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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冶文彪在《清明上河图密码》里，写了一个人物叫张用。
有宋一代，诸般工艺迅猛精进，远胜前朝。张用就是京城工匠们的头儿，他自幼随父亲学木艺，又心眼活跳，通习几十门技艺。他有一位好友李度，精通楼阁营造。二人醉心工艺，一个狂癫，一个沉静，被人笑称为“张癫李痴”。
李度的父亲叫李诫，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和张用一样，是个技术全才，曾任将作监丞（相当于现在的住建部设计司司长），还精通相马、神话、地理、古文字、音乐、赌博游戏，且是一流的书画家。
李诫的著作，传世的只有一部《营造法式》。这本书，汇集古今建筑制度、源流、丈量、算度、布局、构造、用材、配料，是有史以来第一部建筑营造集大成之作。
中国的旧传统一直是“道器分途”，极少有士大夫愿意从事被称为“匠学”的建筑学，大量的技术和经验只靠底层工匠的口耳相传。《营造法式》的传世，成为开启中国古建筑之门的钥匙。
只是，这把钥匙用起来并不容易。
1925年，当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的梁思成，收到父亲寄来的《营造法式》时，先是惊喜，随之而来的是莫大的失望和烦恼。充斥其中的术语，字典辞书中都无法查到。这本巨著对他而言，如天书一般。
3年后，梁思成与林徽因结婚，婚期定在3月21日。这一天是宋代记载李诫的去世日期。他们的儿子取名“从诫”，意为“师从李诫”。又过了3年，他们加入中国营造学社，“放弃了盖洋房的好机会”，在北方大地的寺庙阁殿中勘探测绘，一点点破解“天书”的奥秘。
800多年后，李诫终于遇到了他的现代知音。那些矗立千年的寺、塔、桥、院，从此不再是无名匠师留下的冰冷木石，它们背后隐藏的伟大构造，将第一次在中国人的建筑史中得到整理、解析与荣耀。
梁启超给儿子的那本《营造法式》，是朱启钤（音同前）送给他的。
生于同治年间的朱启钤，走的是经世致用的路子，从地方的工程小吏一路做到京城要员，用曹聚仁的话说，“是写民国史前半页的主要人物”。
袁氏当国时，朱启钤是交通部部长和内务总长。他拆了废弃已久的千步廊，用拆下的砖瓦木料盖了北京第一座公园，即今天的中山公园；冒着拆祖宗基业、伤害龙脉的举城哗然，在正阳门两侧各开两个门洞，治理了首都的第一次“大拥堵”；又打通了长安街，让以前的“御街”成为民众出行的通衢大道……
朱启钤并非一味大刀阔斧，通通砸碎，而是深浸在对传统的深情里。供职京师巡警厅的时候，他天天骑马外出，对北京的宫殿、苑囿、城阙、衙署，“周览而谨识之”，自此留心于古建之学。他尽力搜集古代工书，细心研读，与街头巷尾的老工匠、老师傅打交道，聆其所说，即便是“零闻片语，残鳞断爪”，都“宝若拱璧”。
1919年春，朱启钤代表总统徐世昌，赴上海出席南北议和会议，途经南京，在图书馆浏览古籍，竟夙愿得偿，发现了影宋抄本《营造法式》，当即将书借出，影印出版。
1930年，朱启钤发起成立了中国营造学社，至今整整九十载。名“营造”，一则致敬李诫，二则不唯建筑，“凡彩绘、雕塑、染织、檬漆、铸冶、传值，一切考工之事，皆本社所有之事。凡信仰传说仪文乐歌，一切无形之思想背景，属于民俗学家之事，亦皆本社所应旁搜远绍者”。
1931年，梁思成、林徽因加入营造学社，次年，在中央大学建筑系当教授的刘敦桢应邀加盟，自此开启“北梁南刘”时代。他们放弃了大学教职和建筑事务所的优厚回报，将才华与精力投注在一个尚无人问津的研究领域。
