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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国作家纳撒尼尔·霍桑的代表作《红字》深刻体现了作者的矛盾心理。作品通过女主人公海斯特、珠儿与周围人的关系展示了作者对女性既有爱的一面，也有恨的一层。以红字“A”为线索，作者将小说中的四个主人公巧妙地结合在一起，A字在不同人的身上有着不同的象征。此外，作者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创作《红字》无法规避会受到宗教的影响。本文以女性主义、精神分析以及新历史主义等多种现代文学理论为基础，从多维视野来探析这部伟大的作品，以便更加深刻地了解其经典之处。
关键词：《红字》 女性主义 精神分析 新历史主义
长篇小说《红字》既是纳撒尼尔·霍桑创作的首部小说，也是他的代表作。这部小说不仅展现了作者纯熟的写作技术，而且蕴寓了作者深刻的身心思想，为读者创造了丰富的想象空间。《红字》被译成了多种语言，其独树一帜的罗曼司色彩创作艺术得到了文学界的认可和高度的评价。本文以女性主义、精神分析以及新历史主义等多种现代文学理论为基础，从多维视野来探析这部伟大的作品，以便更加深刻地了解其经典之处。
一 《红字》的矛盾
1 俄狄浦斯情结
在小说《红字》中，作者浓墨重彩地刻画了丁梅斯代尔的人物形象，并且通过他来推动整个故事情节。主人公丁梅斯代尔在故事中具有两重身份：一是拯救人们心灵的牧师，一是渴望爱情并犯下了通奸罪行的男人。在他的内心深处，一直因负罪而饱受折磨。当他宣告时总会提醒他的听众，他是一个无可非议的有罪之人。在他矛盾的生活状态中，总会出现“母亲”的形象，这种形象有时出现在他的幻觉中，有时他会将这种情感转移到海斯特身上，以至于海斯特的母亲身份远远超过了受众的身份。在作者的笔下，丁梅斯代尔的母亲形象近乎于淡漠，哪怕只是一丝的温暖都没有给过他。而与之相反的是，丁梅斯代尔对母爱的强烈渴望已经渗透到骨头里，最后他将这种渴望转移给海斯特。
通过对丁梅斯代尔的描写，可以让人联想到作者与母亲的关系，这种联想基于人格三分理论，将本我、自我与超我理论深化为现实、想象与象征。幼时艰辛生活的烙印永远存在于作者的内心深处，挥之不去。霍桑与母亲的亲密关系使他对母亲有着强大的占有欲，并有过两次失态，一次是母亲离世的时候，一次是给妻子读《红字》后半部分的时候，都出现了无法控制的情绪，由此体现了作者内心对母亲的情感。霍桑这种俄狄浦斯情结中的黑色成分遭到超我范畴的法规打压，导致其出现烦躁、恐慌等外显特征，这些特征被作者纳入小说中，并惟妙惟肖地影射给了主人公丁梅斯代尔和海斯特。特别是在小说的最后部分，作者对母亲的依赖体现得淋漓尽致，海斯特从一个不被接受的“通奸者”逐渐转变为被尊重的“母亲”形象。在丁梅斯代尔最后时刻，冰冷的海斯特向他敞开了怀抱，迎接着他的回归。从心理意义上来说，此时的海斯特是一个母亲的形象，以无动于衷的表情来拒绝儿子乱伦的幻想，把母亲演绎为一个极致的、永恒的幻想物。
2 女性的权利
作者所生活的时代处于妇权主义运动发端之后，此时的女权主义者不仅关注政治的变化，而且目光逐渐向革新看齐。霍桑曾经发表过一个臭名远扬的言论，赤裸裸地反对和蔑视女性，这种对女性嗤之以鼻的思想遭到了无数的谴责。而在不久之后，女作家Fanny Fern的作品又使霍桑对女性刮目相看。正是霍桑这种对女性的矛盾性和不确定性，使他在《红字》中将女主人公的内心刻画得栩栩如生。
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海斯特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但是她敢爱敢恨，勇于对当时清教徒的黑暗进行反抗，体现了最顽强的一面。整个故事海斯特都备受折磨，没有任何权利，反映了当时妇女卑微、没有人权的社会地位。霍桑坚信妇女如果不能以自己的毅力来克服自己的仰望，逾越了道德的边界，那么就不会得到好的结果。海斯特从故事一开始就成为了男权主义的牺牲者，因为她背叛了自己的丈夫，直到故事结束她依然被抑制在社会的魔咒之下。海斯特决定与丁梅斯代尔逃离这诅咒他们的苦海，但是却遭到了丁梅斯代尔的抛弃。丁梅斯代尔的死推倒了海斯特内心的支撑点，打破了海斯特所有的期待。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海斯特是失败的，她依靠他人赋予自己生活的意义，同时也注定了失败的结果。
