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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保持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永葆生机活力，领导人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个又一个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清除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党以思想革命引领土地革命，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延续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自我革命的路径和模式，以思想革命夯实执政基础，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党在继承之前自我革命的基本做法的同时，结合党内实际，开启了以革新思想观念、行为习惯与体制机制为主要内容的自我革命，推动了改革开放进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引领了新时代政治观念和政治行为全面深刻的变革，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与坚强意志。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历史演进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20）02-0019-07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最大的政治优势。波澜壮阔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既是一部革命史、建设史，也是一部奮斗史、胜利史，更是一部自我革命史、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史。党正是因为秉承了自我革命基因，依靠自己的力量勘正错误，从而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取得了革命、建设的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系统梳理总结党在不同时期自我革命的历史主题和进程，对新时代继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思想革命引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组织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主，他们不自觉地把自由散漫的不良习气带进了党内。要把这样一个党建设成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首先必须进行思想革命，自觉与党内外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革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及影响，从而达到思想上的纯洁，并以之带动党的生活严肃化、党的纪律严格化、党的意志和行动统一化，不断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
（一）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携带了自我革命的基因
“革命者必先自我革命，自我革命确保自身始终过硬，进而推动伟大社会革命。”[1]作为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党自成立之始起，就把自我革命的基因嵌入体内。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强调，“个个党员须了解共产党施行集权与训练时不应以资产阶级的法律秩序等观念施行之，乃应以共产革命在事实上所需要的观念施行之。”[2]P163这一规定，萌发了思想革命的内涵。1923年6月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相关文献出现了“批评”的概念;1928年7月，《中央通告第七号》提出要“改变党的颓废、散漫、怠惰一切坏的精神而走向布尔塞维克的道路”[3]P671。并鲜明地提出“自我批评”的要求。“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两个名词的出现，标志了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嵌入了自我革命的基因。
党在幼年时期，不仅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自我革命，而且还以自觉清除体内“毒瘤”方式开展自我革命。1923年11月党的三届一中执委会，根据郭平伯、郭寄生等人的违纪行为，开除了他们的党籍。
大革命失败以后，党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会议检讨和反省过去的工作，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中指出，“要纠正错误的方针，必须指明是怎样错误的，应当要使每个党员都得着过去的教训;……要纠正自己的错误，只有公开的批评这些错误，而且要使全党党员都参加这种批评。无产阶级的政党不怕公开的承认自己的错误。……我们的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4]P236在检讨过去工作的基础上，八七会议制定出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正确方向。同时，此次会议还对党的组织进行优化，吸收了新的积极分子，特别是工农分子，实现了“再造党”，“党的灵魂和躯壳”都换掉了。可以说，八七会议是党在幼年时期的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自我革命。
（二）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思想革命是党自我革命的主要内容
1927年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由于大革命失败的影响，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前，地方党组织几乎坍塌。为迅速壮大党的组织，适应根据地发展需要，当时不得不“粗放式”发展党员，致使一些投机分子混入了党内。同时，以农民为主体的党组织，天然地把宗族意识、地方主义、小农意识、盲动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带入党内。为把这支以农民成分为主的党培养成为合格的无产阶级政党，毛泽东等领导人提出了思想建党原则，提出“每个党员都须加以党的基本理论的训练”。并通过举办党团训练班、整训、会议等途径，“竭力铲除一般同志的机会主义思想和封建小资产阶级思想，确定无产阶级革命的人生观”[3]P638。同时，于1928年厉行“九月洗党”，对边界党组织进行整顿，果断切除自身肌体上的“毒瘤”。
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在开创中央苏区的进程中，于1929年底召开了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古田会议”。会议确立思想建党和政治建军的基本原则，纠正了党内和军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会议明确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5]P726。为此，要求“从党内教育做起”，纠正单纯军事思想、极端民主化思想、非组织思想、绝对平均主义思想、主观主义思想、个人主义思想、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思想等错误思想，不断提高党内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使每个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
