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毒苹果事件
近日，36家中国环保组织联合发布了一份题为《苹果的另一面》报告，指责苹果公司未能解决对其设备零部件供应工厂污染和工人健康问题。
联建(中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建公司)是台湾胜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1999年11月投资成立的，工厂设立在苏州工业园区。据多份公开材料显示，这家工厂是苹果公司触摸屏的重要供应商。这个案例的祸首是正己烷，一种化学清洁剂。该品主要用于擦拭显示屏，其挥发速度明显快于酒精，提升了工作效率，并且可以大大降低次品率。但正己烷是一种毒剂，有麻醉和刺激作川，长期接触可致周围神经炎，出现四肢“麻木”等感觉异常，以及感觉障碍和运动障碍。联建公司违反了我国《职业病防治法》规定，在使用这种有毒有害化学溶剂之前，既没有向有关部门申报，也没有告知员工。联建公司的车间是密闭式的无尘车间，密封性好但是空气流动性差。挥发性极强的“正己烷”在空气中堆积，严重超过了国家规定的安全标准，员工们在没有有效防护的情况下导致慢性中毒。从2009年4月开始，几十名联建员工被送往医院。令人愤慨的是，无沦是联建还是苹果，从来没有向工人们告知用于提高产量和良品率的正己烷有毒有害，该如何防护。在中毒工人们漫长而痛苦的治疗过程中，苹果公司也没有和他们做过任何交流，更没有探望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人。
这些中毒工人出院后被鉴定为职业病伤残，大多数人离职时只能得到10万元左右的补偿，并签署一份“之后发生什么都与公司无关”的协议书。这是他们刚生命、健康换来的，却根本不足以承担他们后半生的生活、医疗费用。两年快过去了，很多工人仍然索赔无望。苹果公司对于其供应链上存在环境污染、职工权益受损的事件并不关心，一直保持不闻不问的态度。
“毒苹果事件”也让人想起去年震惊全球的“富十康跳楼事件”。十几名20岁左右的年轻工人在一年不到的时间里接二连三跳楼。这不禁令人质疑：是什么使这同一个工厂的年轻工人们轻生?有幸存者表示跳楼原因为“活着太累”。
这是什么程度的“累”?新华社曾报道过一份富士康员工的工资单(新华网2010年6月7日)：“时间：2009年11月。底薪900元，正常工作21.75天，平时加班60.50小时，报酬469元；周六日加班75小时，报酬776元……王资总额2149.50元。”这名员工当月收入的60％靠超时加班挣得，总计136小时的加班，比《劳动法》规定的最高加班时间整整多出100小时。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5044名富士康员工的抽查显示，72.5％的员工超时加班，人均月超时加班28.01小时。在沿海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中，超时加班并不罕见。我国代工企业普遍执行基本工资+“自愿”加班的工资模式，微薄的底薪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工人们只能选择“自愿”加班。每天十几个小时的重复劳动，没有节假日，即便如此工资也并不丰厚。活着是为了工作，工作就是为了活着。陷在这个双重矛盾中的工人们受到了巨大的压力，永无止尽的机械性劳动影响的是他们的身心健康。
这种长期的疲劳使工人们感到很“累”，而正是工人们的超强度付出，支撑着企业的高速发展，不断书写着速度和效率的奇迹。
“用工荒”为什么频频发生
每个中国人都会对经济高速发展的祖国感到骄傲。目前，在全球一般消费类产品中，从小工艺品到冰箱，电视等家电产品，大量中国制造的商品出现在世界各地。根据商务委网站近期发布的消息：2010年，全国进出口总值为29727.6亿美元，其中出口15779.3亿美元，增长了31.3％。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7406家，同比增长16.94％；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057.35亿美元，同比增长17.44％。沃尔玛、家乐福、麦德龙等世界著名跨国零售集团近年来在中国的采购数量和金额不断上升，无论哪个领域的著名品牌都有可能在中国拥有代工厂或加工线。
这不禁让人沉醉在美好的“强国”梦中。国外媒体也在推波助澜：中国成了“世界工厂”!一部分国人也表现“激动”，随声附和，似乎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高科技产业的加工厂，已经是世界制造业基地。井将作为高利润的典范而峒起；中国已彻底改变制造业格局，一夜之间成为了“世界工厂”。
事实呢?
