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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封閉保守到革新開放，從專制獨裁到憲政民主，在二十世紀後期全球民主化第三波浪潮中，台灣社會的民主轉型無疑堪稱典範之一。它以政府主導、朝野互動、沒有出現大的社會動盪的平和方式，在可以預見的較短的時間裡實現了最為艱難的制度轉換，打破了困擾中國人近一個世紀的“民主魔咒”，使台灣社會從此邁上可持續繁榮、穩定的發展軌道，也為全球華人社區的民主化走向樹立了可資借鑒與效仿的標杆。一直以來，台灣的民主轉型就像阿里山之奇妙風景，讓人著迷，引人入勝——它的轉型動力來自哪裡，它是如何實現這一歷史性突破，又是怎樣走上民主大道的呢？
民主理念和價值傳播，
深入人心
1987年無疑是台灣社會的轉折點。這一年國民黨當局宣佈台灣地區“解除戒嚴”、“開放組黨”與“報禁”。此前，台灣一直施行一黨專制並軍事戒嚴長達38年，人民飽受其苦，深受其害。戒嚴的解除和黨禁報禁的開放，是台灣自由化與民主化的象徵，也是台灣政治變革正式啟動的標誌，因而被視為民主轉型的肇始。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解凍也非一日之力即可達成。一個長期處於戒嚴和一黨專制狀態之下的社會，能驟然間實現歷史性突破而轉向民主，其背後自有諸多複雜而深刻的引變原因，也一定是某種歷史之力滴水穿石的結果。
因此，我們考察台灣民主轉型的前因後果，把握它的來龍去脈，就不能不把關注的目光投向此先三十多年前，也就是1949年11月創辦的《自由中國》雜誌。因為在國民黨敗退台灣，台灣面臨何去何從的艱難抉擇時刻，中國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胡適與國民黨的開明人士雷震等以《自由中國》為標榜，首先祭起自由主義的大旗，揭櫫自由民主的理念，明確提出民主政治的主張和台灣社會的民主走向。
“我們要向全國國民宣傳自由與民主的真實價值，並督促政府切實改革政治、經濟，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會。”
胡適在漂泊於大海之上的船艙中寫下的這段辦刊宗旨，刊登在每期雜誌的封面，隨著雜誌送到千家萬戶的手中而進入萬千人家的心中。毫無疑問，這是為台灣社會傳播自由民主理念與價值發出的第一聲，也是台灣社會民主化運動源遠流長的精神源頭。
創辦十年，《自由中國》刊發了大量政論文章，評點時政，討論國是，宣傳自由價值，傳播民主理念，揭露社會腐敗，抨擊党國獨裁。如《政府不可誘民入罪》、《今日的問題》、《向政府爭取言論自由》、《我們為什麼迫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反對黨》、《大江東去擋不住》等等。這些膾炙人口、轟動一時的文章，在國民黨一黨專制禁戒森嚴的白色恐怖年代，如雷鳴電閃，似匕首投槍，給台灣社會帶來一股強烈的思想衝擊，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從來鐵肩擔道義，能不文章覺天下！《自由中國》以思想的力量鬆動了國民黨統治下堅硬的台灣社會思想土壤，播下了寶貴的自由民主的思想種子，為後來的民主轉型做了披荊斬棘的思想啟蒙和充分的輿論準備，因此被稱作“台灣民主史中的一座燈塔。”
《自由中國》之外，另有《文星》、《大學》、《八十年代》、《美麗島》等刊物先後出現，這些不同時期、各領風騷的進步雜誌精神上與《自由中國》一脈相承，繼續發揮以民主理念推動社會轉型這一時代主題，努力於啟迪民智、喚起社會的歷史使命。
一場深刻改變社會面貌的民主政治運動實踐，必有指導這一運動實踐的民主理念傳播作為前驅。以《自由中國》為代表的民主進步刊物無疑就是台灣民主理念傳播的前驅。正是因為這一前驅，因為它們的曾經存在和作為，它們的前赴後繼和薪火相傳，自由民主的理念和價值在台灣社會才這樣廣為傳播，才如此深入人心。所以，當戒嚴一旦解除，自由驟然來臨，轉型正式啟動，一陣短暫的騷動過後，社會復歸自由而理性的安穩常態，沒有出現所謂高壓突然釋放之後自由帶來的極度亂象和民主造致的大規模的衝突流血慘像。這是因為民主理念的深入傳播使民眾懂得理性和法治，避免了狂熱與過激，而民主價值的不懈追求又使他們熱情滿懷，積極參與，而不是冷眼漠視，袖手旁觀。於是，就形成了上下一道、朝野互動這種亨廷頓稱其為“變革型”的令人樂觀的轉型方式，將民主之舟平穩順利地推向前行的航道。