朱启钤在学社成立大会上的演讲词，今天读来依然震撼：“曰中国营造学社者，全人类之学术，非吾一民族所私有。吾东邻之友，幸为我保存古代文物，并与吾人工作方向相同；吾西邻之友，贻我以科学方法，且时以其新解予我以策励。”
雄大的抱负，却在不经意间透露出这个新生社团的困境与挑战：在中国古建筑这块知识大陆，“西邻”“东邻”们早已捷足先登。
19世纪后半叶，东洋、西洋学者陆续渗透到中国各地，开始各自的学术活动。法国人沙畹、瑞典人喜仁龙、德国人鲍希曼之后，日本学界更是后来居上。1901年，伊东忠太受日本内阁派遣，对紫禁城进行拍摄和测绘，次年开始考察之旅，在山西大同附近找到了云冈石窟，震动中外学界。他的学弟关野贞紧随其后，于1906年开始了中国古建筑考察。1925年，他和常盘大定合著五卷本《支那佛教史迹》，一经出版，立刻被奉为经典。
在《弗莱彻建筑史》将中国建筑视为枝繁叶茂的世界建筑之树上，一支早早分叉出去的干枯枝丫时，日本学者的调查研究有力扭转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歧视与偏见，却也带着“东洋学”执牛耳者的傲慢。早在1905年，伊东忠太就读到了《营造法式》，卻颇为轻视，认为它“不独解释困难，且无科学的组织”。1930年，他在中国营造学社做过一场学术报告，扬言研究中国古建筑“在中国方面，以调查文献为主，日本方面，以研究遗物为主”。
这些言论，对梁思成、林徽因这些刚加入学社的年轻人来说，是极大的刺激和挑战。1932年4月，学社在北平之外进行的第一次野外调查，就选择了一年前关野贞曾探访过的河北蓟县独乐寺——与邻国前辈学人之间的“赛跑”，由此开始。
这趟今天开车不足两小时的路程，当年他们颠簸了整整一天。当晚梁思成给北平打回电话：“没有土匪，四个人住店，一宿一毛五。”
→ 1935年，梁思成（左三）、林徽因（左二）等中国营造学社成员在祈年殿大修现场。
站在独乐寺面前，看到扑面而来的山门，“檐出如翼，斗栱雄大”，让梁思成想起了曾再三翻阅的敦煌壁画图片里的建筑：“若骤见此阁，必疑身之已入西方极乐世界矣。”建于辽统和二年（984年）的独乐寺，比《营造法式》颁行早116年，上承唐代遗风，下启宋式营造，对于一心想破解“营造天书”的梁思成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惊喜。“偷心”“替木”“鸳鸯交首栱”“角柱生起”……书中这些如武功心法般费解的名词，在这座古木建筑中，一一印证。 发现远不止于此。独乐寺观音阁有成千上万个构件，却只有大小6种规格，梁思成由此领悟到中国古建之精髓——“以材为组”，也就是“木材之标准化”。“用现代建筑的术语来说，‘材’就是木结构建筑的基本‘模数’。在这种高度标准化的生产模式下，大量木构件均可以批量生产、加工，甚至无需在工地进行。” 清华大学建筑史学者王南如此解释。在他看来，历史记载中常有唐长安皇宫（三倍于今天的北京故宫）10个月建成、武则天明堂（历史上最大的木结构建筑）一年建成的“神话”，奇迹背后，正是标准化、模数化这一终极秘密。
中国建筑史上第一代田野调查由此开始。今天乘坐波音飞机和空调大巴旅行的学者，恐怕难以想象前辈们在驴背上的颠簸。读学社成员的调查报告，处处可见“在路上”的艰辛：
梁思成赴宝坻县调查广济寺三大士殿，不到5点就在猪市中的汽车站等车，“从两千多只猪的惨号声中，上车向东出朝阳门而去。下车之后，头一样打听住宿的客店，却都是苍蝇爬满、窗外喂牲口的去处”。刘敦桢往河北武安调查水浴寺，“行三公里雨骤至，避山旁小庙中，六时雨止，沟道中洪流澎湃，明日不克前进，乃下山宿大社村周氏宗祠内。终日奔波，仅得馒头三枚。晚间又为臭虫蚊虫所攻，不能安枕尤为痛苦”。
