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洽卿是近代上海乃至全国商界的一位风云人物。学徒出身的他白手起家、颇多创举，后来成为商界巨擘。其一生行止，多发人深思。
　　
　　韧劲十足
　　
　　1867年，虞洽卿出生在浙江宁波镇海县龙山，名和德，字洽卿。父亲在镇上开小杂货铺，家境并不宽裕。虞洽卿6岁时，父亲突然病逝，生计更为艰难。母亲方氏给人做些针线活，勉强维持全家半饥半饱的日子。但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方氏仍咬牙坚持让虞洽卿上了3年私塾。由于愈趋贫困，虞洽卿15岁时，其母辗转托人，为他在上海瑞康颜料店求得一个当学徒的差事。未见过世面的虞洽卿从此跨入上海滩，开始了新的人生之路。临行前，母亲做了一双新布鞋给他，千叮万嘱要他勤快节俭，出人头地。
　　虞洽卿抵达上海的那天大雨滂沱，他格外珍惜母亲一针一线赶制的新布鞋，把它装进布包，赤脚冒雨来到瑞康颜料店。进店堂时，他不小心摔了个仰面朝天。迷信的店老板看虞洽卿长得天庭饱满，长面阔嘴，一副富贵相，连跌跤的姿势都好似金元宝，认定虞洽卿是“赤脚财神”，对他另眼相待。
　　虞洽卿能从一贫如洗的学徒成为富裕的商人，除缘于他先天的精明，主要得益于勤奋刻苦和目标明确。学徒期间，他每天早起晚睡，不仅十分肯干，而且极为麻利，因而深得老板器重，数月之后就提升他做跑街，外出当供销员。由于虞洽卿胆大心细并善于观察，做了一笔大生意，所得利润使瑞康的资本增加了20余倍，他的名声也在颜料业渐为同行知晓。
　　当时的上海，买办是令人羡慕的职业，不但收入丰厚，而且能以洋行作靠山，发展自己的事业。为当上买办，虞洽卿几乎每晚都到基督教青年会学习英文，两三年如一日。1894年，虞洽卿离开瑞康，到德商鲁麟洋行当跑楼(相当于副买办)，不久升任买办，每月除了有可观的固定薪金，在商品进出口方面还能收取10％至20％的佣金。五年后，他又先后到华俄道胜银行和荷兰银行任买办。特别是在荷兰银行期間，经常通过开发远期本票换取现金，从中获利。至此，虞洽卿已成为拥资巨大的上海富商之一。
　　
　　宁绍恩怨
　　
　　20世纪初，虞洽卿开始从洋买办向民族资本家过渡。他创办了惠通银号，不久又参与发起成立四明银行。但他这一时期主要投资经营的是航运业，乃至后来发展成为上海声名显赫的“航运大王”。
　　当时，控制上海与宁波之间水上运输的是东方、太古这两家外商轮船公司和有官方背景的华资轮船招商局。这三家为了共同获利，经常同步抬高货运和客运价格，上海的宁波藉商人则深受其害。自行创办轮船公司成为宁波商帮的一大迫切要求，虞洽卿敏锐地抓住这一机遇。
　　由于创办航运公司不同于新设一家店铺，所需资金数量相当大，仅购置一艘轮船即需数十万元，单凭个人的力量难以办到。虞洽卿便联合严信厚等人，利用宁波同乡的群体力量创办航运公司。他们以“宁波人创办自己的轮船公司”相号召，将公司命名为“宁绍轮船公司”，广泛招股。这一招果然成效显著，旅沪宁波商人积极入股，短时间内即筹集到40万元，购置了一艘较先进的轮船，命为“宁绍”轮，公司于1909年顺利开业，虞洽卿亲任总经理。
　　宁绍公司开业后势必面临原有三大轮船公司的排挤。虞洽卿以较低价格的优势，取得客货运输都很兴旺的良好开局。外资太古公司为了将刚创业的宁绍公司扼杀于摇篮之中，也将客运船票价格大幅降低，而且向每位旅客赠送一条毛巾，由此吸引了不少客源，也给了宁绍公司巨大的压力。面对这一危局，虞洽卿鼓动宁波同乡“爱国爱乡”之情而获得宝贵支持。宁波同乡发起成立了“船票维持会”，帮助宁绍公司将票价降至3角，由维持会每票补贴2角。这样，新诞生的宁绍公司得以站稳脚跟，并未因外资公司的强力排斥而夭折。
　　在宁绍公司，由于虞洽卿本人所占股份并不多，上面还有董事会，难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虞洽卿遂于1913年在家乡建筑码头，独自筹资购置三艘百吨小轮船，分别命名为“慈北”、“姚北”、“镇北”，创办了“三北轮船公司”，后又收购英商鸿安公司行驶于长江航线的两艘轮船。就在虞洽卿准备更进一步拓展其事业时，仍为宁绍公司总经理的他却于1914年遭遇到一次挫折。事情的起因是，宁绍公司董事长向董事会提议以6万两银的价格售出“甬兴”轮，获董事会通过。虞在反对无效的情况下，表示愿意多加5000两银个人收购。随后，他转手将该轮以30万租金租给外商公司，超过买价的四五倍，引起公司许多股东不满。在公司股东大会上，虞洽卿受到强烈抨击，多数股东反对他购买“甬兴”轮，并议决撤销其总经理职务。最后经人调停，虞同意将租金以公债形式归还宁绍公司才勉强将此事平息下来。