黨外運動，風起雲湧
1979年12月10日台灣因爆發震驚島內外的“美麗島事件”而進入歷史發展的新階段。這是台灣自“二二八事件”後規模最大的一場民眾反抗運動。這一天《美麗島》雜誌社為紀念世界人權日在高雄組織民眾集會遊行，警、民發生大規模暴力衝突，喋血街頭，上百人受傷，事後雜誌主要相關人員被捕入獄。在此之前一九七七、七八年也相繼發生過影響較大的政治事件——“中壢事件”和“中山堂事件”。
這一連串震動社會的政治活動事件均由非國民黨人士發動、組織，且具有明顯的以選舉為訴求、反對一黨專制的政治目的。人們將這一社會現象稱之為黨外運動。黨外運動勃然興起於1970年代，具有複雜而深刻的經濟與政治原因。
台灣於1950年開始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獲得成功。在此基礎上，大力開展經濟建設，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到七十年代台灣經濟獲得迅速發展，實現工業化，躋身“亞洲四小龍”。伴隨著經濟的發展繁榮，生活與教育水平的提高，人們的自主意識與權利意識開始覺醒，政治參與訴求接踵而至，民主運動由是而興生。美國政治學家李普塞所謂民主化與經濟發展大有關聯的論斷，正此之謂也。這是經濟因素的一個方面。
另一方面，國民黨政權在台灣實行“地方自治”，地方選舉制度相對開放，為黨外人士參與競選提供了合法依據。此前五、六十年代因國民黨嚴格控制與打壓，人們的競選意識難以抬頭，非党人士當選縣、市長者寥若晨星，選舉基本上為國民黨所操縱把持，進入七十年代，新生代崛起，這一局面開始改觀。良好的高等教育、開闊的國際視野和穩固的經濟地位使這一代人具有強大的自信與膽識、政治眼光與參與意識，更能認清党國一體的僵化體制，因而對現實生出更多的不滿與反感。而這一時期的台島外交受挫，局勢逼仄，又喚起了人們的國家意識與民族認同。內憂外患令革新意識空前高漲，他們以天下為己任，以民族為擔當，以革新保台為號召，秉持民主的堅強信念和強大的民意支持，要打破國民黨的一党江山，獨尊權位，不再滿足於縣市長、議員競選的零打碎敲，而是要利用選舉的合法平臺，大展身手，廣種博收，並進而要求參與更高一級的競選，以此來改變僵化的政局體制，推動社會民主進步。黨外運動由是而興。 顯而易見，民主追求在《自由中國》的自由知識分子還是一種紙上談兵的坐而論道，至七十年代的黨外人士就演進為付諸行動的起而問政。這自有時代變化的因素，更反映出新生代對現實不滿已難以忍受，以至非要改變不可的迫切。這種迫切在價值信念支撐下必然表現為行動，與體制開始鬆動但依然強硬的威權統治第二代發生碰撞。這種碰撞，在很多人看來，是雞蛋碰牆。然而，正是這種以小碰大、以弱抗強、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悲壯意味的雞蛋碰牆使這一行為獲得了道義的崇高，更何況行為本身的正義，還有背後支持的民意，這就使得體制的“牆”不能不感到有所畏懼，而不得不有所後退。
正是在這一意義上，“美麗島事件”為代表的黨外運動彰顯了它的歷史價值和現實作用：一方面對國民黨統治是一極大的衝擊，如此大規模的暴力衝突背後所顯示的巨大民憤，迫使當局不得不改變鎮壓所需支付高昂成本的政策，放出相對柔軟的身段迎取安撫民心，以用較低的成本來維持政治的穩定和持續執政的地位。另一方面打破了民眾對專制政治的恐懼，獲得社會廣為同情的同時，讓更多的民眾敢於不畏強權，投身於這一運動。如此，也就加快了民主轉型的步伐。
七十年代的黨外運動經“美麗島事件”後一陣短暫的沉寂，進入八十年代，又重振旗鼓，捲土重來，並在選舉中多有斬獲而掀起“黨外旋風”。一九八六年民進黨“逆風起飛”，宣告成立，以反對黨的姿態公開向國民黨發出挑戰。至此，黨外運動壽終正寢，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