珠儿是罪恶的果实，始终徘徊在社会的边缘，性格活泼而又野性，霍桑赋予了珠儿灿烂的阳光，她犹如大自然中的精灵，勇敢地与社会的不公平做斗争，在她的身上散发着独有的超自然的力量。她作为社会的新生力量，与海斯特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她的身上蕴含着强烈的女权主义者思想。在故事结尾的部分，珠儿的命运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她走出了父母带给她的阴霾，在大洋彼岸找到了真爱，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在小说中，珠儿被作者拯救了，这体现了作者对女性的宽待与妥协的矛盾心理。
二 复杂的红字“A”
1 红字“A”的象征
小说中的红字A是故事的核心，霍桑赋予了A字丰富饱满的象征意义，这种象征随着故事的发展而逐渐变化。小说中红字A的出现多次与“绞架”同行，让读者自然而然地将两者联系在一起，让我们感受到一对所指与能指的关系，仿佛这个大大的红字A就代表着惩罚和死亡。不过深入分析可以进一步发现两者对应关系的不稳定性，能指总会没有限度地推延某个确定的所能，而且这种不稳定性牵制着主体心理活动持续发生变化，收放自如，极大地丰富了人物的心理活动。
小说中，霍桑赋予了女主人公海斯特人生三个世界，一个是海斯特自我的意象域、红字A强加给她的象征域以及现实社会的真实域。在这些世界中，被无数的自我和他者所渲染，丰富了人物形象。红字A在小说中是海斯特的饰物，但是这个简单的饰物却频繁发出光亮：海斯特的爱与反叛，是清教徒社会中一束温暖的光芒。在基督教中，A被解译为“原罪”，海斯特与丁梅斯代尔的爱情就如同亚当与夏娃的错误，但是这种错误所代表的是让人欢欣的胜利，而非充满忧怨的悲剧。红字A一开始被镇上的人们认定为“通奸”的象征，不过海斯特并没有被这个红字所击败，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将这个“耻辱”的符号变成了美德的标识。在小说的最后，在天空中闪耀着红色的A字，如同天使在挥手，代表着红字A与已经与海斯融为一体，此时的A字象征着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在小说中，红字A甚至要比主人公海斯特重要，它被永久地保存了下来。海斯特从一个满腔热情的少女转变为一个噤若寒蝉的罪人，最终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美德的典范，在她的心理过程中充满了艰辛，红字A的意义转变构建了海斯特的内心世界，贯穿于想象、象征与现实的世界中，整个转换无懈可击。 2 不确定的能指
霍桑在小说的一开始就为读者标明了所有的人物关系，因此小说并没有太多的悬念。能够让故事兴致勃勃且妙趣横生的发展下去，是因为那个闪亮的红字A。红字A蕴含了无限的含混性，在弗洛伊德理论提出语言包括“所指”和“能指”，能指代表着“意识”，而所指则代表“无意识”，并指出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一种原始的隔膜。
