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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次研究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对浙江省11个地级市在2000年、2006年和2013年的城镇化规模与质量进行评价，最后基于改进后的象限图分类识别法对两者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2000—2013年期间，浙江省城镇化进程推进较快且区域差异明显，呈现浙东北与浙西南分异格局；2000—2013年期间，浙江省城镇化规模与城镇化质量协调关系有所改善，但大部分城市依旧处于两者不协调状态。
关键词：城镇化规模 城镇化质量 协调关系 浙江省
一、引言
2013年，中国城镇化率已达到了53.7%，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在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但同时城镇化质量不高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影响了我国城镇化健康发展，而该方面也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国外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是联合国人居中心的城镇发展指数（CDI）[1]和城镇指标准则（UIG）[2]，前者涉及基础设施、废弃物处理、健康、教育、生产等方面，后者则涵盖居住、社会发展和消除贫困、环境治理、经济发展、管制等内容，而且在城市生活质量等城镇化质量某一侧面上也展开了较多定量分析研究，如Hikmat采用单指标分析法对约旦首都安曼的生活质量进行分析[3]。国内研究中一方面是针对城镇化质量，研究其内涵并分区域进行定量评价，如郭叶波对中国城镇化质量评价进行研究述评[4]；另一方面则对城镇化与经济、生态环境等方面关系进行定量分析研究，如刘耀彬运用耦合度模型对中国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进行分析[5]。而关于城镇化规模及质量的关系研究则较少，因此本研究在已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以浙江省为例，探究其城镇化协调发展状况，以期对此方面研究和浙江省城镇化健康发展上做一定贡献。
二、研究方法及数据说明
（一）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城镇化规模与质量的内涵是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城镇化规模方面目前已达成共识，测算时主要采用城镇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城市建设用地占城市土地总面积比重、二三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而在城镇化质量方面很多学者都有不同的见解，国内最先对城镇化质量进行定量研究的是叶裕民，她认为城镇化质量包含城镇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两个方面含义，在此基础上，对当时300万人以上的9个超大城市进行评价[6]。近几年有更多的学者聚焦该方面研究，如方创琳认为城镇化质量是经济、社会和空间三方面城镇化质量的有机统一，并从这三个视角构建分要素测度模型和分段测度模型，进而对中国城镇化发展质量及其空间分异特征做了总体评价[7]。其他学者对城镇化质量的理解和测度一般是从经济、社会、生活、资源环境和城乡协调发展等角度出发[8—9]，具有代表性的是张春梅，其认为城镇化质量的具体涵义应包括四个方面内容：一是城镇的经济发展质量；二是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三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程度；四是城镇发展的可持续性[10]，其提出的城镇化质量内涵全面、具体、易测，但在构建的一些具体指标上也值得商榷，例如将城镇人均绿地面积归为可持续发展质量的，而不是城镇居民生活质量。本次研究在张春梅提出的城镇化内涵的基础上，并对一些具体指标进行修改完善，得到相应评价指标体系（表1）。
（二）象限图分类识别法
象限图分类识别方法是陈明星等提出的一种关系识别方法[11]，这里采用修正后的象限图识别方法并引入偏离程度。具体步骤如下：
1、测算城镇化质量Q与城镇化规模R，并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
ZQ=（Qλi-Q平均值）/SQ；ZR=（Rλi-R平均值）/SR
式中：ZQ和ZR分别为经标准化处理的城镇化质量与规模；Qλi和 Rλi分别是第i个城市在第λ年的城镇化质量与规模；Q平均值 、R平均值 以及 SQ、SR分别为 Qλi和Rλi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2、构造城镇化质量与规模关系的象限图，代表不同年份、不同城市城镇化规模与质量的点集（ZR，ZQ）坐落在该象限图内。