先来看看“世界工厂”(the workshop of the world)这个词由何而来。18世纪，英国在完成工业革命以后，机器大工业代替了手工工业的生产方式，大大提高了工业生产效率，并在殖民主义炮舰政策的配合下，向世界各地输出工业品。可以说，英国是当时的“世界工厂”。英国的产品一度主导了世界贸易格局，垄断了世界工业生产和销售市场，引领了近代工业发展的潮流。仅占世界人口2％左右的英国，长期将世界工业生产的1／3-1／2和世界贸易的1／5-1／4掌握在自己手中，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叶，美国取代了英国，成为世界工业强国，是世界工业品出口的重要基地。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日本工业以出口附加价值高的机械电子产品为主导，成为机电设备、汽车、家用电器、半导体等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大国。
由此可见，所谓“世界工厂”就是为世界市场大规模提供工业品的生产制造基地。有一批企业群和一系列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些企业和产业的生产能力、新产品开发经营管理水平、市场份额占据世界同类企业和同类产业的首位，井在世界市场结构中处于相对垄断的地位，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世界市场的供求关系、价格走向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这样看来，“世界工厂”用最粗俗的表述就是——工业高利润。
显而易见，中国当前的状况与“高利润”无缘。当前中国约一半的出口值是通过加工贸易实现的，而中国一直是世界产业链的最末端；出口的其他商品也以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为主。知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曾在其博客中指出：苹果公司在2006年上半年销售量是850万台，同比增长61％，收入超过了100亿美金。而作为代工厂的富士康，每个苹果产品只拿到4美元，其他99％的钱归苹果。这4美元包括了电费、设备费和材料费等相关费用。
至于人工成本，是苹果公司根据生产厂家所在地的最低工资乘上每件产品的最高工时计算得出。对于代工厂，仅仅4美元已无利润可言，那唯一能产生利润的只有人工成本。人工成本已经被克扣得那么低，那只能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来产生更多价值。“国内的供应商为了和大品牌对接，只好压低价格、盘剥工人、降低环保标准。”北京律师董正伟分析。于是“毒苹果事件”、“跳楼事件”的出现也就不奇怪了。
当前的中国根本谈不上成为“世界工厂”，更糟糕的是。“世界工厂”到了中国变成了另外一个含义。中国式的“世界工厂”就是为了出口生产商品的工／：特点之一就是大量使用农民工，廉价劳 动力和宿舍劳动体制是它的招牌。廉价劳动力优势曾推动了我国制造业的迅猛发展。然而，伴随着新生代农民工队伍的壮大，原有的劳动力供求平衡被悄然打破，劳资纠纷频发，“用工荒”等其他一些问题也层出不穷。“跳楼事件”无疑为中国乃至世界敲响了警钟。
跨国企业难逃其咎
36家中国环保组织之所以会在事件已经发生了2年后的现在，联合发布《苹果的另一面》这份报告，很大程度上是愤慨于苹果公司对此事的漠然态度。苹果公司在标榜“无论苹果产品是在哪卫生产，苹果承诺确保最高标准的社会责任”的同时，卹在践踏自己的承诺。这份报告指责：“苹果却一再回避公众质疑，不肯去面对供应链存在的种种问题，令人疑惑它是不是试图继续利用全球生产和釆购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将其污染和毒害的另一个面孔隐藏在阴影之下，以便继续将其环境和社会成本外部化，让环境去承受，让工人们去承受，以此来继续攫取超额利润。”
有人会说，出事的是中国公司，与远在美国的苹果公司有什么关系?回答是：难逃其咎。位于产业链上游的采购商具有选择权，与面临激烈竞争的代工企业相比，釆购商处于强势地位。采购商可以根据价格、质量决定供应商，也可以在供应商不能满足其要求时变更另一个供应商。在其不过问社会责任的情况下，作为供应商的中国公司只能通过牺牲环境、健康和劳工标准，以求降低成本，去赢得采购商的订单。
但如同苹果公司这样的跨国企业，对供应商的社会责任行为有严格要求，但中国供应商不执行，这也应当追究苹果公司的责任吗?回答依然是：难逃其咎。因为正是苹果公司的超级定价权，可能会导致供应商在企业社会责任上有心无力。前面已例举了郎咸平对苹果公司利润的分析，在苹果的高利润和代工厂的低收入之间对比，谁更应该担负起这一社会责任?