把关注点放在小说中的第一场景和最后场景中。首先，第一场景是女主人公海斯特戴着鲜艳的“A”在监狱门前示众，在这种情景之下，海斯特没有一丝恐慌，神情淡定。她的通奸罪引起了众人的极度愤怒，这时“A”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字符，而更像是一个沉重的诅咒。当时牧师丁梅斯代尔也在场，他没有勇气向众人坦白。齐灵渥斯在调查出事情的真相之后，便以此来威胁丁梅斯代尔。在这一环节，齐灵渥斯就形成了文本的暗地，他操纵着丁梅斯代尔和海斯特的命运，他盗取了“A”的真相。小说最后一个场景是丁梅斯代尔在布道时向众人坦白了一切，承认了“A”字所有的秘密。这时齐灵渥斯手中的王牌被彻底撕毁，故事也就步入了尾声。女主人公海斯特在这一阶段有着重要的作用，如果她没有提出与丁梅斯代尔逃离城镇，让丁梅斯代尔坦白一切，那么也就没有之后发生的一切。在这里，“A”就是一种能指，仅代表着他们自我理解的意义。不过第一场景的丁梅斯代尔和最后场景的海斯特既能够读出众人对“A”的理解，又有着属于自己的理解。小说中的红字A就是指“不确定的能指”，它所指的是什么，惩罚意义的范围有多深，起到的社会效用是什么，无论从哪个方面，都不能找到明确的答案。
三 文本内外的历史语境
文学与历史的关系错综复杂，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的形成是模糊的，存在异质同构的形态。小说《红字》中呈现了大量的历史踪迹，如作者在故事的开始部分就提及了波士顿的历史，而且还提出了一些真实的人物，历史对作者、对小说的影响不可规避。同时，小说凭借一定历史环境和历史事件，在故事中融入作者的主观思想，构成了作者审视历史的独特视角。
作者撰写《红字》处于清教制度下，他以独特的视角参与其中，审视整个社会形态。在小说中，主人公对新旧世界的反叛与向往将清教教义的“人生而有罪说”体现得淋漓尽致。清教徒为了能够挣脱旧社会的黑暗，力尽艰难建立了新大陆，在经过了曲折、反复的回旋之后的失败依然是由于人类内心永存的“黑暗”，因为人生而有罪。这种原罪说影响着作者的创作，在小说中，霍桑将对清教黑暗的反叛和回归清晰地体现在了荒野之上。首先，小说中的荒野寓意着森林，这个森林与现实社会仅一步之遥。森林阴郁黑暗，透露着神秘与危险，清教徒在森林中能够在被异化的沉沦中找到全新的自我，所以，森林寓意着黑暗。其次，荒野寓意着身份与心灵，作者安排齐灵渥斯来到那片被清教徒开垦的荒野中，就昭示着他必定要放弃之前的学者身份、之前的善良，转变为邪恶的化身。他在这片荒野上遗失了最纯真的东西，无法找到属于自己的归宿。恶魔是人类内心的黑暗的体现，是对潜藏的欲望的追求，在荒野中人类能够在被异化中沉沦，蜕变成完整的自我。
作者在小说中的宗教表现不仅在于荒野的意象，对“驱巫案”也非常重视。“驱巫案”是美国历史上无法抹灭的黑暗，当时清教徒极力打击巫术，不允许出现任何与巫术相关的罪恶，这很大程度上培育了霍桑的原罪观。小说中有一个女巫西冰斯，作者安排她出现在小说主要人物和黑暗力量进行对话的进修，因此，她成为了黑暗的符号。霍桑凭借巫术、巫婆等具有象征意义的事物为读者呈现了人类内心深处的黑暗。他无法摆脱清教的影响，同时也强烈地感知到社会形态在发生质变。因此，霍桑用文本真实地体现了社会中不同人物的精神生活，揭露黑暗与暴力。
四 结语
小说《红字》以其独特的写作风格对文学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霍桑在小说中形象而强烈地揭示了人的孤独性，小说主人公都在对他人探索的过程中逐渐迷失了自我，而他者自我存在的意识必须要建立在主角存在的基础之上。《红字》中的文化似乎永远不能被挖掘透，永远都能够呈现出无尽的内涵。作者独树一帜的写作手法，避免了用语言直接描述的矛盾，为《红字》增添了无穷的魅力。
注：本文系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项目名称：从宗教社会学维度看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项目编号：HB14ZZ020。
参考文献：
[1] 胡珊珊、张颍、刘妍：《浅谈〈红字〉中象征手法的运用》，《大观周刊》，2011年第38期。