可以見出，在台灣民主化前期轉型過程中，黨外運動前承《自由中國》傳播的民主理念，後啟反對黨政黨政治實踐的先河，起了重要而不可或缺的推手作用。饒有意味的是，它與執政的國民黨從不同的方向同時發出力量，形成奇妙的合力，把台灣的民主之舟推向前進。
島外情勢，風霜刀劍嚴相逼
1970年代的台島，經濟雖快速發展，政治對國民黨統治而言卻是內外交困。風起雲湧的黨外運動已施予當局一股強大的內在執政壓力，而風雲變幻的環球情勢更給國民黨統治帶來一種嚴重的外在“國家”危機壓迫。所謂“國家”危機，就是國民黨政權自稱作為“唯一中國”的代表的合法性危機。這一危機肇始於1971年的台灣喪失聯合國代表席位，發展於隨即而來的二十幾個國家邦交的“無可奈何花落去”和1972年日本這一台灣“在亞洲最重要的對象據點的失落”，至一九七八年美國宣佈與北京建交，斷絕與台外交關係而達致頂點。它對國民黨台灣當局的影響，喻之為“風霜刀劍嚴相逼”，實不為過，有人甚至認為自四九年之後國民黨再次遭遇“危急存亡之秋”。
國民黨於1949年潰敗大陸，江山雖失手，復興志猶在，以“一個中國”為原則，偏安一隅，經營台灣。作為一個“國家”，或者說一個政權，台灣最重要的外部關係對象有二，一是美國，一是中國大陸。美國不僅是台灣最主要和最重要的盟國，也是庇蔭台灣的保護傘。國民黨以孤懸海外的獨島得以生存與發展，端賴於美國的軍事保護、政治支持與經濟援助，正是因此，國民黨政權五六十年代一直可以以“唯一中國”的合法代表尊嚴而體面地活動於聯合國。而大陸，不言而喻，是國民黨血緣的本宗，也是其旦旦信誓的最終歸宿。
因此，當國民黨喪失在聯合國的代表席位，邦交國數字從六十多個下滑到二十來個，尤其是當美國宣佈與北京建交，斷絕與台的外交關係時，對國民黨的統治是怎樣的打擊可想而知。除開國際地位的一落千丈，關鍵是，華盛頓與北京建交意味美國這一最重要最強大的國家承認中國大陸是“唯一中國”的合法代表，台灣喪失了代表的資格。一個所謂代表一個“國家”的政權，如果連根本的代表資格都不復存在，如此政權，夫複何言！
國民黨沒有了“唯一中國”的合法代表權，但不能沒有大陸，不能沒有重返大陸的願望與設想，因為這是國民黨樹之根，水之源，是遊子之故鄉，更是復興之大業，哪能放棄，哪敢放棄！大陸，是國民黨永遠無法釋懷的情結，尤其在這“危急存亡之秋”，這一糾纏著“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的情結只會更加凝重，並進而撩起那看似近在眼前實則遠在天邊的政治圖謀。那麼，國民黨依靠什麼途徑來圖謀大陸，或者說以什麼力量來顯示自己，重返大陸，以實現所謂復興這一大業呢？軍事反攻銀樣鑞槍頭，純為政治宣傳的自欺欺人；經濟建設倒是驕人，但大陸已然實行改革開放，經濟發展呈勃發態勢，何況一個兩千來萬人口小島的經濟再怎麼富強，也難以與十多億人口的大陸相提並論。軍事無能，經濟不能，可能的只有政治。可眼前的政治現狀，連島內都感到不滿，又何以“示範”海峽彼岸呢？
這就逼迫著國民黨痛苦反省，從“正宗代表”的幻想中醒悟過來，面對現實，从長計宜，不能不從時代變化了的新的角度，對台灣社會的發展走向和制度安排作出新的考慮和抉擇，以求未來與大陸的競爭中立於不敗。
順勢而上，經國之偉業
經過了五六十年代民主理念與價值的傳播，七十年代黨外運動的鼓動和環球情勢的催發，至八十年代，台灣的民主化走到了蓄勢待發、呼之欲出的節點。
然而，從舊制度向新制度的轉換，從專制社會向民主社會的轉型，是千年未有的大變局，是權力結構的大調整，雖然條件具備，時機成熟，如果權力者尤其是最高權力者沒有對民主政治的認同，對專制制度的放棄，依然是執迷不悟，一意孤行，或者即便有所認同，但瞻前顧後，前怕狼後怕虎，專制局面的山窮水盡仍不會自行轉換為民主局勢的柳暗花明。喻言之，縱使條件具備，如果沒有“東風”，如果“東風不與周郎便”，依然會是“銅雀春深鎖二喬”。這是所有轉型國家在轉型過程中能否實現和平順利轉型，避免流血慘像與社會劇烈動盪發生的最主要也就是重要的一個關節，也是令眾多轉型國家為之困擾不已的痛苦問題。
幸運的是，台灣在這一歷史的關節點上遇上了“東風”。“東風”者，蔣經國之謂也。蔣經國是給與台灣民主“周郎便”，推動民主之舟前進的“東風”，也就是台灣民主的英雄。