古田会议后，为肃清党内各种错误思想，适应根据地的发展需要，中央苏区时期党创办了许多干部教育培训机构，有系统地对全体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有效地清除了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党在中央苏区开始局部执政以后，针对执政中发生的腐败变质行为，党在加强思想教育的同时，还建立了相关制度，开启了肃贪风暴，向党内腐败分子打响了第一枪。 （三）延安时期，形成了以整风为主要方式的自我革命模式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于1934年10月被迫长征。由于“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长征初期红军挫折不断。1935年1月红军到达贵州遵义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了彪炳史册的遵义会议。会议认真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深刻分析，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改变了军事策略，在思想上革除了“左倾”教条主义。随后，党又同张国焘分裂主义作了坚决的斗争。
长征途中，条件十分艰苦、环境十分险恶，但党从未放弃思想上的自我革命。1935年底瓦窑堡会议决议案指出，“应该使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与共产主义的教育，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6]P549。
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环境相对稳定，但由于历史原因，党内出现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思想上的问题。为解决思想上的这些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分散主义、无组织等错误倾向，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这一时期党恢复、创办了许多干部教育培训机构，有系统地加强了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而且吸取了之前党内出现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教训，开展了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方针的整风运动，向党内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作了无情的斗争。延安整风运动开展之初，正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阶段，但是，党对自身的建设一刻也没放松，毛泽东曾坚定地表示，即使弄得稀巴烂，即使延安失掉了，即使大家哇哇叫，也要整，而且要弄得彻底。毛泽东的这些话，表现出党自我革命的坚强决心。
延安整风既是一次马列主义普遍教育活动，更是一场思想革命。通过延安整风，党重新确立了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统一了全党的思想。1943年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提出，“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7]P902。
延安整风运动，进一步擦亮了思想革命的常规武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进一步得到继承和弘扬。1941年7月颁布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明确规定，“要用自我批評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要求每个党员特别是每个负责领导的干部，都深刻反省自己的弱点，把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任何人都不应有自满自足，自私自利的观念。要提倡大公无私，忠实朴素，埋头苦干，眼睛向下，实事求是，力戒骄傲，力戒肤浅的作风。要改造那些把理论与实践、学习与工作完全脱节的现象，这样来更加坚定自己的阶级立场、党的立场与党性”[8]P445。延安整风期间，每个共产党人都拿起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检讨批评了自己和他人的工作，开展了毫无保留的思想斗争。在1941年9月中央整风的5次会议上，有28人发言，与会者对土地革命后期的路线和政策问题进行研讨，一些曾经在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本着对中国革命高度负责的态度，进行了沉痛检讨，对自己的错误思想展开批评。[9]P14
随着全国解放的临近，着眼于中国革命“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的大背景，1947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要求全党不断进行思想革命，防止骄傲自满情绪的滋生，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继续保持优良作风。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为新中国的成立奠定坚实的思想领导基础。除思想革命外，这一时期，党还开始以思想革命引领行为革命，从严治党、严肃纪律，并逐渐以制度保障不断推进党自我革命。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思想革命夯实执政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由阶级矛盾转变为生产力方面的矛盾，即由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残余势力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由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加上党员数量的扩张，党内先后出现了一些新问题。1950年4月，毛泽东曾在一批示中指出，“整训干部已经成了极端迫切的任务，各阶层人民相当普遍地不满意我们许多干部的强迫命令主义的恶劣作风”[10]P56。为解决这些问题，这一时期，党基本延续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自我革命的路径和模式，把自我革命的治标与治本结合起来。即在治标上，通过整党整风活动，不断纯洁党内思想。在这一时期，党进行了7 次整党整风实践活动，即1950 年下半年的全党整风运动、1951—1954 年党的基层组织整顿、1951—1952 年的“三反”运动、1953 年的新“三反”运动、1957—1958 年的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1963—1966 年的农村“四清”运动和1969—1971 年的整党建党运动。[11]通过整党整风，有效地解决了一些党员干部滋生的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以及在执政过程中出现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从而密切了党和人民的关系。在治本上，掀起了《毛泽东选集》的学习热潮，提高了全党的理论水平;并建立健全了党员干部监督体系，强化党内纪律建设。同时，党正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走的弯路和出现的失误，在1962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党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纠正思想偏差，为“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会后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在此次会议上，毛泽东强调说，对待过去的错误“不应当怕。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12]P291。