[2] 丁岩堂：《〈红字〉中对人名及红色象征意象解读》，《佳木斯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3] 龚超：《无尽的〈红字〉》，苏州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
（邵迪，北华航天工业学院讲师；李来，北华航天工业学院助教）
关键词：《红字》 女性主义 精神分析 新历史主义
长篇小说《红字》既是纳撒尼尔·霍桑创作的首部小说，也是他的代表作。这部小说不仅展现了作者纯熟的写作技术，而且蕴寓了作者深刻的身心思想，为读者创造了丰富的想象空间。《红字》被译成了多种语言，其独树一帜的罗曼司色彩创作艺术得到了文学界的认可和高度的评价。本文以女性主义、精神分析以及新历史主义等多种现代文学理论为基础，从多维视野来探析这部伟大的作品，以便更加深刻地了解其经典之处。
一 《红字》的矛盾
1 俄狄浦斯情结
在小说《红字》中，作者浓墨重彩地刻画了丁梅斯代尔的人物形象，并且通过他来推动整个故事情节。主人公丁梅斯代尔在故事中具有两重身份：一是拯救人们心灵的牧师，一是渴望爱情并犯下了通奸罪行的男人。在他的内心深处，一直因负罪而饱受折磨。当他宣告时总会提醒他的听众，他是一个无可非议的有罪之人。在他矛盾的生活状态中，总会出现“母亲”的形象，这种形象有时出现在他的幻觉中，有时他会将这种情感转移到海斯特身上，以至于海斯特的母亲身份远远超过了受众的身份。在作者的笔下，丁梅斯代尔的母亲形象近乎于淡漠，哪怕只是一丝的温暖都没有给过他。而与之相反的是，丁梅斯代尔对母爱的强烈渴望已经渗透到骨头里，最后他将这种渴望转移给海斯特。
通过对丁梅斯代尔的描写，可以让人联想到作者与母亲的关系，这种联想基于人格三分理论，将本我、自我与超我理论深化为现实、想象与象征。幼时艰辛生活的烙印永远存在于作者的内心深处，挥之不去。霍桑与母亲的亲密关系使他对母亲有着强大的占有欲，并有过两次失态，一次是母亲离世的时候，一次是给妻子读《红字》后半部分的时候，都出现了无法控制的情绪，由此体现了作者内心对母亲的情感。霍桑这种俄狄浦斯情结中的黑色成分遭到超我范畴的法规打压，导致其出现烦躁、恐慌等外显特征，这些特征被作者纳入小说中，并惟妙惟肖地影射给了主人公丁梅斯代尔和海斯特。特别是在小说的最后部分，作者对母亲的依赖体现得淋漓尽致，海斯特从一个不被接受的“通奸者”逐渐转变为被尊重的“母亲”形象。在丁梅斯代尔最后时刻，冰冷的海斯特向他敞开了怀抱，迎接着他的回归。从心理意义上来说，此时的海斯特是一个母亲的形象，以无动于衷的表情来拒绝儿子乱伦的幻想，把母亲演绎为一个极致的、永恒的幻想物。
2 女性的权利
作者所生活的时代处于妇权主义运动发端之后，此时的女权主义者不仅关注政治的变化，而且目光逐渐向革新看齐。霍桑曾经发表过一个臭名远扬的言论，赤裸裸地反对和蔑视女性，这种对女性嗤之以鼻的思想遭到了无数的谴责。而在不久之后，女作家Fanny Fern的作品又使霍桑对女性刮目相看。正是霍桑这种对女性的矛盾性和不确定性，使他在《红字》中将女主人公的内心刻画得栩栩如生。
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海斯特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但是她敢爱敢恨，勇于对当时清教徒的黑暗进行反抗，体现了最顽强的一面。整个故事海斯特都备受折磨，没有任何权利，反映了当时妇女卑微、没有人权的社会地位。霍桑坚信妇女如果不能以自己的毅力来克服自己的仰望，逾越了道德的边界，那么就不会得到好的结果。海斯特从故事一开始就成为了男权主义的牺牲者，因为她背叛了自己的丈夫，直到故事结束她依然被抑制在社会的魔咒之下。海斯特决定与丁梅斯代尔逃离这诅咒他们的苦海，但是却遭到了丁梅斯代尔的抛弃。丁梅斯代尔的死推倒了海斯特内心的支撑点，打破了海斯特所有的期待。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海斯特是失败的，她依靠他人赋予自己生活的意义，同时也注定了失败的结果。