3、判断不同年份、不同城市城镇化规模与质量的关系类型。首先根据ZQ和ZR判断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的关系；其次，根据ZQ+ZR判断城镇化进程；最后，根据|ZQ-ZR|判断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的偏离程度，得到分级细则（表2）。
4、划分不同年份、不同城市城镇化规模与质量关系类型 （表3）。
（三）数据说明
本次研究中关于城市公园绿地面积、城市道路面积及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来源于历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高新技术产业数据来源于浙江省科技厅统计信息，其他数据均来源于浙江省各市历年统计年鉴及统计公报。其中人口数据均采用城市常住人口进行统计，原始数据中以美元为货币单位的均按当年汇率折算为人民币。
三、城镇化进程分析
在2000—2013年期间，浙江省城镇化进程总体推进较快，从2000年各市都处于低水平城镇化到2013年有5个城市达到高水平城镇化和1个城市达到中等水平城镇化，但同时也出现了明显的浙东北和浙西南分异的空间格局（图1）。
（一）城镇化规模
从城镇化规模评分来看，浙江省各市城镇化规模均处于扩大状态，但区域差异仍然较为明显。嘉兴和舟山两市评分较高需特别指出，其中嘉兴市主要因为该市建设用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指标值为29%，远高于省内平均值，可看出该市土地城镇化现象比较明显；舟山市是中国最大的海水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基地，城镇化基础良好，且作为浙江省内面积最小的城市，总人口也仅有110万，城镇化任务较轻，因此在城镇化规模方面进展较快。而衢州与丽水一直是浙江省内欠发达地区，区位条件较差，城镇化基础薄弱，导致其城镇化规模水平呈现较低水平。从城镇化规模发展速度来看，呈现城镇化水平低的区域高于城镇化水平高的区域。 （二）城镇化质量
从城镇化质量评分（表4）来看，浙江省各市城镇化质量也处于提升状态，但区域间差异逐渐扩大，评分最大差距由2000年的0.16到2013年的0.49。从城镇化质量内涵来看，经济质量和居民生活质量在城镇化质量中贡献作用比较大，而可持续发展质量和城乡统筹的贡献作用则比较小，由此可见，城乡统筹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将是今后城镇化质量建设的重点部分。在2013年，部分城市虽然总评分较高，但在质量内涵某方面依然会存在不足，在以后城镇化进程中可以重点发展，例如宁波市可持续发展质量方面、嘉兴市居民生活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质量方面、绍兴市居民生活质量方面、舟山市的经济质量，而总评分较低的城市则表现为各方面都不足，在以后城镇化进程中需全面发展（图2）。
四、城镇化水平与质量协调分析
在2000—2013年期间，各市城镇化规模与质量协调关系虽然有所改善，但大部分城市还是处于城镇化质量超前型或城镇化规模超前型，情况不容乐观。本次研究虽然所选年份不多，但城镇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选取的2000年、2006年和2013年共3个时点基本可以反映其前一阶段的城镇化发展成果，因此也能从这3个时点不同状态反映各市在2000—2013年期间城镇化变化情况，最后本次研究在这3个时点城镇化状态的基础上，结合城镇化规模与质量协调关系的变化趋势将各市划分为3种类型，分别为趋于城镇化质量超前型、趋于城镇化规模与质量协调型、趋于城镇化规模超前型。
（一）趋于城镇化质量超前型
定义以经济发展为主要动力、市域范围内不同地区发展存在一定差距、城市地区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上的城镇化，但并未予以周边地区应有辐射的城市为城镇化质量超前型城市。其特点为：因其经济指标的绝对优势而在评价数据上显现出城镇化质量超前，实际情况为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各个部分发展不同步，许多资源还在闲置，未被充分、合理地利用[12]。
趋于城镇化质量超前型的城市有杭州和湖州，从区位优势上讲，两个城市位于杭嘉湖平原，属长江三角洲一部分，地区工业发展较好，而且作为著名的旅游城市，旅游经济突出，各自占经济总收入的17.8%、19.5%，旅游业的发展也推动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而从城镇化规模方面来看，杭州市土地规模指标较低，表现为杭州城区周边县或村镇建设用地规模较小，资源过于集中于主城区，分配不合理，湖州市则人口规模指标较低，同时城市建设过快，从而出现资源闲置状态。
（二）趋于城镇化规模超前型
定义以土地规模扩大为主要态势，人口规模、经济规模的发展与土地规模发展相比尚属滞后、土地利用粗放的城市为城镇化规模超前型城市。其特点为：因其土地规模的优势在评价数据上显现出城镇化规模超前，实际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土地浪费和盲目扩展。