不過，可能令許多人感到意外並難以置信的是，這個在生命的黃昏時分推動台灣民主政治前進，成就一生偉業而垂名青史的政治家，在其政治生涯的大部分時間扮演的卻是一位民主政治的堅決反對者。 作為蔣介石之子，蔣經國自幼受到儒家傳統文化薰陶，青年時期被送往蘇聯，接受共產主義教育，並加入共產黨，抗戰初期回國後，在蔣介石悉心庇護和精心栽培下，從江西少將保安副處長到青年軍總監部政治部主任，從國防部政治部主任到國防部部長，從中委到常委，步步高升，1972年榮任行政院長院長，1978年最終登上國民黨最高權位而開創小蔣時代。
除開生命的最後十年，人們似乎在小蔣身上看不到任何自由思想的表達，看不到丁點民主政治的主張，看到的只是對自由思想的堅決反對，對民主政治的強力剿殺。當年國民黨檢討大陸失敗原因，討論台灣管治策論時，胡適派認為國民黨垮臺的根原在於太過獨裁，是民主政治實施不力所致；而與其針鋒相對，認為失敗乃是過於民主，要求放棄民主思想，進一步加強一黨專制的另一派的代表人物就是小蔣。五十年代後期當《自由中國》傳播自由鼓吹民主聲譽日隆、影響日廣之時，小蔣領導的特務機關惱羞成怒，幾度圍剿雜誌，阻擾發行，甚至起了滅除胡適的殺機，只因胡適名望太大而終不敢下手。
這樣一位很長時間裡被人們視為“民主屠夫”的統治者，最終蝶變成了民主轉型的功勳英雄，直讓人覺得不可思議並為之感慨不已。
或許這就是歷史的吊詭與引人入勝之處，也就是政治人物的複雜與耐人尋味之地。
掌握最高權力之後的蔣經國在台灣風起雲湧的黨外運動和風雲變幻的外交危勢這一內憂外患的雙重困擾和逼迫下，逐漸意識到民主自由為世界政治發展方向不可逆變的這一潮勢，也覺悟到民主政治為解除台灣內外困境、使之走向長治久安坦途的惟一途徑。所以，美麗島事件發生時，蔣經國一再指示不能動用軍隊鎮壓，不能造致死人，而採取有別於白色恐怖時期的相對溫和的處置方式。當開放報禁遭到黨內反對，有人提出“這樣可能會使我們的黨將來失去政權”時，蔣經國答道：“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而當民進黨“逆風起飛”，有人主張予以撲滅時，蔣經國斷然反對，告誡人們：“使用權力容易，難就難在曉得什麼時候不去用它。”在生命的最後時刻，蔣經國感到來日不多，情勢逼人，以人民根本利益和台灣前途之大義為考量，毅然放棄一黨專制，主動進行民主轉型。
這是政治家審時度勢的英明所致，還是與時俱進的嬗變所為？是政治人物在不同權位作出不同反應的決策，或者就是佛語所謂“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結果？對於蔣經國晚年這一出人意料之外卻又在情理之中的偉大行為的心理動機，歷史留給了人們不同的猜度與評說。
然而，無論怎樣的主觀動機，歷史最終講究的是一種客觀的結果。於是，人們就所看到了本文開頭提到的台灣解嚴和開放黨禁報禁的精彩一幕，看到台灣就此掀開深刻改變社會面貌和發展方向的新的篇章，蔣經國本人也因此完成從民主屠夫到民主英雄的超越性轉換，而成就垂名青史的一生偉業。
或有人說，蔣經國還政於民的民主改革，是孫中山軍政——訓政——憲政遺訓的最終實現，為國民黨題中應有之義。這不無道理，甚至也是蔣經國改革可以理直氣壯的一大法理支持。不過，不要忘記，國民黨治台從1945年到1987年40多年的時間孫中山遺訓一直懸在，未見得有任何真正意義上的還政於民的憲政表現，如果不是蔣經國晚年覺然悟道，勇於破局，台灣民主政治的生動局面何期可現也未可知。在這一意義上，不能不承認，歷史還真需要覺然悟道、敢於破局的英雄，沒有這樣的英雄破局，歷史就可能長久陷入一種僵局，就會令人感到一種一籌莫展的無奈，就會缺少一份讓人揚眉吐氣的精彩。台灣因為有了蔣經國，就打破了令人窒息的長久僵局，人們沒有了無奈，有的只是精彩。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民主，作為人類政治發展的文明形態，因符合人性的向善發展而成為浩浩蕩蕩的世界潮流。台灣社會所以能在八十年代開啟民主轉型，匯入世界民主潮流，是因為五六十年代自由民主深入人心的廣為傳播，確立了廣大民眾對民主的理念認同和價值追求；在此基礎上，伴隨著經濟的發展與繁榮，七十年代本土人士為主體的黨外運動風生水起，推波助瀾，施與國民黨統治強大的執政壓力；與此同時外交嚴重受挫所產生的“國家”危機，逼迫國民黨進行政策調整，嘗試革新選擇；而步入晚年的蔣經國覺然悟道，審時度勢，把握時機，順勢而上，馭勢而為，以至高之位，轉動乾坤，將民主政治奮力推向前進的航道。此後，“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民主之舟，乘風破浪，一路前行。