到了目的地，他们很快就分工，谁测平面、谁画横断面、谁画纵断面、谁画斗栱，然后拉开皮尺就干。22岁那年的一场车祸，让梁思成成了跛足，右腿比左腿短一大截，却丝毫没影响他爬梁上柱的本事。1933年，梁思成与莫宗江赴山西考察应县木塔，塔高67米，九层重叠，两人花了两个星期，一层一层，测完了几千根梁架斗栱。最后剩下塔顶和十几米高的塔刹，梁思成就拽着900年前的铁链，双脚悬空地攀了上去。由于全神贯注，他没注意到浮云的迅速掩近，“突然不远处炸起一个闪电，惊吓之中，我险些在离地200英尺的高空中松开握住冰冷铁链的双手”。
→ 梁思成在佛光寺東大殿内拍摄（左图）。林徽因与佛光寺大殿中的供养人宁公遇塑像合影（右图）。
从1932年到1937年，学社成员共调查县市190余个，实地勘察古建殿堂房舍1823座。他们总是行旅匆匆，只为在战火蔓延的短暂安宁中急起直追，“搜寻证据考据，作有价值的研究探讨，更正外人的许多隔膜和谬解处”。
那是一个学术大发现的时代。与营造学社差不多同时，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正与中央研究院的李济、董作宾等，参与主持殷墟遗址发掘。对他们而言，无论是地上的建筑还是地下的甲骨，都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整理国故”是为了“再造文明”，在连绵不断的民族危机中，他们试图回答的，是“何谓中国，何谓中国人，何谓中国文化”这一终极命题。
历史却没留给他们太多时间。1937年6月，梁思成、林徽因与学社成员来到山西五台山佛光寺，早晚攀登工作，与蝙蝠臭虫为伍，终于确认，这就是他们苦苦寻找的唐代木构建筑。夕阳西下，在古寺的一片红光里，他们将带去的饼干、牛奶、罐头统统打开，大大庆祝了一番。
7月12日，一行人离开五台山，骑骡子走到代县，看到旧报纸，才知道5天前，“七七”事变爆发了。
“今晋省沦陷已七年，豆村曾为敌寇进攻台怀据点。名刹存亡，已在未知之数。吾人对此唐代木建孤例之惴惧忧惶，又宁能自已。”当梁思成在贫病交加中写下《记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筑》时，已是1944年。
7年前，老社长朱启钤决定留下。他对自己的换帖兄弟、同仁堂当家乐达义说：“北平就像一个珠宝店，处处是宝。如今仗打大了，炮弹、炸弹落在这儿，很容易就毁了文物古迹，且无可挽回。”1941年，他请建筑师张鎛将北京城中轴线建筑逐一测绘下来，历时4年，北起钟鼓楼、南至永定门，绘图600余张——即使城烧光了，凭这些真迹图卷，也能原样再建起来。
梁思成一家则决定南行，此后流亡于西南。在云南昆明，学社成员们再度聚首。他们租用了一间尼姑庵，把大殿的送子观音像用麻布挡起来，在神龛下的泥土地上搭起了绘图桌。他们办公的时候，农妇们就在院子里遥对神像，把贡品一字摆开，烧香杀鸡，磕头祷告。
1939年秋，梁思成和刘敦桢、莫宗江、陈明达一起，开始了西南古建筑考察，前后历时半年，经过云南、四川、陕西、西康共36个县，调查古建筑、悬墓、汉阙、摩崖石刻约730余处。他们随身背着帐子，带着奎宁和指南针，每到一个地方，第一件事就是脱了鞋袜站在水盆里，抖动衣裤，不一会儿，水面上就浮了一层跳蚤。白天劳顿，夜晚也不得安宁，听到空袭警报，就要到屋外、甚至城外田野躲避，徘徊月下，直至天明。
1940年8月，同济大学、中研院史语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央博物院从昆明迁往南溪县李庄镇。营造学社也随之一同入川，住进了上坝月亮田的一个农家院落。院里有一棵大桂圆树，梁思成在树上拴了一根竹竿，每天带着年轻人练习爬竹竿——到野外测绘，攀爬是基本功，一天也不能荒废。
几个月里，李庄的人口从 3600人激增到15000人，名不见经传的小镇，成为抗战时中国的文化中心之一。