趋于城镇化规模超前型的城市有嘉兴、金华。嘉兴市在3个不同时点中均表现为城镇化规模中度超前，虽然其城镇化进程从低水平城镇化发展为高水平城镇化，但其城市建设用地总量始终未得到有效控制，与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并不匹配。金华市从2000年城镇化规模轻度超前型发展为2013年城镇化规模中度超前型，主要因为金华市在处于低水平城镇化时，急于推进城市建设而对城镇化质量关注不够，表现为其城镇化质量发展缓慢且各分项评分均较低。
（三）趋于城镇化规模与质量协调型
定义以发展健康城镇化为目标，城镇化不同方面相互协调，资源分配基本合理并充分利用、具备一定辐射带动作用、城镇化规模与质量水平能够基本匹配的城市为城镇化规模与质量协调型。
趋于城镇化规模与质量协调型的城市有宁波、绍兴、台州、衢州、丽水、舟山、温州。其中宁波、绍兴在2006年就已经达到城镇化规模与质量相互协调并保持到2013年，说明其协调状态较为稳定，这也与两个城市发展历史悠久，经济基础较好，城市形态较为成熟有关。台州市在2013年刚刚达到协调，但就从其还处于低水平城镇化来看，其协调状态应该还不稳定，在以后需要进一步保持城镇化规模与质量同步发展。舟山、温州在2000年为城镇化规模中度超前型，2006年达到城镇化规模严重超前型，在此期间，城镇化规模发展迅速，而城镇化质量则停滞不前，这也与当时各地纷纷进行土地城镇化的大环境有关，随着城镇化质量得到重视，2006—2013年期间偏离程度有所下降，表现为趋于城镇化规模与质量协调型，但两市推进健康城镇化的相关政策还需进一步落实，才能在未来真正达到协调状态。衢州、丽水两市在2000年时城镇化规模各项指标均处于浙江省各市末位，导致城镇化规模与质量存在一定差距，2000—2013年间，随着两市城镇化规模发展速度大于城镇化质量发展速度，两者差距逐渐缩小，在2013年达到城镇化质量轻度超前，按照趋势判断两市应该会在未来的某个时点达到协调状态，此时两市应该转变现有城镇化推进政策，保持城镇化规模与质量同速发展，否则在两市达到协调后会转变为城镇化规模超前型。
五、结论及建议
首先，从城镇化总体进程来看，2000—2013年期间浙江省发展较快，从2000年全部处于低水平城镇化到2013年有5个高水水平城镇化和1个进入中等城镇化水平，并呈现浙东北与浙西南分异格局，省内在加快城镇化进程时应该统筹全局，相关政策应向浙西南地区倾斜，缩小区域差距。
其次，从城镇化规模与城镇化质量协调关系来看，2000—2013年期间浙江省有所改善，但多数城市还是处于不协调状态，而且嘉兴、金华有趋于规模超前发展倾向，杭州、湖州有趋于质量超前发展倾向，趋于协调的部分城市其协调状态依旧不稳定。其中未协调城市应该着重于缩小两者差距，特别是还未到达高水平城镇化城市，不能急功近利，而趋于质量超前或规模超前城市更应完善现有政策，质量超前的应该统筹发展，减少资源浪费及分配的不合理，规模超前的如嘉兴，应该减少其新增建设用地指标，避免继续盲目扩张。 最后，从城镇化规模和质量各自发展来看，浙江省内11个地级市的虽然都处于提升状态，但区域间差异也较为明显，其中城镇化质量区域差异有明显扩大趋势，而在城镇化质量内涵的4方面，各市也都存在不同方面的不足，在发展城镇化质量时制定相关政策也因应该因地制宜。
参考文献：
[1]United Nations Human Habitat.The State of the World’s Cities Report 2001[R].New York：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2002
[2]United Nations Human Habitat.Urban Indicators Guideliners[C].United Nations Human Settlement Programme. New York：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2004
[3]H A Hikmat，K M Fuad，et al. Quality of Life in Cities：Settingup Criteria for Amman-Jordan[J].Soc Indic Res，2009（93）
[4]郭叶波，魏后凯.中国城镇化质量评价研究述评[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3
[5]刘耀彬，李仁东，宋学锋.中国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分析[J].自然资源学报，2005，20（1）
[6]叶裕民.中国城市化质量研究[J]. 中国软科学，2001（7）
[7]方创琳，王德利.中国城市化发展质量的综合测度与提升路径[J].地理研究，2011，30（11）
[8]韩增林，刘天宝.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城市化质量特征及空间差异[J].地理研究，2009，28（6）
[9]吕庆华，芦红.创意城市评价指标体系与实证研究[J].经济地理，2011，31（9）
[10]张春梅，张小林，吴启焰等.城镇化质量与城镇化规模的协调性研究—以江苏省为例[J].地理科学，2013，33（1）
[11]陈明星，陆大道，张华.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综合测度及其动力因子分析[J].地理学报，2009，64（4）