以中国玩具业为例：2007年，美国美泰(Mattel)以产品质量问题召回了在中国生产的2000多万件玩具，给中国近千家玩具制造商带来毁灭性打击。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也以玩具铅含量超标问题对中国制造的玩具进行调查井限制进口，一时间，中国玩具以及中国商品在全世界，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市场上受到普遍质疑，声誉和销量都大受影响。
欧盟采用的是防御性标准，对酯类、铅含量进行了比较严格的限制，而当时的美国并无相关标准。美国采购商在这一过程中，占据销售关系的主动，并没有对中国供应商的产品作出规范，中国玩具通过了质检并进入美国市场。之后，美国民众开始注意到孩子身边的“有毒玩具”，由此促使布什政府签署了《玩具禁铅法案》，通过名为《提高消费产品安全性法案》的议案，法案实施了世界上最严格的含铅量标准。在这一过程中，美国采购商并不愿意承担责任，而是把祸水往中国身上引。中国玩具表现为酯类和铅含量超标，事实上是在以欧盟高标准测验美国的无标准，并将黑锅扣在了中国玩具业的头上。2009年开始实行这一新的标准，中国的玩具需要进行两轮检查，除了原本的中国检查之外，还要求第三方进行复检。两次检验的费用都需要中国生产商承担，增加了中国生产商的成本支出和资源成本，同时也给出口设置了很高的壁垒。
2008年国际金融风暴后，位于产业链高端的采购商不断压低价格，中国国内的法定最低工资也在提高，这使得中国出口企业进退维谷。如果跨国采购商觉得中国价格无法接受可能就会转移加王厂，现在越南和印度都是可能的下一个落脚点。因为那里的劳动力价格更为低廉。中国原本的劳动力优势正在逐渐褪失，而对这一现实，中国供应商不得不选择中国式的“世界工厂”模式，人为压低劳动力成本。这是生存压力逼迫的结果。
警惕“人口资源浪费”
当然，错误也不全是他人。在有监督机制和社会共识的条件下，“有毒玩具”原本就不应该被生产出来。形成中国式“世界工厂”这一现状有着根深蒂固的中国式渊源。独立评论人袁剑对中国经济发展有一个刻薄而精辟的态度：“中国没有经济奇迹。由于市场自山化和全球化，新兴市场都在高速增长，中国不过比其多了两个百分点而已。而这两个百分点，一个是从弱势群体那里抢来的，一个是从子孙后代那里偷来的。”
审视其发展情况，不得不说事实就是如此。郎咸平讽刺说：“制造业就是把资源用光挖光，不留给子孙的行业。”回顾历史上各个国家的发展，资源使用远远大于资源培育。19世纪末美国的西部大开发，在短短100年左右的时间里，造就了经济发展的奇迹。然而，其代价是对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争先开发，不顾后果”是当时人们对待土地的传统态度。最终导致了1934年美国历史上破坏力最大的“黑风暴”(沙尘暴)。它席卷了美国三分之二的国土，毁坏农田无数。可悲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依然逃脱不了这一规律，目光短浅的开发、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正在一点一滴地影响子孙后代的生活环境。
不仅是自然资源，我们正在挥霍人口资源。中国目前的人口年龄结构处在人口红利的阶段，劳动人口比例较高，保证了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需求。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阶段，形成的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但“红利”在很多情况下和“债务”是相对应的。“人口红利”也不例外，与其相对应的“人口负债”就是不断加速的人口老龄化影响。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使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仍然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城镇提供劳动力资源，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还会持续20年以上的时间，因此，在可见的将来，我国似乎仍然拥有比较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从劳动力供给来看，“人口红利”将继续推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20、30年之后呢?中国做好了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保险体制度的准备了吗?