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思想革命与体制机制革命相统一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党继承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自我革命的基本做法，并结合党内实际，围绕党的建设的基本问题进行大胆的革新与突破，开启了以革新思想观念、行为习惯与体制机制为主要内容的自我革命，创新了自我革命的路径和模式，将党的自我革命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CPC’s Self-revolu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emes of the Party’s Self-revolution in Different Periods
XIAO Xiao-hua
（Department of Teaching Affairs，China Executive Leadership Academy Jinggangshan，
Jinggangshan，Jiangxi 343600，China）
Abstract：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PC），the Party has always maintained the courage to carry out self-revolution，maintained the vitality and led the people to achieve one victory after another in revolution，construction and reform.In the period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the party led the Agrarian Revolution with the ideological revolution in order to eliminate the non-proletarian ideology in the Party and finally seized the national political power.In the period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the Party continued the self-revolution path and mode of the period of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consolidated the foundation of governance with ideological revolution，and created a new situation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In the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the Party，while inheriting the basic practice of self-revolution before，started a self-revolution with the reform of ideas，habits and systems and mechanisms as the main content，and promoted the proces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the Party has taken political construction as the core work of party building，and incorporated “comprehensively strengthening party discipline” into the Four-pronged Strategy.This led to comprehensive and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political concept and behavior of the new era，and reflected the CPC’s firm determination and strong will in self-revolution.
Key words：
the CPC;self-revolution;historical evolution
（責任编辑：徐国栋）
[收稿日期]2019-12-10
[作者简介]肖小华（1967—），男，江西吉安人，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规划处处长、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党建。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央苏区红色歌谣整理与时代价值研究”（立项批准号：17BDJ06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历史演进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20）02-0019-07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最大的政治优势。波澜壮阔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既是一部革命史、建设史，也是一部奮斗史、胜利史，更是一部自我革命史、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史。党正是因为秉承了自我革命基因，依靠自己的力量勘正错误，从而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取得了革命、建设的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系统梳理总结党在不同时期自我革命的历史主题和进程，对新时代继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思想革命引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组织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主，他们不自觉地把自由散漫的不良习气带进了党内。要把这样一个党建设成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首先必须进行思想革命，自觉与党内外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革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及影响，从而达到思想上的纯洁，并以之带动党的生活严肃化、党的纪律严格化、党的意志和行动统一化，不断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
（一）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携带了自我革命的基因
“革命者必先自我革命，自我革命确保自身始终过硬，进而推动伟大社会革命。”[1]作为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党自成立之始起，就把自我革命的基因嵌入体内。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强调，“个个党员须了解共产党施行集权与训练时不应以资产阶级的法律秩序等观念施行之，乃应以共产革命在事实上所需要的观念施行之。”[2]P163这一规定，萌发了思想革命的内涵。1923年6月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相关文献出现了“批评”的概念;1928年7月，《中央通告第七号》提出要“改变党的颓废、散漫、怠惰一切坏的精神而走向布尔塞维克的道路”[3]P671。并鲜明地提出“自我批评”的要求。“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两个名词的出现，标志了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嵌入了自我革命的基因。
党在幼年时期，不仅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自我革命，而且还以自觉清除体内“毒瘤”方式开展自我革命。1923年11月党的三届一中执委会，根据郭平伯、郭寄生等人的违纪行为，开除了他们的党籍。