物资紧缺，物价飞涨，梁思成每月收到薪金，立刻买米买面，稍有延迟就是一堆废纸。他的体重降到47公斤，开始学着蒸馒头、煮饭、做菜。林徽因则学会了针线活儿，每天强撑病体，给孩子们缝补那几件小得几乎穿不下的衣服，她自嘲“这比写整整一章关于宋、辽、清的建筑发展或者试图描绘宋朝首都还要费劲得多”。 1944年，在菜油灯的微光里，梁思成完成了11万字的《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史要由中国人来写的夙愿，終于达成。
1946年春天，寓居李庄6年的文化人终于等来了北归的时刻。临行前，梁思成和史语所同仁们凑钱刻了一块石碑，题名“留别李庄李栗峰碑”。正是在这个小镇里，梁思成忍着颈椎灰质化病的痛苦，穿着厚重的钢背心，用把下巴抵在花瓶口上的姿势，完成了《中国建筑史》；碑额的题写者董作宾，用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从重庆特批的煤油灯和洋油，在斗室里不舍昼夜地研究甲骨文，完成了《殷历谱》；碑铭的撰稿人陈盘完成了他的《左氏春秋义例辨》等论文，书写碑文的劳干完成了《居延汉简考释·释文》；史语所的同仁们还石印了两册学术论文专辑，每一篇都是学术史上的扛鼎之作。
这一年，中国营造学社的历史也落下帷幕。它未完成的使命，将分别被梁思成和刘敦桢们带到新的学校和研究机构，在波折与翻覆中展开中国建筑史的新一页。
20年后，李庄一名姓田的社员将石碑背走，抹平旧日的字句，凿刻上领袖语录。石碑从此下落不明。
从上世纪50年代神州大地烟囱林立的设计，到90年代摩登都会高楼遍地的改造，曲折的城市化进程中，曾被营造学社勘探寻访的古建筑纷纷倒下。先是城墙城门，然后牌楼寺庙，再而胡同街巷，最后连他们自己的故居也消失在铲车之下。
位于北京东城区的北总布胡同3号，如今已荡然无存。当年，梁思成在这里给东北大学建筑系的第一届毕业生写了一封信。他自问，建筑师的“业”是什么？“直接地说是建筑物之创造，为社会解决衣食住三者中住的问题；间接地说，是文化的记录者，是历史之反照镜。”
但还有人记得那些话。
大三那年，王南读到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从此改变了人生志向。1999年，他和3个同学结成“新营造学社”，开启了重走营造学社考察路线的古建筑学习之旅。在正定隆兴寺，他们攀上正在重建的大悲阁屋顶，俯瞰寺庙与古城全景；在山西朔州，他们登上应县木塔顶层，感受万千只燕子在身边环绕；他们坐了一整晚火车硬座、一上午的盘山汽车，终于见到五台山佛光寺大殿的真容，随即在大殿南侧的台基上晒着太阳幸福地昏睡过去；他们用一台古旧的“奔三”电脑将《营造法式》涉及的各类建筑构件一一建模，结合前人的测绘图纸，组装了少林寺初祖庵大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蓟县独乐寺山门和观音阁以及大同善化寺普贤阁，做出了世界上第一个中国古建筑三维动画……
2013年起，王南开始写作“建筑史诗”系列随笔，从第一册《万神殿堂》到第九册《木骨禅心》，以中西交错的节奏讲述不同时代经典建筑的故事，且将继续写下去，完成一部世界建筑“二十四史”。这套书让他吸粉无数，连杨振宁、高尔泰等老先生，也成为其忠实读者。
在《一席》的演讲中，他谈起自己常做的一串白日梦：穿越回梁思成、林徽因的时代，向他们汇报一下自己的最新发现；穿回北宋就更好了，可以找《营造法式》的作者李诫问一问；还要回到佛光寺、观音阁、应县木塔的工地，和当年的匠师们坐下来开个会……