在传统的产业工人队伍中，纺织工是一个突出的例子。198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街上流行红裙子》，讲述的就是当时纺织女工的生活。那是纺织行业的辉煌时代，纺织厂的工资比钢厂，药厂等其它工厂略高，但是工作却更轻松干净，能进纺织厂是让人羡慕的。而现在，中国各纺织企业为了生存，都在实行减员增效。纺织厂将以往的四班三运转改成三班倒，甚至将工作时间由8小时延长为12小时。纺织厂的工作环境恶劣是众所周知的，高温、噪声，空气中的棉絮、粉尘，使得中暑、耳疾、腿部静脉曲张或者腰椎间盘突出等多种职业病症状出现在纺织工人身上，一生辛劳却换来一身痨疾。现职的纺织工工资非常低，仅仅满足最低工资标准，以此所得的各种社保医保水乎也相应降低。2010年7月27日《扬子晚报》报道常州市第二纺织机械有限公司甚至拖欠了全厂近200名工人们3年的“五险一金”。
与还能享有社保的城镇工人相比，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之路更为艰难。中国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截至2008年12月31日，大陆农民工总 数2亿2542万人，他们正是“中国速度”的主力军。而这部分人群的社保问题却还在不断探索与完善中。农民工是“农民”和“工人”的结合。那么，农民工究竟该姓“农，还是姓“工”呢?农民工的社保应当归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农民工综合险还是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呢?农民工流动性强、就业稳定性差，造成了其在多个“保险”之间游走，那该由谁负责转换，接续与保障呢?
这些环节的缺失，使得农民工社保各相关政策只是“看上去很美”。更何况，在有的企业看来，特别是农民工集中的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如果为农民工缴纳其工资30％左右的保险费，无疑会增加其用工成本，加重自身负担。有些地方政府甚至把廉价劳动力作为招商引资的优势，有意忽视农民工社保问题。
告别廉价劳力
是时候告别廉价劳动力了!
略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是写在《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上的第一句话。而现在工人收入降低、保障不力，这是否与国家建设的初衷有所违背?
网上流传一个段子，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资中均有言：前几年，参加某会议碰到一个德国人。他说，中国将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我说你高估中国了，我们还有很多困难。他摇头，你们连工人工资都可以不发，我们怎么竞争得过你们，由此网络上纷纷自嘲：羡慕中国发展的是国外的资本家，而不是工人。在国外，工人利益有工会争取，大多数工会是有作为的，当工人权益受侵犯时，工会采取合法手段进行交涉。而在国内，引用百度百科“工会”条目下的介绍：“目前，中国大陆地区有着大量的工会组织，但普遍认为已经名存实亡，工会已经成为企业内部的一个组织部门，并由组织高层进行工会人事任命，已经没有相对独立的组织和行动。大多只是在某些节日进行象征性的小福利发放及娱乐活动组织。”虽然这不是官方或权威的论述，但明眼人都知道这是事实，在“富士康跳楼事件”中，如果工会有真正的作为，又怎会让这样的惨剧发生?