民主理念和價值傳播，
深入人心
1987年無疑是台灣社會的轉折點。這一年國民黨當局宣佈台灣地區“解除戒嚴”、“開放組黨”與“報禁”。此前，台灣一直施行一黨專制並軍事戒嚴長達38年，人民飽受其苦，深受其害。戒嚴的解除和黨禁報禁的開放，是台灣自由化與民主化的象徵，也是台灣政治變革正式啟動的標誌，因而被視為民主轉型的肇始。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解凍也非一日之力即可達成。一個長期處於戒嚴和一黨專制狀態之下的社會，能驟然間實現歷史性突破而轉向民主，其背後自有諸多複雜而深刻的引變原因，也一定是某種歷史之力滴水穿石的結果。
因此，我們考察台灣民主轉型的前因後果，把握它的來龍去脈，就不能不把關注的目光投向此先三十多年前，也就是1949年11月創辦的《自由中國》雜誌。因為在國民黨敗退台灣，台灣面臨何去何從的艱難抉擇時刻，中國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胡適與國民黨的開明人士雷震等以《自由中國》為標榜，首先祭起自由主義的大旗，揭櫫自由民主的理念，明確提出民主政治的主張和台灣社會的民主走向。
“我們要向全國國民宣傳自由與民主的真實價值，並督促政府切實改革政治、經濟，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會。”
胡適在漂泊於大海之上的船艙中寫下的這段辦刊宗旨，刊登在每期雜誌的封面，隨著雜誌送到千家萬戶的手中而進入萬千人家的心中。毫無疑問，這是為台灣社會傳播自由民主理念與價值發出的第一聲，也是台灣社會民主化運動源遠流長的精神源頭。
創辦十年，《自由中國》刊發了大量政論文章，評點時政，討論國是，宣傳自由價值，傳播民主理念，揭露社會腐敗，抨擊党國獨裁。如《政府不可誘民入罪》、《今日的問題》、《向政府爭取言論自由》、《我們為什麼迫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反對黨》、《大江東去擋不住》等等。這些膾炙人口、轟動一時的文章，在國民黨一黨專制禁戒森嚴的白色恐怖年代，如雷鳴電閃，似匕首投槍，給台灣社會帶來一股強烈的思想衝擊，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從來鐵肩擔道義，能不文章覺天下！《自由中國》以思想的力量鬆動了國民黨統治下堅硬的台灣社會思想土壤，播下了寶貴的自由民主的思想種子，為後來的民主轉型做了披荊斬棘的思想啟蒙和充分的輿論準備，因此被稱作“台灣民主史中的一座燈塔。”
《自由中國》之外，另有《文星》、《大學》、《八十年代》、《美麗島》等刊物先後出現，這些不同時期、各領風騷的進步雜誌精神上與《自由中國》一脈相承，繼續發揮以民主理念推動社會轉型這一時代主題，努力於啟迪民智、喚起社會的歷史使命。
一場深刻改變社會面貌的民主政治運動實踐，必有指導這一運動實踐的民主理念傳播作為前驅。以《自由中國》為代表的民主進步刊物無疑就是台灣民主理念傳播的前驅。正是因為這一前驅，因為它們的曾經存在和作為，它們的前赴後繼和薪火相傳，自由民主的理念和價值在台灣社會才這樣廣為傳播，才如此深入人心。所以，當戒嚴一旦解除，自由驟然來臨，轉型正式啟動，一陣短暫的騷動過後，社會復歸自由而理性的安穩常態，沒有出現所謂高壓突然釋放之後自由帶來的極度亂象和民主造致的大規模的衝突流血慘像。這是因為民主理念的深入傳播使民眾懂得理性和法治，避免了狂熱與過激，而民主價值的不懈追求又使他們熱情滿懷，積極參與，而不是冷眼漠視，袖手旁觀。於是，就形成了上下一道、朝野互動這種亨廷頓稱其為“變革型”的令人樂觀的轉型方式，將民主之舟平穩順利地推向前行的航道。
黨外運動，風起雲湧
