止。
只要有酒喝，家里的大事小情、是否揭得开锅，铁匠刘一概不管不问，只有一样，自己的孩子一旦在外面受了欺负，他就像一只老狼护着狼崽子跟你豁命。
那个特殊年代结束后，孩子们大了，有的上班挣钱，有的自谋生路。当年国家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刘家的孩子一个也没有走，都守在身边。没有工作，子承父业，帮铁匠刘打铁，或是在街上摆摊修自行车，倒腾小买卖。20世纪70年代末，铁匠刘老了，模样没有太大的变化，铁匠活是打不动了，但酒照喝不误。有一天他喝完酒，躺在躺椅上睡着了，再也没有醒来，家人发现，地上还放着半瓶没喝完的酒。铁匠刘在幸福之中离开了人世。
责任编辑 陈 健
这么大的房子，铁匠刘一家却住得相当拥挤。为什么？原因无它，孩子太多，大大小小、男男女女，他们一共生了八个孩子，加上铁匠刘夫妻俩，总共十口人，相当于部队一个班的建制。十口人生活在这么大的空间里，床铺就占了大半间，好在他们家也没有什么家具，地上摆着些吃饭的桌椅罢了。
四十多年前，铁匠刘有多大年龄？从外表上实在看不出来，也许是过于操劳，也许是爱喝酒的缘故，他的脸永远是酱紫色的，上面布满了皱纹，斧砍刀刻一般，再加上穿得破衣烂衫，常年不洗脸，他的形象比实际年龄至少要老上二十岁。在我的印象里，他好像一直都是个七八十岁的小老头，当年五六十岁时就像，后来的变化反而不大。
铁匠刘的老婆长得不像他那样着急，看起来要年轻许多。他们家经济条件差，收入少，孩子多，负担重，刘婶整天忙得像只陀螺团团转，没有停的时候，当然也没有时间捯饬自己，经常是蓬头垢面，头不梳，脸不洗，衣不整，貌不洁。有时眼角还挂着眼屎，她忙得连洗脸的工夫都没有。夫妻俩都没有正式工作，一家人靠什么生活？城市不像农村，土里刨食，有块地种，好歹有口吃食饿不死。城里人生活处处都要花钱，一睁眼就要花钱，喝水要钱、住房要钱、点灯要钱、烧煤要钱……当然还有吃穿，哪一项都离不开钱，铁匠刘全家十口，能住饱穿暖，也算是奇迹。
铁匠刘没有工作，是说他没有正式工作，但他有职业，有收入。他自己单干——靠打铁活为生，要不怎么能叫他铁匠刘呢。据说他原来是有工作的，可是嫌挣的钱太少，喂不饱嗷嗷待哺的八张嘴，铁匠刘干脆辞了职，自己单干。那时候没有下海这个词，如果有，铁匠刘肯定是元老级的人物。
铁匠刘的职业就是打铁，一没店铺，二没员工，连个固定场地也没有，就在家门口摆些家伙什儿，支个凳子，做些烟囱炉子土簸箕之类的铁活。这种活有季节性，入秋以后，家家要生火取暖，烟囱炉子是必备的，公家的土产店只有铸铁的那种炉子，不能随意购买，凭购煤本几年才供应一个。炉子坏了或是愿意用铁皮炉子的，烟囱漏了要换新的，只能找铁匠刘这样的手艺人制作。至于他的手艺如何，不得而知，也没人讲究这些，砸铁活的匠人那时已经消失殆尽了，铁匠刘没有竞争对手，在小街周边独此一家，别无分号，做些烟囱炉子铁皮类的活非找他不可，所以铁匠刘的生意不缺主顾，他一个人靠打铁活养活全家十口人，可见收益比上班要强不少。
铁匠刘常年系着一件又脏又破的围裙，在门口“丁当丁当”地敲打铁皮，像条耕地的老牛，表情木然，就知道干活，也不说话。当年，城市严禁一切个体私营，铁匠刘这个资本主义的尾巴能在小街上独存，明目张胆、心安理得坐在那打铁干私活，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公安的、街道的……方方面面管事的，没有一个人管过问过。那是什么年代？人人都被管得服服帖帖，不敢说不敢动，铁匠刘能够一枝独秀，成为硕果仅存的个体户，有他的原因。除了他们家穷，除了他蛮横不讲理，最根本的原因，据说他是党员，老党员，新中国成立前就加入了地下党。是真是假，没人清楚，只知道他在街面上是个没人敢惹的人物，警察不管、派出所不问，街道大娘避之不及，铁匠刘成了化外之民。