“我想如果真的穿越回去，这些伟大的古代前辈一定会拍拍我的肩膀，微笑着说，小朋友啊，你还挺敢想的喔。不过还是有很多很多密码你没有破译出来，还好你还年轻，你可以继续努力。”
（摘自《环球人物》2020年第7期。作者为该刊记者）
有宋一代，诸般工艺迅猛精进，远胜前朝。张用就是京城工匠们的头儿，他自幼随父亲学木艺，又心眼活跳，通习几十门技艺。他有一位好友李度，精通楼阁营造。二人醉心工艺，一个狂癫，一个沉静，被人笑称为“张癫李痴”。
李度的父亲叫李诫，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和张用一样，是个技术全才，曾任将作监丞（相当于现在的住建部设计司司长），还精通相马、神话、地理、古文字、音乐、赌博游戏，且是一流的书画家。
李诫的著作，传世的只有一部《营造法式》。这本书，汇集古今建筑制度、源流、丈量、算度、布局、构造、用材、配料，是有史以来第一部建筑营造集大成之作。
中国的旧传统一直是“道器分途”，极少有士大夫愿意从事被称为“匠学”的建筑学，大量的技术和经验只靠底层工匠的口耳相传。《营造法式》的传世，成为开启中国古建筑之门的钥匙。
只是，这把钥匙用起来并不容易。
1925年，当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的梁思成，收到父亲寄来的《营造法式》时，先是惊喜，随之而来的是莫大的失望和烦恼。充斥其中的术语，字典辞书中都无法查到。这本巨著对他而言，如天书一般。
3年后，梁思成与林徽因结婚，婚期定在3月21日。这一天是宋代记载李诫的去世日期。他们的儿子取名“从诫”，意为“师从李诫”。又过了3年，他们加入中国营造学社，“放弃了盖洋房的好机会”，在北方大地的寺庙阁殿中勘探测绘，一点点破解“天书”的奥秘。
800多年后，李诫终于遇到了他的现代知音。那些矗立千年的寺、塔、桥、院，从此不再是无名匠师留下的冰冷木石，它们背后隐藏的伟大构造，将第一次在中国人的建筑史中得到整理、解析与荣耀。
“天书”初现
梁启超给儿子的那本《营造法式》，是朱启钤（音同前）送给他的。
生于同治年间的朱启钤，走的是经世致用的路子，从地方的工程小吏一路做到京城要员，用曹聚仁的话说，“是写民国史前半页的主要人物”。
袁氏当国时，朱启钤是交通部部长和内务总长。他拆了废弃已久的千步廊，用拆下的砖瓦木料盖了北京第一座公园，即今天的中山公园；冒着拆祖宗基业、伤害龙脉的举城哗然，在正阳门两侧各开两个门洞，治理了首都的第一次“大拥堵”；又打通了长安街，让以前的“御街”成为民众出行的通衢大道……
朱启钤并非一味大刀阔斧，通通砸碎，而是深浸在对传统的深情里。供职京师巡警厅的时候，他天天骑马外出，对北京的宫殿、苑囿、城阙、衙署，“周览而谨识之”，自此留心于古建之学。他尽力搜集古代工书，细心研读，与街头巷尾的老工匠、老师傅打交道，聆其所说，即便是“零闻片语，残鳞断爪”，都“宝若拱璧”。
1919年春，朱启钤代表总统徐世昌，赴上海出席南北议和会议，途经南京，在图书馆浏览古籍，竟夙愿得偿，发现了影宋抄本《营造法式》，当即将书借出，影印出版。
1930年，朱启钤发起成立了中国营造学社，至今整整九十载。名“营造”，一则致敬李诫，二则不唯建筑，“凡彩绘、雕塑、染织、檬漆、铸冶、传值，一切考工之事，皆本社所有之事。凡信仰传说仪文乐歌，一切无形之思想背景，属于民俗学家之事，亦皆本社所应旁搜远绍者”。
1931年，梁思成、林徽因加入营造学社，次年，在中央大学建筑系当教授的刘敦桢应邀加盟，自此开启“北梁南刘”时代。他们放弃了大学教职和建筑事务所的优厚回报，将才华与精力投注在一个尚无人问津的研究领域。
朱启钤在学社成立大会上的演讲词，今天读来依然震撼：“曰中国营造学社者，全人类之学术，非吾一民族所私有。吾东邻之友，幸为我保存古代文物，并与吾人工作方向相同；吾西邻之友，贻我以科学方法，且时以其新解予我以策励。”