　　宁绍公司毕竟是虞洽卿耗费心血投资经营航运业的起点，总经理职务被罢免对虞洽卿无疑是一大挫折，他在宁波同乡中的声誉也受到影响。但遭遇挫折之后，虞洽卿转而全力经营自己的“三北”公司。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外资公司轮船大多奉命调回本国，中国国内运输需求增加而船只却急剧减少，运费自然不断上涨。虞洽卿果断决定，投资增购一艘3000吨海轮行驶于南北洋，并从中收获了相当丰厚的利润，到大战结束的1918年，沿江沿海各埠都设有“三北”公司的码头和堆栈，其资本总额已达到惊人的200万元。
　　
　　谋取权势
　　
　　虞洽卿参与社会活动的杰出表现，主要是调停华洋纠纷，充分展示了他的独特能力与影响。晚清的上海华洋杂居，相互之间经常发生磨擦和纠纷。洋人常常仗势欺压华人，官府因害怕开罪洋人而不敢伸张正义，一般人更不愿出面调停，华人不得不忍气吞声。但虞洽卿常与洋人打交道，熟知洋人习性，又受到洋人信任，同时也能为华人说话，与洋人据理力争，故而经他调解平息了不少华洋纠纷。在曾轰动一时的两次四明公所(旅居上海的宁波人所设，位于法租界)纠纷案中，虞洽卿均参与调停，为抵制法租界强行征收四明公所地界发挥了重要作用。1904年的周有生事件和1905年引起极大风波的会审公堂案，虞洽卿都耗费大量精力居间调停，案件的最终解决基本上为华人所满意，他由此在上海家喻户晓。
　　为了切实保护华商的利益，虞洽卿还积极发起组织商办准武装团体，时称“商团”。在清末上海的公共租界，洋人设有“万国商团”，隶属工部局。其团员荷枪实弹，专门保护洋商，尤其当洋商与华商发生纠纷时，万国商团即派员持枪前往恫吓，使势单力薄的华商只能处于下风。在遭遇抢劫盗匪时，华商也因没有自己的武装团体而难以得到切实保护。看到这种情形，虞洽卿认为有必要组建一个保护华商的商团，并率先与另一宁波籍富商朱葆三各捐款1000元。经费问题落实后，如何获得官府准允以及打消洋人疑虑成为难题。虞洽卿利用 与洋人的关系，将新组建的华人武装团体命名为万国商团华人体操会，后改名为万国商团中华队，表面上隶属万国商团之下，实际上独立。这样，华商有了自己的准武装组织，其成员达到500余人，配长枪400支，短枪200支，受到华商的普遍欢迎。
　　1924年8月，虞洽卿当选为上海总商会会长，坐上了上海商界的头把交椅，次年又被推举为全国商会联合会副会长，成为全国工商界的领袖人物之一。上海租界当局还将西藏路自苏州路至爱多亚路(延安东路)一段路命名为虞洽卿路。
　　虞洽卿充分利用其社会名流的身份筹集资金扩大经营，他的实业不断扩展。例如在航运业的投资增至450万元，并在全国各地设立了20多个分公司，拥有大小轮船65艘，成为中国三大民营航运公司之一。1920年，他发起创办了上海的第一个证券交易所，名为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在此之前，日本财阀以中日合资的名义，开办了经营证券和物品交易的“上海取引所股份公司”，企图控制上海的证券市场。为抵制日商的这一企图，虞洽卿联络李云书等向江苏实业厅和北京政府农商部申请自办交易所。为使交易所尽速成立，虞洽卿未等正式批准即广泛筹集股份，在短期内共筹得10万股(每股12.5元)。该年2月，上海总商会召开了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大会，推举虞洽卿为理事长。7月1日交易所正式营业，生意格外兴隆，短短5个月即获纯利30万元。肆后，其他华商创办的交易所层见迭出，一年之后在上海即多达100余家，日本财阀独家控制上海证券市场的企图未能得逞。历史污点
　　虞洽卿尽管为国家民族的工商业作出了不少贡献，但也曾遗憾地留下了一些无法抹去的污点。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虞洽卿积极配合，在财政上提供支持，深得蒋介石青睐。
　　抗日战争期间，拥入上海租界的难民日益增多，虞洽卿提议成立华洋合作的救济机构“上海难民救济协会”，并亲自出任会长。1940年，由于日军封锁和战乱影响，上海市面米价暴涨。虞洽卿以缓解粮荒的名义免税进口平粜米，在市面上以七折出售，差额由捐款补贴。但虞洽卿又暗中将一部分进口米高价抛售，从中牟取暴利。事件败露后，“大慈善家”虞洽9即在人們眼中顿时变成了发国难财的“场券米蛀虫大王”。
　　1945年5月，78岁的虞洽卿在重庆病逝。