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纪委、中组部巡视工作组已派员赴贵州、湖南等地开展巡视，这对于省一级权力的监督机制“真空”的填补以及真正强化基层权力的监督机制，意义极为重大。笔者曾有过一个“猜想”，即“每一个贪官和‘豆腐渣’工程的背后的监督机制必定都是‘豆腐渣’”。
　　我们试着证明一下吧。
　　试问，前几年重庆綦江虹桥垮塌案中，县级主要领导涉嫌瓜分建桥款而致使虹桥成“豆腐渣”，案发前当地党员干部、普通群众怨声载道，可当地的媒体在干什么？纪检、监察甚至人大、政协职能部门在干什么？湛江、厦门的特大走私案中，何曾见到过当地监督机制的影子？省级贪官胡长青早已“日贪万金”，在江西已是路人皆知，但如果不是因他“偶然失踪”一次被中央高瞻远瞩直接发现，顺藤摸瓜挖出其巨贪犯罪事实，靠当地纪检部门来“发现”他的问题并将他绳之以法恐怕是遥遥无期的事。而贵州省的刘方仁则是在腐败十年、退居二线后才东窗事发的。还有，香港一位记者初见慕绥新，立刻从他那身价格不菲的西装上看出他是贪官，而大陆尤其是沈阳当地负有监督职能的记者们对此熟视无睹。这究竟是为什么？有权威人士指出：地方一把手往往把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集于一身，以至于使地方党的纪检部门、人大、政协所谓的“监督权”变为纯理论的东西。对此，中纪委研究室的李文忠同志感叹道：“同体监督难以取得明显效果，对于许多地方高级官员的腐败现象，地方纪委部门、司法部门往往不敢、不愿、不能插手”。
　　事实上，只要是由“被监督者”来任命“监督者”，“监督者”在被任命那天起，就基本上失去了对“被监督者”的监督权。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怪事儿：当某地方的某贪官腐败丑闻已成街谈巷议时，甚至在外省媒体已沸沸扬扬了，当地监督部门仍保持沉默，当地媒体还在拼命地为该贪官歌功颂德。以重庆綦江为例，“虹桥”垮塌酿成惨痛命案后，当地贪官竟发出具有反监督性质的“四不准”指令，以至于老百姓向上一级媒体反映真情还要象地下党时期送情报那样。由此观之，地方一级的“监督工程”，不是“豆腐渣”，就是聋子耳朵——瞎摆设。有人甚至讥讽道，某些地方的监督部门简直就不如小偷，小偷凭直觉都知道哪些人是贪官，一偷一个准，而具备着现代化观察、取证手段的监督部门往往还在一旁发懵呢！
　　当然，我们不能责怪媒体无能，而只能说贪官“势”太大。在贪官势力范围里的监督部门难以有所作为。笔者曾听过一位在地方媒体默默无闻的记者调到新华社后用如椽之笔揭露地方黑幕，令贪官不寒而栗让百姓拍手称快的真实故事。他的成功首先在于他摆脱了地方贪官的管辖节制，手中的“豆腐渣”新闻笔头才变成钢刀利剑的。
　　关于建立一套独立于地方实力之外的监督体系的构想和实践，最高决策层早已有之，前年国务院向各大国有企业选送特派员的举措，就是重建可靠的“监督工程”的积极探索，并收到了相当的监督成效。而此次的由中央派员赴各省巡视（重点对省级一把手实施监督）制度的出台，就是对现有监督体系思路的一种大胆突破。据悉，与以往中纪委一下来就是查案不同的是，巡视组不仅仅查案，还将担负警示、督促、未雨绸缪的预防犯罪的使命，这无疑为以往脆弱的“豆腐渣”监督工程中加进了钢筋铁骨和预警功能。当然，全国2000多名省级高官要靠目前仅有的45名巡视员来监督，如何收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国人都在拭目以待。不过，省级高官在依靠廉洁自律、道德良心约束的同时，毕竟在头顶上悬起了一把随时可能落下的“达摩克里斯”之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