雄大的抱负，却在不经意间透露出这个新生社团的困境与挑战：在中国古建筑这块知识大陆，“西邻”“东邻”们早已捷足先登。
19世纪后半叶，东洋、西洋学者陆续渗透到中国各地，开始各自的学术活动。法国人沙畹、瑞典人喜仁龙、德国人鲍希曼之后，日本学界更是后来居上。1901年，伊东忠太受日本内阁派遣，对紫禁城进行拍摄和测绘，次年开始考察之旅，在山西大同附近找到了云冈石窟，震动中外学界。他的学弟关野贞紧随其后，于1906年开始了中国古建筑考察。1925年，他和常盘大定合著五卷本《支那佛教史迹》，一经出版，立刻被奉为经典。
在《弗莱彻建筑史》将中国建筑视为枝繁叶茂的世界建筑之树上，一支早早分叉出去的干枯枝丫时，日本学者的调查研究有力扭转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歧视与偏见，却也带着“东洋学”执牛耳者的傲慢。早在1905年，伊东忠太就读到了《营造法式》，卻颇为轻视，认为它“不独解释困难，且无科学的组织”。1930年，他在中国营造学社做过一场学术报告，扬言研究中国古建筑“在中国方面，以调查文献为主，日本方面，以研究遗物为主”。
这些言论，对梁思成、林徽因这些刚加入学社的年轻人来说，是极大的刺激和挑战。1932年4月，学社在北平之外进行的第一次野外调查，就选择了一年前关野贞曾探访过的河北蓟县独乐寺——与邻国前辈学人之间的“赛跑”，由此开始。
驴背上的颠簸
这趟今天开车不足两小时的路程，当年他们颠簸了整整一天。当晚梁思成给北平打回电话：“没有土匪，四个人住店，一宿一毛五。”
站在独乐寺面前，看到扑面而来的山门，“檐出如翼，斗栱雄大”，让梁思成想起了曾再三翻阅的敦煌壁画图片里的建筑：“若骤见此阁，必疑身之已入西方极乐世界矣。”建于辽统和二年（984年）的独乐寺，比《营造法式》颁行早116年，上承唐代遗风，下启宋式营造，对于一心想破解“营造天书”的梁思成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惊喜。“偷心”“替木”“鸳鸯交首栱”“角柱生起”……书中这些如武功心法般费解的名词，在这座古木建筑中，一一印证。 发现远不止于此。独乐寺观音阁有成千上万个构件，却只有大小6种规格，梁思成由此领悟到中国古建之精髓——“以材为组”，也就是“木材之标准化”。“用现代建筑的术语来说，‘材’就是木结构建筑的基本‘模数’。在这种高度标准化的生产模式下，大量木构件均可以批量生产、加工，甚至无需在工地进行。” 清华大学建筑史学者王南如此解释。在他看来，历史记载中常有唐长安皇宫（三倍于今天的北京故宫）10个月建成、武则天明堂（历史上最大的木结构建筑）一年建成的“神话”，奇迹背后，正是标准化、模数化这一终极秘密。
中国建筑史上第一代田野调查由此开始。今天乘坐波音飞机和空调大巴旅行的学者，恐怕难以想象前辈们在驴背上的颠簸。读学社成员的调查报告，处处可见“在路上”的艰辛：
梁思成赴宝坻县调查广济寺三大士殿，不到5点就在猪市中的汽车站等车，“从两千多只猪的惨号声中，上车向东出朝阳门而去。下车之后，头一样打听住宿的客店，却都是苍蝇爬满、窗外喂牲口的去处”。刘敦桢往河北武安调查水浴寺，“行三公里雨骤至，避山旁小庙中，六时雨止，沟道中洪流澎湃，明日不克前进，乃下山宿大社村周氏宗祠内。终日奔波，仅得馒头三枚。晚间又为臭虫蚊虫所攻，不能安枕尤为痛苦”。
到了目的地，他们很快就分工，谁测平面、谁画横断面、谁画纵断面、谁画斗栱，然后拉开皮尺就干。22岁那年的一场车祸，让梁思成成了跛足，右腿比左腿短一大截，却丝毫没影响他爬梁上柱的本事。1933年，梁思成与莫宗江赴山西考察应县木塔，塔高67米，九层重叠，两人花了两个星期，一层一层，测完了几千根梁架斗栱。最后剩下塔顶和十几米高的塔刹，梁思成就拽着900年前的铁链，双脚悬空地攀了上去。由于全神贯注，他没注意到浮云的迅速掩近，“突然不远处炸起一个闪电，惊吓之中，我险些在离地200英尺的高空中松开握住冰冷铁链的双手”。