[12]宋宇宁，韩增林.东北老工业地区城镇化质量与规模关系的空间格局—以辽宁省为例[J].经济地理，2013，33（11）
（胡泽昆，1991年生，河南信阳人，浙江大学地球科学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土地利用、城市发展）
关键词：城镇化规模 城镇化质量 协调关系 浙江省
一、引言
2013年，中国城镇化率已达到了53.7%，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在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但同时城镇化质量不高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影响了我国城镇化健康发展，而该方面也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国外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是联合国人居中心的城镇发展指数（CDI）[1]和城镇指标准则（UIG）[2]，前者涉及基础设施、废弃物处理、健康、教育、生产等方面，后者则涵盖居住、社会发展和消除贫困、环境治理、经济发展、管制等内容，而且在城市生活质量等城镇化质量某一侧面上也展开了较多定量分析研究，如Hikmat采用单指标分析法对约旦首都安曼的生活质量进行分析[3]。国内研究中一方面是针对城镇化质量，研究其内涵并分区域进行定量评价，如郭叶波对中国城镇化质量评价进行研究述评[4]；另一方面则对城镇化与经济、生态环境等方面关系进行定量分析研究，如刘耀彬运用耦合度模型对中国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进行分析[5]。而关于城镇化规模及质量的关系研究则较少，因此本研究在已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以浙江省为例，探究其城镇化协调发展状况，以期对此方面研究和浙江省城镇化健康发展上做一定贡献。
二、研究方法及数据说明
（一）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城镇化规模与质量的内涵是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城镇化规模方面目前已达成共识，测算时主要采用城镇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城市建设用地占城市土地总面积比重、二三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而在城镇化质量方面很多学者都有不同的见解，国内最先对城镇化质量进行定量研究的是叶裕民，她认为城镇化质量包含城镇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两个方面含义，在此基础上，对当时300万人以上的9个超大城市进行评价[6]。近几年有更多的学者聚焦该方面研究，如方创琳认为城镇化质量是经济、社会和空间三方面城镇化质量的有机统一，并从这三个视角构建分要素测度模型和分段测度模型，进而对中国城镇化发展质量及其空间分异特征做了总体评价[7]。其他学者对城镇化质量的理解和测度一般是从经济、社会、生活、资源环境和城乡协调发展等角度出发[8—9]，具有代表性的是张春梅，其认为城镇化质量的具体涵义应包括四个方面内容：一是城镇的经济发展质量；二是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三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程度；四是城镇发展的可持续性[10]，其提出的城镇化质量内涵全面、具体、易测，但在构建的一些具体指标上也值得商榷，例如将城镇人均绿地面积归为可持续发展质量的，而不是城镇居民生活质量。本次研究在张春梅提出的城镇化内涵的基础上，并对一些具体指标进行修改完善，得到相应评价指标体系（表1）。
（二）象限图分类识别法
象限图分类识别方法是陈明星等提出的一种关系识别方法[11]，这里采用修正后的象限图识别方法并引入偏离程度。具体步骤如下：
1、测算城镇化质量Q与城镇化规模R，并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
ZQ=（Qλi-Q平均值）/SQ；ZR=（Rλi-R平均值）/SR
式中：ZQ和ZR分别为经标准化处理的城镇化质量与规模；Qλi和 Rλi分别是第i个城市在第λ年的城镇化质量与规模；Q平均值 、R平均值 以及 SQ、SR分别为 Qλi和Rλi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2、构造城镇化质量与规模关系的象限图，代表不同年份、不同城市城镇化规模与质量的点集（ZR，ZQ）坐落在该象限图内。
3、判断不同年份、不同城市城镇化规模与质量的关系类型。首先根据ZQ和ZR判断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的关系；其次，根据ZQ+ZR判断城镇化进程；最后，根据|ZQ-ZR|判断城镇化质量与规模的偏离程度，得到分级细则（表2）。