四十多年前的铁匠刘瘦小枯干，个头一米六多一點，这样的小身板却蕴含着极大的能量，他一连生了八个子，四男四女，楼梯式的站成一排。孩子的名字起得简洁明了，老大老二到老八，不分男女，以数代名，省事好记。最小的儿子老八和我同龄，小时候经常吹嘘说天津解放时就是他爸爸铁匠刘打开的城门，里应外合，解放军一拥而进，天津人民这才获得了解放。我们那时听了佩服得五体投地，肃然起敬。铁匠刘是潜伏在城里的地下党，打开城门放解放军进城，那肯定是大大的功臣，老革命了。这样的人搞点特殊，理所当然，无人质疑。后来我们才知道，天津根本就没有城门，八国联军的时候早就拆除了。铁匠刘还有没有其他功绩，人们不得而知。
他们一家在小街上引人注目，除了传说他是地下党，更因为他们家太穷，穷得丁当乱响。几个孩子穿得破衣烂衫，蓬头垢面，还不如街上逃难的难民。那时候人们都穷，干个体的也挣不了几个钱，收入不稳定，铁匠刘一家当年连吃饭都成问题，没饿死已经很不容易了。他老婆刘婶操持家务，还算精明，日子过不下去的时候就向邻居们借钱，钱借得不多，三块五块、十块八块的，仅够买粮食糊口。蔬菜是基本上不用买的，到副食店拣点剩菜烂菜对付着下锅。他们家除了吃穿这种最低消费，其实也花不了太多的钱。多少年了，煤水电从来没花过钱。小街不远处有一家工厂，在马路边堆着煤堆，有专人看管。铁匠刘隔三岔五往院子里运两桶，就像是自己家的，从容不迫，旁若无人，看煤的人认识铁匠刘，从来都是睁只眼闭只眼，任由他去。不是两人有什么交情，而是惹不起他。上前制止，必定会挨一顿臭骂。为公家的煤打一架，不值得，山一样的煤堆少几桶也看不出来。靠山吃山，铁匠刘他们家烧水做饭点火取暖没花过煤钱。他们家用的电也不花一分钱，家门口有一棵电线杆子，铁匠刘从上面引出两根电线到家里，常年免费用着公家的电，没人管没人问。至于用水，铁匠刘在自己家的水表上做了手脚，光流水不走字，每个月院里的总水表都亏欠数，差出的水钱由全院的居民分摊，谁都清楚这里面的猫腻，每家多掏几分钱，就当是打发讨饭的，没人为这点事跟他们家计较。铁匠刘在小街上恶吃恶打，胡搅蛮缠，人们见惯不怪，早已习以为常了。
为了增加点收入，铁匠刘的老婆通过街道申请在自己家的窗口装了个公用电话，打电话五分钱，接电话三分钱。20世纪70年代，家家都没有电话，除非有急事，一般情况下人们不会打电话。小街上当年唯一的一部公用电话就装在老刘家，他们家常年有人，孩子多，每天都有人守着电话，有人来接电话、打电话，几个孩子眼巴巴地在那等着，通话结束了，客人要交钱，孩子不等递过去，手疾眼快上去就抢。有时为了几分钱，几个孩子打得头破血流。大孩子身强力壮，得手的机会多，电话费成了他们的零用钱；小的孩子总也得不到钱，又哭又闹，跺脚蹦高，撒泼打滚。老刘家自从装了电话，一天也没安生过，天天打成一锅粥。到了交租金的日子，铁匠刘的老婆发现，家里不仅没有增加收入，反而要倒贴钱，客人交的电话费都让孩子拿走了。 家里实在太穷，凭本凭条供应的食品，肉蛋鱼之类的配给额度，铁匠刘的老婆或是转让或是送人，能换点钱的换钱，实在不行就还了人情，她常年找邻居们东挪西借，这正是个还人情的好机会。记得当年副食店供应麻酱，按人头一人一个月一张条，供应一两麻酱，七分钱，刘家几个孩子吵着要吃麻酱，对他妈剥夺他们福利的做法提出抗议。可家里又没有这笔开支，铁匠刘老婆有办法，将麻酱条分给每一个孩子，谁有钱谁去买，没钱买愿意转让换钱的，悉听尊便。
铁匠刘一家最喜欢过的就是夏天，夏天省衣服，天当被地当床，席地而卧，睡在街上。到了伏天，他们家的男人都光着膀子，女人穿件背心，一条裤衩一双拖鞋，一张破凉席往门口一铺，又当床又当桌，全家人吃住都在大街上。刘家人口多，到了晚上吃饭，整整一桌，当然，桌子是省了，席地而坐，或蹲或站，一人捧着一只大碗，狼吞虎咽，痛快淋漓。看老刘家吃饭，算得上小街上的一景。