廉价劳动力造就了中国式“世界工厂”，推动了一个时期的经济繁荣，但这种繁荣难以持久，经济发展不能总以压低劳动力工资，忽视工人保障为代价，这样只能永久处在经济分工中最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从属地位，永远无法赢得真正的竞争力。廉价劳动力更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急功近利，重产出轻投入的现状，上海纺织工业曾经是上海财政的“第一支柱”。多年来上海纺织工业上缴给国家的利、税虽然达到500多亿元，但是它所得到的投入只能补偿整个行业固定资产的折旧。而大多数投入都花在了扩大产能方面，没能着重用于技术更新，以改善基本素质，最终演就壮烈的“凤凰涅槃”。告别廉价劳动力需要企业，产业，乃至整个经济结构的发展与转型，这更需要国家的疏通倡导、政策鼓励，甚至直接投入，这也是政府应当担负的社会责任。
所幸的是，今年春运期间，新闻报道上海有不少企业出重金包大巴免费接送农民工回家。这微薄的福利在春运大潮中闪烁，令人不由得看到了中国式“世界工厂”终结的希望。
近日，36家中国环保组织联合发布了一份题为《苹果的另一面》报告，指责苹果公司未能解决对其设备零部件供应工厂污染和工人健康问题。
联建(中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建公司)是台湾胜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1999年11月投资成立的，工厂设立在苏州工业园区。据多份公开材料显示，这家工厂是苹果公司触摸屏的重要供应商。这个案例的祸首是正己烷，一种化学清洁剂。该品主要用于擦拭显示屏，其挥发速度明显快于酒精，提升了工作效率，并且可以大大降低次品率。但正己烷是一种毒剂，有麻醉和刺激作川，长期接触可致周围神经炎，出现四肢“麻木”等感觉异常，以及感觉障碍和运动障碍。联建公司违反了我国《职业病防治法》规定，在使用这种有毒有害化学溶剂之前，既没有向有关部门申报，也没有告知员工。联建公司的车间是密闭式的无尘车间，密封性好但是空气流动性差。挥发性极强的“正己烷”在空气中堆积，严重超过了国家规定的安全标准，员工们在没有有效防护的情况下导致慢性中毒。从2009年4月开始，几十名联建员工被送往医院。令人愤慨的是，无沦是联建还是苹果，从来没有向工人们告知用于提高产量和良品率的正己烷有毒有害，该如何防护。在中毒工人们漫长而痛苦的治疗过程中，苹果公司也没有和他们做过任何交流，更没有探望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人。
这些中毒工人出院后被鉴定为职业病伤残，大多数人离职时只能得到10万元左右的补偿，并签署一份“之后发生什么都与公司无关”的协议书。这是他们刚生命、健康换来的，却根本不足以承担他们后半生的生活、医疗费用。两年快过去了，很多工人仍然索赔无望。苹果公司对于其供应链上存在环境污染、职工权益受损的事件并不关心，一直保持不闻不问的态度。
“毒苹果事件”也让人想起去年震惊全球的“富十康跳楼事件”。十几名20岁左右的年轻工人在一年不到的时间里接二连三跳楼。这不禁令人质疑：是什么使这同一个工厂的年轻工人们轻生?有幸存者表示跳楼原因为“活着太累”。
这是什么程度的“累”?新华社曾报道过一份富士康员工的工资单(新华网2010年6月7日)：“时间：2009年11月。底薪900元，正常工作21.75天，平时加班60.50小时，报酬469元；周六日加班75小时，报酬776元……王资总额2149.50元。”这名员工当月收入的60％靠超时加班挣得，总计136小时的加班，比《劳动法》规定的最高加班时间整整多出100小时。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5044名富士康员工的抽查显示，72.5％的员工超时加班，人均月超时加班28.01小时。在沿海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中，超时加班并不罕见。我国代工企业普遍执行基本工资+“自愿”加班的工资模式，微薄的底薪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工人们只能选择“自愿”加班。每天十几个小时的重复劳动，没有节假日，即便如此工资也并不丰厚。活着是为了工作，工作就是为了活着。陷在这个双重矛盾中的工人们受到了巨大的压力，永无止尽的机械性劳动影响的是他们的身心健康。
这种长期的疲劳使工人们感到很“累”，而正是工人们的超强度付出，支撑着企业的高速发展，不断书写着速度和效率的奇迹。
“用工荒”为什么频频发生
每个中国人都会对经济高速发展的祖国感到骄傲。目前，在全球一般消费类产品中，从小工艺品到冰箱，电视等家电产品，大量中国制造的商品出现在世界各地。根据商务委网站近期发布的消息：2010年，全国进出口总值为29727.6亿美元，其中出口15779.3亿美元，增长了31.3％。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7406家，同比增长16.94％；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057.35亿美元，同比增长17.44％。沃尔玛、家乐福、麦德龙等世界著名跨国零售集团近年来在中国的采购数量和金额不断上升，无论哪个领域的著名品牌都有可能在中国拥有代工厂或加工线。
这不禁让人沉醉在美好的“强国”梦中。国外媒体也在推波助澜：中国成了“世界工厂”!一部分国人也表现“激动”，随声附和，似乎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高科技产业的加工厂，已经是世界制造业基地。井将作为高利润的典范而峒起；中国已彻底改变制造业格局，一夜之间成为了“世界工厂”。
事实呢?