4、划分不同年份、不同城市城镇化规模与质量关系类型 （表3）。
（三）数据说明
本次研究中关于城市公园绿地面积、城市道路面积及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来源于历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高新技术产业数据来源于浙江省科技厅统计信息，其他数据均来源于浙江省各市历年统计年鉴及统计公报。其中人口数据均采用城市常住人口进行统计，原始数据中以美元为货币单位的均按当年汇率折算为人民币。
三、城镇化进程分析
在2000—2013年期间，浙江省城镇化进程总体推进较快，从2000年各市都处于低水平城镇化到2013年有5个城市达到高水平城镇化和1个城市达到中等水平城镇化，但同时也出现了明显的浙东北和浙西南分异的空间格局（图1）。
（一）城镇化规模
从城镇化规模评分来看，浙江省各市城镇化规模均处于扩大状态，但区域差异仍然较为明显。嘉兴和舟山两市评分较高需特别指出，其中嘉兴市主要因为该市建设用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指标值为29%，远高于省内平均值，可看出该市土地城镇化现象比较明显；舟山市是中国最大的海水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基地，城镇化基础良好，且作为浙江省内面积最小的城市，总人口也仅有110万，城镇化任务较轻，因此在城镇化规模方面进展较快。而衢州与丽水一直是浙江省内欠发达地区，区位条件较差，城镇化基础薄弱，导致其城镇化规模水平呈现较低水平。从城镇化规模发展速度来看，呈现城镇化水平低的区域高于城镇化水平高的区域。 （二）城镇化质量
从城镇化质量评分（表4）来看，浙江省各市城镇化质量也处于提升状态，但区域间差异逐渐扩大，评分最大差距由2000年的0.16到2013年的0.49。从城镇化质量内涵来看，经济质量和居民生活质量在城镇化质量中贡献作用比较大，而可持续发展质量和城乡统筹的贡献作用则比较小，由此可见，城乡统筹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将是今后城镇化质量建设的重点部分。在2013年，部分城市虽然总评分较高，但在质量内涵某方面依然会存在不足，在以后城镇化进程中可以重点发展，例如宁波市可持续发展质量方面、嘉兴市居民生活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质量方面、绍兴市居民生活质量方面、舟山市的经济质量，而总评分较低的城市则表现为各方面都不足，在以后城镇化进程中需全面发展（图2）。
四、城镇化水平与质量协调分析
在2000—2013年期间，各市城镇化规模与质量协调关系虽然有所改善，但大部分城市还是处于城镇化质量超前型或城镇化规模超前型，情况不容乐观。本次研究虽然所选年份不多，但城镇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选取的2000年、2006年和2013年共3个时点基本可以反映其前一阶段的城镇化发展成果，因此也能从这3个时点不同状态反映各市在2000—2013年期间城镇化变化情况，最后本次研究在这3个时点城镇化状态的基础上，结合城镇化规模与质量协调关系的变化趋势将各市划分为3种类型，分别为趋于城镇化质量超前型、趋于城镇化规模与质量协调型、趋于城镇化规模超前型。
（一）趋于城镇化质量超前型
定义以经济发展为主要动力、市域范围内不同地区发展存在一定差距、城市地区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上的城镇化，但并未予以周边地区应有辐射的城市为城镇化质量超前型城市。其特点为：因其经济指标的绝对优势而在评价数据上显现出城镇化质量超前，实际情况为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各个部分发展不同步，许多资源还在闲置，未被充分、合理地利用[12]。
趋于城镇化质量超前型的城市有杭州和湖州，从区位优势上讲，两个城市位于杭嘉湖平原，属长江三角洲一部分，地区工业发展较好，而且作为著名的旅游城市，旅游经济突出，各自占经济总收入的17.8%、19.5%，旅游业的发展也推动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而从城镇化规模方面来看，杭州市土地规模指标较低，表现为杭州城区周边县或村镇建设用地规模较小，资源过于集中于主城区，分配不合理，湖州市则人口规模指标较低，同时城市建设过快，从而出现资源闲置状态。
（二）趋于城镇化规模超前型
定义以土地规模扩大为主要态势，人口规模、经济规模的发展与土地规模发展相比尚属滞后、土地利用粗放的城市为城镇化规模超前型城市。其特点为：因其土地规模的优势在评价数据上显现出城镇化规模超前，实际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土地浪费和盲目扩展。
趋于城镇化规模超前型的城市有嘉兴、金华。嘉兴市在3个不同时点中均表现为城镇化规模中度超前，虽然其城镇化进程从低水平城镇化发展为高水平城镇化，但其城市建设用地总量始终未得到有效控制，与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并不匹配。金华市从2000年城镇化规模轻度超前型发展为2013年城镇化规模中度超前型，主要因为金华市在处于低水平城镇化时，急于推进城市建设而对城镇化质量关注不够，表现为其城镇化质量发展缓慢且各分项评分均较低。