1979年12月10日台灣因爆發震驚島內外的“美麗島事件”而進入歷史發展的新階段。這是台灣自“二二八事件”後規模最大的一場民眾反抗運動。這一天《美麗島》雜誌社為紀念世界人權日在高雄組織民眾集會遊行，警、民發生大規模暴力衝突，喋血街頭，上百人受傷，事後雜誌主要相關人員被捕入獄。在此之前一九七七、七八年也相繼發生過影響較大的政治事件——“中壢事件”和“中山堂事件”。
這一連串震動社會的政治活動事件均由非國民黨人士發動、組織，且具有明顯的以選舉為訴求、反對一黨專制的政治目的。人們將這一社會現象稱之為黨外運動。黨外運動勃然興起於1970年代，具有複雜而深刻的經濟與政治原因。
台灣於1950年開始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獲得成功。在此基礎上，大力開展經濟建設，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到七十年代台灣經濟獲得迅速發展，實現工業化，躋身“亞洲四小龍”。伴隨著經濟的發展繁榮，生活與教育水平的提高，人們的自主意識與權利意識開始覺醒，政治參與訴求接踵而至，民主運動由是而興生。美國政治學家李普塞所謂民主化與經濟發展大有關聯的論斷，正此之謂也。這是經濟因素的一個方面。
另一方面，國民黨政權在台灣實行“地方自治”，地方選舉制度相對開放，為黨外人士參與競選提供了合法依據。此前五、六十年代因國民黨嚴格控制與打壓，人們的競選意識難以抬頭，非党人士當選縣、市長者寥若晨星，選舉基本上為國民黨所操縱把持，進入七十年代，新生代崛起，這一局面開始改觀。良好的高等教育、開闊的國際視野和穩固的經濟地位使這一代人具有強大的自信與膽識、政治眼光與參與意識，更能認清党國一體的僵化體制，因而對現實生出更多的不滿與反感。而這一時期的台島外交受挫，局勢逼仄，又喚起了人們的國家意識與民族認同。內憂外患令革新意識空前高漲，他們以天下為己任，以民族為擔當，以革新保台為號召，秉持民主的堅強信念和強大的民意支持，要打破國民黨的一党江山，獨尊權位，不再滿足於縣市長、議員競選的零打碎敲，而是要利用選舉的合法平臺，大展身手，廣種博收，並進而要求參與更高一級的競選，以此來改變僵化的政局體制，推動社會民主進步。黨外運動由是而興。 顯而易見，民主追求在《自由中國》的自由知識分子還是一種紙上談兵的坐而論道，至七十年代的黨外人士就演進為付諸行動的起而問政。這自有時代變化的因素，更反映出新生代對現實不滿已難以忍受，以至非要改變不可的迫切。這種迫切在價值信念支撐下必然表現為行動，與體制開始鬆動但依然強硬的威權統治第二代發生碰撞。這種碰撞，在很多人看來，是雞蛋碰牆。然而，正是這種以小碰大、以弱抗強、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悲壯意味的雞蛋碰牆使這一行為獲得了道義的崇高，更何況行為本身的正義，還有背後支持的民意，這就使得體制的“牆”不能不感到有所畏懼，而不得不有所後退。
正是在這一意義上，“美麗島事件”為代表的黨外運動彰顯了它的歷史價值和現實作用：一方面對國民黨統治是一極大的衝擊，如此大規模的暴力衝突背後所顯示的巨大民憤，迫使當局不得不改變鎮壓所需支付高昂成本的政策，放出相對柔軟的身段迎取安撫民心，以用較低的成本來維持政治的穩定和持續執政的地位。另一方面打破了民眾對專制政治的恐懼，獲得社會廣為同情的同時，讓更多的民眾敢於不畏強權，投身於這一運動。如此，也就加快了民主轉型的步伐。
七十年代的黨外運動經“美麗島事件”後一陣短暫的沉寂，進入八十年代，又重振旗鼓，捲土重來，並在選舉中多有斬獲而掀起“黨外旋風”。一九八六年民進黨“逆風起飛”，宣告成立，以反對黨的姿態公開向國民黨發出挑戰。至此，黨外運動壽終正寢，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
可以見出，在台灣民主化前期轉型過程中，黨外運動前承《自由中國》傳播的民主理念，後啟反對黨政黨政治實踐的先河，起了重要而不可或缺的推手作用。饒有意味的是，它與執政的國民黨從不同的方向同時發出力量，形成奇妙的合力，把台灣的民主之舟推向前進。
島外情勢，風霜刀劍嚴相逼