先来看看“世界工厂”(the workshop of the world)这个词由何而来。18世纪，英国在完成工业革命以后，机器大工业代替了手工工业的生产方式，大大提高了工业生产效率，并在殖民主义炮舰政策的配合下，向世界各地输出工业品。可以说，英国是当时的“世界工厂”。英国的产品一度主导了世界贸易格局，垄断了世界工业生产和销售市场，引领了近代工业发展的潮流。仅占世界人口2％左右的英国，长期将世界工业生产的1／3-1／2和世界贸易的1／5-1／4掌握在自己手中，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叶，美国取代了英国，成为世界工业强国，是世界工业品出口的重要基地。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日本工业以出口附加价值高的机械电子产品为主导，成为机电设备、汽车、家用电器、半导体等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大国。
由此可见，所谓“世界工厂”就是为世界市场大规模提供工业品的生产制造基地。有一批企业群和一系列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些企业和产业的生产能力、新产品开发经营管理水平、市场份额占据世界同类企业和同类产业的首位，井在世界市场结构中处于相对垄断的地位，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世界市场的供求关系、价格走向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这样看来，“世界工厂”用最粗俗的表述就是——工业高利润。
显而易见，中国当前的状况与“高利润”无缘。当前中国约一半的出口值是通过加工贸易实现的，而中国一直是世界产业链的最末端；出口的其他商品也以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为主。知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曾在其博客中指出：苹果公司在2006年上半年销售量是850万台，同比增长61％，收入超过了100亿美金。而作为代工厂的富士康，每个苹果产品只拿到4美元，其他99％的钱归苹果。这4美元包括了电费、设备费和材料费等相关费用。
至于人工成本，是苹果公司根据生产厂家所在地的最低工资乘上每件产品的最高工时计算得出。对于代工厂，仅仅4美元已无利润可言，那唯一能产生利润的只有人工成本。人工成本已经被克扣得那么低，那只能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来产生更多价值。“国内的供应商为了和大品牌对接，只好压低价格、盘剥工人、降低环保标准。”北京律师董正伟分析。于是“毒苹果事件”、“跳楼事件”的出现也就不奇怪了。
当前的中国根本谈不上成为“世界工厂”，更糟糕的是。“世界工厂”到了中国变成了另外一个含义。中国式的“世界工厂”就是为了出口生产商品的工／：特点之一就是大量使用农民工，廉价劳 动力和宿舍劳动体制是它的招牌。廉价劳动力优势曾推动了我国制造业的迅猛发展。然而，伴随着新生代农民工队伍的壮大，原有的劳动力供求平衡被悄然打破，劳资纠纷频发，“用工荒”等其他一些问题也层出不穷。“跳楼事件”无疑为中国乃至世界敲响了警钟。
跨国企业难逃其咎
36家中国环保组织之所以会在事件已经发生了2年后的现在，联合发布《苹果的另一面》这份报告，很大程度上是愤慨于苹果公司对此事的漠然态度。苹果公司在标榜“无论苹果产品是在哪卫生产，苹果承诺确保最高标准的社会责任”的同时，卹在践踏自己的承诺。这份报告指责：“苹果却一再回避公众质疑，不肯去面对供应链存在的种种问题，令人疑惑它是不是试图继续利用全球生产和釆购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将其污染和毒害的另一个面孔隐藏在阴影之下，以便继续将其环境和社会成本外部化，让环境去承受，让工人们去承受，以此来继续攫取超额利润。”
有人会说，出事的是中国公司，与远在美国的苹果公司有什么关系?回答是：难逃其咎。位于产业链上游的采购商具有选择权，与面临激烈竞争的代工企业相比，釆购商处于强势地位。采购商可以根据价格、质量决定供应商，也可以在供应商不能满足其要求时变更另一个供应商。在其不过问社会责任的情况下，作为供应商的中国公司只能通过牺牲环境、健康和劳工标准，以求降低成本，去赢得采购商的订单。
但如同苹果公司这样的跨国企业，对供应商的社会责任行为有严格要求，但中国供应商不执行，这也应当追究苹果公司的责任吗?回答依然是：难逃其咎。因为正是苹果公司的超级定价权，可能会导致供应商在企业社会责任上有心无力。前面已例举了郎咸平对苹果公司利润的分析，在苹果的高利润和代工厂的低收入之间对比，谁更应该担负起这一社会责任?