从1932年到1937年，学社成员共调查县市190余个，实地勘察古建殿堂房舍1823座。他们总是行旅匆匆，只为在战火蔓延的短暂安宁中急起直追，“搜寻证据考据，作有价值的研究探讨，更正外人的许多隔膜和谬解处”。
那是一个学术大发现的时代。与营造学社差不多同时，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正与中央研究院的李济、董作宾等，参与主持殷墟遗址发掘。对他们而言，无论是地上的建筑还是地下的甲骨，都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整理国故”是为了“再造文明”，在连绵不断的民族危机中，他们试图回答的，是“何谓中国，何谓中国人，何谓中国文化”这一终极命题。
历史却没留给他们太多时间。1937年6月，梁思成、林徽因与学社成员来到山西五台山佛光寺，早晚攀登工作，与蝙蝠臭虫为伍，终于确认，这就是他们苦苦寻找的唐代木构建筑。夕阳西下，在古寺的一片红光里，他们将带去的饼干、牛奶、罐头统统打开，大大庆祝了一番。
7月12日，一行人离开五台山，骑骡子走到代县，看到旧报纸，才知道5天前，“七七”事变爆发了。
流亡西南
“今晋省沦陷已七年，豆村曾为敌寇进攻台怀据点。名刹存亡，已在未知之数。吾人对此唐代木建孤例之惴惧忧惶，又宁能自已。”当梁思成在贫病交加中写下《记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筑》时，已是1944年。
7年前，老社长朱启钤决定留下。他对自己的换帖兄弟、同仁堂当家乐达义说：“北平就像一个珠宝店，处处是宝。如今仗打大了，炮弹、炸弹落在这儿，很容易就毁了文物古迹，且无可挽回。”1941年，他请建筑师张鎛将北京城中轴线建筑逐一测绘下来，历时4年，北起钟鼓楼、南至永定门，绘图600余张——即使城烧光了，凭这些真迹图卷，也能原样再建起来。
梁思成一家则决定南行，此后流亡于西南。在云南昆明，学社成员们再度聚首。他们租用了一间尼姑庵，把大殿的送子观音像用麻布挡起来，在神龛下的泥土地上搭起了绘图桌。他们办公的时候，农妇们就在院子里遥对神像，把贡品一字摆开，烧香杀鸡，磕头祷告。
1939年秋，梁思成和刘敦桢、莫宗江、陈明达一起，开始了西南古建筑考察，前后历时半年，经过云南、四川、陕西、西康共36个县，调查古建筑、悬墓、汉阙、摩崖石刻约730余处。他们随身背着帐子，带着奎宁和指南针，每到一个地方，第一件事就是脱了鞋袜站在水盆里，抖动衣裤，不一会儿，水面上就浮了一层跳蚤。白天劳顿，夜晚也不得安宁，听到空袭警报，就要到屋外、甚至城外田野躲避，徘徊月下，直至天明。
1940年8月，同济大学、中研院史语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央博物院从昆明迁往南溪县李庄镇。营造学社也随之一同入川，住进了上坝月亮田的一个农家院落。院里有一棵大桂圆树，梁思成在树上拴了一根竹竿，每天带着年轻人练习爬竹竿——到野外测绘，攀爬是基本功，一天也不能荒废。
几个月里，李庄的人口从 3600人激增到15000人，名不见经传的小镇，成为抗战时中国的文化中心之一。