1970年代的台島，經濟雖快速發展，政治對國民黨統治而言卻是內外交困。風起雲湧的黨外運動已施予當局一股強大的內在執政壓力，而風雲變幻的環球情勢更給國民黨統治帶來一種嚴重的外在“國家”危機壓迫。所謂“國家”危機，就是國民黨政權自稱作為“唯一中國”的代表的合法性危機。這一危機肇始於1971年的台灣喪失聯合國代表席位，發展於隨即而來的二十幾個國家邦交的“無可奈何花落去”和1972年日本這一台灣“在亞洲最重要的對象據點的失落”，至一九七八年美國宣佈與北京建交，斷絕與台外交關係而達致頂點。它對國民黨台灣當局的影響，喻之為“風霜刀劍嚴相逼”，實不為過，有人甚至認為自四九年之後國民黨再次遭遇“危急存亡之秋”。
國民黨於1949年潰敗大陸，江山雖失手，復興志猶在，以“一個中國”為原則，偏安一隅，經營台灣。作為一個“國家”，或者說一個政權，台灣最重要的外部關係對象有二，一是美國，一是中國大陸。美國不僅是台灣最主要和最重要的盟國，也是庇蔭台灣的保護傘。國民黨以孤懸海外的獨島得以生存與發展，端賴於美國的軍事保護、政治支持與經濟援助，正是因此，國民黨政權五六十年代一直可以以“唯一中國”的合法代表尊嚴而體面地活動於聯合國。而大陸，不言而喻，是國民黨血緣的本宗，也是其旦旦信誓的最終歸宿。
因此，當國民黨喪失在聯合國的代表席位，邦交國數字從六十多個下滑到二十來個，尤其是當美國宣佈與北京建交，斷絕與台的外交關係時，對國民黨的統治是怎樣的打擊可想而知。除開國際地位的一落千丈，關鍵是，華盛頓與北京建交意味美國這一最重要最強大的國家承認中國大陸是“唯一中國”的合法代表，台灣喪失了代表的資格。一個所謂代表一個“國家”的政權，如果連根本的代表資格都不復存在，如此政權，夫複何言！
國民黨沒有了“唯一中國”的合法代表權，但不能沒有大陸，不能沒有重返大陸的願望與設想，因為這是國民黨樹之根，水之源，是遊子之故鄉，更是復興之大業，哪能放棄，哪敢放棄！大陸，是國民黨永遠無法釋懷的情結，尤其在這“危急存亡之秋”，這一糾纏著“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的情結只會更加凝重，並進而撩起那看似近在眼前實則遠在天邊的政治圖謀。那麼，國民黨依靠什麼途徑來圖謀大陸，或者說以什麼力量來顯示自己，重返大陸，以實現所謂復興這一大業呢？軍事反攻銀樣鑞槍頭，純為政治宣傳的自欺欺人；經濟建設倒是驕人，但大陸已然實行改革開放，經濟發展呈勃發態勢，何況一個兩千來萬人口小島的經濟再怎麼富強，也難以與十多億人口的大陸相提並論。軍事無能，經濟不能，可能的只有政治。可眼前的政治現狀，連島內都感到不滿，又何以“示範”海峽彼岸呢？
這就逼迫著國民黨痛苦反省，從“正宗代表”的幻想中醒悟過來，面對現實，从長計宜，不能不從時代變化了的新的角度，對台灣社會的發展走向和制度安排作出新的考慮和抉擇，以求未來與大陸的競爭中立於不敗。
順勢而上，經國之偉業
經過了五六十年代民主理念與價值的傳播，七十年代黨外運動的鼓動和環球情勢的催發，至八十年代，台灣的民主化走到了蓄勢待發、呼之欲出的節點。
然而，從舊制度向新制度的轉換，從專制社會向民主社會的轉型，是千年未有的大變局，是權力結構的大調整，雖然條件具備，時機成熟，如果權力者尤其是最高權力者沒有對民主政治的認同，對專制制度的放棄，依然是執迷不悟，一意孤行，或者即便有所認同，但瞻前顧後，前怕狼後怕虎，專制局面的山窮水盡仍不會自行轉換為民主局勢的柳暗花明。喻言之，縱使條件具備，如果沒有“東風”，如果“東風不與周郎便”，依然會是“銅雀春深鎖二喬”。這是所有轉型國家在轉型過程中能否實現和平順利轉型，避免流血慘像與社會劇烈動盪發生的最主要也就是重要的一個關節，也是令眾多轉型國家為之困擾不已的痛苦問題。
幸運的是，台灣在這一歷史的關節點上遇上了“東風”。“東風”者，蔣經國之謂也。蔣經國是給與台灣民主“周郎便”，推動民主之舟前進的“東風”，也就是台灣民主的英雄。
不過，可能令許多人感到意外並難以置信的是，這個在生命的黃昏時分推動台灣民主政治前進，成就一生偉業而垂名青史的政治家，在其政治生涯的大部分時間扮演的卻是一位民主政治的堅決反對者。 作為蔣介石之子，蔣經國自幼受到儒家傳統文化薰陶，青年時期被送往蘇聯，接受共產主義教育，並加入共產黨，抗戰初期回國後，在蔣介石悉心庇護和精心栽培下，從江西少將保安副處長到青年軍總監部政治部主任，從國防部政治部主任到國防部部長，從中委到常委，步步高升，1972年榮任行政院長院長，1978年最終登上國民黨最高權位而開創小蔣時代。