珠儿是罪恶的果实，始终徘徊在社会的边缘，性格活泼而又野性，霍桑赋予了珠儿灿烂的阳光，她犹如大自然中的精灵，勇敢地与社会的不公平做斗争，在她的身上散发着独有的超自然的力量。她作为社会的新生力量，与海斯特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她的身上蕴含着强烈的女权主义者思想。在故事结尾的部分，珠儿的命运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她走出了父母带给她的阴霾，在大洋彼岸找到了真爱，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在小说中，珠儿被作者拯救了，这体现了作者对女性的宽待与妥协的矛盾心理。
二 复杂的红字“A”
1 红字“A”的象征
小说中的红字A是故事的核心，霍桑赋予了A字丰富饱满的象征意义，这种象征随着故事的发展而逐渐变化。小说中红字A的出现多次与“绞架”同行，让读者自然而然地将两者联系在一起，让我们感受到一对所指与能指的关系，仿佛这个大大的红字A就代表着惩罚和死亡。不过深入分析可以进一步发现两者对应关系的不稳定性，能指总会没有限度地推延某个确定的所能，而且这种不稳定性牵制着主体心理活动持续发生变化，收放自如，极大地丰富了人物的心理活动。
小说中，霍桑赋予了女主人公海斯特人生三个世界，一个是海斯特自我的意象域、红字A强加给她的象征域以及现实社会的真实域。在这些世界中，被无数的自我和他者所渲染，丰富了人物形象。红字A在小说中是海斯特的饰物，但是这个简单的饰物却频繁发出光亮：海斯特的爱与反叛，是清教徒社会中一束温暖的光芒。在基督教中，A被解译为“原罪”，海斯特与丁梅斯代尔的爱情就如同亚当与夏娃的错误，但是这种错误所代表的是让人欢欣的胜利，而非充满忧怨的悲剧。红字A一开始被镇上的人们认定为“通奸”的象征，不过海斯特并没有被这个红字所击败，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将这个“耻辱”的符号变成了美德的标识。在小说的最后，在天空中闪耀着红色的A字，如同天使在挥手，代表着红字A与已经与海斯融为一体，此时的A字象征着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在小说中，红字A甚至要比主人公海斯特重要，它被永久地保存了下来。海斯特从一个满腔热情的少女转变为一个噤若寒蝉的罪人，最终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美德的典范，在她的心理过程中充满了艰辛，红字A的意义转变构建了海斯特的内心世界，贯穿于想象、象征与现实的世界中，整个转换无懈可击。 2 不确定的能指
霍桑在小说的一开始就为读者标明了所有的人物关系，因此小说并没有太多的悬念。能够让故事兴致勃勃且妙趣横生的发展下去，是因为那个闪亮的红字A。红字A蕴含了无限的含混性，在弗洛伊德理论提出语言包括“所指”和“能指”，能指代表着“意识”，而所指则代表“无意识”，并指出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一种原始的隔膜。
把关注点放在小说中的第一场景和最后场景中。首先，第一场景是女主人公海斯特戴着鲜艳的“A”在监狱门前示众，在这种情景之下，海斯特没有一丝恐慌，神情淡定。她的通奸罪引起了众人的极度愤怒，这时“A”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字符，而更像是一个沉重的诅咒。当时牧师丁梅斯代尔也在场，他没有勇气向众人坦白。齐灵渥斯在调查出事情的真相之后，便以此来威胁丁梅斯代尔。在这一环节，齐灵渥斯就形成了文本的暗地，他操纵着丁梅斯代尔和海斯特的命运，他盗取了“A”的真相。小说最后一个场景是丁梅斯代尔在布道时向众人坦白了一切，承认了“A”字所有的秘密。这时齐灵渥斯手中的王牌被彻底撕毁，故事也就步入了尾声。女主人公海斯特在这一阶段有着重要的作用，如果她没有提出与丁梅斯代尔逃离城镇，让丁梅斯代尔坦白一切，那么也就没有之后发生的一切。在这里，“A”就是一种能指，仅代表着他们自我理解的意义。不过第一场景的丁梅斯代尔和最后场景的海斯特既能够读出众人对“A”的理解，又有着属于自己的理解。小说中的红字A就是指“不确定的能指”，它所指的是什么，惩罚意义的范围有多深，起到的社会效用是什么，无论从哪个方面，都不能找到明确的答案。