物资紧缺，物价飞涨，梁思成每月收到薪金，立刻买米买面，稍有延迟就是一堆废纸。他的体重降到47公斤，开始学着蒸馒头、煮饭、做菜。林徽因则学会了针线活儿，每天强撑病体，给孩子们缝补那几件小得几乎穿不下的衣服，她自嘲“这比写整整一章关于宋、辽、清的建筑发展或者试图描绘宋朝首都还要费劲得多”。 1944年，在菜油灯的微光里，梁思成完成了11万字的《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史要由中国人来写的夙愿，終于达成。
1946年春天，寓居李庄6年的文化人终于等来了北归的时刻。临行前，梁思成和史语所同仁们凑钱刻了一块石碑，题名“留别李庄李栗峰碑”。正是在这个小镇里，梁思成忍着颈椎灰质化病的痛苦，穿着厚重的钢背心，用把下巴抵在花瓶口上的姿势，完成了《中国建筑史》；碑额的题写者董作宾，用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从重庆特批的煤油灯和洋油，在斗室里不舍昼夜地研究甲骨文，完成了《殷历谱》；碑铭的撰稿人陈盘完成了他的《左氏春秋义例辨》等论文，书写碑文的劳干完成了《居延汉简考释·释文》；史语所的同仁们还石印了两册学术论文专辑，每一篇都是学术史上的扛鼎之作。
革命自有后来人
这一年，中国营造学社的历史也落下帷幕。它未完成的使命，将分别被梁思成和刘敦桢们带到新的学校和研究机构，在波折与翻覆中展开中国建筑史的新一页。
20年后，李庄一名姓田的社员将石碑背走，抹平旧日的字句，凿刻上领袖语录。石碑从此下落不明。
从上世纪50年代神州大地烟囱林立的设计，到90年代摩登都会高楼遍地的改造，曲折的城市化进程中，曾被营造学社勘探寻访的古建筑纷纷倒下。先是城墙城门，然后牌楼寺庙，再而胡同街巷，最后连他们自己的故居也消失在铲车之下。
位于北京东城区的北总布胡同3号，如今已荡然无存。当年，梁思成在这里给东北大学建筑系的第一届毕业生写了一封信。他自问，建筑师的“业”是什么？“直接地说是建筑物之创造，为社会解决衣食住三者中住的问题；间接地说，是文化的记录者，是历史之反照镜。”
但还有人记得那些话。
大三那年，王南读到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从此改变了人生志向。1999年，他和3个同学结成“新营造学社”，开启了重走营造学社考察路线的古建筑学习之旅。在正定隆兴寺，他们攀上正在重建的大悲阁屋顶，俯瞰寺庙与古城全景；在山西朔州，他们登上应县木塔顶层，感受万千只燕子在身边环绕；他们坐了一整晚火车硬座、一上午的盘山汽车，终于见到五台山佛光寺大殿的真容，随即在大殿南侧的台基上晒着太阳幸福地昏睡过去；他们用一台古旧的“奔三”电脑将《营造法式》涉及的各类建筑构件一一建模，结合前人的测绘图纸，组装了少林寺初祖庵大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蓟县独乐寺山门和观音阁以及大同善化寺普贤阁，做出了世界上第一个中国古建筑三维动画……
2013年起，王南开始写作“建筑史诗”系列随笔，从第一册《万神殿堂》到第九册《木骨禅心》，以中西交错的节奏讲述不同时代经典建筑的故事，且将继续写下去，完成一部世界建筑“二十四史”。这套书让他吸粉无数，连杨振宁、高尔泰等老先生，也成为其忠实读者。
在《一席》的演讲中，他谈起自己常做的一串白日梦：穿越回梁思成、林徽因的时代，向他们汇报一下自己的最新发现；穿回北宋就更好了，可以找《营造法式》的作者李诫问一问；还要回到佛光寺、观音阁、应县木塔的工地，和当年的匠师们坐下来开个会……
“我想如果真的穿越回去，这些伟大的古代前辈一定会拍拍我的肩膀，微笑着说，小朋友啊，你还挺敢想的喔。不过还是有很多很多密码你没有破译出来，还好你还年轻，你可以继续努力。”
（摘自《环球人物》2020年第7期。作者为该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