铁匠刘是小街附近最穷的人家，不仅穷，而且还出奇地脏。几个孩子的衣服似乎一年也不洗一次，手和脸永远是黑黢黢的，脖子像车轴一样油腻。我小的时候偶尔上他们家去，屋里连个坐人的地方都没有，被子像垃圾一样常年堆在床上，从来没有叠过，而且已经脏得看不出颜色，发出一股股呛人的酸臭味，墙上布满蚊子、臭虫的尸血，斑斑点点，惨不忍睹；水泥地面似乎从来没有擦洗过，沾着一层又黑又黏的油泥，走在上面能沾住鞋底。
铁匠刘的活并不多，时忙时闲，除了打铁，他就在屋里或门口呆坐，也不说话，和自己的家人也很少说话，只有在酒后，喝美了才说两句，像是自言自语，没人能听清他在讲什么。有时我们趁他喝得高兴，问过他以前干过什么，地下工作危险不危险，有什么惊心动魄的故事，铁匠刘糊里糊涂，像是得了健忘症，没说出一件完整的。
忘了说了，铁匠刘还是个酒鬼，他可以不吃饭，一天三顿的酒是不能少的。家里穷得吃了上顿没下顿，哪来的钱喝酒？铁匠刘不管这些，照喝不误。酒当然是劣质酒，最便宜的那种。下酒菜是不讲究的，十有八九算不上是菜，一小勺咸菜就能喝一顿，一只咸鸭蛋能喝一天，实在没有下酒的，他用铁钉子沾咸盐水也能对付着喝两口，沾一点盐水，嘴里一抿，灌上一口酒，自得其乐，忘乎所以，一副陶醉享受的样子。顿顿不离酒，铁匠刘喝得红头涨脸，神志不清，整天都处在晕晕乎乎的状态中。他最喜欢做的无非就两件事，坐在那打铁，或是喝酒，铁匠活不是天天有，但酒是顿顿不能少。似乎只有酒的支撑才让他感到活着的意义，就像干涸的禾苗有了水的滋润。
老刘家的几个孩子像野草一样疯长，不浇灌，不施肥，任凭风吹雨打，自然生长。铁匠刘夫妻对他们只能提供最低的生活保障，吃飽饭冻不着，家里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其他的一概管不着，也没有能力管。这样的人家在小街上属于另类，穷得家徒四壁，脏得如同猪圈，人们背后瞧不起老刘家，表面上却谁也不敢招惹这家人。
孩子一个个长大了，屋里住不开，铁匠刘招呼孩子们去拣砖头，在院子里盖了间小房，谁都知道这是违章建筑，影响院里的环境，但没有人敢出面制止。他们家甚至还在院里养起了鸡鸭，挺幽静的小院被弄得乌烟瘴气，乱哄哄的，街坊邻居们敢怒不敢言，连街道派出所都不闻不问，谁也不想惹那个麻烦。对铁匠刘这样的人，人们大都敬而远之，惹不起躲得起，不理他就是了。
大人之间可以相安无事，老死不相往来，但孩子们有时难免时有纠纷。铁匠刘的几个孩子都处于散养状态，尤其是四个儿子，就像街上的流浪狗四处乱窜，时不时地惹点小麻烦，一般人家的孩子躲得他们远远的，但也有那些不信邪的狠主，对刘家的孩子并不畏惧。刘家的孩子在外面吃了亏，一般采取两个步骤。小的受了欺负，一定会说：“你等着，叫我哥去！”大的来了，打不过对方，便拿出最后的王牌，哭着去喊铁匠刘。一般情况下，铁匠刘都在两顿酒的麻醉状态中，见孩子来搬救兵，不由分说，一定会摇晃着身子，带着酒气杀到人家门口，后面跟着如狼似虎几个孩子。他不问青红皂白，开口就骂，爷爷奶奶祖宗八辈一顿痛骂，多难听的话都说得出口。当然，他的行动视事态的严重程度和喝酒的多少而定，一般是破口大骂，如果对方再无反应，接下来就是连砸带打，直到对方告饶服软为止。
只要有酒喝，家里的大事小情、是否揭得开锅，铁匠刘一概不管不问，只有一样，自己的孩子一旦在外面受了欺负，他就像一只老狼护着狼崽子跟你豁命。
那个特殊年代结束后，孩子们大了，有的上班挣钱，有的自谋生路。当年国家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刘家的孩子一个也没有走，都守在身边。没有工作，子承父业，帮铁匠刘打铁，或是在街上摆摊修自行车，倒腾小买卖。20世纪70年代末，铁匠刘老了，模样没有太大的变化，铁匠活是打不动了，但酒照喝不误。有一天他喝完酒，躺在躺椅上睡着了，再也没有醒来，家人发现，地上还放着半瓶没喝完的酒。铁匠刘在幸福之中离开了人世。
责任编辑 陈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