以中国玩具业为例：2007年，美国美泰(Mattel)以产品质量问题召回了在中国生产的2000多万件玩具，给中国近千家玩具制造商带来毁灭性打击。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也以玩具铅含量超标问题对中国制造的玩具进行调查井限制进口，一时间，中国玩具以及中国商品在全世界，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市场上受到普遍质疑，声誉和销量都大受影响。
欧盟采用的是防御性标准，对酯类、铅含量进行了比较严格的限制，而当时的美国并无相关标准。美国采购商在这一过程中，占据销售关系的主动，并没有对中国供应商的产品作出规范，中国玩具通过了质检并进入美国市场。之后，美国民众开始注意到孩子身边的“有毒玩具”，由此促使布什政府签署了《玩具禁铅法案》，通过名为《提高消费产品安全性法案》的议案，法案实施了世界上最严格的含铅量标准。在这一过程中，美国采购商并不愿意承担责任，而是把祸水往中国身上引。中国玩具表现为酯类和铅含量超标，事实上是在以欧盟高标准测验美国的无标准，并将黑锅扣在了中国玩具业的头上。2009年开始实行这一新的标准，中国的玩具需要进行两轮检查，除了原本的中国检查之外，还要求第三方进行复检。两次检验的费用都需要中国生产商承担，增加了中国生产商的成本支出和资源成本，同时也给出口设置了很高的壁垒。
2008年国际金融风暴后，位于产业链高端的采购商不断压低价格，中国国内的法定最低工资也在提高，这使得中国出口企业进退维谷。如果跨国采购商觉得中国价格无法接受可能就会转移加王厂，现在越南和印度都是可能的下一个落脚点。因为那里的劳动力价格更为低廉。中国原本的劳动力优势正在逐渐褪失，而对这一现实，中国供应商不得不选择中国式的“世界工厂”模式，人为压低劳动力成本。这是生存压力逼迫的结果。
警惕“人口资源浪费”
当然，错误也不全是他人。在有监督机制和社会共识的条件下，“有毒玩具”原本就不应该被生产出来。形成中国式“世界工厂”这一现状有着根深蒂固的中国式渊源。独立评论人袁剑对中国经济发展有一个刻薄而精辟的态度：“中国没有经济奇迹。由于市场自山化和全球化，新兴市场都在高速增长，中国不过比其多了两个百分点而已。而这两个百分点，一个是从弱势群体那里抢来的，一个是从子孙后代那里偷来的。”
审视其发展情况，不得不说事实就是如此。郎咸平讽刺说：“制造业就是把资源用光挖光，不留给子孙的行业。”回顾历史上各个国家的发展，资源使用远远大于资源培育。19世纪末美国的西部大开发，在短短100年左右的时间里，造就了经济发展的奇迹。然而，其代价是对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争先开发，不顾后果”是当时人们对待土地的传统态度。最终导致了1934年美国历史上破坏力最大的“黑风暴”(沙尘暴)。它席卷了美国三分之二的国土，毁坏农田无数。可悲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依然逃脱不了这一规律，目光短浅的开发、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正在一点一滴地影响子孙后代的生活环境。
不仅是自然资源，我们正在挥霍人口资源。中国目前的人口年龄结构处在人口红利的阶段，劳动人口比例较高，保证了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需求。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阶段，形成的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但“红利”在很多情况下和“债务”是相对应的。“人口红利”也不例外，与其相对应的“人口负债”就是不断加速的人口老龄化影响。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使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仍然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城镇提供劳动力资源，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还会持续20年以上的时间，因此，在可见的将来，我国似乎仍然拥有比较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从劳动力供给来看，“人口红利”将继续推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20、30年之后呢?中国做好了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保险体制度的准备了吗?