三 文本内外的历史语境
文学与历史的关系错综复杂，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的形成是模糊的，存在异质同构的形态。小说《红字》中呈现了大量的历史踪迹，如作者在故事的开始部分就提及了波士顿的历史，而且还提出了一些真实的人物，历史对作者、对小说的影响不可规避。同时，小说凭借一定历史环境和历史事件，在故事中融入作者的主观思想，构成了作者审视历史的独特视角。
作者撰写《红字》处于清教制度下，他以独特的视角参与其中，审视整个社会形态。在小说中，主人公对新旧世界的反叛与向往将清教教义的“人生而有罪说”体现得淋漓尽致。清教徒为了能够挣脱旧社会的黑暗，力尽艰难建立了新大陆，在经过了曲折、反复的回旋之后的失败依然是由于人类内心永存的“黑暗”，因为人生而有罪。这种原罪说影响着作者的创作，在小说中，霍桑将对清教黑暗的反叛和回归清晰地体现在了荒野之上。首先，小说中的荒野寓意着森林，这个森林与现实社会仅一步之遥。森林阴郁黑暗，透露着神秘与危险，清教徒在森林中能够在被异化的沉沦中找到全新的自我，所以，森林寓意着黑暗。其次，荒野寓意着身份与心灵，作者安排齐灵渥斯来到那片被清教徒开垦的荒野中，就昭示着他必定要放弃之前的学者身份、之前的善良，转变为邪恶的化身。他在这片荒野上遗失了最纯真的东西，无法找到属于自己的归宿。恶魔是人类内心的黑暗的体现，是对潜藏的欲望的追求，在荒野中人类能够在被异化中沉沦，蜕变成完整的自我。
作者在小说中的宗教表现不仅在于荒野的意象，对“驱巫案”也非常重视。“驱巫案”是美国历史上无法抹灭的黑暗，当时清教徒极力打击巫术，不允许出现任何与巫术相关的罪恶，这很大程度上培育了霍桑的原罪观。小说中有一个女巫西冰斯，作者安排她出现在小说主要人物和黑暗力量进行对话的进修，因此，她成为了黑暗的符号。霍桑凭借巫术、巫婆等具有象征意义的事物为读者呈现了人类内心深处的黑暗。他无法摆脱清教的影响，同时也强烈地感知到社会形态在发生质变。因此，霍桑用文本真实地体现了社会中不同人物的精神生活，揭露黑暗与暴力。
四 结语
小说《红字》以其独特的写作风格对文学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霍桑在小说中形象而强烈地揭示了人的孤独性，小说主人公都在对他人探索的过程中逐渐迷失了自我，而他者自我存在的意识必须要建立在主角存在的基础之上。《红字》中的文化似乎永远不能被挖掘透，永远都能够呈现出无尽的内涵。作者独树一帜的写作手法，避免了用语言直接描述的矛盾，为《红字》增添了无穷的魅力。
注：本文系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项目名称：从宗教社会学维度看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项目编号：HB14ZZ020。
参考文献：
[1] 胡珊珊、张颍、刘妍：《浅谈〈红字〉中象征手法的运用》，《大观周刊》，2011年第38期。
[2] 丁岩堂：《〈红字〉中对人名及红色象征意象解读》，《佳木斯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3] 龚超：《无尽的〈红字〉》，苏州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
（邵迪，北华航天工业学院讲师；李来，北华航天工业学院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