大革命失败以后，党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会议检讨和反省过去的工作，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中指出，“要纠正错误的方针，必须指明是怎样错误的，应当要使每个党员都得着过去的教训;……要纠正自己的错误，只有公开的批评这些错误，而且要使全党党员都参加这种批评。无产阶级的政党不怕公开的承认自己的错误。……我们的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4]P236在检讨过去工作的基础上，八七会议制定出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正确方向。同时，此次会议还对党的组织进行优化，吸收了新的积极分子，特别是工农分子，实现了“再造党”，“党的灵魂和躯壳”都换掉了。可以说，八七会议是党在幼年时期的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自我革命。
（二）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思想革命是党自我革命的主要内容
1927年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由于大革命失败的影响，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前，地方党组织几乎坍塌。为迅速壮大党的组织，适应根据地发展需要，当时不得不“粗放式”发展党员，致使一些投机分子混入了党内。同时，以农民为主体的党组织，天然地把宗族意识、地方主义、小农意识、盲动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带入党内。为把这支以农民成分为主的党培养成为合格的无产阶级政党，毛泽东等领导人提出了思想建党原则，提出“每个党员都须加以党的基本理论的训练”。并通过举办党团训练班、整训、会议等途径，“竭力铲除一般同志的机会主义思想和封建小资产阶级思想，确定无产阶级革命的人生观”[3]P638。同时，于1928年厉行“九月洗党”，对边界党组织进行整顿，果断切除自身肌体上的“毒瘤”。
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在开创中央苏区的进程中，于1929年底召开了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古田会议”。会议确立思想建党和政治建军的基本原则，纠正了党内和军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会议明确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5]P726。为此，要求“从党内教育做起”，纠正单纯军事思想、极端民主化思想、非组织思想、绝对平均主义思想、主观主义思想、个人主义思想、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思想等错误思想，不断提高党内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使每个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
古田会议后，为肃清党内各种错误思想，适应根据地的发展需要，中央苏区时期党创办了许多干部教育培训机构，有系统地对全体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有效地清除了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党在中央苏区开始局部执政以后，针对执政中发生的腐败变质行为，党在加强思想教育的同时，还建立了相关制度，开启了肃贪风暴，向党内腐败分子打响了第一枪。 （三）延安时期，形成了以整风为主要方式的自我革命模式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于1934年10月被迫长征。由于“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长征初期红军挫折不断。1935年1月红军到达贵州遵义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了彪炳史册的遵义会议。会议认真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深刻分析，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改变了军事策略，在思想上革除了“左倾”教条主义。随后，党又同张国焘分裂主义作了坚决的斗争。
长征途中，条件十分艰苦、环境十分险恶，但党从未放弃思想上的自我革命。1935年底瓦窑堡会议决议案指出，“应该使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与共产主义的教育，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6]P549。
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环境相对稳定，但由于历史原因，党内出现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思想上的问题。为解决思想上的这些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分散主义、无组织等错误倾向，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这一时期党恢复、创办了许多干部教育培训机构，有系统地加强了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而且吸取了之前党内出现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教训，开展了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方针的整风运动，向党内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作了无情的斗争。延安整风运动开展之初，正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阶段，但是，党对自身的建设一刻也没放松，毛泽东曾坚定地表示，即使弄得稀巴烂，即使延安失掉了，即使大家哇哇叫，也要整，而且要弄得彻底。毛泽东的这些话，表现出党自我革命的坚强决心。
延安整风既是一次马列主义普遍教育活动，更是一场思想革命。通过延安整风，党重新确立了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统一了全党的思想。1943年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提出，“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7]P902。
延安整风运动，进一步擦亮了思想革命的常规武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进一步得到继承和弘扬。1941年7月颁布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明确规定，“要用自我批評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要求每个党员特别是每个负责领导的干部，都深刻反省自己的弱点，把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任何人都不应有自满自足，自私自利的观念。要提倡大公无私，忠实朴素，埋头苦干，眼睛向下，实事求是，力戒骄傲，力戒肤浅的作风。要改造那些把理论与实践、学习与工作完全脱节的现象，这样来更加坚定自己的阶级立场、党的立场与党性”[8]P445。延安整风期间，每个共产党人都拿起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检讨批评了自己和他人的工作，开展了毫无保留的思想斗争。在1941年9月中央整风的5次会议上，有28人发言，与会者对土地革命后期的路线和政策问题进行研讨，一些曾经在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本着对中国革命高度负责的态度，进行了沉痛检讨，对自己的错误思想展开批评。[9]P14