除開生命的最後十年，人們似乎在小蔣身上看不到任何自由思想的表達，看不到丁點民主政治的主張，看到的只是對自由思想的堅決反對，對民主政治的強力剿殺。當年國民黨檢討大陸失敗原因，討論台灣管治策論時，胡適派認為國民黨垮臺的根原在於太過獨裁，是民主政治實施不力所致；而與其針鋒相對，認為失敗乃是過於民主，要求放棄民主思想，進一步加強一黨專制的另一派的代表人物就是小蔣。五十年代後期當《自由中國》傳播自由鼓吹民主聲譽日隆、影響日廣之時，小蔣領導的特務機關惱羞成怒，幾度圍剿雜誌，阻擾發行，甚至起了滅除胡適的殺機，只因胡適名望太大而終不敢下手。
這樣一位很長時間裡被人們視為“民主屠夫”的統治者，最終蝶變成了民主轉型的功勳英雄，直讓人覺得不可思議並為之感慨不已。
或許這就是歷史的吊詭與引人入勝之處，也就是政治人物的複雜與耐人尋味之地。
掌握最高權力之後的蔣經國在台灣風起雲湧的黨外運動和風雲變幻的外交危勢這一內憂外患的雙重困擾和逼迫下，逐漸意識到民主自由為世界政治發展方向不可逆變的這一潮勢，也覺悟到民主政治為解除台灣內外困境、使之走向長治久安坦途的惟一途徑。所以，美麗島事件發生時，蔣經國一再指示不能動用軍隊鎮壓，不能造致死人，而採取有別於白色恐怖時期的相對溫和的處置方式。當開放報禁遭到黨內反對，有人提出“這樣可能會使我們的黨將來失去政權”時，蔣經國答道：“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而當民進黨“逆風起飛”，有人主張予以撲滅時，蔣經國斷然反對，告誡人們：“使用權力容易，難就難在曉得什麼時候不去用它。”在生命的最後時刻，蔣經國感到來日不多，情勢逼人，以人民根本利益和台灣前途之大義為考量，毅然放棄一黨專制，主動進行民主轉型。
這是政治家審時度勢的英明所致，還是與時俱進的嬗變所為？是政治人物在不同權位作出不同反應的決策，或者就是佛語所謂“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結果？對於蔣經國晚年這一出人意料之外卻又在情理之中的偉大行為的心理動機，歷史留給了人們不同的猜度與評說。
然而，無論怎樣的主觀動機，歷史最終講究的是一種客觀的結果。於是，人們就所看到了本文開頭提到的台灣解嚴和開放黨禁報禁的精彩一幕，看到台灣就此掀開深刻改變社會面貌和發展方向的新的篇章，蔣經國本人也因此完成從民主屠夫到民主英雄的超越性轉換，而成就垂名青史的一生偉業。
或有人說，蔣經國還政於民的民主改革，是孫中山軍政——訓政——憲政遺訓的最終實現，為國民黨題中應有之義。這不無道理，甚至也是蔣經國改革可以理直氣壯的一大法理支持。不過，不要忘記，國民黨治台從1945年到1987年40多年的時間孫中山遺訓一直懸在，未見得有任何真正意義上的還政於民的憲政表現，如果不是蔣經國晚年覺然悟道，勇於破局，台灣民主政治的生動局面何期可現也未可知。在這一意義上，不能不承認，歷史還真需要覺然悟道、敢於破局的英雄，沒有這樣的英雄破局，歷史就可能長久陷入一種僵局，就會令人感到一種一籌莫展的無奈，就會缺少一份讓人揚眉吐氣的精彩。台灣因為有了蔣經國，就打破了令人窒息的長久僵局，人們沒有了無奈，有的只是精彩。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民主，作為人類政治發展的文明形態，因符合人性的向善發展而成為浩浩蕩蕩的世界潮流。台灣社會所以能在八十年代開啟民主轉型，匯入世界民主潮流，是因為五六十年代自由民主深入人心的廣為傳播，確立了廣大民眾對民主的理念認同和價值追求；在此基礎上，伴隨著經濟的發展與繁榮，七十年代本土人士為主體的黨外運動風生水起，推波助瀾，施與國民黨統治強大的執政壓力；與此同時外交嚴重受挫所產生的“國家”危機，逼迫國民黨進行政策調整，嘗試革新選擇；而步入晚年的蔣經國覺然悟道，審時度勢，把握時機，順勢而上，馭勢而為，以至高之位，轉動乾坤，將民主政治奮力推向前進的航道。此後，“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民主之舟，乘風破浪，一路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