（三）趋于城镇化规模与质量协调型
定义以发展健康城镇化为目标，城镇化不同方面相互协调，资源分配基本合理并充分利用、具备一定辐射带动作用、城镇化规模与质量水平能够基本匹配的城市为城镇化规模与质量协调型。
趋于城镇化规模与质量协调型的城市有宁波、绍兴、台州、衢州、丽水、舟山、温州。其中宁波、绍兴在2006年就已经达到城镇化规模与质量相互协调并保持到2013年，说明其协调状态较为稳定，这也与两个城市发展历史悠久，经济基础较好，城市形态较为成熟有关。台州市在2013年刚刚达到协调，但就从其还处于低水平城镇化来看，其协调状态应该还不稳定，在以后需要进一步保持城镇化规模与质量同步发展。舟山、温州在2000年为城镇化规模中度超前型，2006年达到城镇化规模严重超前型，在此期间，城镇化规模发展迅速，而城镇化质量则停滞不前，这也与当时各地纷纷进行土地城镇化的大环境有关，随着城镇化质量得到重视，2006—2013年期间偏离程度有所下降，表现为趋于城镇化规模与质量协调型，但两市推进健康城镇化的相关政策还需进一步落实，才能在未来真正达到协调状态。衢州、丽水两市在2000年时城镇化规模各项指标均处于浙江省各市末位，导致城镇化规模与质量存在一定差距，2000—2013年间，随着两市城镇化规模发展速度大于城镇化质量发展速度，两者差距逐渐缩小，在2013年达到城镇化质量轻度超前，按照趋势判断两市应该会在未来的某个时点达到协调状态，此时两市应该转变现有城镇化推进政策，保持城镇化规模与质量同速发展，否则在两市达到协调后会转变为城镇化规模超前型。
五、结论及建议
首先，从城镇化总体进程来看，2000—2013年期间浙江省发展较快，从2000年全部处于低水平城镇化到2013年有5个高水水平城镇化和1个进入中等城镇化水平，并呈现浙东北与浙西南分异格局，省内在加快城镇化进程时应该统筹全局，相关政策应向浙西南地区倾斜，缩小区域差距。
其次，从城镇化规模与城镇化质量协调关系来看，2000—2013年期间浙江省有所改善，但多数城市还是处于不协调状态，而且嘉兴、金华有趋于规模超前发展倾向，杭州、湖州有趋于质量超前发展倾向，趋于协调的部分城市其协调状态依旧不稳定。其中未协调城市应该着重于缩小两者差距，特别是还未到达高水平城镇化城市，不能急功近利，而趋于质量超前或规模超前城市更应完善现有政策，质量超前的应该统筹发展，减少资源浪费及分配的不合理，规模超前的如嘉兴，应该减少其新增建设用地指标，避免继续盲目扩张。 最后，从城镇化规模和质量各自发展来看，浙江省内11个地级市的虽然都处于提升状态，但区域间差异也较为明显，其中城镇化质量区域差异有明显扩大趋势，而在城镇化质量内涵的4方面，各市也都存在不同方面的不足，在发展城镇化质量时制定相关政策也因应该因地制宜。
参考文献：
[1]United Nations Human Habitat.The State of the World’s Cities Report 2001[R].New York：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2002
[2]United Nations Human Habitat.Urban Indicators Guideliners[C].United Nations Human Settlement Programme. New York：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2004
[3]H A Hikmat，K M Fuad，et al. Quality of Life in Cities：Settingup Criteria for Amman-Jordan[J].Soc Indic Res，2009（93）
[4]郭叶波，魏后凯.中国城镇化质量评价研究述评[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3
[5]刘耀彬，李仁东，宋学锋.中国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分析[J].自然资源学报，2005，20（1）
[6]叶裕民.中国城市化质量研究[J]. 中国软科学，2001（7）
[7]方创琳，王德利.中国城市化发展质量的综合测度与提升路径[J].地理研究，2011，30（11）
[8]韩增林，刘天宝.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城市化质量特征及空间差异[J].地理研究，2009，28（6）
[9]吕庆华，芦红.创意城市评价指标体系与实证研究[J].经济地理，2011，31（9）
[10]张春梅，张小林，吴启焰等.城镇化质量与城镇化规模的协调性研究—以江苏省为例[J].地理科学，2013，33（1）
[11]陈明星，陆大道，张华.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综合测度及其动力因子分析[J].地理学报，2009，64（4）
[12]宋宇宁，韩增林.东北老工业地区城镇化质量与规模关系的空间格局—以辽宁省为例[J].经济地理，2013，33（11）
（胡泽昆，1991年生，河南信阳人，浙江大学地球科学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土地利用、城市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