随着全国解放的临近，着眼于中国革命“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的大背景，1947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要求全党不断进行思想革命，防止骄傲自满情绪的滋生，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继续保持优良作风。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为新中国的成立奠定坚实的思想领导基础。除思想革命外，这一时期，党还开始以思想革命引领行为革命，从严治党、严肃纪律，并逐渐以制度保障不断推进党自我革命。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思想革命夯实执政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由阶级矛盾转变为生产力方面的矛盾，即由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残余势力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由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加上党员数量的扩张，党内先后出现了一些新问题。1950年4月，毛泽东曾在一批示中指出，“整训干部已经成了极端迫切的任务，各阶层人民相当普遍地不满意我们许多干部的强迫命令主义的恶劣作风”[10]P56。为解决这些问题，这一时期，党基本延续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自我革命的路径和模式，把自我革命的治标与治本结合起来。即在治标上，通过整党整风活动，不断纯洁党内思想。在这一时期，党进行了7 次整党整风实践活动，即1950 年下半年的全党整风运动、1951—1954 年党的基层组织整顿、1951—1952 年的“三反”运动、1953 年的新“三反”运动、1957—1958 年的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1963—1966 年的农村“四清”运动和1969—1971 年的整党建党运动。[11]通过整党整风，有效地解决了一些党员干部滋生的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以及在执政过程中出现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从而密切了党和人民的关系。在治本上，掀起了《毛泽东选集》的学习热潮，提高了全党的理论水平;并建立健全了党员干部监督体系，强化党内纪律建设。同时，党正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走的弯路和出现的失误，在1962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党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纠正思想偏差，为“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会后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在此次会议上，毛泽东强调说，对待过去的错误“不应当怕。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12]P291。
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思想革命与体制机制革命相统一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党继承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自我革命的基本做法，并结合党内实际，围绕党的建设的基本问题进行大胆的革新与突破，开启了以革新思想观念、行为习惯与体制机制为主要内容的自我革命，创新了自我革命的路径和模式，将党的自我革命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CPC’s Self-revolu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emes of the Party’s Self-revolution in Different Periods
XIAO Xiao-hua
（Department of Teaching Affairs，China Executive Leadership Academy Jinggangshan，
Jinggangshan，Jiangxi 343600，China）
Abstract：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PC），the Party has always maintained the courage to carry out self-revolution，maintained the vitality and led the people to achieve one victory after another in revolution，construction and reform.In the period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the party led the Agrarian Revolution with the ideological revolution in order to eliminate the non-proletarian ideology in the Party and finally seized the national political power.In the period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the Party continued the self-revolution path and mode of the period of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consolidated the foundation of governance with ideological revolution，and created a new situation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In the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the Party，while inheriting the basic practice of self-revolution before，started a self-revolution with the reform of ideas，habits and systems and mechanisms as the main content，and promoted the proces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the Party has taken political construction as the core work of party building，and incorporated “comprehensively strengthening party discipline” into the Four-pronged Strategy.This led to comprehensive and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political concept and behavior of the new era，and reflected the CPC’s firm determination and strong will in self-revolution.
Key words：
the CPC;self-revolution;historical evolution
（責任编辑：徐国栋）
[收稿日期]2019-12-10
[作者简介]肖小华（1967—），男，江西吉安人，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规划处处长、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党建。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央苏区红色歌谣整理与时代价值研究”（立项批准号：17BDJ06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