在传统的产业工人队伍中，纺织工是一个突出的例子。198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街上流行红裙子》，讲述的就是当时纺织女工的生活。那是纺织行业的辉煌时代，纺织厂的工资比钢厂，药厂等其它工厂略高，但是工作却更轻松干净，能进纺织厂是让人羡慕的。而现在，中国各纺织企业为了生存，都在实行减员增效。纺织厂将以往的四班三运转改成三班倒，甚至将工作时间由8小时延长为12小时。纺织厂的工作环境恶劣是众所周知的，高温、噪声，空气中的棉絮、粉尘，使得中暑、耳疾、腿部静脉曲张或者腰椎间盘突出等多种职业病症状出现在纺织工人身上，一生辛劳却换来一身痨疾。现职的纺织工工资非常低，仅仅满足最低工资标准，以此所得的各种社保医保水乎也相应降低。2010年7月27日《扬子晚报》报道常州市第二纺织机械有限公司甚至拖欠了全厂近200名工人们3年的“五险一金”。
与还能享有社保的城镇工人相比，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之路更为艰难。中国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截至2008年12月31日，大陆农民工总 数2亿2542万人，他们正是“中国速度”的主力军。而这部分人群的社保问题却还在不断探索与完善中。农民工是“农民”和“工人”的结合。那么，农民工究竟该姓“农，还是姓“工”呢?农民工的社保应当归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农民工综合险还是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呢?农民工流动性强、就业稳定性差，造成了其在多个“保险”之间游走，那该由谁负责转换，接续与保障呢?
这些环节的缺失，使得农民工社保各相关政策只是“看上去很美”。更何况，在有的企业看来，特别是农民工集中的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如果为农民工缴纳其工资30％左右的保险费，无疑会增加其用工成本，加重自身负担。有些地方政府甚至把廉价劳动力作为招商引资的优势，有意忽视农民工社保问题。
告别廉价劳力
是时候告别廉价劳动力了!
略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是写在《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上的第一句话。而现在工人收入降低、保障不力，这是否与国家建设的初衷有所违背?
网上流传一个段子，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资中均有言：前几年，参加某会议碰到一个德国人。他说，中国将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我说你高估中国了，我们还有很多困难。他摇头，你们连工人工资都可以不发，我们怎么竞争得过你们，由此网络上纷纷自嘲：羡慕中国发展的是国外的资本家，而不是工人。在国外，工人利益有工会争取，大多数工会是有作为的，当工人权益受侵犯时，工会采取合法手段进行交涉。而在国内，引用百度百科“工会”条目下的介绍：“目前，中国大陆地区有着大量的工会组织，但普遍认为已经名存实亡，工会已经成为企业内部的一个组织部门，并由组织高层进行工会人事任命，已经没有相对独立的组织和行动。大多只是在某些节日进行象征性的小福利发放及娱乐活动组织。”虽然这不是官方或权威的论述，但明眼人都知道这是事实，在“富士康跳楼事件”中，如果工会有真正的作为，又怎会让这样的惨剧发生?
廉价劳动力造就了中国式“世界工厂”，推动了一个时期的经济繁荣，但这种繁荣难以持久，经济发展不能总以压低劳动力工资，忽视工人保障为代价，这样只能永久处在经济分工中最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从属地位，永远无法赢得真正的竞争力。廉价劳动力更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急功近利，重产出轻投入的现状，上海纺织工业曾经是上海财政的“第一支柱”。多年来上海纺织工业上缴给国家的利、税虽然达到500多亿元，但是它所得到的投入只能补偿整个行业固定资产的折旧。而大多数投入都花在了扩大产能方面，没能着重用于技术更新，以改善基本素质，最终演就壮烈的“凤凰涅槃”。告别廉价劳动力需要企业，产业，乃至整个经济结构的发展与转型，这更需要国家的疏通倡导、政策鼓励，甚至直接投入，这也是政府应当担负的社会责任。
所幸的是，今年春运期间，新闻报道上海有不少企业出重金包大巴免费接送农民工回家。这微薄的福利在春运大潮中闪烁，令人不由得看到了中国式“世界工厂”终结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